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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宗思辰　　
　　[]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与特色主义【作
者】:梁树发【来
源】:学习时报【发布】: 11:56:19【阅读人数】:104一、划分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几个原则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划分，[|]。从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中，我们得到的是：第一，必须在理论与的统一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单纯的实践，也不是单纯的抽象的理论，而是二者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是无产阶级的现实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互关系的动态过程，又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这种特征。所以，仅从无产阶级的实践或仅从理论都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一般说来，我们不能把统一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的一定阶段、形态简单等同起来。但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我们总是用列宁主义标志紧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其根据是什么呢？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和实践所要解决的任务、主题，在于当时的俄国历史条件决定其任务、主题与整体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致。当然这也有列宁主义本身的理论品质，它的发展的性质、程度。后面将在这一意义上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第三，应该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划分标准。原则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的马克思主义阶段性划分应该是统一的，进一步说这种划分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历史上理论家们总是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作最准确的也最具一般性、普适性的划分，同时也在探讨这一划分的统一标准。但是实际却总是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因而所作的阶段划分也就总是存在着不一致。怎么和对待这种矛盾情况呢？本文认为应该允许划分的多样性的存在，允许在划分上使用不同的标准。这样做，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用长远的眼光其发展与阶段性，二是因为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性的认识，关于阶段划分标准的认识，都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此外，还应承认，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理解和阶段划分上，重要的不是回答什么是这种划分的惟一标准和实际作出什么样的具体划分，而是如何正确理解阶段划分及其标准掌握上的论。这就是我们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与阶段划分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有统一的原则。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五个阶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依次是：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创立，这个阶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理论研究开始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以前。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形成，时间上说是从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到19世纪末。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斗争实践和同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他们的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逝世后其学生、战友在传播、捍卫和实践他们的理论的过程中使之系统化、普及化的过程。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谈到判断某一具体思想方式或观点是否能够被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指出为这个标准作依据的“是在十九世纪末大致定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定型”具有贡献的，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就是他们的学生和战友，也就是被称为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们。但由于他们的理论创新不足，其理论贡献是很难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来看的。第三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理论转变为革命的行动的过程中列宁主义的形成。在这个阶段中，不能不提到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是这一阶段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形态，毛泽东思想形成于这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道理论，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理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探索，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阶段――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初步探索和西方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革命道路独立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五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其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的三个方面的性质或特征决定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定位：一是民族化。虽然列宁主义作为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性质，但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还没有成为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明确的普遍的理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来主要为了避免民族主义之嫌而又了这一命题，这一现象表明我们党对这一命题的认识还处于探讨之中。在世界范围内，由于那时马克思主义者把修正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危险，因而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命题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命题，有导致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样一种倾向甚至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理论家中还有相当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到，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卡尔?柯尔施在《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特殊性的理论意义。他指出：“我主张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最有用的论点，而不是一般地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很不相同的理论体系和实际运动，它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平，不同的地理分布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信条和倾向的显著区别。”柯尔施的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二是成功的改革。改革开放是世界性潮流，是时代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映时代潮流和特征的进步理论，一定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总体性质与特征，总要通过具体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思想解放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观变革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改革与创新意蕴，而且在于它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了的科学理论。从而使它有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标志。三是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且是一个复合理论体系，因为构成这一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各自都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民族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形态其内容如此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创新成果准确鲜明而又富有新意的科学综合”。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新的伟大觉醒，即它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总之，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意义的根据，既在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大势，在于这场改革的意义，更在于有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范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理论品质，特别是它的创新性质，它由具体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向普遍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升的潜质，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标志。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构建■ 高和荣《新华文摘》2009年第02期
浏览 14 人次任何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把某种理论当作自身实践的前提和依据。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多样性保障必然会受到某种社会保障理论作为指导，理论规定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原则与要求、途径和目标、结构及内容等。工业社会以后，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以及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困难。为此，许多国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从理论上界定民众在疾病、老年、工伤、失业等风险因素来临时所要得到的并从实践上加以，防止他们的陷入。适应世界各国通行做法，总结中国来的社会保障实践，需要我们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以此来指导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及实践。一、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构建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从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的需要，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变革中取得了较大成就，尤其借鉴国外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出台了各种社会保障，逐步完善了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项目，加快社会保障社会化管理改革，重视农民工等低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变革直接推动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建立。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地需要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得失、借鉴其他国家兴衰成败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项目在内的有机整体，内在地需要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以便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实践，切实解决民众的生活保障问题，从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要求我们能够从理论上阐明中国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理论内容、理论框架以及理论宗旨，明确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范围，解决所有需要帮扶社会成员生存困境；阐明中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之间的异同点，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应当采取哪个模式、究竟覆盖到哪些群体以及如何覆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近期和长远目标是什么，从而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第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建设。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20年“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出台了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管理社会化改革进程等。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矛盾与问题，集中表现在：人们对待社会保障的认识不尽一致，更多的不是从社会设置的完善、人的最基本生存权益得到保障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出发而是从促进经济增长与、解决国企减员增效及农民工生存等具体问题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而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与原则、内容和目标、结构及功能、标准与覆盖面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分歧，人们往往把社会保障当作经济增长的附属物而不是具有独立性质的社会设置和制度安排，而这又反过来直接制约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建立。最终导致我们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展缓慢，社会保障覆盖面仅占应保人员的1／2左右，针对各个阶层而制定的保障项目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统筹各个阶层的保障项目比较困难，社会保障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痕迹非常明显，它在帮助民众应对生存风险中的作用仍然有限，人民对部分保障项目依然不太满意。所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内容与形式、模式与路径、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等问题，并以此来指导社会保障变革实践。第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是加强社会保障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建国以后受苏联社会制度安排的影响，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过程中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性质。强调国家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把本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保障民众生存任务的社会保障项目统统由国家和各个承担下来，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共济性、广覆盖性、社会性逐渐丧失，由此形成了以国家单位制为核心的国家保障理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注重经济效率、强调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必然引起社会成员收入的差距，过去那种强调计划分配、依靠单位或国家的保障理论及制度设置不仅难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且也不符合社会保障自身所应有的属性及规律。加上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在实践过程中本身也遇到诸多困难，正面临着一系列“痛苦的改革”。一味地依据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符合中国国情。那么，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社会保障如何促进民众收入差距的缩小?作为整个社会设置一部分的社会保障如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保障理论体系以及基本规律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社会保障加以研究，形成与整个社会设置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构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20年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建设，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近年来民众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吁折射出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理论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抽象地吸收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公平基础，直接把它作为构建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前提。二是过分依赖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内容，把它作为构建中国社会保障理论模版。三是过分强调社会保障的实用性而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构建，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具体经济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把它作为整个社会设置中具有独立性质、功能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制度安排。由于我们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构建的重视。过分注重社会保障的实用性，必然带来实际上的被动。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20年来在迷茫中进行改革，在改革中痛苦地摸索。在摸索中艰难地前行。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原则与目标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应当首先清楚地界定这个理论的基础与前提、原则和目标，从而为系统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内容打下基础。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底线公平，实现有差别平等，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众所周 知，公平一直是社会保障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将成为中外社会保障理论原则。然而问题在于：不仅公平的内涵与外延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每一个国家对公平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所倡导的公平原则与其发达的经济基础、高扬的主体意识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我们不能把内涵丰富、不断发展的公平简单地移植过来不加批判地吸收，而是要在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全面、准确地把握公平原则，努力揭示社会公平多方面、多层次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所依据的公平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求的那种起点公平、结果公平，不是体现那种过于慷慨的公平，也不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描绘的“天下大同”式的公平，而应该是体现并追求那种以解决民众最基本生存需求的生存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是底线公平。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基础是通过理顺各个保障项目，实现社会保障项目的整合，推动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在底线公平原则下能够从理论上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所应该包含的基本项目，清楚地阐述各个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保障层次的逻辑设定，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保障待遇如何确定以及如何流动。揭示出城乡二元、阶层多元社会保障项目存在的非正当性以及实现城乡与阶层统筹的社会保障合理性与合法性，防止社会保障诱发新的社会不公。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基本目标就是努力用低廉的财政支出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不断增强社会维持能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承认把解决民众最基本生存需求的底线公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基本原则，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应当确立自己的理论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应该把社会保障当成一种社会与公民义务，当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设置与社会制度安排，表现为不断增强国家的社会建设职能，更直接表现为社会有责任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帮助需要帮扶的群体或，社会成员为了使自己在面临困难时能够享受这种福利和权利有义务努力工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虽然是民众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获取方式，但同时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价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虽然注重普遍待遇但同时也是一种廉价的广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不仅仅只是对社会总产品的消耗更体现为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每个人为了应对将来的生存风险而不断积累，防止作为一种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养懒汉现象的发生，避免出现新的社会不公。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目的不仅仅要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而是要通过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使他们都能够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来，为社会创造财富，从而不断增强社会的自我维持与自我创生能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的构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社会保障百年来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不是要否定中国20年的社会保障改革探索，也不是否定人类几千年来的社会保障思想，更不是按照什么玄思冥想方式去建立所谓的宏大理论体系，而是运用科学的社会与研究方法，厘清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存在的困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升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以此来解决中国自己的社会保障问题，不断完善社会制度设置，促进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以底线公平为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在继承中西方社会保障思想基础上构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应当在吸收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基础上。提取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建设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实际。始终围绕社会保障理论如何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完善社会制度安排这个主题。强调社会保障不仅具有消费与分配功能，而且更要重视并努力彰显社会保障的生产功能，合理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所应具有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应当使我们的社会保障理论着眼于保障广大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是非基本需求以及体面性生存需求而展开，我们所要保障的是整个社会乃至子孙后代和谐发展需求而不是仅仅保障个别阶层、个别群体的当下特殊需要，从理论上界定出民众应当得到哪些最基本的保障项目、保障内容，努力用最小的成本解决好民生问题，既能够让社会保障的安全阀与稳定器功能不断显现，又能够使民众在获得最基本生存保障后积极参加经济社会建设，从而日益发挥出社会保障的生产功能，努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是要用最廉价的成本解决那些最需要帮扶群体的最基本生存需求问题。减少社会排斥与社会对抗。防止贫困的再度恶化，通过相关保障项目的实施让这些群体能够尽快重新回归社会、参与社会。促进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和谐发展。第二，构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理论，减少阶层与地区之间的凝固与对立，促进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流转与和谐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在阶层上要建立起城乡统筹，基本的保障项目要能够覆盖到城乡各个阶层，努力构建城乡整合的社会保障理论，促使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不断缩小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城乡统筹，不是城乡居民缴费标准的统一或一致，不是城乡居民保障待遇获得的相同，不是没有差异性的城乡统筹保障，而是作为社会保障整体的一部分，城乡居民应当用同一种保障项目来进行，按照同一个制度理念去设计社会保障制度措施。当然在此基础上可以采取不一样的缴费标准、保障待遇。采取多样化的保障方式与保障模式。使民众能够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进行灵活选择。在地区上要能够建立起区域统筹的社会保障理论，克服各个社会保障项目区域之间难以顺利流动与转移问题，让所有的保障项目都能够实现地区之间的无障碍转移与享受。为此就要构建起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理论。我们讲的广泛覆盖并不仅仅是指社会保障应该覆盖所有社会劳动者，也不仅仅是指每一个劳动者享受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在内的各项基本保险和其他社会救助等项目，我们主要强调不能以户籍、工作单位性质为界限对不同的群体实行相互独立、难以转换的社会保障制度。同一种保障制度在基本操作思路一致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尽可能多地覆盖到所有社会群体，确保每一个居民能够获得连续积累、可以流转的社会保障项目及其待遇。第三，建立项目整合的社会保障理论。统筹是整合的基础，整合是统筹的目标。建立项目整合的社会保障理论就是要能够从理论上准确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所要包括的项目与层次、各个保障项目的具体要求以及目标任务、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与法律保障，明确各个保障项目及内容，理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使社会保障要能够在解决城乡居民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教育、住房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保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不是要建立那种“以家庭储蓄养老保险为主，民营医疗保险为辅，社会救济保底，所谓的廉价高效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障系统”，也不能建立那种“标准统一、一视同仁、按需分配、没有差别、绝对平等”、“每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数额和标准一样”的性社会保障理论。而是要建立项目整合的社会保障理论。具体落实到制度层面上，项目整合的社会保障理论包括以最小的财政支出成本解决低收入或生存困难的失业群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需求问题的社会保险制度，解决相关群体的义务教育和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以及其他自愿性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关键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设置以及社会保障技术性管理改革。首先，给每一个保障项目设定最低和最高标准，既保障每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待遇，也防止有些阶层获得的社会保障待遇过高而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其次，各个阶层的民众都要设立可积累、可流转以及可继承的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可以有限度地调拨使用。比如城乡居民可以将自己的部分养老金用来支付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可以购房、用于子女上学或者进行生产性投资等。再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工作性质的民众之间要能够实行相互流转的社会保障项目。总之，我们应当建立起以底线公平为基本原则。解决民众最基本生存需求、使得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增强社会自我维持能力、促进社会制度完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３０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成就■ 李承贵《新华文摘》2009年第02期
浏览 43 人次1978年至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人类历史长河中只能算是短暂一瞬的时间里，中国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经济发展之神速、制度变革之多方、文化更新之深巨、生活改变之快捷，无不为世界人士所咋舌。哲学是时代的反思，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完全是建立在与人类生活创造性互动基础之上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生活富足的时代，中国哲学研究是怎样与这个时代互动的呢?中国哲学研究收获了怎样的成果呢?据吾观之，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最为值得骄傲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方法的自觉、主体性增强、论域的开拓、内容的创新。方法的自觉。所谓方法的自觉，就是指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上自觉意识的建立。具体表现在方法数量的多样化、方法关系的合理化、方法应用的科学化三个方面。笔者曾经指出，20世纪的50至7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是“一法独行”的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外，所有研究方法都被排斥甚或遭到批判。但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讨论、研究中国哲学遗产问题的方法就不再是单一的了。比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唯心来判断，也就是说，对于哲学家哲学思想性质和价值的判断应该可以多角度地去和判断。由此伸展开去。学者们大都主张应多视角地分析、哲学遗产，首先应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对哲学遗产进行整理，然后可用考据学、统计学、唯物史观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再用人文学方法、科学方法等进行评论。如此才可能较全面、较准确地获得对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正确认识。这样，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但丰富多彩的方法却又给研究者们增添了的。因为，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处理是中国哲学研究获得成功的前提之一。在近30年中，学界逐渐意识到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处理的状况如何，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积极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并在实践上除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之外，其他方法也都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大显身手了。比如，关于老子“道”范畴的研究，过去基本上是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个对子去贴标签，但在这30年中，既有科学的“道”。也有从人文关怀的“道”，既有政治艺术的“道”，也有管理方法的“道”，而这都是因为应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获得的认识。就是说。同一个研究对象，完全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也完全可以丰富和深化对某个哲学范畴或某种哲学思想的理解。虽然同一研究对象可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研究方法可用于所有研究对象，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需要处理好的关系。在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不管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适合不适合，学界用的都是同一种方法。但在这30年中，学界对此问题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非常注意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适应性”。比如，对于儒学中的“万物皆备于我”、“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命题，就认为不能用主观唯心主义去分析。而应该从人文主义、精神科学等角度进行解释，如此才能使这种命题的真实含义与价值得以显露出来。总之，在这30年中，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诸种研究方法关系处理的科学化、研究方法应用的合理化，表明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自觉意识已经建立起来。主体性增强。哲学是需要人思考、研究的，哲学行为就是主体性行为，何以言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这里所谓哲学的主体性。包括哲学表达的主体性、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哲学价值的主体性三个方面。哲学表达的主体性是指中国哲学研究所进行的思考、所展开的叙述、所发表的学术观点是自主的，不是依傍他人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研究者们不能进行独立的思考，更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某本经书、某段做论证、做注释，是“我注六经”。但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界不仅将中国传统哲学中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派别(如陆王心学、自由思想)给予宣传和肯定，也将近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如王国维、梁漱溟等人表现在学术上的独立人格及自由精神予以表彰，更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持续性地呼吁、强调自由、独立精神的重要。哲学研究的主体性是指中国哲学研究中所进行的诠释应注重中国的语言、文化、思维和价值观念等元素。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研究完全被放在西方哲学框架中进行，从语言到范畴，从思维到价值，都是西方的，中国哲学的有机骨络遭到无情的肢解、中国哲学的意义则遭到无端的削解。但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界逐渐觉醒，对用西方哲学框架摹仿出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展开，重新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道路。他们提倡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坚持从中国本有的语言、文化、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来理解、诠释中国哲学。实现着从“汉话胡说”到“汉话汉说”的转换。哲学价值的主体性是指中国哲学研究在价值上坚持中国民族性。所谓“中国哲学民族性”，就是强调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坚持中国民族特色，包括保护中国民族哲学、发展民族哲学、传播民族哲学等方面。可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不乏中国哲学研究实践。但很难说具有中国民族性，其原因在于用阶级性取代民族性，中国古代哲学学派、思想内容被归属于不同阶级，用阶级给哲学思想进行标签，进而根据其阶级归属来对哲学的价值进行判断，这样，哲学就只有阶级性，没有民族性，民族性从此丧失。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哲学被视为“世界哲学”的情形仍然存在，西方哲学是哲学的象征和标志，只有在形式、内容和价值上都与西方哲学一致的哲学，才能配称哲学。如此，中国哲学“自觉地”褪去或掩盖其独具特色的元素，将自己改变得和西方哲学一模一样。试问，中国哲学连自己的形式、内容、价值都丧失了，还谈什么中国民族性呢?庆幸的是，在这30年中，学界对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渐渐有了自觉，他们开始强调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民族意识，注意发掘中国哲学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思想元素，尤为重视中西哲学中中国哲学的中国民族身份，从而达到“以化解地方性知识的限制，从而把民族的声音带人到世界性场域中去”之目的。综观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其在表达、研究和价值三方面的主体性的确都得到了明显增强。论域的开拓。有了方法上的自觉和主体性增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是水到渠成的事。所谓论域的开拓，就是指中国哲学研究的课题不断更新、论域被不断地拓宽。可以讲，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哲学界所探讨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如果将所探讨过的问题做简要的划分，则可分为文献问题、理论问题、 学术问题、实践问题四大类。属于第一类的问题有《马王堆帛书》、《上博竹简》、《郭店竹简》、《文子》、《黄老帛书》等，这些文献的出土。不仅为探讨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文本，而且为完整地了解古代哲学思想本来面貌、再现古代哲学脉络提供了事实依据。由于这些出土文献中有些是为世人所知，有些出土文献所记载内容与流行本不同，有些出土文献关于同样的概念、范畴叙述、表达有异，这就给古代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属于第二类的问题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继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特征、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中国哲学的主干、中国哲学史教材等。这些问题显示了中国哲学研究理论水平的深度和高度。属于第三类的问题有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及其结构、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中国哲学中的“情感与法的关系”、中国哲学本体论、中国哲学认识论、中国哲学真理观、中国哲学历史观、中国哲学境界论、中国哲学价值论、儒学是否宗教、少数民族哲学及其与汉民族哲学的关系、老庄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异同比较，佛教中国化、佛教哲学对儒学的影响、儒佛道三教关系、新儒家哲学研究等。这些问题显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特质和学术厚度。第四类的问题有中国哲学中的生态慧、中国哲学中的管理智慧、中国哲学的智慧、中国哲学与市场经济关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社会关系、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等。这些问题显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实践特质和关怀意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研究之所以层出不穷、论域不断扩张，与中国哲学研究者们的时代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因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互动而引起“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而提出“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而提出“中国哲学特殊性问题”，进而提出“中国哲学优缺点问题”，进而提出“中国哲学形成原因问题”。进而提出“中国哲学发展方向问题”等等。再如，因回应当代人类的困境，“天人合一”观念成了中国哲学研究者们讨论的重要话题，由此进一步引出“天人合一”的类型、“天人合一”的内涵、“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原因、“天人合一”思想的限度等问题。还有如因西方诠释学的引入而引起的“中国诠释学建构”、“中国有无诠释学”、“中国诠释学的类型”、“中国诠释学内容和特点”、“中国诠释方法的长处和缺点”、“道家的诠释方法”、“儒家的诠释方法”、“中国诠释学方法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可见，中国哲学研究者们既会寻找根源问题，更能从这些根源性问题中开掘出新的课题，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得以充实，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品质得以提升。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实践洋溢着气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过去30年论域开拓的实践和经验，未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成就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内容的创新。在我看来，试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谋求创新是件困难的事情，而在哲学研究领域图谋创新尤其不易；然而我们还是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30年里，因为有了方法的自觉，也因为有了主体性增强。在论域不断被拓宽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实现了诸多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一，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优点、缺点。中国传统哲学特点是什么?与西方哲学的异同在哪里?中国传统哲学有哪些优点?中国传统哲学有哪些不足?等等，可以说，在过去的30年里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比如，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的观点，就在思维方式上是直觉还是理智、价值取向上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核心任务上是求索自然还是探求人生、社会理想上是追求和谐还是谋求斗争、存在形式上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等。这种探讨对于深化、完善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对于人们正确选择或摒弃中国传统哲学的元素，对于确立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方向，从而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哲学范畴、概念的内涵。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范畴丰富多彩，每一个哲学范畴都有其特殊的含义，但哲学范畴的含义也是随着社会际遇的改变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比如，“仁”在孔子那里主要是一种强调主体性的范畴，而有的学者将“仁”解释为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关怀的。这显然是根据当今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对“仁”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主要用于表达心理、情感的范畴，特别是与“性”对应时，常常被视为“欲”，而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情”实际上具有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的内涵。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诠释的高超奇妙。通常的情况下。“道”或者被看成万物的本原，或者被视为一种自然无为的方法。不过，将“道”解释成为一种境界，或者将“道”解释成为一种自觉、自己之主体性内涵，自然也是让“道”的内涵更加丰满起来。其三，对传统哲学思想或观念进行新的诠释。比如，将“天人合一”所内涵的生态智慧解释、呈现出来；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具有的思想元素解释、呈现出来；将孔子儒家的“仁”所内具的人文主义思想解释并呈现出来：等等，这些诠释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内容。其四，在传统哲学基础上提出新的哲学学说。基于传统哲学资源与现代人类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学者们对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诠释，并提出新的哲学学说。比如，张岱年先生将其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综合创新论”结合新的中国社会实践、结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新理解，做了更为完善的表述，使其成为当代独具代表性的为中国哲学孕育的新型学说。李泽厚先生先后提出的“西体中用说”、“文化积淀说”、“乐感文化说”，也都是继承、消化、体悟中国哲学史上的智慧而又有自我创造性的哲学学说。蒙培元先生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的长期研习和透悟。提出中国哲学是“心灵哲学”的学说主张，也颇具创见。张立文先生提出的“和合学”，不仅是张先生长期研习、体认、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自然之果，更是应对现代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灵环境之困境的哲学沉思，在此学说中，张立文先生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谐观念与智慧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和论说，并将这些智慧与现代人类社会中的问题相结合，从而构造起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学说――和合学。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不唯在传统哲学研究上屡有创获。使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不唯在哲学范畴上屡有新的解读。使哲学范畴的涵义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增强它们的生命活力：不唯在哲学思想或观念屡有新的诠释。使传统哲学思想或观念与时俱新；最为值得庆贺的是，产生了许多新的、独具的、富有生命的哲学学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哲学无疑将成“九层之台”。因为已历经“30年的累土”；中国哲学无疑将可“行走世界”，因为已练习“30年的步伐”。
　　　　〖预览〗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分析
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四年来，始终关注社会生活热点，研究攻关重大时代问题。该中心以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调研活动，鼓励青年学者深入实践，了解国情社情、体察民情民意，在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科研硕果颇丰，四年来共完成50多个社科调研课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近日，在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召开的课题总结会上，我们了解到该中心“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调研”课题组，20xx年以问卷以及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山东、广州、北京、吉林和四川等地一些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进行了调研。在对问卷结果、访谈信息以及搜集的其他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该课题组认为，当前大……【】　　　　〖预览〗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讲稿整理　　文武二十九画生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发展实现和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前途。　　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革命战争路线的论断，秀才理论家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城市革命经验。而革命的事实证明，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为什么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成功，为什么欧洲苏俄共运的经验、社会主义经典理论都不如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原因是，它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的同时，掌握了中国的基本情况、掌握了中国的时代特征、掌握了中……【】　　　　〖预览〗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好的学风
学风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我们要想真正地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确立好的学风。一、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坚持的一个好的学风，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怎样才能在学习中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呢？首先要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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