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什么叫货币化化意义?

2020-06-04 09:29
来源:
P3带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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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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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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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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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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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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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编辑:小颖 审核:摅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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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
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
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
(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
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
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
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
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
(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
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
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
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
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
(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
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
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
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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