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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史纲》看柏杨眼中中国历史的特征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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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何谓“中国人”？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得首先搞清楚何谓“中国”？古代的中国人以为他们居于世界的中心，因而自称“中国”。而“中国”的含义及其所表示的地理范围大小也是随着历史的轨迹而不断变化着的。中国从一个小小的原始部落和仅有的华北平原（即“中原”），不断地对外联合、融化和扩张，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土由最初的几万平方公里膨胀到二十世纪初叶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西到帕米尔高原（东经70°），东至乌苏里江口（东经135°），北到黑龙江漠河（北纬53°），南至中国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纬4°）。“中国人”的意义也由以前的仅指“中原人”即汉人，扩大到现如今包含了56个民族之多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史纲》正是我们整个中国人自己的家族历史的真实写照。二、柏杨眼中中国人的“家族史”1、中国人的舞台《中国人史纲》里是这样说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生存空间——历史舞台，中国人依然。”①中国人的舞台位于亚洲东部，漂浮在广袤无际的太平洋和高耸天际的帕米尔高原之间。下方的台湾岛和海南岛就像两颗巨大的珍珠，而中国南海诸岛则像是散落在碧色海水中无数小的珍珠群。在中国历史上，整个“舞台”被分为九个地理区域：河西走廊、西域、河套、塞北、漠北、东北、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中国本部。舞台极西边界上的帕米尔高原是亚洲的群山之母，向四周延伸出了无数的山脉与山岳。其中的喜马拉雅与北方的昆仑山及东方的大雪山共同构筑成世界屋顶，不仅面积广袤，而且海拔极高，平均六千米，终年被积雪覆盖。在中国，“五岳”分别是：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和南岳衡山。其中，东岳泰山是历代帝王的“封禅”之地。封，意为祭天；禅，意为祭地。秦岭山脉将全国的水系分为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兼有黑龙江、珠江等各类大河小江。北边的黄河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平方公里，中华民族便发源于此。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黄河在历史上有过一千次多次的小决口和七次大的决口，以及八次大改道。黄河的每一次改道或决口都相当于一场恐怖的屠杀，造成无数人畜的惨重的伤亡。相对于黄河，南边长江的地理背景更适合产生文明。它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世界第二大河，全长六千三百公里。其在分裂时代很容易造成南北政权僵持之势，经常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筹莫展，而逃亡南方的中原政权也无力北上反攻（参考宋辽、宋金）。三国时期，曹丕就曾无力的叹道：“上天创造长江，就是要把中国分割为南北。”这就是中国人成长、活动的舞台，也是中国历史演出的舞台。2、中国人——舞台上的演员中国人的人种组成较为复杂，其中华夏民族占绝对多数，其他民族占绝对少数。华夏民族是一个热爱农耕的民族，“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民族像华夏人这么喜爱耕种，华夏人所到之处，必然会出现青葱的农田。”②富足的农业社会总是令终日漂泊在马背之上的游牧民族眼馋，而游牧民族先天地具有侵略的冲动，因而不断的对中原的农耕区进行抢掠。中原的农耕文明使得人民根本不喜欢侵略，因为侵略的行为以及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对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只有长久的安定，才可以保障农田中的庄稼收获。以周王朝为例，当时若干“戎”、“狄”部落距首都洛阳最近的不过三十公里，周王不仅得和他们结盟，有时甚至会被他们赶出首都洛阳。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的威胁总是来自于北方瀚海沙漠的被称为“戎”或“狄”，以及稍后称为“匈奴”、“契丹”、“女真”等凶悍的游牧民族。中国人有这自己独特的特征，也具有黄种人的共同特征。中国人虽然经过无数的民族大融合、混血，但作为黄种人的单一元素仍然十分强烈。首先，黄种人普遍比较矮小，平均高度一百六十五厘米左右。其次，黄种人的眼珠是黑色的，头发也是又硬又直的黑色。最后，黄种人的鼻子比较低，而且体毛比较稀少。3、从神话时代说开去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抛弃了自古以来所谓“正史”的帝王年号纪年法，而改用现代人最直观、易懂的公元纪年法。将中国近五千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是：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1）神话时代“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③神话就好像一个民族成长的童年期，虽然它有时矛盾百出，有时根本看不懂在讲什么。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证实它是拥有简单纯朴思维的原始初民的产物，也才更显示出神话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华夏人的创世大神是盘古。他用一把巨斧将当时像一个鸡蛋的混沌的世界劈开。然后，他头上的一半巨星化为气体，不断上升；脚下的一半巨星则不断下降积成大地。盘古死后，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了月亮，血液变成河流，毛发变成树木花草；呼吸变成风，声音变成雷；欢喜时的笑容变成晴天，烦恼时的愁容变成阴天，而他的四肢则变成了五岳。之后大地上又前后出现了三位伟大的神祗，即“天皇”、“地皇”、“人皇”。“三皇”之后又有“五氏”，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需要注意的是“皇”与“氏”，以及稍后出现的“帝”的原始意义是一样的，都是表示神祗，只不过神性依次降低。这些神祗都为改变世界做了极大的贡献，正因为有他们的努力与舍身忘已，华夏人才逐渐与其他所有动物分道扬镳，蒸蒸日上的发展着。（2）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即中国的第一个王朝——黄帝王朝，大约自公元前二十七世纪起，终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在该时代中，前后共出现了五位有名的领袖人物，被后世的崇拜者尊称为“五帝”。有熊部落的酋长姬轩辕在与九黎部落的酋长蚩尤、神农部落的酋长姜榆罔的争霸中大获全胜，威震当世，被其余部落拥护为“天子”，即天帝之子，又被尊称为“黄帝”至高无上。自此，黄帝王朝建立。黄帝王朝前后出现了五位著名的君王，被儒家学派尊为“五帝”，即黄帝姬轩辕，玄帝姬颛顼，喾帝姬夋，尧帝伊祁放勋，舜帝姚重华。黄帝姬轩辕以定国创世之功，“他发明了人们希望是他发明的一切东西，大至社会制度，小至日常使用的零星对象。”④例如：改用泥土或石头造房子、剥下兽皮做衣服，除此之外，还有车船、兵器（弓箭）、阵法、音乐等，应有尽有。他的妻子嫘祖养蚕抽丝，大臣仓颉仰天造字、隶首发明算数、客成发明历法等等。玄帝姬颛顼，在位七十九年，默默无闻。喾帝姬夋，在位七十一年，同样默默无闻。尧帝伊祁放勋，制定了太阴历法，创立闰月制度。舜帝姚重华，把全国分为十二个“方”，每一个方设有“方伯”处理部落间的矛盾。（3）半信史时代该时代起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终于公元前八世纪。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即夏王朝的建立、商王朝的建立、周王朝的建立。夏王朝的建立者是姒文命，即大禹，意为天神一般的君主。他继承（夺取）了姚重华的位置，以统治力量的强弱把全国分为“五服”。以首都安邑为中心，“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再从行政上将全国分为九个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梁州、扬州、荆州。姒履癸的暴虐导致天下大乱，公元前1766年，商部落酋长子天乙乘此机会向姒履癸发动攻击，夏王朝首都安邑（山西夏县）城破，姒履癸被俘，随后放逐到荒远的南巢（安徽桐城）。商王朝的人民崇拜祖先，因而也就崇拜鬼魂和管理鬼魂的神灵。无论大事小事、政事民事都要占卜，征求祖先的意见，向鬼神请示。商王朝亡于和姒履癸一样暴虐的纣帝子受辛手中，取代商王朝的是起源于渭河流域关中地区的周部落，“跟当初商部落对夏王朝虎视眈眈的情形一样，现在周部落也虎视眈眈的对待商王朝。”⑤姬发在打败子受辛后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西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4）信史时代信史时代自公元前九世纪起，到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从周到秦，由汉到唐，后及宋元明清，两千年左右的时间，其间有过三次黄金时代和三次宦官时代。三次黄金时代分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李唐王朝前期，和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清王朝中叶。而三次宦官时代分别是，公元二世纪东汉王朝，公元八世纪的唐王朝，还有明王朝末期。宦官起源于周王朝，是封建社会多妻制度的产物。其之所以会掌权，是因为太靠近皇帝这柄权力“魔杖”的缘故。如东汉王朝的宦官是皇帝与外戚、权臣对抗的重要工具，其十二任帝刘宏曾指着两名臭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唐王朝中期，皇帝派遣宦官出任地方节度使的“监军”，即监视地方将领，防止其叛乱。而明王朝更是创设“东厂”和“西厂”使得锦衣卫直属于宦官，更加增大了宦官的权力。以此导致明王朝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的争着向宦官卖身投靠，是为“阉党”。历史上显示的是，每一次宦官时代的结束，都是伴随着这个王朝的覆灭。三、柏杨眼中中国历史的特征1、民主与法制的缺失（1）封建帝王权利的无限扩大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帝王集权主义专制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封建帝王拥有无限大的权力，而且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断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以至于皇帝最终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受世俗权利约束的人。先秦时期，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是近乎平等的，动辄促膝而谈、共卧一榻。有才之士被称作“不召之臣”，即不是君主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助手，他们往往在与君主长谈之后会被青睐委以高官，因此便有“布衣立谈成卿相”的美谈。如齐桓公姜小白与管仲，秦孝公赢渠梁与公孙鞅，结果是姜小白成就一代霸业，赢渠梁使秦国从“天下卑秦”的地位一跃成为“诸侯惶恐”的超级大国。之后随着秦王朝的建立，皇帝权威的确定，君臣间的关系遂逐渐拉大。西汉王朝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即大臣进谏皇帝时，必须双腿匍匐跪倒在地，然后抬起头小心翼翼的仰视皇帝），使得平民皇帝刘邦大呼过瘾。之后的君臣关系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皇帝越来越高贵，臣子越来越卑贱。宋王朝时，皇帝的“高级秘书”——宰相已经不能坐着和皇帝办公了。到了明王朝，朱元璋干脆借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永久的废除“宰相”这一职位。清王朝，臣子在皇帝面前已经不称“臣”，而自称“奴才”，跪着听皇帝的指示。至此，君权已达极盛。君权的极盛相对而言亦是民权的极衰，人民沦为君王的统治工具，被奴役，被剥削着。而对比于西方国家，西方各国的国王甚至都没有向人民征税的权力。十五世纪时，哥伦布航海寻求西班牙王室支援，而王后只好变卖自己的首饰等物品来自助哥伦布的远航。（2）司法的黑暗中国古老的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是以君权为基础的，极度强调君主的权力，跟现代以人权为基础的法制有很大的不同。如战国末期，韩非认为，“君主应拥有强大的权力，不必希望人民感恩，也不在乎人民怨恨，只要赏罚严明，就可以使政府成为万能。”⑥同时，“中国的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诏狱法庭——军法系统。”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唯一的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份符合上级头目的判决书。西汉王朝司马迁，即《史记》的作者，由于为降将李陵说情而得罪刘彻，遂被投入诏狱系统。司马迁的家人行贿成功，他才由死刑改为宫刑。同样是西汉王朝官至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为他买死后烧的纸钱、纸枪等葬器，有人告发其私藏武器意图谋反。法官编制的罪状是周亚夫死后将在地下谋反，周亚夫有口难辨，遂入诏狱，最终惨死其中。西汉王朝时司法廷尉路舒温曾暴露司法的黑暗，向当时的皇帝刘询上奏，要求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他说：“……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于是，死囚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⑦可是刘询的反应极为冷淡，仅下了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诏狱，仅因皇帝一人的喜怒哀乐而治罪，因而不仅制造了众多冤案，也催生出一群服务于帝王的酷吏。其中最有名的是武曌的特务之一来俊臣，他编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教人如何诬陷他人犯罪的《罗织经》。酷吏们便用这些特殊的技巧和各种残酷的刑法对付主子交代下来的每一个“罪犯”，不论王公贵族或是平民百姓，有时也包括他们自己。于是，中国人遂在君王的脚下和酷吏的皮鞭下苟延残喘的活着。2、王朝的瓶颈柏杨认为“任何一个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四五十年，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⑧西汉王朝的创建者刘邦经过残忍的战争火拼，终于统一中国。刘邦等人认为周王朝的灭亡是因为分封制导致诸侯做大而中央无力以至于逐渐衰败，秦王朝的灭亡又是因为不分封而导致全国没有皇族据点，遂“一夫作难而七庙堕。”所以采用折中的方法，一方面保留着秦王朝的郡县制度，另一方面也恢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即“郡国并行制”。然而，分封制的弊端却在刘邦死后再一次显现。各地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逐渐产生离心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各封国的欲望与日俱增。西汉王朝第六任皇帝刘启，在大臣晁错的极力主张下，雷厉风行的撤销了三个封国。这一行为引起了东方七个封国的联合叛变，史称“七国之乱”。这七国分别是：吴国、济南国、菑川国、胶西国、胶东国、赵国、楚国。刘启不得已杀掉晁错，而七国并不买账，他们的目的要杀掉刘启，正如吴王刘濞说的：“我自己要当皇帝！”刘启显然是幸运的，七国之乱的结局是以中央政府大获全胜而告终的。西汉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2年，而七国之乱产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54年，前后相差五十年左右。西汉王朝经历的这次统治阶级的动荡，像一个“瓶颈”一样，关于“瓶颈危机”，西汉王朝是幸运的，可是秦王朝、隋王朝等就是崩溃在这个瓶颈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力想要避免这个危机，但是无异于天方夜谭。造成瓶颈危机的原因有很多，在柏杨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人民还未养成对新建王朝的效忠心理；二是，新建王朝统治者的贪污与压迫；三是，外患内讧之类。然而上述三点中以第三点是最普遍、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杀伤力、破坏力最强的一个。盖其实质源于王朝新建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王朝初建时，大部分元老、功臣尚在，功高震主的不在少数，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最高权力，即坐上皇帝的宝座。所以，为人主，猜忌下臣，诛杀放逐，不辞手段；为人臣，心怀不轨，逐君杀君，屡见不鲜。比如刘邦与朱元璋，都是以大批的杀害功臣而著名的。因为是内部矛盾，所以这个危机无法避免，也不能避免。正如明王朝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侄子朱允炆手中抢到皇帝宝座后，召见名士方孝孺，性格刚烈的方孝孺便于金銮殿前打骂朱棣是“乱臣贼子，篡国大盗”。朱棣听完后，叹息道：“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3、酱缸文化的毒害（1）什么是“酱缸文化”“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较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这是柏杨对酱缸文化及其生长的社会精辟的定义。他又说：“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因为这些成分自然会呈现出几种现象，曰‘对权势的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欺诈’、曰‘对僵尸的迷恋’、曰‘不合作’、曰‘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曰‘虚骄恍惚’”。通过柏杨先生的论述，笔者对酱缸文化做出三点总结：其一，对权势的崇拜狂。有句古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只有“读书”高，而其他的都是“下品”呢？因为读书是平民当官唯一的途径。中国人喜欢做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做官，第一，有权有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所欲为；第二，有权在手受人崇拜；第三，位高权重，学问也大；第四，有权在手，可贪可污。另一方面，对权势的强烈热爱与追求，也导致了中国人深在骨子里奴性。小农经济下，长期处在农耕社会的百姓们将生活希望寄托于君王的英明雄伟，整日祈祷着圣明天子、良臣贤相的出现，所以骨子里的软弱性非常强。而且又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在两千多年暴君、暴官的压迫下，这种软弱性、奴性深深烙入小民的心中，因而所有人在“官”或“上级”的“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小民只知跪求青天大老爷，而知识分子则是小心的伺候官老爷，兼以做官、求官为目的，“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⑨其二，自私与残忍。儒家学派向来倡导“明哲保身”，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一种极端个体主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发展到后来，甚至成为凡是不自私的行为、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这种既自私又不肯冒任何风险，再加上“崇古”的思想遂变成一股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所谓的不合作，即互相争斗之意。儒家学派的一大绝技是把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划入“小人”的范围，然后加以攻击，轻者互相谩骂，重者便动刀动枪了。司马光是正统的儒家学派代表，反对一切改革，不论政治或是文化上的，被重新启用后立刻废除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法”，包括已有成效的免役法。苏轼与范纯仁提出反对意见，司马光立刻将其二人划入“小人”系统，打压制裁。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便是一部官挤官史、官斗官史，因之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窝里斗上。而窝里斗的劣根性则是不合作的主要原因。关于残忍，中国人对物残忍，满汉全席有一种吃法，即“猴脑”，把猴子困在一个箱子里，从桌底把猴头伸出，吃时把猴子头盖骨打开，用热油一泼，食客开始下箸，丝毫不闻桌底猴子阵阵惨叫声。对人亦是如此，历史上战争时期，胜者往往对降卒采取坑杀，对攻打下来的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则是疯狂的屠城。满清十大酷刑有一种针对女犯人的，即用木棍从女性下体穿过，直至另一头从其嘴里伸出了，受刑者，无不当场死亡。其三，文字诈欺和对“古”的迷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在重新编纂鲁国历史《春秋》时，公然提倡文字诈欺，“孔丘对鲁国史的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其弟子、门人更是进一步制定诈欺细节。《公羊传》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就是遮住他们不好的一面，就是一种文字诈欺。孔丘曾经有过著名的“托古改制”，这个“古”有两层意义：一是，古时候啥都有；二是，古时候啥都好。以此延伸出的师承，即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不能超出他老师的范畴，老师没教的，他不能独自研究、论述，既是论述、研究了，也不被统治阶级和同僚承认。在统治力量的介入之下，师承不仅是饭碗，同时也是帮派。如柏杨所说，“不加入帮派，就别想在码头上立足，没有师承，同样也别想在大学堂里混。”（2）害死人的“酱缸文化”柏杨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而酱缸文化对中国人的残害及心灵上的腐蚀，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西汉王朝叔孙通的“朝仪”使得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后，君臣之间的关系遂逐渐拉大、疏远。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然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君和臣之间、官与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明王朝，统治者更是建立起一种君父思想和廷杖制度。这两种制度的结合，使当时中国人的自尊、人格，几乎泯灭，被摧残殆尽。因为不管你是谁，只要得罪了你的“父亲”（君王），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脱掉裤子，遭受到屈辱的廷杖。君对臣如此，官对民亦是如此。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伦理、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中国人遂根本不知道“人权”。因而，中国人有着极度的自卑和极度的自傲。即当“我”有权，“我”就是“大爷”；当“我”没权，我就是“孙子”的心理。唯独没有自尊。其二，猜忌。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人们一切的行为标准都是以酱缸里变态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准则，没有是非曲直，也没有对错黑白。因为可怜的自私与猜忌，所以中国人在人际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拆台，绝对的不合作。而且普遍会有一种思想，即一种“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的心理。所以，人人自危，形成彼此间的猜忌，最终促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自私与猜忌，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就是君王与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君王会胜利，然后对“谋反”的大臣给予血腥的屠杀惩罚。最有名的是刘邦和朱元璋，他们二人都对曾经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手足兄弟伸出毒手。其三，官场。官场是科举制的产物。科举制诚然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打破了长久以来被世族门阀所垄断的上升通道，使得寒门学子通过“科举”有机会参与、掌握国家政权。但是，科举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酱缸文化的长期渗透，遂造成了官场。中国的官场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却可以明确的感受得到。同时，中国的官僚也具有一定的特征，即其效忠的对象不是国家，也不是领袖，而是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经常改朝换代，可是官场却始终不变。因为，即使皇帝换了、国家亡了，只要新政权给他官做，他还是可以继续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这种官场关系的建立，使得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更加微妙，对于做事的方法也有特别的一套。因而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经常脱离方向。其四，创新能力的丧失。关于改革、变法，传统儒家学派认为“利不十，不变法。”宋王朝时，旧党领袖司马光曾和当时的皇帝赵顼有过一段生动的对话来表明儒家学派崇古的这一点。赵顼问司马光：“西汉王朝，如果一直留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加改变，你认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远古时代的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一直沿用至今，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刘彻改变了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奭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随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绝对不可以改变。”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儒家的祖先崇拜、厚古薄今遂造成中国的停滞，并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凡是促进中国进步的任何改革措施，儒家系统几乎全部反对。”⑩因此，中国自秦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商鞅变法”的伟大改革，整个中华民族遂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这种毒瘤随着时间不断的沉淀，越来越厚，中华文化也停止了流通、创新，被酱在一个大缸里，始终跳不出来。四、柏杨眼中的中国历史对我们的启示1、历史于政治上的启示（1）为政之道“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查其疾苦。”可是，我们古代中国的为官者的目的却不是“安民”，更不愿意去“查其疾苦”。“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人相食’场景，说明中国人的苦难。而不断出现的‘屠城’悲剧，说明暴君暴官内心的悲切残忍。”公元219年，东汉王朝征南将军曹仁攻陷叛变的宛县，屠城。明末，清兵入关后，曾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案。有太多的贪官暴官，在不同程度的压迫、剥削人民，因为，众位读书人，一旦做官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以官的利益为主，官官相护、官官相佑，置小民的利益于不顾。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灾难来自于“官”“匪”不分，在有时候，官员甚至比匪徒还要可怖。其可怖之处一是刑求，一是贪污，二者之中以贪污对人民的伤害最大。柏杨说，“官员贪污，开始的时候，往往由于薪俸收入不能维持生活。或即令维持生活，却不能维持尊严。但是，贪污一旦起步，社会上成了风气，则薪俸即令可以维持他的生活和尊严，贪污也不会停止，因为他还要奢侈。”历朝历代，由于官员的贪污、压榨和大量的冤狱而引起的民变、暴动不在少数。唐王朝末年，庞勋兵变后，中原地区连年发生水旱天灾，荒田千里，颗粒无收。此可谓是既逢人祸，又遇天灾。陕州（河南三门峡）农民代表晋见行政长官崔荛，陈诉旱灾严重，请求减赋。崔饶大怒，指着院中一棵树说：“看它青青树叶，哪里来的什么旱灾？”把代表棍打一顿。清王朝时期，某年广州附近的县份发大水，灾情严重。皇帝弘历拨付救济金五万两，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剩余的一万五千两到达广州后再被省级、县级官员克扣，最后到达难民手中的不过象征性的数目。官员的贪污足以将整个国家掏空，清王朝巨贪和珅被抄家时，清算出的财产总数就有九亿两，而当时政府国库一年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其掌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相当于全国十二年的财政总收入。以古鉴今，贪污一直以来都是腐蚀国家、社会的最大“蛀虫”。封建专制体制下，贪污之风上行下效、屡禁不止。明王朝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对贪污者处以剥皮的极刑，但明王朝也是贪污最盛行的朝代之一，因为最大的贪污者就是封建专制的最大头目，即皇帝。明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矿监、税监就是皇帝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左右寄生着，他们既要满足皇帝的大贪，也要维持自己足以生存的小贪。因此对人民的压榨、剥削可想而知，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一关闭，这五千人的生路就宣告断绝，所以，全部上报皇帝数目与日常开支又一次降落在人民身上。因而，官员怕的不是贪污本身，而是怕贪污被发现，因而处心积虑的利用种种手段、以及更多的贿赂来寻求保护，使得自己的贪污不被检举、揭发。所以，想要遏制官员贪污，唯有建立一个有效的体制和制度，使身处高位的官员不敢贪也不想贪。唯有此，才是真正的“为政之道。”（2）民主与法制中国人在几千年的专制下是没有民主和法制思想的，只有君主与人治，以及后来演变成的“君父思想”。儒家系统内的知识分子为历代统治者提供着各种“御民”之术，为君王的暴行创造各种理论依据。孟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愚民”政策，所以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长期的愚民政策加上小农经济本身具有的超强稳定性，造成的结果是民众的麻木、封闭，以及民众意识的沉睡。而民主的施行，依赖的便是民众意识的觉醒和法制的建立。其一，民众意识的觉醒。民众无知无觉，再好的制度也是无济于事。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时代变幻之际产生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甚至公然喊出暴君乃天下之“民贼”、“独夫”。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以“天下之法”取代君王的“一家之法”。然而，他处在一个大黑暗的明王朝，酱缸文化的成型期，“中国悠久而辉煌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到了明王朝，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然而，黄宗羲的这些惊世骇俗、开千古之先河的犀利言论，就好像石沉大海一般，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丝的影响力。因为明王朝绝对的封建专制，对人权的践踏，造成的是民众的麻木、愚昧和无知。黄宗羲面临着和二十世纪鲁迅所面临的类似的问题和困扰，即一少部分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首先觉醒，但是普通民众意识尚在沉睡，而且愚昧无知的酱在圣明天子和君父思想中，跳不出来，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人权”。所以，接替明王朝的清王朝继续专制、奴役了中国近三百年。其次，法制的健立。在古代中国，封建君王是凌驾于“法”之上，不受“法”的约束的。古语有“法不加于尊”之说，遂使得以封建帝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任意的践踏法律，为所欲为，而小民面对灾难根本没地方申诉，因为违法犯罪的就是制定法律制度的那群魔鬼。再加上司法制度的黑暗，于是中国人的人权惨遭蹂躏，普通百姓遂永远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独立于正常司法机构以外的“诏狱系统”，其并不限于直接冒犯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还是假的，往往千千万万的人被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民主的实行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民主法律做保障，在专制制度的“法”的土壤下，民主的种子绝对不会开花结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通过制定各种宪法以及各种法律法规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有些国家甚至不惜通过革命砍掉国王的脑袋。英国遂有《权利法案》，法国遂有《人权宣言》，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为“君主立宪制”。2、历史于文化上的启示（1）跳出“大酱缸”柏杨行使的始终是世俗的文化批判，其“酱缸文化”的批判矛头其实根本的方向便是国民性批判，这与鲁迅的批判方向是一致的。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柏杨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弊端，实质上都源于人的劣根性。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是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因此，“改造国民性”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立人”。即走出奴性思维，挣脱精神枷锁，能够独立的思考。进一步研究，柏杨发现，这些种种所谓劣根性导致的问题，其实在根本上都是文化的问题，从传统至今的文化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人的品行变得恶劣丑陋。柏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不能痊愈。”易卜生《群鬼》中，有梅毒的父母，生出有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发病时都要吃药。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吃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显然没法怪这个可怜的孩子，而我们的酱缸文化就像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内的“梅毒”。因此，要治病，就得剔除“梅毒”，就得跳出“酱缸文化”，就得跳出这个害人的圈子。中国社会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从推翻封建王朝走向共和开始，中国社会的变革就全部依赖政治变革作为推动力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自此开始了一百多年的探索与改革。如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孙中山辛亥革命。中国人一直追求的都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认为是我们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导致了我们百年的屈辱历史。大部分知识分子也把政治的变革看成是社会变革的枢纽，其批判性也仅仅集中于政治层面，即使是进行文化批判，主题也都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制建设以及权力的再分配等方面。但是，有人发现（如鲁迅），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国民性的问题，响应者寥寥无几。中国人一直以高度的热情把所有精力投入在政治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中，然而一系列的成功遮住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忽略掉更为重要的文化问题。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始终沉浸在政治改革成功的海洋里。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我们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国家在一步步的强盛！中国诚然已经从屈辱中崛起，从落后中走出，我们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我们的物质文明水平都已大大提高。现如今中国东部的某些发达城市的面貌与生活水平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太大差别，但市民素质却明显落后。中国人的那些恶劣品行：脏、乱、吵、不团结等等问题依旧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比方说在街道上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秩序紊乱等等。然而，深层次的国民性现状，更令人忧心忡忡。酱缸文化的自私、冷漠、贪婪、不合作等等恶习依然存在，伪善、谋私、利己甚至已被世俗舆论所默许；诚实善良等优秀品德反而被讥笑为“弱智”、“傻”。因而，在某些“适当”的情况下，谎言畅行，作弊无阻，人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以至于某些曾经对国民劣根性嫉恶如仇的现代知识分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的被“酱”在了这种劣根性中。文化的改革，迫在眉睫。（2）新知识分子的崛起我们要跳出酱缸文化，就必须建立新文化。而“新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赖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以及新知识分子的崛起，两者之间，尤其以后者，即依赖拥有独立意识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和扩大为关键。古时候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其的定义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在职官员和退休仕绅。他们长久以来被酱在酱缸文化里，变得知识面窄、心胸狭隘、且有着浓重的奴性思想。因此，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笔者以为新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以下三点特性：第一，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背景。儒家学派自定于一尊之后，王朝统治者遂要求知识分子只能看儒书，研究儒书。政府组织考试，考试内容必须以儒家经典为主，这使得千余年的读书人始终围绕着儒家一家学说研究。到后来明清时期所谓的学者，只好翻译、考据、注释前人的理论、专著，用前人的理论证明前人的理论，毫无学术创新。因此，儒家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面极窄，思想也极度狭隘。而新知识分子也只有拥有广阔的知识背景，才会眼界开阔、触类旁通，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第二，拥有广阔的胸襟。古代的知识分子胸襟狭小，极善于“窝里斗”，用简单的二分法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如果对方和自己的意见不合，立马将对方纳入小人系统，而自己当然是君子系统，反之亦是如此。宋王朝时，四任帝赵受益没有儿子，遂收养堂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子嗣。关于皇帝赵宗实该称呼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为“父亲”还是“伯父”，儒家系统分为两派。以韩琦、欧阳修为首，主张称为父亲，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主张称呼伯父。司马光一派遂把欧阳修、韩琦纳入小人系统，上奏皇上要求处斩二人，以谢天下。所以，新知识分子必须要有宽广、博大的胸襟。唯有此，不论是做研究，或是当官，内讧、窝里斗的现象就少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会减少。第三，拥有有独立的人格。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他们不断为暴君暴官的特权现象提高理论依据，以此来证明“圣明天子”暴行的合法性。如明王朝的矿监、税监制度，而儒家学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废”为由来为帝王掩饰。因此，到这里，圣人的学说已经成为封建帝王的保护伞，在“酱缸文化”的浸染下，知识分子已经堕落成这种势利眼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圣崽”和只会一手抓钱，一手抓权的“官崽”。作为个人，只有人格独立了，思想才能独立。尤其是身负使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知，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也必须依靠这样的人才。结束语纵观《中国人史纲》，可以看出，在柏杨眼中，中国五千年历史具有如下三个大的特征：一、民主与法制的缺失；二、王朝的瓶颈；三、酱缸文化对中国的毒害。当然，中国历史并不是只有上述不好、令人厌恶的一面，我们也有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第一，我们的文化没有出现过断层。现在的中国人仍然是五千年前的中国人代代相传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个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有的早已消失，而有的早已“物是人非”。比方说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人是毫无关系的。我们中华文明五千余年代代传承，仅此一点，便足以令世人称奇。第二，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伟大的黄金时代。其政治、经济、文学等，无一不是世界之最，没有一个国家不对中国崇拜的。如公元八世纪的李唐王朝，首都长安，集全国精华。长安市人口密集，内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包括远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他们大多都在长安永久居留。各国使节来到长安后也往往不肯返回本国，就在长安定居，最后全都入了中国国籍。但是，“以史为鉴”的目的不是为了怀念以前的美好，怀念曾经的辉煌，更不是拿我们曾经的强盛和成就沾沾自喜。其最终目的是要我们看到自身民族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然后加以纠正和改变。如柏杨所说：“我们的优点，不必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它还是存在；不说，它也不会跑掉。我提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如果我们一味的陶醉在以往的辉煌中，自大、自傲而且自负的拒绝任何改变，反而进一步的用各种理论武器做挡箭牌。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下一次“鸦片战争”。
刘慈欣在《三体》里曾经写道：如果将人类的活动从地球上抽去，再用高级计算机去模拟地球的发展进程，地球最终将会变成一片荒漠。刘慈欣写的当然是科幻，但他的科幻作品里总是带着人文思想。所以我想刘慈欣在这里的意思是，地球和人类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当然不能离开地球，否则他就无法诞生，而地...
这本书是柏杨在台湾的监狱里写成的。也许正是在监狱里，柏杨才能抛开一切，写出如此堪称经典的史书。柏杨进监狱，是由于特务的高发，类似于“莫须有”的罪名，类似于文字狱。 这是一本写中国历史的书，时间跨度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到外国列强砸开国门的中国近代。这本书并没有罗列详实的史...
第24条：将类的实现代码分散到便于管理的数个分类之中 要点 使用分类机制把类的实现代码划分为易于管理的小块。 将应该视为“私有”的方法归入名为Private的分类中，以隐藏实现细节。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来自简书 评论尸《大四狗如果找不到工作，也创不了业》 文章写的很有道理，从各个方面写了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幼稚”。 本想发送到群班级群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这个班上微博简书的人并不多。 但我还是没发，因为万一我一发泼灭了班上创业人的心怎么办，他们为自己的梦想...
今天阅卷时，有一位同学将“每逢佳节倍思亲”写成了“每逢佳节倍思妾”。捧腹大笑之后，我瞬间就失落了，语文到底有多难，才能让学生犯这种错呢？
如果你有认真的审视过自己，你一定会发现自己嫉妒或者眼红过别人。 被嫉妒的人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为什么他们赚那么多而我这么少？为什么人家开着豪车衣锦还乡，而我却要坐大巴？ 这是人性之恶。 如果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成功，首先要战胜自己，不要去眼红他人，而是研究别人为什么这么成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