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我的给印象好不好，别三言两语打发我_阆中师范学校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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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金小川三言两语
金小川三言两语
范文一：我认为本活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让幼儿从导盲犬的角度来体验帮助他人的情感是有难度的，虽然游戏中幼儿很快乐，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因为帮助他人而获得的较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二是游戏中教师的示范和要求不够明确。建议将游戏设计为一个正常人帮助一个盲人，规则是保证盲人不被碰到、撞倒，在规定的路线中完成任务。教师需要做出明确的示范并强调注意事项，让幼儿直接从自身行为中获得帮助他人的快乐。案例中教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幼儿很难理解残障人士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我想，不妨换一个角度，通过观看盲人刻字、泥塑、写书法等活动让幼儿了解残障人士，激发幼儿对他们的敬佩之情和关爱之心，让爱源于内心而非流于表面。(甘肃兰州　刘寅)为了培养幼儿的社会性品质，我们要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机会，避免远离幼儿生活，高估幼儿能力。我认为让幼儿扮演“导盲犬”对他们后继行为培养帮助不大，幼儿自己过马路还需成人陪护，帮助盲人过马路显然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教师不妨安排幼儿做些给盲人让座、为盲人找东西、帮盲人讲画册上的故事等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让幼儿日积月累。最终学会关爱他人。(江苏淮阴　杨风芹)我认为“导盲犬”角色会让幼儿产生“有犬何须人帮助”的想法，如果换作“我来帮助你”，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幼儿在扮演盲人后已经体验到了“举步维艰”，教师应趁热打铁引导幼儿换位思考，产生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美好情感。(安徽五河　武晓燕)我园曾进行过关于幼儿关爱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关心残疾入”这一指标的达成度最低。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每周安排一个与关爱课题相关的教育活动，同时，组织幼儿去社会福利院看望残疾人，体验关爱的情感，习得关爱的技能。(江苏如皋　刘娟娟)原文地址：我认为本活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让幼儿从导盲犬的角度来体验帮助他人的情感是有难度的，虽然游戏中幼儿很快乐，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因为帮助他人而获得的较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二是游戏中教师的示范和要求不够明确。建议将游戏设计为一个正常人帮助一个盲人，规则是保证盲人不被碰到、撞倒，在规定的路线中完成任务。教师需要做出明确的示范并强调注意事项，让幼儿直接从自身行为中获得帮助他人的快乐。案例中教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幼儿很难理解残障人士面临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我想，不妨换一个角度，通过观看盲人刻字、泥塑、写书法等活动让幼儿了解残障人士，激发幼儿对他们的敬佩之情和关爱之心，让爱源于内心而非流于表面。(甘肃兰州　刘寅)为了培养幼儿的社会性品质，我们要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机会，避免远离幼儿生活，高估幼儿能力。我认为让幼儿扮演“导盲犬”对他们后继行为培养帮助不大，幼儿自己过马路还需成人陪护，帮助盲人过马路显然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教师不妨安排幼儿做些给盲人让座、为盲人找东西、帮盲人讲画册上的故事等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让幼儿日积月累。最终学会关爱他人。(江苏淮阴　杨风芹)我认为“导盲犬”角色会让幼儿产生“有犬何须人帮助”的想法，如果换作“我来帮助你”，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幼儿在扮演盲人后已经体验到了“举步维艰”，教师应趁热打铁引导幼儿换位思考，产生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美好情感。(安徽五河　武晓燕)我园曾进行过关于幼儿关爱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关心残疾入”这一指标的达成度最低。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每周安排一个与关爱课题相关的教育活动，同时，组织幼儿去社会福利院看望残疾人，体验关爱的情感，习得关爱的技能。(江苏如皋　刘娟娟)
范文二：如果……，我也保证与猪亲嘴全国高考一直被有些人吐槽，说是埋没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国未来发展危害极大云云。于是又搞“自主招生”，放权于某些国内一流高校。大家以为这下可以放心了，谁知煞风景的是，好不容易才开始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华约”“北约”招生工作马上就暴露了严重的腐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在自主招生等工作中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处，该校的“自主招生”去年被宣布“停止”，今年才得以恢复。因为在自主招生中暴露的严重腐败远不仅仅是“蔡处长”一例，好些群众认为高校自主招生“成了腐败的‘易发区’”，忧心忡忡。这无疑是又一个典型的两难：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不啻“高校招生”，窃以为，如果不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任何“个别改革”都难获真正成功。不信可以在此打个赌：假如我这个“以为”错了，我保证也像湖北的那位副校长一样，当众与猪亲嘴一次。真正的悲剧35年前的日，一架从苏联西部的列宁格勒飞往远东海参崴的图―104A客机，在起飞8秒钟后突然坠落于跑道上，随即发生大爆炸，机上乘客52人全部遇难，遇难者包括了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比利德诺夫海军上将和舰队航空兵司令巴甫洛夫海军中将，还有十余名太平洋舰队的高级将领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几乎所有太平洋舰队高层领导都在这次坠机事故中遇难（《作家文摘》合订本2015年9月）。事后经过调查，空难的主要原因居然是“严重超载”。说起来令人感慨，这些高级将领刚刚结束了“一年一度的苏联海军联合作战演习”，准备返回海参崴基地，“在物资匮乏的苏联时期，列宁格勒等中心城市的供给要比海参崴等边疆地区好得多。因此，演习期间这些高级官员抽空采购了许多边疆买不到的紧俏物资，例如彩色电视机、进口家具等，斯比利德诺夫司令甚至通过关系搞到了几吨优质印刷纸，都被送上了飞机”，从而导致飞机“严重超载”，导致这些海军将领们死于非命。这些死难者无疑都是苏联的特权阶层。可叹的是，特权阶层也受害于苏联的“物资匮乏”。如果苏联早早地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苏联的物资必然会极大的丰富，将领们也就完全用不着在列宁格勒采购生活用品，再冒着超载的危险运到1万公里外的“海参崴基地”。使他们走上绝路的不是“疏忽”，而是那种不与时俱进的制度。他们辛辛苦苦地进行“联合作战演习”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保卫这种制度。这是真正的悲剧，他们恐怕临死也未认识到。希望您找个“值得一驳”的歪理由公车改革动了某些公务员的奶酪，遭到他们的反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胡乱找出的一些理由。山东省某市一位“副主任”振振有词道：“车改后工作变得不方便了，外出办公，公车随叫随到，开私家车去，先要找车库停车，万一找不到停车位或者堵车，这不耽误事吗？”（《南方周末》日）任何人都明白只有“自己开车”才真正能做到“随叫随到”。而停车位紧张和路上堵车，如果遇到了怎么会管你是公车还是私车？“倒霉面前人人平等”。这所谓“理由”实在荒唐可笑，根本不值一驳，居然敢拿来搪塞全国人民，简直把人民都当是二百五。如此“公仆”水平之低，连一个稍微能够忽悠人一两秒钟的歪理由都编不出来。真想告诉这位“副主任”：假如您要强词夺理，敬请找个“值得一驳”的歪理由，至少能忽悠人在十秒钟以上。
范文三：鸡啄米式的假洗脸现在的电影（故事片），有一个细节特不真实，令人感到不舒服，就是电影里的人物用毛巾洗脸或擦汗，都像鸡啄米那样在脸上点几点，而不是认真地洗或擦，大约是怕把脸上化的妆破坏了，仅仅为了这么一个擦汗的镜头，又要重新化妆，然后接下去拍摄，多麻烦！我看到的电影几乎都是这样，这样“假洗脸”演员、剧务们倒是省心，时间、成本都可以节约不少，但作为观众的我本来已经看进去了，一下就清醒过来，明白了这确实是在“演戏”，很不是个滋味。以前的电影好像并不如此，我前几天用电脑看《早春二月》，这部电影拍摄于半个世纪前，萧涧秋（孙道临饰）和陶岚（谢芳饰）打篮球出了汗，萧给陶一个热毛巾洗脸，后者接过毛巾硬是从上到下把整个脸都擦洗了一遍。这个久违了的动作真使我大大感动了一把！感觉还是老一辈艺术家们更敬业。当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脸部化妆品，光用毛巾擦不掉，使得演员们免去“重新化妆”的麻烦，也使观众不再领教那种鸡啄米式的假洗脸？“有损科学”不重要？1979年，美籍数学家陈省身到中国讲学，发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韩念国（韩复榘之孙）是一个数学奇才，遂支持韩去美国留学，读华盛顿大学海威特教授的博士：“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和海威特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同学。”果然，韩念国很快收到华盛顿大学录取通知书，中科院也同意他出国留学。外事局却反对，理由是韩已是副研究员，出国读博，属“降格以求，有损国体”。此事告吹。但韩念国经过努力，最终于1981年还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修。（《我的父亲韩复榘》第319页，中华书局2013年4月版）有人老是埋怨美国科技发达，咱们总是在“追赶”，不知原因何在，其实上述“小事”就显露了原因之一。在美国科教界，这些“人事问题”都只需科学家们的“一句话”而轻松搞定。但在敝国，“终审权”却在某些党政官员。在美国那样的科研环境里，讲究的是真才实学，没有人会在乎什么“降格”，更没有工夫去操心损了谁的“体”。人家关注的只是会不会“有损科学”！因为，如果有损科学，归根结底，对国家会造成严重损害，才真正会“有损国体”的。当然，此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现在恐怕不会有了。“悔其少作”和“悔其老作”古人曾有很多“悔其少作”的现象，最早的恐怕要数西汉辞赋大家杨雄。这其实也正常，人的年龄越大，经历的事情越多，“水平”越高，自然会对以前写的那些东西有所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是成熟的表现，我敢断言，不管古代现代，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这种现象，没有才不正常。诗人兼杂文家的邵燕祥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回忆录里就提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作曲家瞿希贤，“二○○五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当时观众起立高呼，要求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在场，坚决制止了。事前他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这首歌。”她如此“瞧不起”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谱曲的这首“著名歌曲”，我以为不是因为其旋律平庸，恰恰相反，其旋律激昂、雄壮而优美，出自一位女作曲家之手，实在难得。她“坚决制止”是因为该歌词大肆鼓吹阶级斗争，如果重新唱起来，有如现在重唱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歌曲“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那样可笑吧。还有一个例子是邵燕祥本人，前些年有人编选儿童诗，邵答复编者，不要选邵写于五十年代初期的一首诗，因为政治思想不正确（《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第20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这是两个“悔其少作”的最新例子，距离杨雄有2100多年了。不过，特殊年代特殊地方的某些作家也有例外。例如曹禺，二三十岁时候写出了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巨著《雷雨》《北京人》之后，到了中老年时期以后，既没疾病缠身，也没被打成什么“分子”，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再也写不出值得一提的作品了。还有青年时代写出《边城》的沈从文，也是这样。尽管曹、沈二位的际遇有所不同，但他们不应该“悔其少作”，而应该是“悔其老作”，则是无疑的。当然，这里头的原因一言难尽，大家都“你懂的”，此处不表了。
范文四：作者：贾贵军英语自学 2006年01期1.either，anyeither和any都有“任何一个”的意思，注意指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时用either，指三者或三者以上中的“任何一个”时用any。例如：There are green tre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street.街道两旁都有绿树。Jenny in Class 2 is taller than any other girl in Class 3.二班的Jenny比三班的任何女孩都高。2.both，allboth和all都可用作形容词或代词，作形容词用时，后接复数名词，谓语动词用复数。both表示“两者都……”，all表示“三者或三者以上都……”。例如：Both of her parents are doctors.她的父母亲都是医生。All the students’parents will come to the meeting tomorrow.明天所有学生的家长都来参加会议。3.neither，noneneither表示“两者都不……”，none表示“三者或三者以上都不……”。neither用作形容词，后接单数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none只能用作代词，用作主语时，谓语可用单数或复数。例如：Neither of us is in Class 2.我们俩都不在二班。Neither word is right.两个单词都不对。None of them are/is going to the films。他们都不去看电影。4.each，every用作形容词，each用于指一定数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每一个具体的人或物，着重于个别的含义；every用于指整体（至少三个或三个以上）中的每一个，着重于整体的含义。each可用作代词，every不可。例如：There are tall buildings on each side of the street.街道的每一边都有高楼。We went there，every one of us.我们大家都到那儿去了。Each of the students is interested in English.每个学生都对英语感兴趣。5.between，among两者都是介词，between通常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的各自之间”，而among则指“三者或三者以上之中”。例如：The match is between an American team and a Canadian team.比赛在美国队与加拿大队之间进行。Tom is standing between Mary，John and Alice.汤姆站在玛丽、约翰和艾丽斯之间。Miss Wang sits among the students in the photo.照片中，王老师坐在学生们当中。6.the other（s），anotherthe other（s）特指两者或两部分中的“另一个或另一部分”，another泛指三者或三者以上不定范围内的“任意一个”。例如：Dr Zhang has two children.One is a teacher，the other is a doctor.张教授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They five are cleaning now.Lily and Meimei are mopping the floor，the others are cleaning the windows.他们五个人正在大扫除。莉丽和梅梅正在擦地板，其余的人（三人）正在擦窗户。The book is too difficult.Show me another one,please.这本书太难。请另拿一本让我看看。巩固练习：1.The basketball match is____Class One and Class Two.A.in
B.fromC.between D.among2.____of my classmates could work out the maths problem because it was too difficult.A.EachB.No oneC.NoneD.Any3.There are two windows in the room.They____face south.A.all B.bothC.eachD.either4.—When shall we meet again?—Make it____it's all the same to me.A.one B.anyC.another D.some5.Sarah has read lots of stories by American writers.Now she would like to read____stories by writers from____countries.A.anyB.someC.other D.other6.—Can you come on Monday or Tuesday?—I'm afraid____day is possible.A.either
B.neitherC.someD.any7.—Are the new rules working?—Yes.____books are stolen.A.Few B.MoreC.SomeD.None8.On Christmas Eve the mother gave her children two presentsA.eachB.bothC.all D.every9.I will finish the work in____ten minutes.A.another B.otherC.moreD.less10.Tom is going to attend the meeting with____officials.A.three little otherB.three other littleC.little other threeD.little three other11.____Tom____Mary can help me,for they are very busy.A.Band
B.EorC.Nbut D.Nnor12.—Which one do you want?—____will do.A.SomeB.AnyC.Every
D.One13.—When shall I phone you,morning or afternoon?—____.I'll be in all day.A.NeitherB.BothC.Either D.Any14.Of the three foreign guests,one is from London,____two are from New York.A.other
B.the otherC.someD.any15.You shouldn't eat so much chocolate____meals.A.except B.betweenC.unless D.among16.Some people like to stay at home on Sunday,but____like to go to the cinema.A.anotherB.otherC.others D.other one17.Jimmy is the oldest boy and is taller than____boy in the class.A.the other
B.any otherC.eachD.all18.—Are the two answers correct?—No,____correct.A.no one is
B.both are notC.neither is D.either is not答案：1-5CCBBC
6-10BAAAB11-15DBCBB 16-18CBC
范文五：不同思维，不同思路，不同看法，不同观点，不同价值观，不同世界观的存在，完全正常。就是在相同世界观、价值观下，有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也正常。就是相同观点、看法下，有不同思路、思维，也正常。不必计较不同，尤其与己不同，世界其实也是大而不同又大同，或者，大同而又不同。真心或假意，通过交往，总能感觉和掂量。招式再多，意在何处总有意识。变数再大，心在哪里总能辨识。只有境遇不同，没有境界差异。只有人事不同，没有人格不等。自己看不起自己，是最大的差劲和自卑。一概看不起他人，是最大的不等和可悲。没有或很少找你麻烦的朋友，找他没有或很少麻烦的朋友，一般都是好朋友。其中有的可能问候不多、联系较少，但总能有心相印，也可有事相帮。你不是神的化身，不是佛的化身，不是这个或那个的化身，等等，但是你做的一些好事、善事，有人往往会把你拔高，美化你。其实，有良知的执政者和人员，都讲做好事、善事。信仰有所区别，行善没有区分。过高的标准，难以达到。过分的要求，易于落空。脚踏实地，向上蹦跳，才有上进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没有私利可图，才有公心可论。过得硬才讲得出、讲得响。不过硬，才过不了关，过不了河，过不了口，过不了头。知恩报恩，不在物重物轻、事大事小，而在情重情轻、是否在心在意。无情、无心、无意者，何知知恩报恩，甚或恩将仇报。精神、境界的超脱，常能摆脱物质、视野的虚脱。人处不同境地，但共有其追求。其追求可能不同，但其追、其求，其乐融融。【周文燕荐自《新民晚报》日】
范文六：“姓社姓资”的奇葩解释前些日子中国若干地方的奶农把卖不掉的牛奶倒掉，引发舆论喧哗，有个号称“研究员”的所谓专家赶紧抛出一篇长文，为“倒奶事件”涂脂抹粉，称曰“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青岛新闻网日），看得人好想笑。同样的一件事情，不管再不好，但只要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那就铁定比发生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如同鲁迅挖苦过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既然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那你就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好处”和“坏处”：某种商品生产得太多了，价格上不去，这叫“供过于求”，你赶紧停产或者降价处理，甚至“倒掉”;某种商品若是太少，“供不应求”，众商家赶快大量生产，其价格自然会乖乖地降下来。这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都会发生，可能有一些小差异，但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依照上述那位“研究员”的逻辑，如果凡事硬要强调“本质差别”，都要讲究“姓社姓资”，以下这些“负面现象”便会引来一些难以理解的奇怪解释：街头撞红灯，在社会主义国家撞的是社会主义的灯，在资本主义国家撞的是资本主义的灯，所以有“本质不同”。抢银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抢的是社会主义货币，在资本主义国家抢的是资本主义货币，所以有“本质不同”。包二奶，中国官员包的是――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若依照上述“研究员逻辑”推理下去，必然会得出这样的解释：“中国官员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资本主义国家官员包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所以有‘本质不同’”。这个解释之荒唐，连我脸皮这么厚的人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了……看了一本真正的《日记》关于闻名世界的《安妮日记》，我最先看的是一部电影，故事片，最近才看到了完整的《安妮日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没想到这个犹太小姑娘（13―16岁）写的日记不仅真实、具体，而且还非常生动，能够吸引人一直看下去。私人写日记，大多是没有想到要公开出版名闻天下的，所以可以写下很多真实的东西，平常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日记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虽然从“文学”的角度看来，日记大多是“枯燥乏味”的。比如目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就如此。但安妮的日记不同，即使是在那样残酷的战争年代，置身于危险的“密室”之内，她仍然用笔真实地记录下了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正因为年纪已经“不小”了，具备了基本的观察和记录的能力，所以她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本宝贵的日记。同时，也正因为她的年纪并不很大，还未成年，不大懂得“忌讳”和“隐瞒”，还加上她从小受到的不撒谎、不唱政治高调的教育，所以才让这本日记具有了那么浓烈的生活气息，有的地方甚至要看笑起来。比如对同班男女同学的逐个评价（第3―6页），对自己母亲的埋怨（第59页），未必都准确和没有偏见，却恰当地表现了女孩子的“小心眼”。又比如她爱恋上了密室里另一个男孩子皮特（比安妮大2岁），两人亲密交往，大胆探讨两性问题，“他对我解释避孕的原理”（第230页），这完全符合少男少女渴望接触的愿望和“小孩子”的好奇心理，却又决不是“主流意识”所鼓励和支持的。在大量的“婆婆妈妈”的事情之外，安妮也表现了政治上的“正确”。比如她感谢那些冒着危险帮助她们躲藏起来的荷兰人：“一旦被发现，他们会和我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看作负担，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为他们增添了多少麻烦。”（第176页）想想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能干什么？表面上“政治”和“高调”，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却连最基本的“感恩”都没学会。安妮在密室里写日记的那个年龄，我正在无比认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假如我那时候也写一本日记，充斥其中的恐怕除了大而空洞的口号“打倒×××”以外，就是太多荒唐无聊的行动――给武斗人员送饭、迎接“塑料芒果”、半夜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样的日记与安妮的日记比较，只能汗颜！当然，如果为了“研究历史”，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这样的日记也许还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如果那时候我真的写了的话。写日记，只是为了真实记录下自己的言和行，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我“正确”，更不是为了向我学习。几种百分比的比较现在的人都害怕得大病，尤其怕癌症，身体某部位稍微有点不对头，就往那方面怀疑。然而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每一位，到底有多大呢？今天在报纸上看到：2011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56.83/10万”（《人民日报》日），根据这个数据，那一年全国平均每100人中有大约0.16人因为癌症而去世，比例是0.16%，也就是平均600人中约有1人的死与癌有关。说老实话，0.16%的比例，并不算怎么高，也不算很低，关键是看与哪种“天灾人祸”相比较。“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介绍”，2012年上半年中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和受伤共约26万人（百度知道），以此推算，全年的死和伤数字大约是52万人。以此除以全国总人口13亿多，比例大约是0.04%，也就是平均2500个中国人中大约有1人因车祸而死或伤。这个比例就比“因癌死亡”比例低很多了。但如果与某些特殊人物例如“官员出事率”比较，那又是另一回事。二十年前中组部评出了100名“优秀县委书记”，迄今已有7人因违法关进了监狱（大河网日），“出事率”为7%。考虑到这是在二十年中陆续出的“事”，把7%除以20，平均每一年的“出事率”大约是0.35%，也等于是“因癌死亡”的两倍多了。如果与“车祸死伤率”比较，则约等于其九倍，这些“公仆”们显得更加危险。又据最高法院《2015年工作报告》，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判处罪犯118.4万人”。照此计算，中国人那一年的平均犯罪率大约为0.09%，这些县委书记的“出事率”大约等于国人“平均犯罪率”的4倍。须知这还是在“优秀县委书记”中出的“事”，如果是在一般县委书记中，根据逻辑推断这个比例会是更低还是更高，恐怕应该是“你懂的”。简而言之，官员的出事率既高于因癌死亡率、道路交通死伤率，也高于国人犯罪率。这不愧为一群很那个的特殊人物，有时候真令人唏嘘不已。他们真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怀。当然，鄙人不是数学专家，不知上述推算是否妥当，还望行家指正。【小黑孩/图】“姓社姓资”的奇葩解释前些日子中国若干地方的奶农把卖不掉的牛奶倒掉，引发舆论喧哗，有个号称“研究员”的所谓专家赶紧抛出一篇长文，为“倒奶事件”涂脂抹粉，称曰“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青岛新闻网日），看得人好想笑。同样的一件事情，不管再不好，但只要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那就铁定比发生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如同鲁迅挖苦过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既然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那你就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好处”和“坏处”：某种商品生产得太多了，价格上不去，这叫“供过于求”，你赶紧停产或者降价处理，甚至“倒掉”;某种商品若是太少，“供不应求”，众商家赶快大量生产，其价格自然会乖乖地降下来。这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都会发生，可能有一些小差异，但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依照上述那位“研究员”的逻辑，如果凡事硬要强调“本质差别”，都要讲究“姓社姓资”，以下这些“负面现象”便会引来一些难以理解的奇怪解释：街头撞红灯，在社会主义国家撞的是社会主义的灯，在资本主义国家撞的是资本主义的灯，所以有“本质不同”。抢银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抢的是社会主义货币，在资本主义国家抢的是资本主义货币，所以有“本质不同”。包二奶，中国官员包的是――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若依照上述“研究员逻辑”推理下去，必然会得出这样的解释：“中国官员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资本主义国家官员包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所以有‘本质不同’”。这个解释之荒唐，连我脸皮这么厚的人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了……看了一本真正的《日记》关于闻名世界的《安妮日记》，我最先看的是一部电影，故事片，最近才看到了完整的《安妮日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没想到这个犹太小姑娘（13―16岁）写的日记不仅真实、具体，而且还非常生动，能够吸引人一直看下去。私人写日记，大多是没有想到要公开出版名闻天下的，所以可以写下很多真实的东西，平常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日记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虽然从“文学”的角度看来，日记大多是“枯燥乏味”的。比如目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就如此。但安妮的日记不同，即使是在那样残酷的战争年代，置身于危险的“密室”之内，她仍然用笔真实地记录下了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正因为年纪已经“不小”了，具备了基本的观察和记录的能力，所以她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本宝贵的日记。同时，也正因为她的年纪并不很大，还未成年，不大懂得“忌讳”和“隐瞒”，还加上她从小受到的不撒谎、不唱政治高调的教育，所以才让这本日记具有了那么浓烈的生活气息，有的地方甚至要看笑起来。比如对同班男女同学的逐个评价（第3―6页），对自己母亲的埋怨（第59页），未必都准确和没有偏见，却恰当地表现了女孩子的“小心眼”。又比如她爱恋上了密室里另一个男孩子皮特（比安妮大2岁），两人亲密交往，大胆探讨两性问题，“他对我解释避孕的原理”（第230页），这完全符合少男少女渴望接触的愿望和“小孩子”的好奇心理，却又决不是“主流意识”所鼓励和支持的。在大量的“婆婆妈妈”的事情之外，安妮也表现了政治上的“正确”。比如她感谢那些冒着危险帮助她们躲藏起来的荷兰人：“一旦被发现，他们会和我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看作负担，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为他们增添了多少麻烦。”（第176页）想想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能干什么？表面上“政治”和“高调”，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却连最基本的“感恩”都没学会。安妮在密室里写日记的那个年龄，我正在无比认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假如我那时候也写一本日记，充斥其中的恐怕除了大而空洞的口号“打倒×××”以外，就是太多荒唐无聊的行动――给武斗人员送饭、迎接“塑料芒果”、半夜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样的日记与安妮的日记比较，只能汗颜！当然，如果为了“研究历史”，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这样的日记也许还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如果那时候我真的写了的话。写日记，只是为了真实记录下自己的言和行，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我“正确”，更不是为了向我学习。几种百分比的比较现在的人都害怕得大病，尤其怕癌症，身体某部位稍微有点不对头，就往那方面怀疑。然而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每一位，到底有多大呢？今天在报纸上看到：2011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56.83/10万”（《人民日报》日），根据这个数据，那一年全国平均每100人中有大约0.16人因为癌症而去世，比例是0.16%，也就是平均600人中约有1人的死与癌有关。说老实话，0.16%的比例，并不算怎么高，也不算很低，关键是看与哪种“天灾人祸”相比较。“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介绍”，2012年上半年中国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和受伤共约26万人（百度知道），以此推算，全年的死和伤数字大约是52万人。以此除以全国总人口13亿多，比例大约是0.04%，也就是平均2500个中国人中大约有1人因车祸而死或伤。这个比例就比“因癌死亡”比例低很多了。但如果与某些特殊人物例如“官员出事率”比较，那又是另一回事。二十年前中组部评出了100名“优秀县委书记”，迄今已有7人因违法关进了监狱（大河网日），“出事率”为7%。考虑到这是在二十年中陆续出的“事”，把7%除以20，平均每一年的“出事率”大约是0.35%，也等于是“因癌死亡”的两倍多了。如果与“车祸死伤率”比较，则约等于其九倍，这些“公仆”们显得更加危险。又据最高法院《2015年工作报告》，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判处罪犯118.4万人”。照此计算，中国人那一年的平均犯罪率大约为0.09%，这些县委书记的“出事率”大约等于国人“平均犯罪率”的4倍。须知这还是在“优秀县委书记”中出的“事”，如果是在一般县委书记中，根据逻辑推断这个比例会是更低还是更高，恐怕应该是“你懂的”。简而言之，官员的出事率既高于因癌死亡率、道路交通死伤率，也高于国人犯罪率。这不愧为一群很那个的特殊人物，有时候真令人唏嘘不已。他们真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怀。当然，鄙人不是数学专家，不知上述推算是否妥当，还望行家指正。【小黑孩/图】
范文七：拉丁人的“浪漫”看到一则旧闻，其前半段是：意大利拉奎拉初审法院于日作出裁决，7名地震学家因地震预告不准、导致309人遇难而被判入狱6年（《光明日报》日）。这简直是比“文革”还要“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地震预报至今都是世界各国的大难题，错报、漏报的不计其数，偶尔报准了一次，下次马上又不准了。即使在中国以前搞阶级斗争特邪乎、遇事总要抓几个“阶级敌人”才算数的时候，1976年唐山大地震没预报准，死了24万人，专搞地震预报的专家也没有被“揪出来”，更没有听说“被判入狱”的。要是照意大利那个初审法院的做法，死了309人就判6年徒刑，那死了24万人岂不该枪毙几百回了？谁还敢去吃“地震预报”那碗饭！欧洲的三大民族：日耳曼、斯拉夫、拉丁，据说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拉丁人主要分布在南欧，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其优点是热情、浪漫，富于文艺细胞，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文艺复兴”就发生在那里。他们还出了很多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威尔第、帕瓦罗蒂）和美术家（戈雅、毕加索），他们的服装设计水平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他们的缺点则是有时候不太严谨，过于“浪漫”，上述的判决便是一例。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为主的国度（例如德国和俄罗斯）里，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新闻。好在这个骇人听闻的旧闻后半段叫人放下心来：意大利拉奎拉上诉法院去年11月10日二审判决，初审法院被判过失杀人罪的6名科学家无罪，并将同案另一名前政府官员的刑期减至2年。――毕竟意大利已经是现代法治国家，再“浪漫”也还是有个边，也还是要讲科学、讲道理的。相同和接近之处在一本文摘杂志看到介绍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饥荒的情况，不禁想起了中国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发生的“三年困难”，觉得两者的原因和后果都有某些相同和接近之处。苏联在1932年发生了一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斯大林的农业政策，饥荒从1929年就出现了”，“政府派遣的征粮队，强行拿走农民的粮食，许多地方不仅口粮无法保证，连种子也被征收。”政府官员这么绝情的原因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照上级的意见提供浮夸产量，就会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保守’等。”（《作家文摘合订本》2014年11月）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农民对这种现象也不陌生，因为那时候“揪出”的后来在1962年又“甄别平反”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有三百几十万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0―871页）。苏联那次大饥荒的后果是“仅仅年间，饥民死亡总数就有500万―700万人”（《作家文摘合订本》2014年11月）。苏联那时的人口在1.5亿左右，那两年苏联平均每一年至少饿死约250万人，饿死率大约为1.7%。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总人口大约是6.6亿，“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873页），如果照此推算“非正常死亡率”大约为1.5%。中、苏这两个比例数字不幸也非常接近（1.7%和1.5%）。中国的情况也许还要略好一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同样错误的政策，所以产生的严重后果才这么“何其相似乃尔”。苏联虽然一度是中国的“老大哥”，但后来咱们不再跟着苏联亦步亦趋，所以中国农业走出困境远比苏联早，我们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现在中国人不是担心“吃不饱”，而是操心怎样“减肥”。遥望上世纪发生在中苏两大国的那两场“困难”，不能不令人唏嘘。【小黑孩/图】
范文八：另一种可恶经常看见“个别官员”因为各种原因落马的新闻，看多了也就不怎么当回事了。但今天看见的一则，却引发了我的一点感慨。江西省鹰潭市团市委书记徐楷伪造自己的档案，在他的工作经历中有一句“安排到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担任副镇长”（《文摘周报》日）。看到这里的“浮梁”二字，立即记起了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里的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发现真的现在还有个浮梁县，浮梁现在还有茶卖。国人讲究宣传，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写地方志，要想把自己这个地方说得“历史悠久”或者“人杰地灵”，总喜欢在古代名人的诗文里找到介绍，哪怕只言片语也行。比如宣传四川阆中的旅游风景，那就一定会引用杜甫的诗句“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要证明湖北襄阳的风光优美，少不了要把王维的诗句抬出来：“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对浮梁县的介绍，也不可能缺失白居易的这句诗，然后结论“早在一千多年前，该县就是重要的茶叶产地和交易中心”云云。得意乎？自豪乎？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浮梁”二字不是和着大诗人的美丽诗篇呈现在我的面前，而是夹在一个“坏人履历”中让我看见，“浮梁出了个坏人”，这无论如何总有点煞风景！坏官们当然坏，直接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现在我发现这些人往往还有另一害，他们很可能在我们本该感到美好愉悦的时候突然来“煞风景”。这是他们的另一种可恶，精神上的。应该看到另一面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禁止使用苹果公司产品的法令，据说是因为苹果公司产品里安装了“间谍程序”。咱这里只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能使用外国手机（《成都商报》日），一般老百姓例如鄙人是可以玩苹果也能用三星的，用国产手机则更是值得表扬。但有家媒体在前面这个“禁果令”新闻后头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此消息意味着苹果将失去俄罗斯这一巨大的市场。”（《文摘周报》日）这话好像并不错，实际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肯定还应该有另一句：“俄罗斯人民也将无法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产品之一。”世界上的事情起码都是双面的。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常被指为“片面”。搞评论只说一面，而不管另一面如何，这种做法妥不妥当，用不着我来“指出”。又是一个“官腔”有一位退休官员，曾任大学的党委书记，他谦虚地回忆过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很大的缺失在于对价值观的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按理说，有这样严重的“缺失”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效果应该是“很不理想”的。然而，他告诉记者的却是“我们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南方周末》日）。这句弯弯绕是什么意思？“不是非常理想”，难道就是次一等的“效果很理想”或“理想”么？如果是这样，完全应该“表扬”嘛，何须在此“检讨”！我们反“四风”已经反了这么久，一些官员遇事还是改不了“难懂的官腔”，还以为自己特别机智，总以为自己在外交场合而不是面对本国老百姓。以前官员们不敢叫“失业”，只敢说“待业”，现在好不容易改过来了。所以也衷心希望今后不再领教这种自相矛盾的“不是非常理想”。【王永琦/图】
范文九：有人以命道歉，也有人死不认账看古书，好像古人比今人更不怕死。虽然用今人的观点看来，他们死得不一定都很“正确”，但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远超过今人的担当，却是无疑的。《史记?田儋列传》记载：秦末混战，田横自立为齐王，后败逃于一海岛（今山东即墨市田横岛）。刘邦招降，田横不从，自刎而死，其门客五百人“亦皆自杀”。还有一个例子也出自《史记》，知道的人不多：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个人叫李离，担任狱官“理”（法院院长），因为错误地听信了下级的汇报，错杀了人，于是把自己关押起来，判了死罪（“过听杀人，自拘当死”）。尽管国君晋文公替他解脱，说这是你下级的错，不是你的罪过，但李离还是拒绝了国君的命令，用剑自杀而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见《史记?循吏列传》）。断错了案子错杀了人，这确实很不对。但这毕竟不是“故意杀人”，犯了这种“官僚主义”虽有罪却不致死。但李先生却绝不饶恕自己的这一过错，以自己的生命向被错杀者进行了“赔偿”。这样血淋淋的“赔礼道歉”，叫人既感动又相当的吓人。光看古书不联想到当今，那叫书呆子。现在我们讲“法治”，法官出了错应该“依法处理”。我不主张拿李离的行为作为“判例”，但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倒是值得今天的司法人员学习的。现在有些法官判错了案，不但不主动认错，反而以各种方式掩饰错误，毫无愧疚之心。比如1984年，23岁的河南人魏清安被误判为强奸犯被执行枪决，当年6月，真凶落网，并主动交代了犯罪经过。于是有关部门开展了案件的复查，在复查过程里，原办案机关“不仅不配合，反而有意刁难，为案件的复查制造了许多障碍”。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魏清安案件的批复：“原以强奸、抢劫罪判处魏清安死刑，实属冤杀，应予平反。”（《法治周末》日）与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李离相比较，这种死不认错的“公仆”不知算什么？被“绑架”的《雷雨》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著之一，它反映的是人性当中的“不伦之恋”，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评价应该低。但颇为蹊跷的是，这个剧本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起直到六十年代文革以前，一直受到大讲阶级斗争的“革命人士”的热捧，原因在哪里？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有如醍醐灌顶，某评论家“认为，《雷雨》自首演之日起，就被从内容、表现技巧和剧场效果3个方面误读了”，“从一开始就是被人们当做社会问题剧来接受”。另一位学者的“认为”更加尖锐：“《雷雨》的故事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剧本的经历也算是悲剧。从《雷雨》剧本呱呱问世那天，可能就被当时的左翼思潮给绑架了……纠缠于鲁大海这个角色，这都不是曹禺的本意。”（《中国文化报》日）所谓“纠缠于鲁大海”，实际就是以“突出鲁大海”，突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于是这个剧本自然就显得“革命”了。原来如此！其实“鲁大海”在原作《雷雨》里很勉强，并不重要，多年前戏剧界专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199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王晓鹰排练并正式演出了一个新版本的《雷雨》，大胆地删掉了鲁大海这个人物。排练前王晓鹰面见曹禺征求意见，曹禺大力支持：“我在《雷雨》里写一个鲁大海就是为了要进步一点，要革命一点，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工人啊！所以在整个戏里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很好，很大胆，我赞同。”（《王晓鹰的博客?曹禺与一出没有鲁大海的《雷雨》）对于文学的解释，过去有句精准的短句“文学是人学”。有人说这句话出自苏俄文学大佬高尔基，有人说出自中国人钱谷融（《文汇读书周报》日）。不管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属于谁，我都认为说得漂亮，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反映的无不关乎于“人性”，反映人性的美好和人性的丑恶，以及不好不坏的中间地带。从莎士比亚的剧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中短篇再到沈从文和钱锺书的“两城”（边城、围城），无不如此。《雷雨》也不例外。在这些作品里出现的各不相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说到底也不过是千姿百态的人性的“展示平台”。有相当多的作家纯粹追求惊险或曲折的故事情节，不重视独特的“人物形象”，那自然也可以自立一派或若干派，是他们的“创作自由”。但即使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侦探小说，它给我们最深刻最无法磨灭印象的，也恰恰不是那些精心编织的“惊险故事”，而是那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福尔摩斯”。驾驶员没吃到羊肉产生的成语古人讲“春秋无义战”，大国小国杀来杀去，为的都想当“老大”，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件趣事：郑国攻打宋国，“将战，（宋军总司令）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翻译成白话，大意是开战之前，总司令华元杀羊给官兵们吃，但他的专车（马车）驾驶员羊斟却没吃到羊肉，这就结下了梁子。到了开战的时候，羊驾驶员愤愤道：“前天吃羊肉，你做主;今天的事情，我做主。”于是就把载有总司令的马车开入郑国军队，华元当了俘虏，宋军所以大败。成语“各自为政”便来源于此。我把这场战斗当作“趣事”来谈，盖因联想到了当今的公车问题。公务员在老百姓那里印象不佳，摆到桌面上的“三公”腐败是重要原因。“三公”，即“公吃”（公款吃喝）、“公车”（公车私用）、“公出”（公款出国游），现在上面下大力气治理，据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公吃”和“公出”，各级领导同志们已经收敛不少，老百姓是看在眼里的。“公车”的治理好像慢了一步，大约是比较复杂，可能是牵涉的因素太多，例如领导不坐专车怎么保证出行，这一大批如羊斟一样的“驾驶员”又如何妥善安排，就要费点心思。当今的公车驾驶员与羊斟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当今“个别领导”不论文化水平高还是低，不论看没看过甚至知不知道有本《左传》，全都知道对驾驶员绝不能轻视或忽视，不说使驾驶员享有的“待遇”超过自己，至少是万万不会低于自己的。自己公车私用，也就对驾驶员把公车拿去做什么不便过问;下基层调研收获了两瓶五粮液，其中一瓶多半要转给驾驶员。至于说单位里偶尔分点羊肉，每个职工都高高兴兴抱走一块，唯独忘记了主要领导的驾驶员，这种羊斟式的严重事故绝不可能发生，发生了就根本不配称为“机关”。一般人以为，进行中的公车改革，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只是领导同志，殊不知还有驾驶员。领导没有公车坐了，自有其他的车坐，仍是领导。但驾驶员一旦与公车告别，那就真的与普通职工一样了――我决不说其中有些比普通职工还不如。
范文十：道德教育才是治本之道？“依法治国”，涉及的是方方面面，“反腐败”自然也包括其中。到底怎样“反”，怎样的办法才是根本，多数人现在都主张用严密的制度，也就是“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说法很生动，好理解。但也有人不这样想，认为自我学习和道德教育才是根本。持这样主张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落马后的贪官污吏。他们在囹圄里痛哭流涕写出来的《检讨》或《悔过书》里，总结自己何以贪腐的原因，列在第一条的往往就是“学习不够”，有的后悔“放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甚至还不无表功“只做工作不学习”，好像一个人只要读了几本书就必然会“手莫伸、不贪腐”了。如果这是他们真的糊涂，好笑之外，尚可原谅之。假如这是他们故意忽悠咱人民群众，引诱我们不去注重制度建设，以为光靠几篇（几本）“劝世文”就可以“风清气正”起来，那这些“敌人”就太阴险狡猾了，也太可恶了。另一类是某些学者。比如某教授三年前曾写过一篇《防止贪腐，道德教育才是治本之道》（《南方周末》日），他的反腐败“治本之道”，最重要的也是“学习”，是“自我修养”，而不是“加强法治”。当然，如果教授先生质问我“难道不该加强道德教育吗？”我也只好说“应该”。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治本之道”？“学习”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法治”，是阻止人走向邪路的“制度”。也就是邓小平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也许还有人抬杠，说制度再严密，也会有贪腐发生。不错。不过我只想补充两句：制度越严密，贪腐就会越少。制度的“漏洞”越大，贪腐才会越多。这位外国专家尚缺“外事能力”中国百姓经常抱怨某些“公仆”说话打官腔，不晓得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解决具体问题。其实这种官腔非中国独有。外国一位专家就西方制裁俄罗斯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这样答复：“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目前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但是这样的确在全方位地加剧了俄罗斯经济的困难局面。”（《南方周末》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既然已经“全方位地加剧了俄罗斯经济的困难”，怎么还“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窃以为这位外国专家主观意图也许并不坏，只不过尚不足以担当在外事场合“纵横捭阖”的重任。陈光标是演员不是商人陈光标是个商人，明白保持“知名度”对做生意有好处，所以一会儿要“收购纽约时报”，一会儿又要请美国人吃饭，荒不荒唐不管他，但他去年声称把自己泡在“零下20度”的冰水半个小时，引起了专家的怀疑：“这种说法违反了物理学基本常识……世界上并不存在零下20度的冰水。”（《新华每日电讯》日）专家这么一说，我也恍然大悟，记起了几十年前在初中物理课学到的那一条：水在零度结冰。若是零下20度，水早就冻得邦邦硬了，陈大老板何能，竟可“泡”在其中？！后来爆出一条新闻――陈光标承认“冰桶挑战”造假：浮冰之下是50度热水。看来此人乃是个演员，而非商人也。为何苏联的政治笑话多？专制制度下，人民缺乏言论自由，于是不得不借助含沙射影的政治笑话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纳粹德国时期就盛行过政治笑话。以前经常在中国的报刊上看见苏联的政治笑话，感觉既尖锐又含蓄，既一本正经又妙不可言，充分显示了对专制制度的表面服从和内心反抗。比如这样一则：“一个莫斯科市民的鹦鹉丢了。这是只会骂人的鹦鹉，要是落到克格勃的手里可糟了。这人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本人遗失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这就是不动声色的“高度幽默”。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能够看到的“俄罗斯政治笑话”越来越少，不知为什么。是那片土地缺少了产生政治笑话的环境，还是我们没有及时翻译介绍过来？估计是前者吧。政治笑话应该算是一种精短的讽刺文学，而文学必然是现实的反映。制度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善，使得那里的人民已经不太需要借助政治笑话“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了。苏联的政治笑话确实“好看”而且“耐看”。但联想到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幸福，我倒宁愿世界上从此不再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