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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渐成社会普遍心态 身边危机四伏令人不安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从今天开始，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社会焦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探讨。——编 者就业焦虑——●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从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身份焦虑——●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财富焦虑——●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文中采访对象均用化名）本报记者 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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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凯 | 中国人的时间焦虑感从何而来？【聚焦社会心态专栏】
◆ ◆ ◆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 ◆ ◆导读当人们几乎所有碎片化的闲暇时间基本都被用于看微信和发微信，当“众声喧哗”和“哗众取宠”成为一种基本的网络生态，当一起起新媒体事件一次次制造跨地域、跨领域、跨群体的情绪共振、情感共鸣、线上线下的集体行动时，人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喧嚣，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恍惚与孤独。较之于西方理性至上，借由选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情感；习惯于“送温暖”的感性中国，正陷于时间商品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情”与“理”的纠葛：一方面，宏观的舆论引导和微观的心理疏导近乎失效；另一方面，差异化的个体借助移动互联网自主打造新的情感勾连。此时此刻，我们如何捕捉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的动态信号？何以洞悉新媒体时代社会心态的运行机理？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情感研究的发展契机？何以实现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中国人的时间焦虑感从何而来？陈昌凯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原标题为《时间维度下的社会心态与情感重建》本文曾于日在本公众号上推送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时间商品化的过程是“去情感化”的过程时间，作为这个世界的第四维度，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的一个过程参数。然而，自然时间只要与人发生联系，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就必然被浸染为社会时间。迪尔凯姆将时间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他认为时间是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的一种时间意识，这种集体时间是所有时间进程的总和，而各种时间进程彼此连接形成某种特别的社会文化节奏。从最早的以日为钟，到神圣教堂塔尖上的巨大时钟，再到各种小巧、便携的钟表，无不浸染着各种社会现实的节奏。而钟表的制造与使用，恰恰是在工业化时代蒸汽机的轰鸣声中慢慢发展起来的。因此，Mumford说：“工业时代的关键引擎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1. 工业社会的时间商品化工业化社会之后，在生产与消费的巨大刺激之下，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化俨然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充斥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时间也应运而生，并且包含三个重要的隐喻：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时间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让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关注于时间衍生出来的各种价值，更加期望充分地利用时间，换取更多的价值，进而对于时间的流逝产生一种紧张与焦虑，形成时间焦虑感。时间焦虑感，正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体验”。时间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去情感化的过程，带来了焦虑与恐慌。人们将时间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努力将其客观化、数字化，从而得以计算、操作、控制与预测。只有如此，才能将时间更加高效地转化为价值。就如同众所周知的泰勒主义，希望借助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统计学方法，找到每个产品的最佳加工方法，将所有与工作有关的一切都化约成可以测量的时间，从而进行“标准化”，最终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然而泰勒的标准化操作程序，使工人处在高度的神经紧张之中，“禁止工人去进行思考或者作出反应；工人被降低成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紧张而过度地进行生产”。2. 技术革新加速去理性化然而，我们在重新审视时间商品化这一去理性化过程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这个过程并非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更不是时间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技术革新与发明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机器的不断发明、技术的不断革新，越来越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达到更高的同步性。人们也只能一方面不断提升时间计算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减少“多余动作”，以此来满足这种对同步性的高度要求，实现越来越高效。令人遗憾的是，以我们的情感反思为代表的一系列人性特征，恰恰在这种要去除的“多余动作”之列。所以，现代社会对于时间同步性的追求，与技术革新完全捆绑在一起。人们在技术的催促和逼近之下，不由自主地不断提升速度，而且迷醉于以技术作为媒介的时间之中，却浑然不觉。从依赖于工人手工的操作和装配，到福特汽车10秒钟就诞生一部汽车的机械自动化装配流水线，从信件、电报、电话、传真到今天的手机网络，技术将速度的提升渗透进了社会生活当中，使个体根本无所遁形。这似乎在悄悄暗示我们，对于当下新媒体时代的一丝隐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情感化”的加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近几十年突飞猛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恐怕也未必能很好地形容中国的变化之大。这30多年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这是一次牵动着13亿人口的巨大变迁，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被卷了进来，在改革的浪潮中起伏前进。人们的愿望、需要、习惯，乃至于人格和价值观，都必然会在这场变迁之中变化与延伸。而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30个年头的时候，有一种焦虑悄然在中国社会中蔓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让人感到不安。而这种焦虑体验，同样延续了“现代性体验”之中的时间焦虑感，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变得尤为强烈。当然这个“时间焦虑感”并不单纯地指向时间，而是与其他的媒介或载体相结合。“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人们并不是单纯地担心时间的流逝，而是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小。显然，在当下中国社会，这个人们心目中应该在规定时间实现的“目标”，多是物质性的。1. 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改期开放前夕，“就整个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止状态”。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仅有76 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全中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由于国家的混乱状态对合法性资源造成巨大的消耗，国家经济承诺无法兑现又使得合法性资源得不到必要的补充与再生产，“文革”结束时的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与挑战，不仅丧失了执政绩效合法性，连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如何消解国家的合法性危机，重建和再生产合法性资源？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最直接、最根本的是让个人重新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具体来看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50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追求效率、兼顾公平”。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激活了经济发展，全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空前高涨，迅速为党和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绩效合法性资源，从根本上重建了党和国家的合法性。2. “绩效”推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从物资匮乏与短缺逐渐走向了产品过剩。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所呈现出的市场需求疲软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因此，国家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不仅多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降低商品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税率，推行消费信贷，延长节假日（五一、十一、春节三个“黄金周”）等，而且进一步推进了医疗、养老、住房等原先作为国家合法性重要资源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人们一方面担心还会有新的变化让自己无法适应，另一方面更担心在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在社会底层中痛苦挣扎。于是伴随着巨大的焦虑与恐慌，人们愈发渴望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以此来抵御可能来临的风险与动荡。受益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国家繁荣与活力、人民热情与信心，国家希望持久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这个合法性导向也让国家干部业务能力的考核评定，主要以其所创造的执政绩效尤以经济效益为重。在竞争与升迁的压力之下，这样的考核导向自然使干部群体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充满了焦虑感。这种基于经济建设效率的时间焦虑感，又以对数量过分追求的形式传递给普通群众。而此时人们苦苦追求的，已非数量本身，似乎数量越多就说明能力越大、质量越高。就像人们已经习惯于用GDP来衡量国家的国力，用财富排行榜来衡量一个人的实力，甚至用捐出善款的数量来衡量名人的“慈善”程度。事实上，“量”不可能代表“质”，正如亨廷顿所提出的“政绩困局”，“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将“质”替换为“量”的工具理性的蔓延，使得绩效合法性演变成单纯的经济效益。而于个人层面，这样的绩效合法性在催出一个又一个财富奇迹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陷入了虚无和失落之中。恢复对人类情感的尊重，重建两种理性的新平衡在马克思·韦伯看来，合理性就是西方现代化的本质，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在社会中延展的过程，突出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冲突，特别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西方世界100多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变迁，压缩在短短数十年之中。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不仅使中国社会中一切有形之物加速，更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从而使中国人内心体验的两极性越加凸显。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以及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这种强烈的两极性甚至带有巨大的重叠性，既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直接结果，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鲜明写照。中国人在二元极性之间徘徊与彷徨，自然也就飘忽不定、难安其生。如前所述，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工具）理性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情感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因为对绩效合法性持续和过度的依赖，更是在这个理性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将情感完全去除。对于时间焦虑感这一伴随工业时间产生的“现代性体验”，更是在中国社会特殊现实的催生下，演变为对效率过度追求的恐慌与焦虑。竖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那块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提示人们珍惜时间，努力赚钱，这也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理性观念。然而，正如工具理性无法取代价值理性一样，当人们不断追求金钱的数字，渴望将时间转化为更多财富的时候，却发现最终获得的可能只是银行卡上的一堆数字，或者只是包裹着身体的一些奢侈符号而已。当新媒体不断革新，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得海量的信息和数据的时候，可以同时与无数人联系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东西不过只是云盘中收藏文章的篇数和好友列表里的个数而已。它们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心灵慰藉，人们依然漂在茫茫的理性之海上，随波逐流，无所依靠。此时，生命意义感成为人们最大的困惑，同时也是最大的焦虑。要想让中国人停止精神上的“漂”，就需要打破崇尚量化、效率的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重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新平衡，让人们能够实现精神世界的安定与成熟。或许，恢复对人类情感和人性的尊重，是迈向这个新平衡的第一步。顾及个体的承受力，尊重个体的情感与反馈，让所有中国人有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去适应、去体验，最终寻找到自己心灵的依托。到那时，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两极性才会逐渐消逝，精神上不再“漂”了，生命才更有意义。这，或许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探索与争鸣》人间体联络员小探xiaotanxiaosuo转载 | 合作 | 咨询 | 建议长按扫码加好友END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探索与争鸣》唯一官方微信平台联系电话：021-投稿邮箱：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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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版:理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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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焦虑心态的疏导机制
&&&&目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业已或将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与急剧转型相伴随，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正陷入焦虑状态中，乃至出现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焦虑问题正在由单个社会成员发展为整个社会问题。可以说，社会焦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于当前我国一些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的焦虑心态，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进行疏导与缓解。
&&&&创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制度保证。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公平正义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理念，是作为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的评价标准，是利益关系的衡量尺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每个社会成员崇尚与追求的一个基本信念。一个社会一旦失去公平正义，必定会造成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从而导致国民心理健康出现恶化，产生社会焦虑问题。当前，我国在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仍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的居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且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成为我国社会焦虑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创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对于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民主权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和实现。对此，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和建设，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前提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成为我国社会焦虑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以及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而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已成为全体国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少国民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的缺失，加重了他们的社会焦虑感。基于此，要进一步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培养民众的健康心态，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由于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使，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某些方面出现背离，不少人处于价值迷茫和社会焦虑之中。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培养民众的健康心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消解社会焦虑。为此，必须进一步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提供多种渠道的畅通民意表达方式，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途径。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民意表达机制，使人民群众的诉求、意见和建议能够充分表达出来。主要是通过以制度体系化的渠道来减弱社会焦虑的强度或者是让紧张的情绪释放出来，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畅通民意表达方式机制建设滞后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因此应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单向的畅通民意表达方式，而代之以现代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多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尤其是要积极开拓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合法渠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是对政府工作最好的批评和监督，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或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会稳定。为此，首先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其次，要有科学规范的机制保障，形成群众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制度化机制。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其他反映、采纳社情民意的制度，如完善各种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信访制度、投诉举报制度、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等。
&&&&建立规范有效的、多层次的心理疏导机制，是有效疏导与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手段。当前普遍性的社会焦虑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这些社会焦虑反应了广大民众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失衡、发展不均的一种综合心理状态。因此，要本着疏导与缓解社会心理冲突、消除社会心理障碍、促进公众心态日趋成熟化和理性化的原则，建立规范有效的、多层次的心理疏导机制，使社会逐步步入和谐发展的轨道。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个体对心理压力进行适当的宣泄与释放，有利于个体身心的健康。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也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或渠道来释放出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消极社会心理。建立规范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能够帮助人们宣泄和释放消极情绪，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及冲突，社会各阶层也比较容易产生诸如不满、愤怒、焦虑等消极心理情绪，如果这些情绪得不到及时释放，则很容易积累成有损于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建立规范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有利于把积累性的爆发转化为和平的、无危害的宣泄与释放，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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