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6月24日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很多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和反思，各国情况存在差异，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问题。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外界对中国央行和货币政策也存在不理解，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危机后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中国央行的目标、功能与做法。一、问题的提出央行应选取单目标还是多目标？危机前多数主要央行关注的重点是价格稳定，并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危机后，许多央行强化或增加了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职能，经济复苏的持续乏力也引发了对通胀目标制以外的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论探讨，如兼顾了增长和通胀的名义GDP目标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无疑会受到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涉及的问题是央行应不应该关注国际收支平衡？相关的问题是央行的独立性。普遍的看法是央行和货币政策应该独立；也可以把央行和货币政策适当分开，强调货币政策应独立。一个实行单目标制的央行是相对容易实现独立的。但如果一个央行是多目标的，可能就更难以超脱政治现实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多目标就需要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较多地协调、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担的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等职能，在权责上本身就比较敏感。第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什么关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上是有分工的，但在实际中常有冲突，也有交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财政政策使用得并不充分，这就被动地造成了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一个具体问题是，在发生系统性风险时，特别是在财政政策受到制约或者财力有限的时候，中央银行是否应当参与救助？如何参与？第四个问题是转轨经济体的央行有何不同。经济转轨的含义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转轨初期，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往往尚不存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很不完善，而且转轨过程中通常都有巨大的财务缺口，财政能力极度脆弱。如果央行不推动金融改革和市场发展，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也就谈不上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而且，转轨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发展水平低，有把“失去的几十年”追回来的愿望，对经济增长自然也会较多关注。因此，要在这种背景下理解一个转型经济体央行的目标选择。二、中国央行的目标与功能选择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制度-简洁、好度量、容易沟通。但对现阶段的中国尚不太现实。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赋予央行的年度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央行还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动态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转轨，转轨最终是为了支持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人民银行高度重视价格稳定，这是各国央行都有的目标。经济增长和就业重叠性较大，也是某些其它央行的目标。但中国央行功能中比较特殊的是改革开放、发展金融市场和国际收支平衡，也比较注意协调其它政府部门。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央行要有这些目标？为什么是央行而不是财政？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支持并组织改革开放？转轨早期的共性问题是价格严重扭曲，税收体系扭曲，非货币化实物分配，资源配置非常低效，银行也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缺少银行法、会计准则、审计、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首先，中央银行是否利用货币政策支持价格、税收等市场化、货币化改革？这些扭曲和资源配置错误的损失通常最终都集中于银行体系。大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许多转轨国家的银行体系都被巨额的不良贷款拖垮了。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型中面临同样的问题，亚洲金融风波则进一步加剧和暴露了这些问题，中国银行部门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等指标严重恶化，国际业界普遍评论中国的大型银行已经陷入了“技术性破产”。这时，不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机构体系，就没有金融稳定可言，中央银行难以实现价格稳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从谈起。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金融改革和实现金融系统健康化和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通胀等传统目标。当转轨经济体的旧有银行体系被拖垮且财政虚弱时，小的转型经济体可以“出售”银行来寻求金融机构健康性，也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收购的外国银行，中东欧的转轨国家较多见到这一模式。但中国的银行体系庞大且层级多，也难有外国银行有能力和意愿全面介入。中国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来救助银行并进行改造。但当时财政没有足够的资源，1990年代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点仅约为10%，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历史包袱，所以央行不得不设法救助金融机构和维护金融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人民银行剥离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对问题银行进行了注资，并推动各大型银行公开发行上市、转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宏观上维护了金融稳定，顺利走出了亚洲金融风波的危机。同时，注重监管体制、法规建设、会计审计标准、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微观制度建设，为银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和金融稳定奠定了基础。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发展金融市场？转轨经济体通常价格机制僵化，缺乏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在转轨时都没有股票市场、没有公司债，金融产品种类匮乏，更没有衍生品工具用于进行风险管理。这种情况下，即便央行想让货币政策向市场化方向靠拢、想建立现代化的宏观调控框架也不可能，货币政策也无法正常传导。改革初期，业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发展金融市场，央行不得不考虑做这件事，中央政府也指定央行来发展金融市场。因此，人民银行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是其更好履行货币政策职责的内在要求。人民银行为什么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事实上，对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收支、资本流动、汇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影响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十分正常。这一点基金组织可能更清楚。而转轨经济体还有自身特点，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贸易、汇率政策往往存在严重扭曲，许多转轨经济体都经历了国际贸易的崩溃和国际收支的大幅恶化。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借鉴了东亚外向型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对中国经济的各方面改革开放都贡献良多，但也提高了中国对国际贸易和外资的依赖度，导致国际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和价格稳定目标。因此，中国央行必须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相应也需要承担管理汇率、外汇、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国际收支统计等职能。财政在转轨早期、中期面对大量显性和隐性亏损，处于极度困难的阶段，可以理解会对金融改革、汇率、国际收支取避让策略。从中国这些年的情况看，内需和外需都向正确的方向得以调节，也应对了亚洲金融风波，说明央行关注国际收支的体制是对的。与此同时，多目标和货币政策功效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中国央行追求多个目标确实可能会影响其独立性，这个矛盾真实存在。考虑到中国央行要组织改革，要解决过去金融体系税率和税制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处理历史遗留包袱，把大型金融机构改造为健康的、现代化的企业，这都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去协调并共同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要想有所作为，跟政府保持比较紧密的关系是有助于改革的。反过来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果改革不到位，货币政策就难以选择合适的工具，也难以传导；如果央行过多强调低通胀目标，不在价格改革时容忍一定通胀，那么反而可能阻碍整体的改革转轨。当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央行独立性也是有语言表述的，即“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今后央行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可能发生变化。综上，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这种选择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国情是分不开的。三、多目标制带来的挑战多目标制确实会带来不少潜在的挑战，首先是能否表达为追求优化的多目标函数，如能解决好权重系数，则可表达为线性或对数线性的多目标函数，且可论证它与一般均衡目标具有对偶关系。此外有若干技术问题，比如：第一，目标重叠。中国央行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两个目标之间就有重叠，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识别出重叠的部分，并赋予其与非重叠部分不同的权重系数即可。第二，目标冲突。世界上处理经济问题经常都是面临两难、三难困境，都要有取舍和权衡，目标冲突虽难以避免，但也很正常，即表现为目标优化中的相互抵消。第三，多目标能否加总和如何确定权重。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技术的问题，可综合使用模拟市场和专家法来应对，稍后讨论。第四，模型复杂，不够简洁，沟通不易。简单的模型和目标当然好，人人都想追求，但央行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和任务是复杂的，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央行都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联储除就业和价格稳定外还要负责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欧央行在欧洲银行业联盟建设过程中成为了单一银行业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也增加了审慎监管职能。所以，复杂和不够简洁难以避免，而沟通困难的本质则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第五，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联结仍是难点。传统的货币政策模型多数只注重国内，但全球互动越来越显著，产生众多的关于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讨论。而金融稳定则从2008年起就一直是全球性问题，将不同国家、不同类别的模型加以联结，可想而知是有难度的。多目标、多变量的方法在理论上有助于国内与国际的联系、互动，但方法不成熟，挑战众多，加大了“维度灾难”（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难。四、多目标货币政策的优化问题（一）多目标优化的权重问题当央行同时追求多个目标时，央行面对的就是一个多目标的优化问题。这本身在经济学中是很常见的问题。央行的目标函数可以是各个目标的线性函数或者对数线性函数。在数学上，央行可以理解为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GE）中，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通过选择合理的政策变量，来最优化这个目标函数，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目标函数中各个目标对应的权重系数。我们知道在计算GDP时其实是一个线性加总的目标函数，所使用的权重系数是市场供需条件下形成的商品、劳务的公允价格。央行在求解目标函数最优化的时候，也可以模拟市场公允价格的形成机制，通过权衡决策层和专家层等各方面的意见，模拟出类似于在供求关系下得出大致公允价格，作为权重系数。另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均存在容忍区间，在区间之内目标权重会呈现某种调整变化，这也可以通过专家法加以大致测度。比如在危机期间，中国就调高了金融稳定和金融机构健康化的权重。而在通胀较高的时候，价格稳定的权重升高；在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较大的时候，国际收支目标的权重又会相应得到提高。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虽然这会使得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看起来不太稳定，但也难以避免，不妨碍央行的多目标制。（二）模型复杂化多目标优化也会使得央行的宏观经济模型复杂化。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间复杂的动态关系，需使用向量自回归（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这些技术来建立行为函数，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一个就是通常所说的维度灾难问题，但这也有一些技术方法去解决。对转轨经济体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经济机制的不断转变导致了样本的不可比性和结构断点。比如中国80年代以前的样本几乎是完全不能使用的，80、90年代的数据也较难运用，这就导致在使用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可用的样本量很小。（三）沟通问题模型复杂化还会带来沟通的困难。货币政策决策实际运用的模型是多变量、动态的，各变量及其滞后的变量间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但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教科书描述传统通常是单变量的、语言型逻辑。因此央行在沟通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如果沟通过于简单，虽能保证公众理解，却无法反映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如果沟通过于技术、复杂，则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能理解。这种两难是每个央行在沟通过程中都面临的。中国央行的做法是强调对专家层的沟通，以维护信息传递尽可能准确，并通过专家向广大公众做分析、解释工作；同时，我们也会向公众提供简化版的沟通。五、结语今天我主要介绍了中国央行的多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的背景和选择的理由。当然，这种选择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我们不否认有些事是有代价的，关键是代价不能高于收益。与同样处在转轨经济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国央行推进了改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大体上保持了金融稳定，也赢得了机会去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可以说收益大于成本。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选择带来了信用增长过快、高杠杆率和影子银行等问题，但也只是相对其他新兴市场比较而言。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理念也仍在演变。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段的转型，因而央行的制度安排也体现这一特点。转型终将会大致告成，央行目标函数将走向简化，许多国际经验也将更加对中国有实践意义。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国际上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讨论，并将根据今后的情况动态调整，不断适应中国改革和发展阶段的需求。

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20-08-05 08:57:12
成化二年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图片银锭。资料图片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早期打制银币。资料图片　　【争鸣与商榷】　　从全球史视野来看，明代白银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源自市场的明代白银，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全球历史。明代为什么会有大量外银流入中国？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多是以当时欧洲不能制造出与中国商品相匹敌的商品来交换进行解释，这种只见外在不见本质的观点显然缺乏说服力。我们需要切实了解中国内部在经济全球化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大力发掘利用中外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从市场崛起，孕育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市场扩张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场经济。这里所说的早期市场经济是与传统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其产品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媒介是货币。明代张居正改革，赋役向货币税收转化，农民要将农产品通过市场卖掉，换回白银去缴纳赋税。这是货币经济化或者说经济货币化的过程，而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经济是市场经济。明代白银货币化，突出了市场现象和市场的作用，因此笔者称之为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早期市场经济作为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驱动力，启动了中国前近代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见证了中国主动走向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大合流。如何从全球史视角展开我国历史上早期市场经济的萌生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前夜：白银自市场崛起　　明代白银形成主币，国外银两大量流入中国，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探讨，长期以来却属阙如，更罕有追问白银货币化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必须看到白银化与货币化不可相提并论。货币化，也即货币经济化，而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对于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探讨，正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开始的。　　明初建立宝钞货币制度，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根据《明会典》记载，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由此可见白银作为货币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银使用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从民间土地买卖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明朝宝钞货币制度没有确立，白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对第一手民间资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阶段梳理，可以发现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是市场萌发调节作用的真实轨迹：一是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已经显示了迅速衰落态势，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出现。二是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再发展又转向衰落的过程，宣德年间契约文书中出现许多实物交易，说明过渡出现了。三是正统至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土地大宗交易，发展至成化年间，白银成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货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至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般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所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并没有反映出问题的真相。一方面根据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英宗时并无“朝野率皆用银”的社会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依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初年不仅没有“弛用银之禁”的专门法令颁行，而且在正统初年有关法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想方设法地挽救宝钞，固执地采用宝钞的举措。白银崛起于市场，而不是从国家货币制度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毫无争议。　　大量明代官私文献显示，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是历史分水岭，一方面，白银崛起于市场，在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中胜出，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会流通领域的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建议以“白银为上币”，是白银作为主币已经上奏到朝堂之上的证明。于是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的历程。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说明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形成了新的动态平衡点。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通行于全社会，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在国内资源不足情况下，市场突破国界走向海外市场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经济全球化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在中国社会强烈的白银需求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滥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日本银矿。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从时间上看，日本银矿开采量的急剧增长，是在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下促发的。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　　二是美洲银矿。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寻求，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换，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东方，几乎立刻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因此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与全球。　　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人东来，中葡两国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闭关。中国白银供求关系不仅促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国际上海盗兼海商纵横的无政府状况合流并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财政危机不断升级，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使国内市场扩大与全球市场连接，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落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这标志着民间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贸易模式从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间海商迅速崛起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贸易网，并在与西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在市场作用下，财政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于1553—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交纳商税进行正常贸易；接着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的是繁盛的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到中国，还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起环球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通用于全球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大量美洲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明朝开海政策使晚明与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本土第一手官私文书与西方第一手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大航海带来的，其前夜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已经掀起了主动参与的第一波。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引进了贵金属白银，也开发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漳州月港开海和澳门开埠，创造出沿海地区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万历会计录》的研究表明，16世纪80年代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国家实物与以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在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过渡，其中白银货币化已占有41%的比例，而关于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田赋个案的分析也表明，白银货币化比例竟然高达71%。中国市场扩大发展直接激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与间接促发了美洲白银矿产大开发，推动大量外银流入中国，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积极与全球市场进行互动。对此，有学者提出的外银流入才引发一条鞭法改革，外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之说，是本末倒置了。16世纪东西方具有许多共性：民间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市场参与调整提供了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明朝主动走向全球贸易，不失时机地成为全球大合流的预流者，是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贡献者。　　供求关系是经济学基本原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演进过程。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东方与西方普遍存在货币是财富形态的观念，获得金银的途径是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当时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及地区之间贸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国商品存在着比较优势，白银需求过度，供给不足，存在着巨大缺口，而海上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利润空间。明朝通过内部市场驱动力与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动与世界市场接轨。16—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输入到中国。美国学者丹尼斯·弗林与阿图罗·吉拉尔德斯提出了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的观点。笔者则认为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中国白银需求直接引发日本银矿大开发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不是被纳入一个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是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结语　　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发展带入经济全球化构建和思考之中，综合考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以及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明代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夜，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启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嵌入并推动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和国家财政体系乃至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明代白银不可逆转地成为流通领域主币、国家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和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中国出现了一个白银时代。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中，国家在制度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上商帮兴起，历史发展进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博弈与合作交错的复杂过程，而整体社会变迁不能简化为国家法令推行的单向过程。　　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产生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需求决定供给，推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扩大发展，主动走向海外市场的寻求，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引发了美洲银矿大开发，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潮流。　　白银货币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多面性，主要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建设性，一是破坏性。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财政窘况频现；整体社会变迁，国家面临错综复杂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全面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全球货币危机，欧洲的西班牙和亚洲的明朝相继走向衰落均与此有关。这是16世纪全球白银贸易发展最繁盛国家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主要依靠外来资源，无法抵御外部变化的冲击。（作者：万 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