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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矿难因与果 官煤勾结清理难度远超预想
　　1２月４日，河南新安寺沟矿透水，42名矿工仍然下落不明
　　七台河矿难事故的救援人员在研究救援方案
　　当今年7月新疆阜新83名矿工遇难和8月广东兴宁123名矿工遇难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失，11月27日，黑龙江省七台河东风煤矿又发生死亡和失踪171人的特大矿难。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矿难事件，人们关注、愤怒，甚至失去痛感。我们的目光聚焦在“官煤勾结”这一悲剧之链上。我们要问，“官煤勾结”这样的残酷游戏真的无法痛断？
　　撰稿／杨艳萍(记者)
　　午夜的围墙，和巨大的“落实责任”几个大字下几把空空的椅子，这是今年8月7日广东兴宁市发生特大矿难后留给矿区的一幅真实镜头，很耐人寻味(见题图)。
　　8月7日，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突发特大透水矿难，随后进行的调查发现，参与这座煤矿分红的65名股东，有半数来自当地安监、税务、公安等部门，其中一名“貌似”普通的警察，在大兴煤矿拥有的股份价值竟然高达3000万元。
　　在123具死难矿工遗体的映衬下，“官煤勾结”再度以一种异常刺目的方式粗暴地闯入人们的视野，逼视着社会的心理底线。两个星期之后，8月22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参股煤矿的公职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9月22日前必须撤资。
　　中国的煤炭行业，尤其是一些地方中小煤矿，煤炭财富与政府权力的“联姻”由来已久，这个人所共知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度化，成为保障部分煤矿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和潜规则。在乱相频生的中小型煤矿，几乎每一起矿难背后，都能看到公职人员的身影若隐若现。
　　煤炭是一个高危行业，官煤勾结的一个直接弊端，就是以利益为纽带，将安全生产的监管者和矿主牢牢捆绑在一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忽视安全投入和存在的隐患，对非法开采睁一眼闭一眼，一旦发生矿难，已经“置身其中”的监管者们，往往又成为矿主们最有力的保护伞。正因为如此，清理“官煤勾结”，被视为遏制目前矿难频发的一个关键。
　　11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至10月20日，全国共报告登记在煤矿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4578人，登记入股金额6.53亿元，已经撤资4.73亿元。
　　目前国内煤矿总数超过2.6万，如果按照每个煤矿有一个公职人员参股来计算，那么被参股的煤矿比例只有不到1／7。从已经查处的湖南资江、江西新余、黑龙江七台河、广东大兴等煤矿呈“窝案”状的官员入股情况来看，这一结果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原定“9·22”大限之时，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收到的清理报告中，只有9个省497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其中内蒙等省区，甚至传出地方官员宁肯丢官也拒不撤资。不得以，几乎所有的省份都相继延迟了截止日期。
　　严肃的国家政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了可随意伸缩的橡皮筋，有专家指出，政令权威和地方保护一直以来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只是在此次撤资令的执行中，从隐秘走向了公开，从间接冲突走向了正面交手，从局部走向了整体。
　　公职人员参股煤矿，是典型的寻租行为，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社会公众对官商勾结和权贵资本更是深恶痛绝。但是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一条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清理“官煤勾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人们最初的预想，然而无论代价有多大，“官煤勾结”已成为中国经济肌体上一个必须剔除的顽疾。
　　从现实来看，清理“官煤勾结”一方面是对煤炭行业暴露出来的混乱状态进行治理，另一方面，接二连三的大小矿难已使社会公众对一些部门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强令官员从煤矿撤资，也是对公众不满情绪的疏导。
　　更为重要的是，官煤勾结，使部分地区超限开采和非法开采大行其道，这不仅构成诸多安全隐患，同时也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危及国家能源安全。
　　从2002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攀升，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连续4年超过GDP的增长，其中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高达70%。尽管在国家新的能源战略中，多元化的能源战略安排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煤为基础”在短时间里仍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国能源问题专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煤炭的生产能力不是一个可任意增长的数量。当煤炭年产量达到20亿吨的时候，就是一个极限。超过这一界限，煤炭的开采难度加大，成本将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是一句空话。
　　2004年6月中国政府通过的中国未来20年的能源战略规划中，一改过去以供应为主的思路，第一次把“节约”能源放在了首位，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方针，体现了节能优先的原则，今后5年，加强资源管理将是改革的一个重点。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最近明确表示，年底之前必须完成8000多个煤矿的整顿关闭任务。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国家所推行的能源战略在煤炭行业迈出的关键一步。斩断地方官员与煤炭企业的利益关系，则是遏制煤炭资源无序、过度开采，保证国家能源战略得以顺利落实的重要抓手。
　　在市场需求与煤炭价格齐飞共涨的今天，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煤矿，超设计开采几乎无处不在。用钱老板的话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赚取最大的利润”。
　　撰稿／杨艳萍(记者)
　　今年十一长假，刘丽华带着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回山西吕梁老家，街上遇到过去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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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同事问这两年不看见你，上哪去了？刘丽华说，孩子转到北京读初中，她跟着进京陪读了。听说刘丽华在北京的房子有两百多平米，同事羡慕得直咂嘴。
　　“还是有钱好啊，你现在可就是北京人了。你男人呢，不开煤矿了？”刘丽华回答，男人当然还在矿上，不开煤矿，她和孩子在北京吃什么。同事开玩笑地说：“你在北京跟孩子过，那你男人现在跟谁过着呢？”
　　虽然是句玩笑话，刘丽华听来心里却“咯噔”一下。其实从到北京那天起，这样的念头就如影随形地跟着她，搅得她心绪不宁。每次回家刘丽华都不愿再回北京，抢白丈夫的理由是，两人分着过，她在北京不像个家，他在山西也不像个家，这哪里还是过日子。其实她内心里更深的忧虑，是把刚过不惑之年的丈夫一个人留在山西，着实让她放心不下。
　　买房子就是攒家当
　　在山西、陕西、内蒙等地，近年冒出了大批一夜暴富的煤老板。送孩子到国外或者国内大城市接受最好的教育，是他们有钱后的首选动作。
　　太原一位从事煤炭行业的童先生对记者说，山西煤老板们在北京买房，有地理上的便利。
　　另一个原因，开煤矿到一定规模，老板都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山西大宗货物出省主要靠铁路运输，尤以煤炭运输为甚，煤炭运输紧张时，煤老板们每月1／3的时间要耗在跑车皮上。北京办公楼租金昂贵，无论从投资还是实际的需要，买房办公和自住，对煤老板们更为合算。
　　买房子置地，原本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投资方式，近两年北京、上海等地房价飞涨，股市持续低迷，民间投资渠道极其有限，买房就成了既省心又实惠的投资方式。“所以报纸上大惊小怪地说，某个小区住了十多户山西人，那一点不稀奇。”
　　记者还接触到一个来自山西的陈老板。从名片上看他经营的是一家贸易公司，其实这个年纪不到40岁的山西人，是位拥有6口煤井和一个焦化厂的私人矿主。他从2001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凑足了21万起家，短短4年多的时间资产已经神话般超过10个亿。陈老板说话慢条斯理，带着并不明显的山西口音。他面色苍白，略显倦意，身穿一件普通的褐色外套，如果不是见面时他开着的那辆车牌号码极其显眼的保时捷越野车，你很难将他和一个身家十多亿的大富豪联系在一起。
　　陈老板买煤矿也卖煤矿。2001年，一位矿主以280万的价格买下了一座与他相邻的煤矿，由于后来对近旁陈老板煤矿的安全和生产构成影响，2003年，陈老板以3200万的价格从他手中买过来。“2000万当时付清，剩下1200万，让他多挖一年煤。”
　　两年时间赚2920万，还不包括两年里他挖煤的盈利，只是矿井的价格。这让久经沙场的陈老板也生出些许感叹。这个钱赚得太容易。
　　煤价持续上涨，陈老板获利甚丰，也让他心里有些不安。这样的行情还能持续多久？煤炭是一个受宏观调控影响颇深的行当，如果一段时间后，价格也像现在焦炭一样出现大幅下滑，现有的产业该如何维持它正常运转。尽管资产庞大，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银行融资。这些都是陈老板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陈老板曾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近期在山西传为笑谈的段子。香港半山的高档住宅区，有两幢豪宅待价而沽。卖方最初的心理底价是6000万一幢，同时对购房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要求。一位山西的煤老板来看房，张嘴就开出一幢1.5亿的价格。卖方惊闻报价，什么身份、地位，全抛在一边，当即与他拍板成交。
　　陈老板面露鄙夷，“都是些暴发户，有了钱就胡整。”
　　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近来在陕西榆林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件事，让记者领略到煤老板们的出手豪阔。榆林城中有一个不错的地块，原先是座占地数亩的大浴场，经营不善要被拆除。榆林从事房地产的几家大企业都想吃进，结果地块被一个煤老板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价格一举拿下。
　　“我们做房地产的人看来，这块地顶多值个2000万，可是他开口就是3400万。没别的，这两年煤老板挣钱太容易。”一位地产商对记者说，在当地还有个普遍的看法，钱存在银行就成了死钱，只会贬值不会升值，买房子置地才是真正在“攒家当”。
　　山西、陕西都是中国的煤炭大省，储量巨大而且分布广泛。在山西一些偏远地区，有的小煤井就开在农民家的自留地或者院子里，在陕西府谷一带，由于地质条件优越，部分煤层就暴露在山体表面。当地农民采煤根本无需办理任何手续，用四轮车装上一台发电机，拉到矿区直接用割煤机沿山体平着往里挖就是。
　　“这些偷着挖的人可把钱挣美了。他们挖煤是数天的，挖一天卖一天。有时候一天能挖上百吨，而且都是价格在250元／吨-260元／吨的大块煤，就算偷一次，他就把多少钱给挣下了。”
　　在陕西榆林市的一口煤井前，矿主钱老板告诉记者，目前当地的坑口价平均每吨在200元左右。容量2吨的煤斗，每两分钟从地下100米的深处提一斗煤上来，就等于是“提”上来400元钱。这哪里是口黑黢黢的煤井，分明是一部金灿灿的自动提款机。钱老板对记者说，现在他的矿井日产量是1000多吨，一天的产值就有20万。正常情况一年产量能达到30万吨，产值超过6000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老板接手这家煤矿时，年产量只有6万吨，经过多年建设投入和技术改造，目前年产煤量是17万吨。在市场需求与煤炭价格齐飞共涨的今天，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煤矿，超设计开采几乎无处不在。用钱老板的话说，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赚取最大的利润”。
　　炖羊肉过“严冬”
　　钱老板的家里，有三菱越野、宝马等4部车。说到煤老板买悍马，钱老板有些气不打一处来：“煤老板开个好车怎么啦？开好车的人多了，我们的车就是偷来的？抢来的？这两年煤炭价格好，开好车很正常嘛。早年我们受苦的时候，谁管过谁问过？现在人都势利得很。真是老话说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现在省内外拉煤的卡车在矿井旁排长队，钱老板守着矿井坐等收钱，而在1997年前后煤炭行业不景气的时期，这样的场景他想都不敢想。
　　“那时候，煤面最便宜卖到13块钱一吨，甚至还卖过9块钱一吨。我派人专门守在路边，见到拉煤的空车就好说歹说把人家请进来。矿上天天炖着羊肉，司机来了羊肉给盛上，烟给递上。如果是给电厂拉煤，10块钱一吨，要另外给司机1块钱。场地上的煤堆得山似的，太阳底下晒久了，会自己烧起来。”
　　最艰苦的时期，钱老板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家里靠老婆喂猪养羊作贴补。井上井下都要他盯着。每天早晨7点钟他骑着摩托车出门，总是很晚才回家。“媳妇说这么多年我很少在晚上9点之前回家，我早得了吗？卖煤、讨账、搞关系，都靠我一个人。别人吃，我得陪上，要唱，也得陪上，要赌，还得陪上。一顿饭千把块钱，掏钱的时候我心里总琢磨：这又得挖多少煤！”
　　同一区域的煤老板中，能挺到今天的已为数不多，钱老板算是其中的一个。在煤炭行业低谷期，他始终有个倔强的想法：一吨从地下百米深处挖出的煤，凭什么卖不过地面上的一方石头？石头可以轻易找到其他替代品，而与煤有着同样功效的石油和天然气，成本又太高，从这些方面看，煤价不可能永远这么便宜。
　　熬过“严冬”的钱老板，现在已开始品尝收获的滋味，对眼前一夜暴富的生活，他却心下忐忑，不知道这样日进斗金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他说，“每次听到有人叫我李总，心里总有些感慨。咋也没想到，我竟然还有今天。”
　　“我们就是孙子那一层的”
　　记者在钱老板的矿区采访期间，矿长向他报告，刚接到市里通知，下个月起每吨煤市里加收15元，好像叫“价格调节费”。钱老板有些莫名其妙，他问这个通知是会上说的，还是有正式的文件。矿长回答是电话里说的，什么时候下文件还不知道。
　　这样的事情，钱老板显然已经司空见怪。他面无表情地坐回沙发，对矿长嘟囔了一句，“这么大的事情至少应该有省级人民政府的文件嘛。”他掉转头对记者笑笑说：“什么时候都一样，煤越贵，来打招呼来收费的越多。我们就是孙子那一层的。”
　　名目繁多的税收和收费，让钱老板自己一时也说不清吨煤的精确成本。他让会计拿出一叠账单给记者翻看。与山西相同，当地税收也是基于年设计生产能力计算的(对于煤矿的超产部分，基本上还是“管理死角”)。在一个煤矿企业所有正常开支中，税收算是大项。矿主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地税等。其中个人所得税为利润的33%，增值税是销售额的13%。
　　山西的地税为销售税额的11.5%，榆林的地税是在销售税额的基础上，再提5%的城市建设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
　　另外当地还要收取6项“煤管费”，其中包括1元／吨的计量费；2.63元／吨的维简费(维简费是煤炭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地方政府规定企业如果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维简费可以返还。钱老板说，实际上收去的钱没有再回来的可能)；0.3元／吨的环保费；0.5元／吨的水资源保护补偿费；1元／吨的防止水土流失费；1元／吨的集资修路费。
　　这部分费用由当地煤矿局一次性收取。在钱老板看来，这些都是政府收取的正常税费，企业交纳是应该的。让他颇为抱怨的是矿井旁那条5公里左右的公路。政府收了修路集资款，但是长期以来，门前运煤车压得稀烂的那条土路却一直无人过问。三菱越野开过，人在车里感觉像乘过山车，忽上忽下，左摇右摆。路面翻起的尘土半尺厚，一辆拉煤的卡车错身而过，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视线不足5米。尽管车窗紧闭，车里人还是被尘土呛得透不过气。
　　大致估算下来。钱老板的吨煤成本在60-70元之间，这还不包括采矿权、招待费、购买政府推销的各种产品、摊派的各种集资和捐赠。“全部加起来，成本大概超过100元。”
　　地处村镇的一些小煤矿，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搞好群众关系”。“和村民关系搞不好，我的生意也做不成。”山西一位矿主对记者说，现在的百姓“很难缠”，一个处理不好，他们的拖拉机就挡在了路当中，让你拉煤的车辆无法进出。
　　在不少地区，矿主每年要向村民无偿提供生活用煤供村民烧饭、取暖，每户人家每年控制在2吨以内。逢年过节还要给村民送米送面，或者按照人口发放现金，根据村子的大小，每人发放500元到1000元不等。如果矿主有能力把村干部搞掂，这笔费用可相应减少。
　　相对于矿主的整体收益，这笔不算大的支出增加了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交易成本；对于世代生活在矿区的村民，以未来生存环境为代价换取的补偿，实在只是杯水车薪，甚至也不会给自己生活带来现实的改观。这种损己不利人的交易方式，在相关制度不健全的市场条件下，却成了维持煤矿正常运行的“常规武器”。
　　开10年煤矿弄出一身病，钱老板打算再干两年，举家迁到珠海去生活。“去年我已经把法人代表让给别人做，今年董事长我也不想干了。又是污染又是塌陷，还有应付不完的各种关系。将来这里只能当作是个挣钱的基地，生活居住已经不合适了。”
　　超过百种的税费
　　赋税过重是煤炭生产和销售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山西省物价局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局曾对省内近500家煤炭产销企业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经批准、合法的收费共计92项。其中，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就达40项，属于经营性收费6项，铁路运输杂费等46项。如果加上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实际收费项目在100项以上。
　　征收税费的过程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国有煤矿的各类负担少于乡镇煤矿和集体煤矿，乡镇和集体煤矿少于个体煤矿的局面。在2002年之前煤炭行业处于低谷时期，有关部门乱收费问题有所收敛。随着煤炭行情的回暖，这种迹象又有所抬头。
　　在调查的40项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中，涉及收费的行政、事业单位有29个。一些已经废止，或者与煤炭产销企业全无瓜葛的项目仍在继续执行。例如某县综合治理办公室收取的“群防群治管理费”，某县林业局收取的森林检疫费和森林建设保护费。
　　除此以外，各种形式的摊派也是煤炭企业的沉重负担。摊派的内容五花八门。如调查的某煤矿，全年共计摊派30次。摊派的项目包括开业集资、修路集资款、赞助、六一捐款、会费、活动宣传费等。
　　熟悉煤炭行业的人士对记者说，这一轮煤价上涨，获益最大的其实并不是煤矿矿主。如果一吨煤的收益是100元，其中政府部门的税费占到20元，错综复杂的中间环节拿去了60元，真正到矿主口袋里的恐怕只剩20元。
　　花样百出的赋税让煤炭企业不堪重负，职能部门的乱收费让煤老板们不胜其烦，偷税漏税也由此在行业内大行其道，煤炭网站内叫卖发票的帖子时有所见。草蛇灰线，伏迹千里，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为煤炭行业的“官煤勾结”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经济发展与政绩紧密相关是官煤勾结的原因之一
　　“官煤”困局
　　按照官场的逻辑，经济发展与政绩紧密相关。经济效益越大，官员政绩越显著，升迁的机会就越多。在地方官吏看来，官员入股煤矿，是把地方利益、矿主利益以及官员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最优选择。
　　撰稿／杨艳萍(记者)
　　10月末，清理“官煤勾结”的第一阶段工作进入尾声，陕西省共有89名“涉煤”官员先后撤资，总金额达1144万。在近两个月的清查过程中，陕西煤炭主产区榆林市神木县科协主席康寨村、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王国平以及科技局副局长尚文斌等3人，因拒不撤资被就地免职。
　　虾兵蟹将浮出水面
　　任职于榆林市政府部门的黄女士，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讶，“这些人一定是从前把人得罪下，现在被人家举报了。”看到整个陕西省撤资的处级干部不过区区9人，科级干部40人，一般干部24人，黄女士把手里的报纸搁在一边，搭拉着眼皮说：“清出来一帮虾兵蟹将。”
　　从9月初接到国务院清退“官股”的政令后，榆林市政府所有部门的领导干部，每人必须交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与地方煤矿没有经济利益上的关系，今后也不会参与煤矿投资。黄女士对记者说：“真投了，谁还能让他知道吗。”
　　从目前各地清退情况看，来自政府部门的“涉煤”人员，科级和科级以下的干部成为本轮撤资的主体，再往上基本没有突破县处级。用湖南一位矿主的话来说，“查出来的大多只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小萝卜头。”在他看来这些拿钱来占股份的人，真出了事根本没有大用处。“只是小鬼难缠，给他一点好处，也攥住他的把柄，不要动不动就来找麻烦。”
　　榆林一位矿主对记者说，这两年煤炭行情好，省里甚至北京都有人来这里“抢资源”。本地小矿主大多数只能拿到大矿放弃的边角料，这些有来头的人，却能通过政府关系从国有煤矿优质资源中完整地“切”去一块。“这样的资金他们查得清、退得了吗？”
　　在总结前两个月清理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时，国家安监局官员不无疑惑地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陕西省的延安市，在省内并不是煤炭主产区，然而登记撤资入股的官员却比较踊跃；渭南市属于产煤大市，却几乎无人报名。山西的朔州也存在和渭南类似的情况。
　　从各省把清退截止期相继延后，到地方官员公然宣称“宁可丢官也不撤股”，对于查处过程的艰难和来自地方上无形而又巨大的抵触，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一定感受深刻。在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李毅中这样对媒体说：“这次清理纠正工作是初步的，撤出的投资可能只是一部分。从目前的举报线索来看，还有更隐蔽的、埋藏更深的。”
　　“红顶商人模式”
　　“领导干部参股？哪有报纸上说得那么玄乎。”在太原，一位从事煤炭行业的童先生对记者说，“干那种事的一般都是小干部。煤炭属于高危行业，出了事情就会‘株连九族’，真正有实权的人，谁会去冒那个险。官级高的大领导，对煤炭行业的风险性和危险性了解更多，他们更不会去做这种事。不过贪污受贿还是有的，这可能比参股煤矿更恶劣，危害性也更大。”
　　这位童先生对记者说，对于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参股煤矿小打小闹他看不上，做得太大又会影响仕途，“他们真有什么需求，比如要出国，跟上煤老板一起去就是了；要跑官，煤老板给出钱就行了。人挣钱不就是图个舒心吗。自己干煤矿，压力太大。”
　　早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在煤炭行业浸淫数十年的童先生，对煤矿和矿主目前面临的困境深有感触。近年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能源需求增大，煤炭价格也随之扶摇直上，大小煤矿无不超限开采，致使矿难时有发生。矿难频发又导致煤矿经常性大面积停产，加上近期国家对小煤矿大规模关停整顿，更加剧了煤炭供应的紧张。
　　煤价不断走高，驱使矿主用金钱去腐蚀政府对煤矿的“封堵”，令官煤勾结在这两年越发紧密和猖獗。一个矿主一年中的主要工作，只有很少部分用在抓生产抓安全，更大的精力都耗费在协调与各方面的关系上。
　　“有些矿主这么做，那也是被逼无奈。一个小小的县级单位，可以管到它的政府部门就有20多个，谁都可以到它那里指手画脚。煤炭是个事故多发的行业，政策调整一次，行业整顿一次，相关部门各种名目的费用就来征收一遍，而且合理合法。这个时候谁也得罪不起，哪个部门都有可能要了你的‘命’。当地派出所如果问你要20万的赞助费，你敢不给吗？”
　　开煤矿首先要协调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目前从事煤炭贸易的邱先生有最直接的体会。邱先生过去是江苏一家国有大型煤矿的中层干部，曾经参与多起集团对山西煤矿的合作与收购过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坦率地说集团与山西的合作少有成功，原因在于，山西人不肯“卖祖宗”，无论如何都要他们自己来控股。
　　“一位跟我们谈过合作的赵老板，过去是山西省政府一名官员。2002年之前煤炭行业不景气，他下海之后通过政府的关系，利用为地方招商引资拿到不少资源。我们想收购的，是他在山西古交市一块13平方公里大小的煤矿。我们的条件是，集团支付建设煤矿所需的4亿资金，以及分6年付清的1.7亿元矿产资源补偿费，由此占有这座煤矿80%的股份，他占20%的干股，每年还会给他一笔固定的费用，除此之外煤矿与他没关系。这个条件被他一口回绝。”
　　邱先生最初的看法是，这人就是个山西“土财主”，霸住自己的二亩三分地，宁可烂掉也不肯被别人买去。在山西地面上跑久了，他才觉出赵老板的做法自有他的道理。赵老板明确告诉他们，如果这个煤矿与他没关系，将来对双方都不利。尽管对方是全国赫赫有名的煤炭集团公司，但是在古交市在山西省，赵老板深厚的人脉关系仍旧必不可少。
　　“在以红顶商人为主导模式的煤炭行业，经营一家煤矿确实需要赵老板这样的人，需要他与地方各部门高度的协调能力。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外地企业来说，这里面有机会，也存在巨大风险。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协调’究竟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合作的成败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风险我们没法评估。”
　　官场的逻辑
　　按照官场的逻辑，经济发展与政绩紧密相关。经济效益越大，官员的政绩就越显著，得到升迁的机会就更多。在他们看来，官员入股煤矿，是把地方利益、矿主利益以及官员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最优选择。
　　计划经济时期山西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过了娘子关(河北与山西交接处)来到山西地界，就像进了党校，人人都能跟你谈谈马列主义。山西著名学者申长平也曾经感叹：“山西是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地方，很多人都把做官当成第一追求，其个人的价值取向就是当官。”现在煤炭是创利最快的行业，不少官员就把煤矿当成了政绩的突破口，多挖煤成了在仕途上快速提升的一条捷径。
　　当地一位干部对记者说，领导任职时间短，也是地方官员无视煤矿开采规律，热衷追求短期效益的一个因素。他对记者说，山西官场干部任职都不长，一般地市是5年，县里是3年，甚至一两年就一变。
　　根据当地媒体披露，2002年山西财政供养人员由1990年的91万人，增加到133万，增长幅度达到46%；财政供养人员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32人供养1人，变为目前的24人供养1人。
　　僧多粥少、财政拮据，使政府部门行政职能商业化的痼疾再度泛滥。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基层行政单位，机构不大，但人员众多，财政核拨的行政经费远远不足，如果不靠乱收费，根本难以维持。有些地方，干脆对一些行政部门如煤管局、工商局不拨经费，由这些部门自行收费维持，甚至还下达收费上交任务，作为当地财政预算收入。
　　山西学者段治平和田启生，对当地煤炭经济保持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巨大的影响和控制力，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余威犹存。从前这种干预和控制不是依靠法律体系来实现，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行政机构来进行。
　　改革开放后，尽管权力经济的色彩有所淡化，企业拥有了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行政体制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行政机构的权力也没有受到明显的消弱，它随时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来影响和干预企业，权力型经济是导致乱收费的基本原因。以权收费、以权敛财，又成了官商勾结的催化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地方官员从煤矿撤资表现出一种被动、消极的姿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矿主的逻辑
　　“在最短的时间内攫取最大的利润”，这样的理念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更符合煤矿矿主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官员追求短期效益，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积累更多升迁的政绩资本，至于矿主，则在于长期以来小煤矿产权始终含混不清，矿主不仅要承担安全风险，还要承担政策频繁调整给经营和收益带来的不确定。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有煤矿从国家手中获取的资源，多是以行政无偿划拨，或者低价购买的方式获得。在煤炭行业的低谷期，部分国有煤炭企业难以为继，一些私人资本趁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到需要高投入的煤炭行业。在1996年之前，众多小煤矿逐渐全被承包了出去，年限从三五年，到“把矿里的煤全挖尽”。
　　早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就已确立了资源的有偿使用原则，1996年修改后的新法再次明确了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实行有偿开采的原则。实际的情况是，在随后的5年中，全国包括煤矿在内的矿业权流转总共只发生了270多项，更多的矿权转让是以非市场价格来进行，暗箱操作甚为普遍。
　　“在1997年之前，你投资的煤矿只要与国有大矿没有冲突，井与井之间不重叠，地方煤炭局就可以审批。因此在前些年老矿的转手非常频繁，一个小煤矿可以被层层转包近20次。随意变更采矿权是违法的，一般的做法是四张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的法人不变，只需私下进行股东变更，然后在到地方煤矿管理局打通关节就行了。”
　　陕西一位矿主对记者说，按照现在正常程序，你要投资一个煤矿，首先要向地方主管部门提出预申请，经省国土资源厅同意，才可以在区、县、市逐层立项，再经省发改委审批后，上报国家国土资源部报批，结果还有可能是不被批准。现在开煤矿是越来越难了，除非你能拿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大项目，比如符合循环经济的煤转油，煤转气，被批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可是这样的项目需要大资金、大投入，小矿主没法玩得起。
　　以非正常手段获取煤矿的采矿权，矿主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最快速度收回投资，在此前提下，矿区建设和安全投入基本成为空谈，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掠夺式开采，在同等规模的小煤矿中随处可见。国家去年关闭年产6万吨以下的小煤矿，今年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矿主不知道被关闭的命运明年是否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政策的不确定，加上煤矿随时会死人，驱使矿主必须在现行制度下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地方官吏的利益联盟，就成了他们一个本能的选择。
　　2004年年中，山西省在临汾、吕梁等地推行“资源有偿取得价款”的试点改革，今后矿主只要根据资源储量上交一笔资源补偿费，就可以获得原本国家无偿划拨给乡镇、县市或是省里的采矿权。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煤矿不仅有了相对合理、透明的市场定价，而且矿主可以长期合法地进行开采，可以把煤矿拿到银行抵押贷款，还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市场转让。
　　据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的统计数字显示，煤矿产权明晰后，临汾市煤炭资源回收率已由一年前的30%上升到70%，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5.6下降到了1.7。不仅如此，试点之后，临汾市煤矿明确了责任主体，实现了采矿权和经营权的高度统一，矿主普遍加大了安全设备、先进设备的投入，扩大了规模效益。2005年起，矿权改革从临汾试点，开始迅速向全国推广。
　　娄底“官煤案”揭底
　　日，就在国务院发出的官煤撤股“最后通牒”大限到来之际，湖南娄底公布一起涉及32名党政干部的官煤勾结大案，成为国家治理官煤勾结统一行动中的第一案。
　　撰稿／李泽旭(记者)
　　曾红辉，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四大队大队长，个头不高，他的普通话略带地方口音。
　　当支队长于学辉将记者领到他面前，请他介绍办案经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由意外变成了腼腆。
　　他用娄底方音告诉记者，他所参与办理的这起官煤勾结大案是娄底经侦支队遇到的第一起与煤矿有关的案件，通过媒体他才知道这是今年国家治理官煤勾结统一行动中的第一案。
　　凌晨抓捕
　　2004年底，一封举报信引起了娄底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信中反映新化县温塘镇支华、雄兴两矿销毁盈利账目，大股东吃小股东，并反映矿老板康建国竟身兼镇安监员，被评为省劳模。数位市领导批示：作为典型案子来查。
　　市经侦支队悄悄成立了以副支队长李雄为组长的专案组。初查历经了半年，专案组展开了大量细致隐秘的调查，案情逐渐清晰。
　　“调查这么长的时间，可见案件的侦破难度。”曾红辉告诉记者，“我们进行所有的相关调查都不能惊动当地的地矿、煤炭、安监、税务等各个部门，康建国对这些地方都很熟。”
　　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侦查员租了一台车，连续三四天守候在支华、雄兴两个煤矿附近，一辆一辆地查运煤车进出的数量，计算煤矿的产销量。并找人专门了解煤矿方面的指示，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打探与这两座煤矿相关的所有资料。
　　目标锁定在康建国等7个人身上，大网预计在日凌晨收紧。
　　就在设在冷江的指挥部进行最后部署的时候，负责跟踪康建国的侄子、支华煤矿出纳康志辉的主办侦查员杨鸿辉晚上10点传来消息：康志辉一个人开车到了冷江，正在冷江大街上到处转。
　　“难道计划泄露，他们有所察觉。”指挥部内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几分钟后，杨鸿辉的手机里传来指令：“别慌，跟住了，不要暴露目标。”指挥部立刻抽调几台车，在冷江各主要街道布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康志辉转悠了一阵之后，突然将车横在一辆实施跟踪任务的“本田”车前。
　　“二毛在里面吗？”康志辉问道，并向车内张望。
　　“没有这个人。”车内的侦查员小心地应答，然后关上车窗从容离去。
　　半夜12点多，康志辉终于停止瞎转，拉上一个女人一起开房去了。
　　“先拿下康志辉，进行突审。”指挥部当机立断，侦查员立刻奔向康志辉所住的宾馆。
　　看到突然而至的民警，以为只是抓嫖娼的康志辉满不在乎地说：“你们怎么把我抓的还得怎么把我送回来！”
　　紧急突审后，情况终于清楚，康志辉当晚确实是在找一个外号二毛的朋友。
　　一场虚惊。凌晨2点，各路警力立刻行动，将正在某宾馆开房的康建国等4人和在支华、雄兴煤矿值班的2人控制住。
　　意外收获
　　抓捕结束，原本应该开始核实群众对康建国等人销毁盈利账目，大股东吃小股东等问题的举报。但是，一个意外却出现了。
　　曾红辉当晚负责控制煤矿和搜查证据，他告诉记者，从两个煤矿保险柜里搜出的账本只记录了4月份的账目，前面的记录都被撕掉了，只留下一个截至3月份的结余单，有着7个股东的签名，剩下的都是假账。假账做的都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一共一麻袋，包括提煤单等各种单据，比真账还全。在支华煤矿扣押的一份结算单上有一个账务处理决定，7个人共同签名，上面订立了攻守同盟协议。大意是账务处理收据只保留一套，供各部门检查，剩下的都销毁。如果有关部门查处，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谁泄露出去谁负责。当场还扣押了800多万元的现金。事后得知，据查，支华、雄兴两煤矿共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2000多万元，隐瞒收入达900万元。此外，康建国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私分煤矿利润600多万元，其中康建国个人得126万元。2004年至2005年，康建国还与财务人员用煤矿公款送礼达10余万元。
　　“到这一步，案子已经够大了，但是在康建国家里面的发现却使得这个案件更具有典型意义。如果不是当晚的意外发现，可能还真查不出这个案子竟涉及到官煤勾结，而且还是32个党政干部入股。”曾红辉说。
　　在康建国家里，侦查员搜出了一个小本本，上面清楚地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单位某干部入股几万元，某年某月某日，某单位某干部支取分红几点几万元，上面落有大部分入股干部的签名。
　　娄底市纪委监察室主任罗一鸣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初步查明，新化县地矿局、煤炭局、安监局、税务局、总工会、温塘镇等单位的32名党政干部在支华、雄兴等煤矿参股，总金额为207.8万元，其中副县级干部2名、正科级干部7名。共分得红利93.25万元、收受红包礼金30.79万元。目前，除对涉案的4名正科级干部立案侦查外，对其他涉案干部的责任追究还在研究之中。
　　这32名股东多数没有用自己名字直接入股，入股的名字多用父母、老婆、孩子的代替，极少数用自己名字入股的干部在案件查出后也不承认是自己入股，而是推托是替朋友入股。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这些企业股东的详细状况，但是他们在康建国那里领到红利后的签名却无法将自己揩干净。他们的股份都集中在康建国个人名下，并由康建国按照煤矿盈利情况，每年按比例给他们分红。
　　这些人的入股和分红情况只由康建国自己掌握，其他股东多不清楚，发红利只是康建国自己去发。
　　这些股东真的拿钱入股了么？
　　曾红辉告诉记者，这些干部入股时多多少少都是拿了钱的，但是康建国严格控制着煤矿的股份，一个煤矿共460万的股份，另一个煤矿共600万的股份，能量大一点的人入股最多也只让入5万元，一般权力的人只能入2万元。
　　“我们扣押的借据有400多万元，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借据，还有康建国的借据100多万元。”曾红辉说。
　　目前，32个“特邀”股东获得的红利及红包礼金已全部没收，上缴财政，其股份统一委托，已协议转让108.5万元。
　　发财之路
　　今年41岁的康建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只是村里一个小贩，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兜售妇女内衣、袜子或绿豆冰棍，这个仅有初中文化的人是怎样成为当地“名人”的呢？
　　温塘是全国百强重点采煤乡镇之一，支华村内煤炭储量巨大。1993年，刘玉清等人自筹资金先后吸收村民股东183个，共吸纳股金元创办支华煤矿。康建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投资了5000元的小股东。
　　因为企业改制资金只有镇办煤矿才能取得，为争取一笔企业改制资金，支华煤矿不得不求到镇政府。镇政府投入一些矿车、钢轨、防爆等生产设备，获取该矿51%的股份，控制了煤矿人事权和经营权，但不到一年就亏损30多万元，很快选择退出。
　　1998年7月底，温塘镇镇长段某主持煤矿矿务会，任命支华村当时的村支书段国光为煤矿董事长，同时追加康建国等3人为新的董事，并决定煤矿发包。8月30日，和镇上领导关系甚密的康建国以每年上交21万元的承诺取得年利润上百万元的煤矿的承包权。
　　2002年底，康建国中止承包，重组支华煤矿股份，吸纳了支华村部分村民、社会人员及党政干部股金604万元，以合伙企业形式生产和经营。
　　日，康建国召集200多名社会闲杂人员，手里提着马刀、鸟铳、铁棍和双管猎枪等凶器围住雄兴煤矿，阻止他人进入，逼迫众多股东在康早已准备好的承包协议上签字。17名到场股东被迫在承包协议书上签字。温塘镇几名主要官员在现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在协议书上签字，以示见证。
　　协议书上写，康建国每年向煤矿原来的18个股东交纳135万元，但2003年和2004年，康建国未交承包款。
　　就这样，两个煤矿相继落入康建国的掌控中。
　　支华、雄兴两个煤矿绝大部分股东是支华村民，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靠煤矿分红。自从康建国强占两家煤矿后，很多股东在这两年之内均未领到分文红利，有的股东甚至血本无归，许多人被迫通过各种途径开始对康建国的诉讼。同时，康建国却在一群长期帮他打架的社会闲杂人员中选择数十人安排进入矿井，组成当地最强大的“护矿队”。
　　上百名村民的联名上访材料中，历数了几年来被康建国和他的团队打伤、砍伤的50多名村民，200多名被恐吓和威胁的村民和股东。
　　多年的上访告状却没有损伤康建国丝毫，康建国的势力却在这场博弈中不断扩张。
　　百万营救
　　曾红辉告诉记者，康建国财路如此顺畅得益于他拉关系的本事，得益于那些被他拉上关系的官员、干部的大力帮助，这些关系甚至到了康建国被市纪委“双规”的时候还在发挥作用。“办案过程中为康建国说情的电话几乎把我们的手机打爆，我的一位从未联系的小学同学这时候也找上门来为康建国说情。”
　　一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营救康建国，康建国的残余势力甚至建立了一个几百万元的营救基金，专门用于各种疏通和活动。
　　虽为两个煤矿的大老板，但是康建国并不管煤矿的生产和经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协调”，经常穿梭于新化、娄底、长沙，与职能部门的干部吃饭、拉关系。他在煤矿用于拉关系支出的钱无法具体统计，通过查获的两矿中的各种借条分析，康建国大概每个月用于拉关系的开支在10万元，而条子上只写有：领到X万元，为煤矿办事。
　　在审理过程中，康建国吐露自己的“委屈”：之所以拉拢党政干部入股，主要是为了两个煤矿的生存，为了在上面好办事，也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创造“宽松环境”使康建国在新化很多官员的头脑中打造了一个极佳的印象?“他花钱豪爽、讲义气、一脸是笑”。调查材料显示：仅2000年11月到2003年3月，康建国通过其中一个煤矿就送给相关部门人民币共计55万余元。
　　这还不够，他还要为自己的煤矿注入“红色血液”，拉拢各级党政干部入股煤矿。
　　除了康建国主动邀请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的“能人”入股煤矿分红外，一些
“位高权重”的党政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也主动提出入股要求。据介绍，在康建国的两个煤矿增资扩股时，新化县原矿管局局长和矿管局资源股长利用职权要求每人入2万元原始股，入股后2万元马上变成了4万元。而原温塘镇一位党委书记则要求为自己的亲友入股31.5万元。
　　2002年康建国当上支华村党支部副书记。后来，经温塘镇党委、政府研究一致表决通过，报新化县相关部门批准，康建国还做起了镇安监员，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
　　利用“安监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整顿期间，别的煤矿都奉命停产，唯独康建国的煤矿照产不误。
　　2004年，康建国被评上省劳模，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新化县某部门的2004年康建国参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多份推荐材料上甚至编造了这样的词语：“该同志任支华煤矿安全检查员七年，该矿从未发生过大小安全事故；康建国有功于社会，有功于人民……”。
　　而这些谎言的背后却是：支华煤矿一直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雄兴矿连煤炭生产许可证都没拿到。从年，这两个矿共发生6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7人。
　　2005年，在支华、雄兴两矿入股7万元的原温塘镇党委书记康四清更进一步推荐康建国为“全国劳模”。
　　愤怒的村民跑到省总工会告状，省里将康建国的推荐材料打了回来，要求复议。复议中，市纪委对康建国实施“双规”。
　　曾红辉介绍说，康建国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有想到会出事。毕竟搞了十几年煤矿，都是这样操作，和他煤矿有关的、有用的都拉上了关系。在与办案人员对话过程中康建国的一句话令在场的人无不吃惊：“在拉拢官员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不吃我这一套的。”
　　大限前的霹雳
　　“显菩萨心肠，动霹雳手段。”这是2004年9月湖南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总结治理“官煤勾结”的十字箴言。1年后的9月22日，是国务院发出的官煤撤股“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娄底蔡力峰的行动震惊全国。
　　撰稿／李泽旭(记者)
　　记者：从您上任掀起治煤风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这场风暴似乎越来越强劲了。
　　蔡力峰：治理“官煤勾结”作为娄底市整治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是从2003年下半年着手进行的。当时提出这一项任务也是娄底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了诸多案例，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
　　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从深层次分析，之所以在煤矿企业安全执法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很大程度上是涉煤领域中存在的不正之风，纵容、庇护和掩盖了不利于安全生产的诸多问题。我们在整治当中发现，凡是敢于铤而走险，顶风作案的，大都是后面有一定的保护伞，有一定的权力基础作支撑。一些已经和正在开采的矿山，矿主之所以敢于不严格执行安全的法律法规，我行我素，甚至不顾民工的人身安全，盲目组织生产，大都与一些党政干部和实权部门的人员参与其中有关系。这就是娄底市之所以提出“官煤勾结”这个命题，同时把治理“官煤勾结”作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的根本措施。这条如果不抓住，整个安全生产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败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形象，致使有令不行、有禁难止的反常现象有可能会长期存在。
　　2003年上半年，蔡力峰调任娄底市委书记不久，涟源七一煤矿发生矿难，17人遇难，矿工聂清文留在安全帽内“骨肉亲情难分舍”的遗言令蔡力峰落泪。他由此暗访，掀起直指“官煤勾结”的治煤风暴。1993年到2002年，娄底平均21天发生一起3人以上的事故，2002年89起，2003年3起，2004年2起，2005年1起。
　　记者：从数字上看，您的治煤风暴确实起到了实效。
　　蔡力峰：“七一”矿难之后，娄底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就整治官煤勾结，解决涉煤领域里的腐败现象尽了很大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今年国务院针对治理官煤勾结的“特别规定”下达以后，更是给我们治理官煤勾结的这场斗争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武器。
　　娄底市在贯彻这一“特别规定”的过程中，我们提出要以特别的胆识、特别的措施、特别的行动来落实“特别规定”，以我们的特别来落实国家的“特别规定”。目前来看，这项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一批在矿山投资入股的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都纷纷退股，同时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和挖掘了像新化温塘这样的一些腐败问题。使官煤勾结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解脱了一批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同时对于煤矿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对于各类煤矿的依法整治，对于有效防范和杜绝在执法过程当中长期存在的松散等无序现象应该说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为止，娄底今年煤矿安全生产的形势较之往年还是有所好转，虽然问题仍然存在，但是总体上讲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整个官煤勾结的治理，我认为不可能一蹴而就。落实国家的有关规定，抓好涉煤领域的反腐败斗争，这可能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不仅娄底如此，在别的地方可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娄底的治煤风暴日见成效，蔡力峰的思路也日渐明晰。
　　记者：从2003年5月到现在，娄底市的治煤风暴中有95名因失职渎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受到查处，为什么还会出现涉及到32名党政干部的官煤勾结这一大案，您的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失灵了么？
　　蔡力峰：这也正印证了我说的：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各级各类干部投资煤矿参股分红的成因比较复杂。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兴办乡村集体企业过程当中，一些干部带头投资入股、兴办实业。当时的煤炭价格不是很好，煤矿开采效益差。在搞好地方经济方面，他们起了带头作用，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
　　此外，有的干部投资煤矿是因为一段时期内政策界限不明确，当时的国家政策并没有禁止。相当一批的干部希望通过投资煤矿能够得到相应回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
　　另外，煤矿开采黄金期到来后，极少数干部看到整个煤矿开采利润丰厚，积极地利用自己的权力、职务影响，在煤矿参股，甚至入干股，把自己行使公权中所应该做的工作作为一种资本投入其中。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康建国跟干部结成的利益关系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公安部门、税务机关，地矿部门、煤炭部门、监管部门，可以说与整个煤矿生产资源密切相关的所有单位和部门，都有他的同盟者，都有他的保护伞，都有他的股东，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记者：康建国能“拉”来32名党政干部入股，而且几乎遍布与煤相关的领域，您觉得这是特例么？
　　蔡力峰：这不仅不是特例，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
　　煤矿老板和国家公职人员这种利益联结关系是根深蒂固的。干部通过参股得到比较丰厚的回报，老板通过吸纳干部入股在许多方面都能得到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照。
　　煤矿老板担心一旦这种利益联结关系被破坏了，今后还会出现其他问题。
　　参股煤矿巨大的经济利益对少数干部来讲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所以，有的干部心存侥幸，试图能够蒙混过关。
　　你情我愿，他们都千方百计要使这种旧有格局能得到维系。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官煤勾结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从制度设计上得到完全解决。煤矿老板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在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和一些有关单位寻找他的代理人、合作者，这个和现在煤矿申报、审批、监管等各个环节存在的一些弊病是有关的。有些煤矿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寻求办事的通达和便利，总认为“朝中有人好办事”。
　　按照一般规律，只要是权力对于资源配置，对于利益关系调整还起作用，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就是很难避免的。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诱惑存在，那么公权的变异和腐化就是难以避免的。目前，在国家“特别规定”下达以后，之所以进展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也是不难理解的。
　　有人说，以前在娄底，办齐煤矿开工的一套证照，“价格”是七八十万，好一些的煤矿是100万。有专门的中间人充当“代理”，在大量外地矿主进入投资的时候，只要把钱给到他们手中，“就可以办妥一切”。
　　记者：您所说的制度设计应当是怎样的呢？
　　蔡力峰：第一，要切实改革煤矿申报审批的有关制度设计。煤矿开采的审批要真正做到依法、依规、依程序，增加透明度。进一步规范工作环境和审批程序，从矿产开采权、经营权的转让，到煤矿开采技术条件的给定，以及矿产投资等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严格和规范。矿山的审批要坚持经营权、开采权公开挂牌转让，审批过程中的时间、过程也要有明确规定，尽可能规避人为因素可能带来的问题。按制度、按程序办事，人民群众也就没有意见，煤矿的投资者也没有必要更多地去求助、借重于地方党政干部、实权干部从中运作。
　　第二，建立矿产投资者、参股者的社会公示制。煤矿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总是要开采的，不能因为其中存在安全事故，存在官煤勾结的可能，我们就不开采了。为了防止官员参股，为了杜绝由此可能带来的权力变异，权钱交易，矿产投资者和其他股东应向社会公布，包括参股的金额、股权构成等等。既可以使政府能够了解矿山开采的种种构成，投资者的具体情况，也可以防范干部从中浑水摸鱼。
　　第三，高扬法律武器，坚持依法治矿。现在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少了，问题就在于如何落实到位。执法过程中非常重要一条就是，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责任要明确，规范执法行为，明确执法任务，严格过错追究。
　　“不能因为会产生安全事故我们就因噎废食，就不开采。因为对于一个产煤地区来说，煤炭产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我们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地方财政收入，也关系到我们相当多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兄弟的生计。”
　　记者：我们知道，娄底市共有410万人口，全市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靠煤炭支撑，“治煤风暴”难免会影响到娄底的GDP吧？
　　蔡力峰：煤矿安全生产与GDP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作为一个产煤大市，对于煤矿生产这一经济支柱不能轻易丢开，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煤矿的安全生产，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煤矿生产存在安全事故就一律关闭。对于一些地方来说，煤矿的关闭不仅是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也是断了一部分群众的生路。
　　我们要求的是如何坚持做到科学、理性、安全、有序地开采，确保煤矿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没有简单地一关了之。而是千方百计抓好整顿，千方百计改善安全设施条件，千方百计抓好安全法规的落实和员工素养的提高，确保下井员工的生命安全。
　　煤矿作为高危产业，一点事故不发生几乎是不现实的。如何减少事故发生，防范一切可以防范的灾难，我认为关键还在于人的素质。现在矿山的管理者、经营者到矿山技术人员和广大矿工，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素养与安全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紧迫。
　　相当多的煤矿经营、管理者，不是不想搞好，而是缺乏这方面必备的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尤其突出的是现在各级各类煤矿技术人员奇缺，地质、采矿工程技术人员寥寥无几，真正出自科班的、年轻的技术人员更少，这应该引起高度警觉。
　　煤矿的投资应当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投资者和经营者要分开。目前，煤矿的生产经营方面特别需要一支企业家队伍，需要一批经营人才、管理人才。
　　同时，广大矿工来自农村的居多，个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一部分人离开农村就投入煤矿开采，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如何千方百计提高下井工人的专业素养，特别是增强必备的安全知识很重要。我们早就实施了下井矿工的上岗证，一部分企业执行得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形同虚设，需要今后在制度规定上进一步严格，而且要作为铁的纪律和要求纳入矿山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相应的职责范围，使他们引起足够重视。
　　青年受矿工遗言震动自建年度矿难电子地图
　　“矿难地图”的催生
　　那一组组死亡通告，在他眼中从一幕幕痛心疾首的矿难场景，渐渐变成冰冷的、失去血色的苍白数据。
　　撰稿／杨艳萍(记者)
　　一位军事家曾经说过，“一个人死亡是一个悲剧，但一百万人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这样的话语适用于残酷血腥的战争，也同样适用于“坑杀”了成千上万矿工生命的大小矿井。
　　刘春杉是广东省海洋局资源环境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他现在从事的工作与煤矿以及矿工的命运相去甚远。7年前他在长春地质学院读书时，所学专业是“资源环境区化与管理”，课程中涉及煤炭资源的内容，使他对这个行业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兴趣，并在工作多年之后，对于发生在这个行业的重大新闻，仍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关注。
　　在2003年4月之前，互联网上隔三差五登出的矿难消息，已经无法再触动刘春杉一向敏感的神经。曾经的悲痛和激愤，在时间的流逝和接连不断的矿难面前，被销磨得只剩下一声长叹。可是碰到同样的消息，他还是会身不由己点开看一看。只是那一组组死亡通告，在他眼中从一幕幕痛心疾首的矿难场景，渐渐变成冰冷的、失去血色的苍白数据。
　　日，湖南涟源市七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7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这次矿难在事后一再被人们提及，也使刘春杉已经麻木的神经再次深受震动。一个重要原因，是遇难安监员聂清文在矿难现场留下的一顶写有遗言的安全帽。
　　在漫长的等待救援的过程中，38岁的聂清文在地下150米深的巷道里，用粉笔在安全帽的里外写下这些文字：“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莲香(聂妻)，带好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将我火葬。”
　　坚硬的岩层阻挡了救援队的掘进速度，96个小时后，聂清文和他的16名矿工兄弟相继窒息死去。
　　聂清文的临终遗言，让刘春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坐卧不宁。他有过哀恸，有过愤怒，对聂清文的不幸产生了深切的同情。情绪的起落让他的内心更为纠结和挣扎，他决定要为那些死于非命的矿工们做些什么。2004年6月，刘春杉做起了一个非营利性质的“中国电子地图网”，基于这个平台，当年11月4日，刘春杉推出了他的“年度矿难电子地图”。
　　人在广州的刘春杉在接受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新闻媒体关于煤矿矿难的报道太多太多，可报道的篇幅越来越小。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大多数矿难的消息报过也就结束，时间一长没有人会再记得。
　　“曾经发生过的矿难和那些死去的矿工，我们不能轻易就忘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用地图的形式，把它们忠实地、连续性地记录下来。”
　　刘春杉最初的打算，是从2000年做起。由于资料有限，他的第一张“矿难地图”，始于2004年，内容包括煤矿的名称、矿难发生地、死亡人数和时间以及引发矿难的原因。
　　刘春杉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国家安监局网站，每天上网，他都要到新华网、新浪网去查找最新的矿难消息。工作繁忙的时候，这项工作就由女朋友来接替。有时他也会在一些煤炭网站的论坛里，发现业内人士透露出来的媒体尚未公开报道的矿难。由于不能亲自实地考证，这样“道听途说”的消息他宁愿放弃。
　　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和网友，很少有人知道刘春杉在做网站，包括他在单位的同事。制作矿难电子地图，是一个心灵倍感压抑的痛苦过程。让刘春杉没想到的是，国内煤炭行业发生矿难竟是如此频繁，有时一天里在不同省区会同时发生数起，去年和今年的10月份，接连发生多起大型、特大型矿难。
　　安监局网站的首页上，来自各地的矿难消息源源不断地向上“滚动”，它们曾让刘春杉感到震撼和痛惜，在今天，他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个记录者对死难矿工们无言的承诺。“只要矿难还在发生，我的记录就不会终止，直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矿难彻底消失。”刘春杉回答。
　　恶性矿难因与果
　　矿工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基本生活技能，他们来自农村，失业后没有丝毫社会保障。对他们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沦为彻底的赤贫。
　　撰稿／杨艳萍(记者)
　　让矿难彻底消失，刘春杉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又总是那样粗砺和狰狞。日，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造成169名矿工死亡和2名矿工失踪。这是迄今为止年内发生的第三起死亡人数过百的特大矿难，排名第一的是日发生的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矿难，死亡214人；第三是日广东兴宁大兴煤矿透水矿难，死亡123人，东风煤矿目前暂列第二。
　　这是一家年生产能力高达50万吨、连续3年被黑龙江省评为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明星矿”的国有大矿。矿难发生后，亲临现场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询问该矿矿长马金生和姜姓总工：“你们知道《紧急通知》和《特别规定》吗？”二人一脸茫然。李毅中提高声调，再次问：“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两个文件？”二人低下了头。李毅中大怒：“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李毅中所言的《紧急通知》和《特别规定》，是指9月3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和8月22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两个政令的核心指向，均为针对近期煤矿企业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整顿。2005年以来，强化煤矿安全的政令频出。政府遏制矿难、治理煤矿安全隐患的决心和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是从治理的效果来看，矿难频发的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站着干，死掉算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追逐暴利的煤炭领域已成为一大弊端，也是引发矿难的一个直接起因。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安全教研室主任赵胜云教授告诉记者。1949年之后的50多年中，上届和本届政府对煤炭行业的安全问题最为关注，相关批示也是最多的。公开与不公开的文件加起来有几十万字。针对煤炭行业的立法、管理和技术规范都在日臻完善。
　　“应该说，政府该做的它已经都做到了。”为什么在公众看来矿难频发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好转？从具体数字来看，目前的矿难发生次数已经呈下降趋势，只是由于媒体对行业安全问题的报道，不再像以往受到诸多限制，公众在感觉上就以为“矿难越来越多”。这是长期以来对矿难不报、瞒报留下的后遗症。
　　赵胜云对记者说，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后50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出现过4次矿难高峰，每个高峰期的平均死亡人数都要高于现在。1993年之前，国内几乎看不到关于安全事故的报道，所有的安全事故只是根据行业和官阶进行“内部传达”。数十年间只有两起重大安全事故被公之于世，其一是“渤海二号”事故，其二是“桂林空难”。
　　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造成72人死亡和3700多万元财产损失，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同志主动接受责任追究，被国务院给予记大过处分；日，一架由广州飞往桂林的南方航空公司波音737飞机撞山失事，机上的133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前4个高峰期，煤炭行业的重大恶性事故和死亡人数都比现在更多。有时每百万吨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20人！2005年11月中国最新公布的百万吨煤死亡率是2.912，其中乡镇煤矿为6.556，地方煤矿为2.054，国有重点煤矿为0.840。“开煤矿死人的风险总是存在，如果10年内达到百万吨死1人，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赵胜云说，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矿难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左倾”冒进思想蔓延到各个领域。经济的发展不是遵循市场规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崇尚的是革命的浪漫主意。
　　“那时候，各行各业风行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站着干，死掉算’，是‘革命加拼命’。”
　　第二个高峰是在“文革”之后开始恢复生产的70年代初；第三个高峰是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实行改革开放；第四个高峰是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赵胜云说，目前是否已进入第五个矿难高发期，学界和行业内部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根据我们的调查，几乎每一次大矿难都是人为的责任事故。事关煤矿矿主，也牵涉到不少地方官员。”赵胜云说，现在大多数煤炭企业管理水平落后，但是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准，一些安全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比如瓦斯爆炸、煤和瓦斯突出、透水等，是可以通过事先预防措施到位来避免的，这些问题在事发前并不是无迹可寻，很多是可以检测到的。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由于1997年-2001年期间中国煤炭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安全的投入大大缩减，有专家估计，国家重点煤矿的安全欠账已经高达500亿人民币。
　　几年前煤炭行业的全面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出现停滞，不少高校取消了与煤炭相关的专业，原有的技术人才也逐渐流失。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曾经痛心地说：“煤矿再招不到大学生，将面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特殊的高危行业，一座煤矿的管理和运营，需要丰富的专业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然而现在随处可见的是，一个偏远的山区煤矿，矿主是来自浙江的投资者，他过去从事的营生是制作皮鞋，对煤炭行业的了解可能仅仅限于“把煤从地底下挖出来就能一本万利”。对一座煤矿的运营规律和安全知识很可能一无所知。
　　现在大部分煤矿都配有专职安检人员，遗憾的是有些安检员连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具备。在已有的矿难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案例，都是安检员疏忽或根本不懂生产安全常识而引发了灾难。一家煤矿在发生瓦斯爆炸前，报警器鸣响数遍，安监员竟然以为是设备出现了什么故障，一场悲剧就这样贻笑大方地发生了。
　　矿工之痛
　　矿主甚至监管人员缺乏煤炭企业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在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煤矿相当普遍。山西和陕西的小矿主中不少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同一时期大量来自贫困山区的农民工加入采煤大军。由农民工为主力构成的矿工队伍，文化水平低，防范意识差，矿主为了最大限度追逐利益，又很少对其进行安全培训，甚至强迫无证工人上岗操作，导致工人操作失误引发矿难。
　　极度缺乏安全意识的矿工，对性命交关的安全防范也表现得相当漠然。为防止瓦斯爆炸，“井下不许吸烟”是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大多数煤矿还相应制定了惩罚措施，可是仅此一点矿工们就很难做到。负责督察的安检人员在井下还是常常看到不明来路的烟头。
　　今年上半年，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条例，赵胜云曾到新疆阜康神龙煤矿进行安全评估，这是一口瓦斯浓度经常出现异常的矿井，煤矿配备了全套安全监控系统，但是评估一结束，为了继续超能力生产，系统很快就被矿方弃置不用。赵胜云离开这家煤矿没多久，一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煤矿安全事故在这里爆发，由于发生瓦斯爆炸，83名矿工遇难身亡。
　　在今天煤炭价格大涨的市场环境下，山西的国有大矿，操作面上的矿工平均年收入在1.7万-1.8万元左右，一些村镇小矿，矿工的年收入也接近1.5万。相对于在井下时刻面临的生命危险，这样的收入显然不成比例。可是从落后地区流向煤矿的农民工，依然多如过江之鲫。
　　据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超过2000万人，如果加上因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土地的“黑户口”劳动力，则失地农民更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加速了农民隐性失业和显性实业的数量。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关税削减和农产品进口的放开，将直接导致1100万农民失业。
　　“那些从四川、贵州山区里跑出来挖煤的矿工，他们过去见过钱吗？他们知道钱是什么样吗？现在矿山的劳动力基本上供过于求，工作机会有限，很多矿工最担心的不是瓦斯爆炸，而是下岗后的衣食无着。”一位业内人士无奈地对记者说，矿工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基本生活技能，他们来自农村，失业后没有丝毫社会保障。对他们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沦为彻底的赤贫。在生存面前，矿工没有更多的选择。
　　在国家安监局的网站上，记者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广东省一个矿工因为煤矿整顿赋闲在家。他有一儿一女，一个上初中一个读小学，父亲几年前患病去世，留下一笔债务，60多岁的母亲因为长年劳累落下一身病痛，基本失去劳动能力。
　　他的妻子不堪生活压力，几年前借口出外打工却走上卖淫色骗的犯罪道路，现在监狱服刑。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靠他在煤矿挖煤和平时种地维持，而最令他难堪的是妻子的卖淫色骗犯罪，使他在村子里没法抬头做人。
　　初中的女儿学习不错，要不是靠亲朋的一点资助，肯定辍学了，不过读完初中女儿肯定得出去打工了，因为他根本就无能力负担。背负来自生活和社会的压力，他感觉生不如死，甚至想到过自杀，只是扔不下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
　　有人跟他谈及煤矿安全的话题，他竟苦笑一声：“怎么我就遇不上矿难呢！”他说，如果他矿难而死，别说赔二十万，就是赔个十万八万，他的孩子就能继续上学，年迈多病的母亲就能上医院看看病。他说他不懂矿井的安全知识，也不想去学习它，他也不关心矿上安不安全，他只关心每天能挖多少煤。
　　处在利益驱使下几近疯狂的矿主面前，置身于金钱遮蔽下巨大的安全隐患之中，矿工的权益又由谁能给予保障？有人说，国内煤矿安全问题的实质，是矿工没有组建起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根据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相关规定，矿山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事实上在今天的国有大型煤矿企业里，工会组织仅仅是一个行政部门，其负责人员、工作人员直接由企业管理层任命，只能对企业领导人负责，不可能对职工负责，当企业和工人产生利益冲突时，要它站在矿工立场实在勉为其难。国有大矿尚且如此，遑论私有小煤矿。
　　铤而走险的资本
　　一面是在煤炭暴利面前穷凶极恶的矿主，另一面是流动性大、文化素质低下甚至漠视生命的矿工群体，两者结合的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就不难想见。
　　人们普遍认为小煤矿的无序开采，是造成今天矿难频发的罪魁祸首。由于过去小煤矿市场准入低，高峰期全国曾有3.8万口小煤井，经过整顿目前小煤井有2.33万多座，总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1／3，死亡人数却占到了2／3，相当比例的小煤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因此采取强硬手段关停小煤矿，成为近期煤炭职能部门的一项首要工作。
　　记者在山西大同采访时，恰逢当地关闭小煤矿进入关键阶段。一个当地煤矿企业的干部告诉记者，按照省政府布置的任务，大同一地就要关掉30%的小煤矿，同样的任务指标，已经一层层下发到县、镇、村。假如一个县有10口小煤井，县里组织有关人员根据已经设计好的评估标准给每口矿井进行打分，分数最低的3口井自然出局然后被关闭。
　　“这样硬性按比例关闭，放在全省来看，对不少矿主实在有失公允。我这个县评估下来排在最后的煤井，放到另一个县可能就是最好的，关键是看你所在的县矿井多还是少，矿井越多，你存活的几率就高。现在最让小矿主们头疼的是如何能把名次向前排。”
　　在这位业内人士看来，山西关闭小煤井，首当其冲的就是温州人。“温州人来开煤井，赔得多，挣得少。他们资金多，脑子活，可是缺少煤炭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想开矿，先得把各种社会关系摆摆平，有钱好办事，这在全国都一样，可是这样一来成本就上去了。再说买煤井，外地人拿到手的多是地质条件差、煤质差、开采难度大的矿。现在煤价这么高，好的谁会卖给他？地方政策一调整，年产9万吨以下的都要关闭，关他们的机会就比关别人高，到底他们还是外乡人。这一轮清理整顿下来，炒煤的温州人就算没有全军覆没，也给灭了个七七八八。”
　　小煤井事故频发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样大面积硬性关闭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矿难问题？这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也未必见得。当地人把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叫做“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往往是临汾一个煤矿出事故，大同、吕梁都要跟着长时间停产整顿。
　　“这种一刀切的方式，说轻了是有关部门执政能力太弱，说重了就是一些领导为保乌纱不惜矫枉过正。不少被关煤矿是经过评估拿到安全许可证的，现在上面说关就关，那么，究竟你给做的评估是假的，还是给发的证是假的？”
　　一位业内人士说，“投资是要讲回报的，你可以到下面地、县煤矿打听一下，一年中要接到多少张停产通知，有的地方一年能连续生产6个月的煤矿都很少见。现在煤炭形势这么好，不让采必然造成偷采，偷采必然造成滥采，滥采必然造成事故的频发。最终造成群众对抗，政府妥协，到头来，煤矿照开，事故依旧，形成恶性循环。每次整顿，用官场的话说都成了走过场，一阵风过后一切又死灰复燃。”
　　煤矿停产，销售收入锐减，而矿井的日常维护如通风、排水等却不能停，这样势必加大吨煤成本，造成煤炭企业利润的损失。同时，由于煤矿大都按吨煤支付采煤工人的工资，停产整顿必然威胁工人的切身利益，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
　　广东全省煤矿停产整顿以后，不仅导致数以万计的煤矿工人失业，还使不少煤矿投资者血本无归。最近，广东因煤矿停产整顿，引发多起集体上访事件。
　　停产还使煤炭企业在购销合同中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当前，我国北方进入冬季采暖期，全社会对煤炭的需求随之进入高峰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7000余家煤矿此时同时停产整顿，以每个煤矿平均月产5000吨计，停产将使煤炭月产量减少3500万吨，约占我国煤炭月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如此大面积停产整顿势必加剧煤炭供需矛盾，最终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
　　这位人士对记者说，治理煤矿的无序开采，符合国家的能源战略，对抑止矿难频发也有积极的效果。作为国家战略，它考虑得更为宏观，更为长远，但是具体到企业，就关系到千家万户甚至某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能否更合理更科学，不能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引发一连串的社会矛盾。况且经过这两年的治理整顿，小煤矿已经减少了3／4?可是矿难的发生率又降低了多少呢？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表示，近期矿难呈现两大明显特征，第一是处在全国性能源紧缺和煤炭价格快速上涨的大背景下；第二是矿难发生的主体由原来的乡镇小煤矿转变为国有大煤矿。从2004年10月以来，河南的大平煤矿、陕西的铜川、辽宁的阜新、黑龙江七台河等，开始涉及到百万吨级的国有大煤矿。李毅中深为忧虑地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说明事故在发展，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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