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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被色情涂沫歪曲一生的张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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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人物：张超，原广东省饶平县侨联副主席，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的儿子。
　　时间：日
　　地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聊斋吧
张超：被色情涂沫歪曲一生的张竞生
　　大凡人群中，总有先知者，总有先行者。往往先知者不被后知者理解，往往先行者被后行者嘲弄、讥笑。这似乎也是人世间的规律。
　　广东上个世纪初出了一批先知者和先行者，广为人知的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像高山流水，大漠孤烟为世人仰慕。
　　鲜为人知的则有张竞生，被人误读、误解了一生。时光的海水退潮后，礁石还是礁石，贝壳还是贝壳，海沙还是海沙。现在人们都承认张竞生不仅是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
　　可是，当年张竞生因一部《性史》被赶出学坛，那是张竞生的悲哀，更是那个社会的悲哀。
　　台湾名嘴李傲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云开雾散，林静鸟鸣，是一种天赖状态；地动山摇，泉水叮当，是一种地籁状态；真人露像，假事脱形，是一种人籁状态。
　　时间会让一切归位。
　　我在广州见到了张竞生的儿子张超。张超曾任饶平县侨联副主席，现已赋闲在家。他和我聊起他的父亲的一生时，那眼神里透出是一种无奈和苍凉。
　　田炳信：你父亲生前有许多头衔，“性教父”、“性博士”、“留法的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同盟会会员”、“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坛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你做为一个后人，怎么看这件事？
　　张超：我父亲可以说是生不逢时，被世人误解了一辈子。现在谈性都不容易，何况在距满清王朝被推翻没几年的中国，可说是犯了大忌，捅了大马蜂窝，他自己被世俗的马蜂蜇了个鼻青脸肿。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田炳信：你父亲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士，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张超：是的，我父亲原名叫张江流，学名张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
　　田炳信：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父亲去法国留学呢？
　　张超：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说是他青年时期的人生一个转折。1910年4月，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革命党人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成功，被捕入狱。在革命党人和监狱中来回传递信息的人就是我父亲，他当时才22岁，正在北京京师大学读书。他当时能两头跑的身份是汪精卫未婚妻陈壁君表弟，我父亲给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出狱后亲自写信给孙中山，推荐我父亲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并参与了北方清政府的谈判。孙中山还曾面授机宜，让他注意谈判的细节。辛亥革命后，我父亲“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表示了愿负笈出洋留学的愿望，孙中山对此表示支持。1912年10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一批青年人以官费生名义到东洋、西洋留学，在第一批同去的25人名单中，他列榜首。
　　田炳信：我看史料记载，同去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张超：他们同去的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当时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
　　田炳信：你父亲按当时的背景和圈子，完全可以从政。可最后的结果他成了一名学者，而且是被误读了一生的学者。
　　张超：这与他在法国留学时，受到当时的思潮影响有关。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都出现了，不过，我父亲对卢梭的学说和孔德的情感社会学更有兴趣。他是日，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
　　田炳信：那你父亲说到底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哲学博士。
　　张超：是一名哲学博士。1920年初，他从法国留学归来，第一站是到广东，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他凭着对中外的观察和思考，一腔热血给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递上一份他在归国途中写的报告。
　　田炳信：报告写的什么？
　　张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计划生育。我父亲主张避孕节育，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
　　田炳信：陈炯明接受了吗？
　　张超：怎么可能接受，陈炯明本身子女成群，从他个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这种提法都太超前了。
　　田炳信：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在当时你父亲哪一条都没占。
　　张超：陈炯明当时很不高兴，背后说他是神经病。后来，我父亲到金山中学任校长期间，他又提倡男女同校，用科学精神进行教育改革，大刀阔斧地除旧革新，移风易俗，因此得罪了地方豪强。他还在当地的报纸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这是他首次在封建礼教面前碰壁。
　　田炳信：也是被社会误读、曲解的开始。
　　张超：对。在潮州干不下去，同年10月，他接到北京校长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为哲学系教授。遂只身北上，最先住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开始奏响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彩的乐章。
　　田炳信：那是他比较开心的几年吧？
　　张超：算是吧。在北大，他讲授的主要课目有行为论、论理学（后改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论等。他很有见地地将当时名家译为“名学”（严复）、“因明学”（林纾）的西方论理学更名为“逻辑学”，并编写了一本《普遍的逻辑》的讲义。还率先讲授性心理学，对青年灌输科学的性知识。同期的哲学系教授还有胡适、马叙伦、徐炳昶、樊际昌，系主任陈大齐兼任。在学术活动中接触较多的除校长蔡元培外，还有胡适、马叙伦、李四光、李大钊和蒋梦麟等教授。他最推崇的思想家是法国的卢梭，并最先将其《忏悔录》译成中文出版。
　　田炳信：1922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CMIS. Margret Sanger）访华，应邀到北大讲学。校长蔡元培特地在《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头条刊登启事，并亲自主持19日的报告会，由胡适任翻译，特请一贯主张节制生育的你的父亲作陪。
　　张超：那次报告会后，我父亲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而他的主张相同，却被视为发神经，只因他是中国男人。山格夫人这次访问对我国的节育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北大的讲演在知识界作用更大。为了国家富强，我父亲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原因之一是人口太多。甚至在五十年代“阳谋”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仍敢秉笔直书。他在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列席省政协时的书面发言仍旧调重弹，重申节育的主张。加上解放初曾上书伟大领袖认为外交“一边倒”不妥的旧账，已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只是因为周总理及时指示在文史馆和参事室停止反右运动，才没有被揪出来示众。
　　田炳信：你父亲那耿直执着的性格和科学的创造性精神，也即反潮流精神，让他一生吃了许多苦头吧？
　　张超：他的性格决定了这一切。他曾说过：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他对人生许多事，从哲学的高度是看得很透的。在“性史”风波还没出现时，在年间，北大的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下设有五个研究会，父亲发起并任主席的“风俗调查会”（成立于日），工作范围是从文字记录与实物调查两方面，整理和研究风俗，为此首创并开讲“风俗学”课程，他拟定的“风俗调查表”是国内首份规范化的科学调查研究表格。该会与周作人任主席的“歌谣研究会”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先驱，由此培养出顾颉刚、容肇祖、郑宾于、常惠民等民俗学的佼佼者。顺便一提的是，哲学家1924年有两名旁听生因成绩优秀而改为正取，他们叫“张国焘”和“陶铸”。至于他们是否即为后来中共党史上那两位名字雷同的风云人物，则不得而知了。
　　田炳信：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那时的学术气氛、自由的空气比现在也不差。你父亲倡导的节制生育，当时虽因不合国情，受到了抨击，可是在北大这块土地里，他还是如鱼得水，发挥的淋漓尽致。
　　张超：这个时光不长，当时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我父亲将这些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文章中称赞作者极有“天才”。当时，我父亲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文刊出版后，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有的用化名）。持异议者居多，也有拍案叫好的。由此可见传统的封建夫权思想仍根深蒂固。《晨报附刊》陆续发表了其中24篇，颇引起轰动。
　　田炳信：这场辩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场爱情大辩论。
　　张超：可以这么认为。当时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不说是超前的。我父亲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明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褒渎了神圣的爱情，须知爱情的精髓是情感，那些以为一纸婚书在手，男的就可以视老婆为私产，女的则“嫁鸡随鸡”之类，实不知情为何物。只有用进化的爱情观对待，才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才会有美满的爱情。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时至今日，爱情定则的内容早已被实践大大丰富了，并且显得更加灵活和多姿多彩。
　　田炳信：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没有北大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氛围，你父亲的思想是没有闪光的机会的。
　　张超：这也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连可敬的鲁迅先生不无揶揄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这只能说明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历史的进程，许多是会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田炳信：哪些主张你认为是超前的？
　　张超：你比如在《美的性育》一节中他指出：“美的性育”的精髓是要达到“天、人”之间的灵肉一致的奇妙效果。直言不讳性爱的首要功能已经进化为享乐。在繁衍后代时也要讲究优生优育。其所谓“神交法”，并非神秘的“玄学”玩意，其实质是强调情感为重，反对登徒子式的纯肉欲消遣，也即现在常说的要先有情才有性的道理。还有，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完整地反映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1925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1版），他认为：经济上应当学美国的组织法；纪律上应学日本军国民的组织法；思想上必须有一个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而且应当放在首位。为实现这个宗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组织法。如提倡实行以男女情爱为根本结合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大胆断言，婚姻制压抑了人性，造成无数怨偶，因此婚姻制必定逐渐消亡。
　　此外，他还提出“新女性中心论”，以美治代替法制，用爱与美的一致来反对迷信及重塑国民性。又提倡确立有年限的公墓制，生活尽量返蹼归真，热爱自然，晚婚晚育及限制生育，等等。不难看出，这些构想明显有他推举的思想家卢梭的痕迹，也有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影子。连同节育的主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比之封建主义的货色是大为进步的。在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觉新鲜和有现实意义。
　　田炳信：《性史》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多种力量运作的结果，使得他身败名裂。《性史》一书出版的前因后果，从你这些年搜集到的材料可否再谈谈？
　　张超：这个结果是我父亲没有想到的。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是投向封建堡垒一支小小的投枪，富有科学创新精神的父亲，决心冒险闯入几千年来最被人忌讳的性禁锢雷区，结果比他设想的下场惨烈得多。
　　田炳信：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
　　张超：1925年寒假，父亲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新奇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破天荒地公开征集个人“性史”，一时轰动京华学界，响应者不乏其人。他从数十篇来稿中挑选了7篇，写了序言并为每篇加上科学的按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由“性学社”印行。这是一本不足150页的薄薄小册子，作者都是北京的大学生，坦述自己性知识的启蒙和性爱的经历。是讲述性爱供科学研究的资料性读物。因内已无法找到原本，倒是在美国一些著名学府还能找到其踪影。日本于20世纪三十年代译成日文，并称之为中国真正的性史。
　　田炳信：按你父亲知人阅事的能力，他想到后果了吗？
　　张超：他想到了，想到了还去办，这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没办法。我父亲在编撰此书时早有预感：一是会被误为淫书而遭到查禁；二是奸商书刽会仿制牟利。因此在序言中就声明：“这部性史不是淫书，乃科学及艺术的书――因为所写的皆是事实。就事说事，这是自然的事，这尤其是自然的妙事。它所写的乃许许多多的妙人所做的无数无数的妙事――把这些妙事再变成为极有价值的科学的材料了，又有些点缀起来就变成最艺术的事了。”他指出性的事实，不论正常与变态，仍是性心理学研究范畴。犹如描写狂人，不会被视为“诲狂”一样，因此如实写性事，供科学分析研究，又怎能说是“诲淫”呢？
　　田炳信：他在书中提出“第三种水”是当时被人攻击最狠的一个观点，当时，科学与迷信，特别是在性领域，是可做不可说的情况下，白纸黑字印出来，那种影响和冲击力可想而知。
　　张超：他说的“第三种水”，是他在为“一舸女士”的《我的性经历》写的按语中提出女性达到极愉快的性高潮时，有的人会有“第三种水”射出的大胆假设。此后多年，不但被卫道士们以至性医学家也斥之为无稽之谈。直到1958年，德国女科专家格莱芬堡通过科学手段才予以证实，及后还出版专著《格氏点》（又称“G点”）。
　　田炳信：《性史》一书一出版，在中国等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张超：《性史》一出，即掀起轩然大波，舆论一片哗然。有人描述其效应是：“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封建卫道士更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他的预言也不幸言中。《性史》出版后未及半年，首先在天津南开大学遭到查禁，接着北京和天津两市也相继禁售。由于非议铺天盖地而来，他只得将正在排印的第二集撤下来，取消了继续出若干集的计划。市面上果真冒出许多性史续集及完全杜撰的真正淫书，如《性史补》、《性史补外补》之类黄色货色来。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仍在海外华文书店见有“性史”第18集。有位朋友说他曾看过第23集哩。
　　田炳信：很像现在，一说那本书查禁，或那本书流行、畅销，马上就有盗版书出来。看来，好事有规律，坏事也有规律。
　　张超：由于这些淫书泛滥，谬种流传，国人也多无法用科学态度看待《性史》，认为性是无师自通的，性教育是多此一举。“卖春博士”恶名由是而起。后来以讹传讹，加上解放后某本名著的注释说他“宣传色情文化”，更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以至很少人知道他是道地的哲学博士了。
　　田炳信：虽然，你父亲想到了后果，但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吧？
　　张超：是的，没想到有这么严重。《性史》的出版使我父亲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这是他向封建礼教冲击遭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一时百口莫辩，干脆沉默了。但沉默并不表示放弃，他仍我行我素，不改初衷。他原名公室，留法时改为竞生，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历史从来认强梁。个人行为若与时代错位，悲剧的结局是必然的。个人对于社会，特别是没有民主的封建社会，始终是弱势个体。
　　田炳信：听说为盗用你父亲名义一事，你父亲还把一些书商告上法庭？
　　张超：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当《性史》一书第一集出版后，非常好销，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有利可图，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我父亲之名，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据说多达十几集。我父亲为了挽回影响，还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澄清事实，但是已经不管用了。
　　田炳信：事到了这个份上，人们的心态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三人成虎，就是这个意思。
　　张超：那次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费二百元，他都分发给了各个作者，自己未拿一文。书店预支给他的第二集稿费一千元，他得知取消出版计划时也全数退还了。那时，北大的教授收入甚丰，经济非常宽裕，并不会把这点钱看得多重。然而攻击他的人却传说他编印《性史》赚了几十万大洋。
　　田炳信：你跟你父亲一共生活了多少年？
　　张超：一共大概20来年吧。23年的样子。
　　田炳信：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张超：从我出生到我20岁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后来他回饶平我们就不在一起了。
　　田炳信：他回饶平了，你当时在广州？
　　张超：当时是1960年。那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优待，他脚有水肿，所以就申请回饶平。
　　田炳信：当时他在广州做什么呢？
　　张超：他是我们文史馆的馆员，广东省文史馆。
　　田炳信：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张超：1970年。
　　田炳信：他一直在饶平吗？在饶平去世的吗？
　　张超：是的。
　　田炳信：你对你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他哪些方面对你影响比较大？
　　张超：因为从小在他身边生活，所以印象肯定是很深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性格很率直，带有叛逆思想。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随波逐流。很多情况下他都敢力排众议，跟人家争。他有自己的见解，不管人家怎么强制他，他都敢坚持，敢提出来。
　　田炳信：那他这种性格是不是很不受社会欢迎？他自己是不是很不适应这个社会？
　　张超：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自己都说哲学家从来不得好死。他从来也没想过善终。他自己都说：“我自己不准备得善终。”他还说苏格拉底之类的都是这样的，都没有得善终。他经常跟我和我母亲这么讲：“我随时可能不得善终的，你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我母亲都会骂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跟人家保持一致呢？”他说：“这没办法，我这人就是这样。对的就是对的。要我怎么虚伪我做不到。”所以解放后，五十年代，当时也为了保住他，他被关照是党的同路人被调到广州来。当时的省副主席是方方。人家以为方方是他的学生。其实不是。因为方方曾在潮州中学念过书，他念书的时候是三十年代，我父亲当校长是年，还没到一年，他其实不是他的学生。不过潮汕人一般都知道他的名字。饶平县那个县长，也就是抗战以后把我父亲请到饶平当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就当了县长。当时方方就派他带了360万参加费到我家里，解放后好像1953年才1万元变成一块。他是第三次到我家里。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叫其他工作人员来的，我父亲都不肯走，这次他不走，我母亲就不干了，她说：“你不走我就死给你看。”当时已经开始搞运动了，退租会呀，什么清匪反霸，当时农村的政治已经很严重了，抓了斗了很多人。我的叔叔都被抓去游街了。
　　田炳信：那你父亲怎么没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呢？
　　张超：他跟国民党谈不来。他不是国民党人。
　　田炳信：他也不是共产党？
　　张超：对。他曾经准备组织农民党，大概是1946年左右。解放后他就一直当党外人士。
　　田炳信：他解放前在广州做什么工作？
　　张超：他有个同学是广东王――陈济棠，清朝末年农会在黄埔军校那个地方办了一个陆军小学，他们是那里的同班同学。所以陈济棠就给我父亲封了一个实业督办。他主编《广东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月刊。现在广东省社科院还有全套。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37，抗战。
　　田炳信：你父亲很年轻到法国留学，留学回来以后在饶平开设了性教育这门课，当时在中国，包括北大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中国当时还比较封闭。他带头讲授这门课，他这些故事你听到过没有？
　　张超：他一生出名也就是编《性史》，他受到的很多批评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认为他自己一生也就是失败在这个地方。
　　田炳信：为什么他认为失败呢？
　　张超：因为不合时宜嘛。他在一个漫谈里面也谈过这个问题，他对自己编《性史》进行了反省。另外他利用的形式也是不太适合。
　　田炳信：哪种方式？
　　张超：就是先收集材料，那些材料还没有经过专家的审核。他想先收集材料，做调查研究。但是还没有研究，就引起很大的震动。所以书没有出下去。第一集出来以后，就有很多伪造的《性史》出来，后来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田炳信：当时有人给你父亲泼脏水呀，带帽子，都有什么帽子呢？
　　张超：文化革命时这个帽子很多，什么“无耻文人”、“反动权威”、“国民党余孽”等等。
　　田炳信：那你父亲研究这个对你本人工作、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超：那对我们的政治生命有很大影响。第一呢，就是出身不好，五六十年代讲究唯成分论，对我们升学、毕业都有很大影响。直到八十年代才没有这个阴影。
　　田炳信：是不是因为出身问题，好的大学读不了，好的单位去不了？
　　张超：不是好的，不好的，连生存都有问题。很容易带上帽子，什么“反动学生”呀，等等。
　　田炳信：有没有批斗、游街？
　　张超：就是批斗。我有一个弟弟，考到华师大，就是因为家庭不好，把他搞到燕塘劳动。当时还对他说：“你这个学生啊，因为照顾你才录取你。毕业以后要取消你的广州户口，分配到两县去。”就是分到从化跟花县去。我的弟弟不肯干。我当时是教书的，文化革命连书也不让教了。我们两个就千方百计想逃出国。当时我感到一切好像没有前途。但是我父亲生前一直告诉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放弃学习。他说什么情况下知识都是有用的。那时我们受文化革命“知识无用论”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嘛。我们受这种言论影响，基本都放弃学习。
　　田炳信：在饶平老家，乡亲们对你父亲怎么看？
　　张超：饶平的绝大多数人都当他是一个名人，知识崇拜。在饶平，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谁都知道他是“张博士”。人家不直接喊他名字，就叫他“博士”。但是饶平当时只有一个博士，就是他。我听说文革时有两场批斗会要批斗他都没有成功，因为提一点东西，给他解释。结果他一解释，人家就笑，结果没办法批斗下去。
　　田炳信：在今天来看你觉得你父亲这些行为是不是有很大的超前性？
　　张超：他说哲学家就是要超前。他的任务就是比一般人要超前，看的远。
　　田炳信：这些年你对父亲的事有没有搞过一些研究？
　　张超：没有。因为一些条件的限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收集他的著作，然后出版。文革以后，我父亲在我家里没有留下一个字，都被抄走了。他自己也没有好好保管，他带我们回饶平的时候，书都没带，都留在广州了。他说：“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起码可以顶住半年。”所以他把我和我母亲带回饶平。他想倒回来再去拿书和一些东西。后来他非常心疼他那些书，像从英国带回来的《大英百科全书》都没有了。抗战的时候因为饶平很落后，也没有什么书。文革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所以1984落实政策以后，我才开始收集他的文集。
　　田炳信：那找到一些没有？
　　张超：这个文集中95％以上都是我找来的，大多数是在图书馆找到的。但是偏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个字都没有。北京大学可能不愿意提曾经有这样一个教授。它百年校庆的时候只字不提张竞生，所以它图书馆一个字没有。前年北大的教授钱理群准备编一本《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当时我在香港，他找到我，要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我写了六千字左右。现在这书还没有印出来，本来说去年印出来。去年刚好禁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农民调查》，一本是《往事并不如烟》。去年意识形态又抓紧了。我问两个编辑：“这书没有反动意识，只是写20年代的事嘛。”大概审查人认为，你们老是讲二三十年代北大的辉煌，当时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而现在北大的这种传统已经被阉割了，改造成爱国主义。你们老是提这个呢，人家会不高兴。另外呢，80年前的北大比现在的北大成就大的多。
　　田炳信：那书不能出了吗？
　　张超：北大出版社不敢出，全国的出版社都不敢出。不过最近又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出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
　　田炳信：那六千字主要写你父亲是吧？
　　张超：主要写他在北大。写他在北大一直写到他去上海办“美的”书店。我主要写他不安分守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提出问题，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比如他五十年代在南昌大学，当时南昌大学气氛还是很好的，那时的校长是陈伟石。陈伟石尊称他为“张教授”。当时相对而言对我父亲还是很宽松的，不然的话，我父亲可算是一个典型的反动顽固的人。我父亲去世以后，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就是1987年，饶平举办了一个诞辰一百周年和学术研讨会，请了文史馆几个老先生去，都是五十年代跟他同班的。有一个还是他的班长，这个人姓曹，是北京警察局的局长。北京是和平解放，他对外交政策一边倒意见大。
　　田炳信：你父亲算是中国最早的提出计划生育的吧？比马寅初提出的还早吧。
　　张超：也不能说他是最早的。他也不敢以这个自居。因为他留学法国，受到发达西方一种观念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不能富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太多。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个作家，就是张培忠他查了各方面资料，提出我父亲是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这篇文章发表在《广州文艺上》第五期。《作家文摘》也转载了。他有三个第一：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中国性学第一，中国爱情问题大讨论第一。
　　田炳信：为什么当时李敖说他“一代文妖”？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张超：我只在材料上见李敖这么说过，没听别人也这么评价过。可能他认为我父亲很大胆。
　　田炳信：你20多年的跟你父亲接触，你有些什么记忆？从你记事起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张超：我对他的性格印象很深刻，他很耿直。我父亲也没有什么特别嗜好。他原来抽烟很厉害，后来戒掉了。他抽的烟是“大刀牌”的烟。上面有海盗的图案，是罐装的英国烟。他还喝一点酒。回到饶平后，因为高血压，他把酒把烟戒掉了。
　　田炳信：他小时候对你有什么教育没有？
　　张超：他对我们的教育称得上是放任自流。他学习上也不过问我们，他学的是外国得那一套，让孩子的天性得到充分施展。但到中学以后他就管我们了。他要求我们除学校规定的课以外还要学一门艺术。他要我学过小提琴，后来因为我学不来，就学了美术。他觉得业余搞一门艺术对陶冶情操有很大的作用。
　　田炳信：当时人们对他不太好的印象最大的是不是因为编《性史》？
　　张超：名声倒是没多大关系，就是当时阶段斗争讲家庭成分关系比较大。
　　田炳信：他在和你母亲结婚前是不是找过一个女学生，叫褚松雪？
　　张超：对。他们在北大同居了几年，他们有没有结婚不清楚。我在台湾的大哥就是他们的孩子。褚松雪还有一个名字叫褚问鹃，笔名是一舸女士。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年，后来他们年的样子分开了，分开了很久我父亲才找的我母亲。他和我母亲结婚是1935年。我母亲是广州人。我母亲是光华法学院的学生。后来这学院合并到了中山大学。
　　田炳信：你父亲和母亲的介绍人是？
　　张超：介绍人是邹鲁。邹鲁是国民党一个要员。褚松雪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才女，当时我在花县，大学里面的《现代史》讲到国共合作，就有她的名字。共产党有三个人当国民党的部长，她是其中一个。她当妇女部长，毛泽东当宣传部长，谭平山当农民部长。
　　田炳信：你父亲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你爷爷奶奶那边是不是给他包办婚姻，有一个女的？
　　张超：对，一个姓刘的女士。
　　田炳信：褚松雪当时也是名花有主了。
　　张超：对。褚松雪她是北大一个旁听生，她家里比较有钱。我对她的身世不是很清楚，不过据《性史》里面所讲到的情况可以知道她家是江南一个世家，我父亲跟褚松雪分手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合。
　　田炳信：在上海办“美的”书店的时候他们还在一起吧？
　　张超：对。后来大概是美的书店关门不久他们就分手了，我父亲1928年又到法国去了。
　　田炳信：小时候你跟父亲在一起，他有没有什么事情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有没有和你闹过意见？
　　张超：他对我们不打不骂也不说。他很少管我们。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吃饭要求很普通，都是粗茶淡饭，他自己还搞了一个果园，大概有10亩。地是租来的。种果树，种蔬菜。主要是他自己动手，有时候除草请农夫帮忙。
　　田炳信：你父亲对爱情发表了这么多高论，对你个人的婚姻有没有影响？
　　张超：没有什么影响。主要还是社会潮流的影响。我本来是不想成家的，后来找不到出路了就凑合了婚姻。我老婆也是出身不好，属于移民。饶平当时是海防前线，沿海的船家把她赶到内陆去。我出生的地方大概离海30公里。这方面我们是臭味相投。
　　田炳信：现在国内研究张竞生的人多吗？或者海外？
　　张超：海外的我不太清楚。国内的比较有系统的不多。现在有几位在准备写《张竞生评传》。一位张培忠，一位是陈有N.还有一篇文章是写的比较全面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一个教授－江晓源写的。
　　田炳信：你在哪里出生的？
　　张超：我在广州出生的。36年出生。我是老大。其他兄弟是在饶平出生。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广州当事业督办。
　　田炳信：对你父亲最早的记忆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超：几岁就知道了。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记不起一些具体的事情。他每天都要拿锄头去锄草，剪枝。冲完凉就写东西。他写东西都是站着的，都是用毛笔写。到广州文史馆以后有时候才用钢笔写。两年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当时已经有755篇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但是这几年最大一个问题是出一本《张竞生传》，是花城出版社出的。这本书还故意搞错了一张照片。当时我还告他。因为花城出版社和陈有N是同学，花城出版社向我承认错误，我就不告了。这本书是谬种流传最严重的。它是捏造出来的。
　　田炳信：有人叫你父亲为“性教父”，这样的名称好吗？
　　张超：不好。老实讲我非常反感。这本书出来之前曾经有个盗版书叫这个名字。为了好卖书，才叫他“性教父”，这是不恰当的。
　　田炳信：是不是叫他为“中国研究性学第一人”比较好？
　　张超：这也不恰当。他绝对不是第一人。应该说他是第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在青年里面提倡性教育的人，张培忠的文章根据资料提出我父亲是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还可以。其他不能说是第一人。这几年，我觉得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提我父亲就提计划生育。就是拿其中很小一件事宣传的比较厉害。
　　田炳信：你父亲是35年办刊物，实业督办，他自己还搞了一个苗圃？
　　张超：苗圃是县政府的，现在还有。我父亲曾想建立农民党。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好了，这个国家就搞好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是一样的。
　　田炳信：你研究你父亲，觉得他对政治感兴趣吗？
　　张超：他不是不关心政治，他对政治很感兴趣。他以前常骂国民党，骂国民党的腐败之类。他到东南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考察过。我父亲不关心仕途，但关心政治。我父亲要做官是最有希望做官的。因为他是孙中山南北和谈的首席秘书，而且他是到北京监狱营救一些国民党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还化妆成汪精卫的亲戚去营救他。汪精卫对这件事情永世不忘，认为这个小伙子太好了，对他非常器重。所以我父亲要想当官可以当很大的官。而且抗战的时候，南京伪政府汪精卫几次打电报叫他去任一个重要的职务，我父亲把电报都撕掉了。我出生和懂事的年代实际是中国一个大的转折时代，就是由原来的国共两党的斗争进入到共产党一党专政。也就是50年代左右。
　　田炳信：当时你父亲在广州南方大学，饶平那边政府把你们扣压了？
　　张超：不是政府，是农会。当时我母亲已经自杀了。她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自杀的。是1952年初。我母亲自杀大概的意思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时因为见到人家都在斗地主，当时又传说我父亲已经抓回去要枪毙了。其实我父亲也被骗到汕头了，骗到汕头以后，农会把写给我们写的信全扣留了。他每天都写两封信，一共有几百封。因为有段时间这些信给扣了，所以人们传说他已经被抓回来了。我母亲不想见到残酷的场面就自杀了。我当时正在上中学。他是怎么被骗回来的呢？当时华南大有一个很有名的柑桔专家，叫林孔湘。我父亲在南方大学学习结束以后就分配在林农厅工作。当时叫他们一起回潮汕调查一种柑桔黄龙病。
　　田炳信：你本人担任过什么职务？担任过饶平县政协副主席吗？
　　张超：对。我还担任过广东省六、七届政协委员。我任职是在饶平县侨联，最后退休时我是侨联主席。在香港我在同乡会当秘书。但这不算职务。其他的职务都是无关紧要的。我觉得社会上对我父亲有些误解。这误解在80年代落实政策以后已经逐渐明朗了，但是因为杨群那本《张竞生传》又搅混了。这本书扭曲我父亲的一些情况，主要写他在法国乱七八糟，以及他有很多情人之类。
　　田炳信：其实客观的讲，你父亲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对吧？其次时一个对社会对人生很有责任的人，不是像别人说得那么乱七八糟。
　　张超：对。我父亲私生活还是很严谨的。他原来有一个父母之命的妻子，他们没有在一起生活，所以不算。后来在北大遇到了褚松雪，他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我父亲1927年和褚松雪分手后就到了法国去了。1932年回来。1935年和我母亲结婚。在年这段时间他回到饶平，开公路、办学堂、办苗圃。这段时间他有一个情人是他请回来的一个小学教师。但是我父亲后来被通缉跑到香港，他这个情人就出国了。这个教师也是共产党，抗战胜利以后被杀害。
　　田炳信：你觉得社会对张竞生的误解在哪里？
　　张超：误解就是性博士嘛。他是哲学博士但是不是性博士。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写，最多加个双引号。在《张竞生传》以前，杨群和他一个内弟－杨秀生最先出了一本《性博士传奇》，是80年代海天出版社出的。后来在这本书的基础杨群又背着杨秀生编了《张竞生传》。这本书很糟糕。这本书我也不太同意。
　　田炳信：换句话，你的父亲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用“性”进行了扭曲。
　　张超：我父亲主要的两个著作是《美的人生》和《美的社会组织法》，都是哲学著作。在书中他对人生、社会、国家的发展前途的纲领全部提出来了，包括一国两制这种说法。他认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共存。可以用一个小岛去试验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成功可以推广，试验不成功拉到。这在《美的社会组织法》提出来了。他比邓小平早去法国十年。我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和善于思考的一个人，他经常思考中国的富强，但是他恰恰被人误解了。其实他是一个学问很有造诣、功底很厚的一个人，而他被误解为一个性博士、性教父，我父亲是很严谨的。鲁迅和梁启超两个大文人对我父亲说法有代表性。鲁迅关于“美的书店”的事情还有文章。他们对张竞生的观点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我父亲的思想是毫无疑问是超前的、前瞻的。但是这种超前性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是没有恰当土壤的，它面对的就是愚民。这些愚民把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当作笑料来说，当做插科打诨。
　　所以我父亲的思想既不见容于社会也不见容于家乡。他在中学当校长的时候发表过关于计划生育的观点，还有男女生同校，一起上体育课当时都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曾经斗过他。因为一个学生游泳淹死了，大家都归咎于我父亲胡闹，盲目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这可以看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我父亲其实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也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到西方留学，学到了西方很多先进思想观念，包括社会制度和举办实业，他还主张修公路。中国历届的知识分子主张修公路的有几个？修公路在当时相当于动一些人的坟地，你敢动别人的坟地吗？在农村动人家的坟地就是挖人家的祖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这些超前的思想面对中国这样的土壤遭到了非常可悲的境遇。这里头有一个让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父亲试图走这条路，想积极参与社会。他不愿意当官但不等于他不参与社会，相反他积极参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变故，包括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经济建设。他都积极用自己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观念来指导这些。但是他这些东西由于中国是贫穷落后更多的是愚昧封建，因而实现不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如何发挥他地积极作用，如何被社会所了解又能体现他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田炳信：其实张竞生一辈子背了个大恶名，最早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出了一本小书叫《性史》。
　　张超：《性史》使得我父亲家喻户晓。在书之前他就有讲义，讲义整理后印成书。我父亲印这本书不仅仅为了普及而是主要是为了研究。当时政府愚蠢的插足于当时的争论，使得这本书更加流传。鲁迅有一篇文章提到“美的书店”，他的说法就不是肯定了，他说“美的书店”为了挣钱而雇佣女店员。这个说法问题还不是很大。为什么解放后我父亲的名声还不是很好，就在于《鲁迅全集》中间一个注释说我父亲是资产阶级的无聊文人。那个注释说：张竞生，广东陈海人。最近几年的《鲁迅全集》才改过来说成是“广东饶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为依据来界定我父亲。解放前有《性史》问题，解放后有《鲁迅全集》问题，所以一辈子他被人误解。当时上海书店分为江浙派和广东帮，江浙派书店的势力很大对我父亲的书店有排斥，经常找他的麻烦。鲁迅那篇文章可能处于这种立场。其实鲁迅说法是有偏颇的，书店用女职员有什么错呢？根本没错。但是鲁迅说我父亲的观点在25世纪才能实现的话是肯定我父亲的。这就反映了当时参与社会要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能力和现实环境，而我父亲对这方面考虑不太多。他认为正确的他就会提出来。
　　田炳信：你父亲跟胡适的交往深吗？
　　张超：他们一起在北大教过书，而且同是哲学系的教授。
　　田炳信：你父亲与当时高层人士还是有很密切的交往的。
　　张超：是的。但是抗战的时候就断了联系。因为当时他在饶平，没有去重庆。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又跑到上海、南京，见到了他很多的老朋友。当时很多都还健在。当时在饶平修公路那段时间他有一个情人叫黄璧昭。后来的样子她从南洋回来，带了一箱子共产党传单。她和她男朋友向她家中要钱支持革命活动，她家里不给，还把她和她男友绑在猪笼里面一起投海了。她骂的时候还被他们用榨糖的那种甘蔗塞到喉咙，很残酷的。黄璧昭曾在北平念过书，很有新思想的一个人。她和我父亲是同乡也曾经是情人。在土改抄家的时候，有一个小鬼从她家搜出一箱子共产党的传单和宣传材料，但是没有保存下来。后来那小鬼成为饶平县的党史办公室主任，他和我谈起这个往事，非常可惜没有保留这些资料。十年以后我父亲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写的非常感人。登在泰国的华文报纸上，但是现在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田炳信：解放后你父亲回到饶平生活状况怎么样？你去看过他吗？
　　张超：看过。我父亲1960年回去的。一开始回去特别优待，住在华侨旅社里面。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就给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后来还赶下乡。
　　田炳信：赶到你故里吗？
　　张超：不是，不允许回到老家。当时我们姓张的在饶平是大姓，姓张的人家争着要他来，但是怕他回家乡会闹事，就把他赶到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山村－饶平樟溪公社。
　　田炳信：赶到哪里劳动吗？
　　张超：不是劳动，就是落实一号令战备疏散。我两个弟弟也到那里陪着他。那真正就是住在一个牛棚。后来那里村民中一个姓张的家属给他腾了一个稍好的瓦房子叫他住。
　　田炳信：你父亲死在饶平？
　　张超：对。死在厂铺村，死于脑溢血。那时经常是他自己中午去农民家吃饭，中午农民看到他还没去吃饭就去找，发现他已经坐在椅子上捧着书去世了。我父亲每天都看书，吃完饭就是散步，散步以后就看书。他散步还是坚持定时定路线，不管天气下雨还是刮风，他都要散步。下雨他也不打雨伞的。他还跟我说康德也是这样，康德散步到那里人们便知道时间。
　　田炳信：他临死前你去看过他没有？有没有什么印象？
　　张超：他70年去世，我69年去看过他。他当时主要谈他从牛棚出来，他说红卫兵每天要他学习语录，还要背，他背不出来。红卫兵因为他背不出来还要打他，当然见他年纪大了也不敢真正打，我父亲总是说，别的地方都可以打，但是脑袋不能打。他每天都闭着眼睛背四书五经，人家还以为他背毛主席语录。他在那被关了四五个月，每天都是这么过的。那时中央军委派了两个人去调查方方的问题，要他证明方方是叛徒。我父亲说：'我不知道'，不管人家怎么骂，怎么威胁，我父亲都说不知道。年我们那里是游击区嘛，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当时我们村白天是国民党的军队来，晚上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来。游击队经常在我家开会的。我父亲很支持的。他也不是对共产主义有认识，他就是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他觉得共产党知识分子很有志气，很佩服他们。所以队员受伤治疗都是藏在我们村里面的。这方面我们当地的县委县政府经常提起的。当时1934修公路的时候请了几个技师，开始的两个技师都被我父亲开除了，因为他们收人家的钱，故意绕开那些祖坟，把好好的直线绕个大圈子。后来请了林美南技师，这个人解放后当了粤东行署主任，管梅县，惠州，汕头。我父亲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但是知道他很正直。土改的时候当地要抓我父亲回去，把我父亲骗到汕头，当时批斗我父亲要经过林美南，林美南问：'他有什么罪呀？'人家就说：'修公路打人'林美南就说：'我知道'.就放过了我父亲。后来我父亲在香港写一篇文章叫《林美南公道待人》。如果没有林美南，肯定我父亲被带回饶平枪毙了。人家说公安局布告都印好了。
　　田炳信：你们家祖上在当地算地主吗？
　　张超：当时我家只有三亩多地。因为我家没有劳动，人家给我们算地主。我们还向人家租了十亩地。我父亲是教师，我母亲没有劳动，是家庭妇女。当时我们都还小。
　　田炳信：你父亲当年考取了公费留学，那你家境应该可以呀，因为家境不好也就读不了书。
　　张超：我家里三代都是华侨。最早是马来西亚。家里最起码是有饭吃的。那时候军校都是公费的，你能够到广州来考上，吃住穿都是包的。
　　田炳信：你父亲从陆军小学毕业以后然后考的什么？
　　张超：没有毕业，是被开除的。他念了两年，开除以后他要去找孙中山，孙中山说你们还是回到国内去。后来我父亲考到北京京师大学堂。他一边念书一边参加同盟会，搞革命活动。他当时和汪精卫住在广东会馆，广东会馆有田有财产，对广东学生有资助。能解决住宿吃饭的问题。我们家庭呢比一般的农民好一些。到我父亲分下来只有三亩多地，因为我父亲经常不在饶平，所以租给了人家。我父亲的个人成分还是很好，我看他的档案写的是“革命干部”，出身是“学生”。我也不知道这情况，我总是填自己成分为“地主”，所以我在学校很惨。我弟弟知道了改成“革命干部”，后来就考上大学。当时划成分叫我去划，要枪毙人叫我去陪场。
　　田炳信：陪场？那挺吓人的吧？是不是插着生死牌？
　　张超：那时哪有插着什么生死牌？那时开斗争会，队长就可以实行枪毙。我一个堂哥是个穷苦农民，当时要他交多少百担余粮他没有，队长就命令把他枪毙了。我在场。
　　田炳信：就是土改队队长命令枪毙的？简直是草菅人命。
　　张超：当时在南方大学分为四部，第一部是工人，第二部是农民，第三部是干部，第四部是民主人士。我父亲说有一个青年学生他在南方大学学习以后回到家乡当土改队长，为了划清界限，就把他父亲枪毙了。人家都觉得这个人很有立场，我父亲对这个反感，觉得没有人性。
　　田炳信：那时候有南方大学吗？
　　张超：解放后思想改造的地方叫南方大学，大概办到1952年。后来改成华南师院，前身就是国民党的临时总统府。原来国民党从南京搬到广州来就建了那座临时总统府。
　　田炳信：你读大学没有？
　　张超：没有，就因为出身问题。当时我那届不管你成绩多好，就是不改你的卷子，考完后就把你的卷子拿掉。当时57－59这几年就是这样，到60年就好一些了。我当时一个同学，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他就偷渡到了香港，后来到了美国进了摩托罗拉的总公司。
　　田炳信：你后来去哪里了？
　　张超：我也偷渡过，但是没有成功。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我从大鹏湾偷渡。我游泳很厉害的，但是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那天到了海边突然起六级风。
　　田炳信：你往回走不就可以了吗？
　　张超：我往回走是可以没事。但是当时刚好有一个边防军班长他也去偷渡。他当了六年班长，退伍回家以后不愿意修理地球，就去偷渡。他本来水性也很好，但是由于他去渔船后面偷小艇，结果小艇没有桨，他又爬到渔船上去偷桨，这时渔船上的狗叫了。结果就戒严了。我们一块被抓了。
　　田炳信：如果没有风，你也就偷渡成功了？
　　张超：我的目标就是一个东平洲，只有1800米，非常清楚，很容易过去。我们去那里实地看过，当时国内一片红，农村都有语录，但是那里没有语录。我弟弟是成功了，因为他比我慢一点，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他就走了。我抓了的时候是1969年美国人月球登陆，当时我在收容所。我一个朋友去送饭，把一个小纸条放在稀饭里，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一个是我弟弟已经脱离苦海。当时我们偷渡成功不敢写什么的，要不接信的人会认为有问题的。所以信里寄回一片“止痛膏”，因为香港叫止痛膏为“脱苦海”，暗示我弟弟脱离苦海，偷渡成功。
　　田炳信：那你被关了几个月？你可以不承认你是偷渡呀？
　　张超：那在海边被抓的还不清楚呀，没有证明进到禁区的就是偷渡。我的牙齿就是因为四个月没有吃过青菜就坏掉了。我们当时吃的就是两顿稀饭，还有两块萝卜干，还有二十粒黑豆。连吃了四个月，得了败血病，牙龈都出血。
　　田炳信：如果你走成了可能能成为港商。
　　张超：当时我走成的话，在那边不赌都可以成为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因为在60年代香港正在腾飞，它又缺少人手嘛。
　　田炳信：你在深圳大鹏湾什么地方偷渡的？
　　张超：在大鹏湾王母圩和南澳之间。我弟弟呢，他去了以后一边打工一边学德文，准备到德国留学。但是第二年清明的时候他去郊游，发生了交通意外。我每年都到去他坟上扫墓。
　　田炳信：你就两兄弟吗？
　　张超：没有，我们有五兄弟。我是老大。当时人家就问我父亲：“你不是主张避孕节育吗？你为什么还生了五个？”一个呢，可能因为我父亲抗战的时候有点放任自流，另外也因为我父亲反感人家以为他提倡计划生育就怀疑他不会生，所以干脆生了好几个。我们五兄弟加上台湾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共六个。台湾那个是褚松雪的孩子。褚松雪活到96岁，是国民党第一个女上校。抗战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刊物的主编。
　　一个人的勇气来自一个人的慧气，一个人的慧气来自他的底气。在冥冥的大千世界，张竞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中选择了自己的名字，这似乎就是他命运的前兆，又像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不悔，不改。他冷静，清醒，孤独。没有人替他化妆，没有人为他壮胆。
　　他顶着一颗沉甸甸的大脑袋，在不长庄稼的荒野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他是一颗老松；仓海横流，白浪滔天，他是一块海礁；千夫所指，流言满天，他是一尊塑像；可敬，可叹，可歌，可泣。
（编辑：刘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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