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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康（个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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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水生所鱼类学家
（中科院水生所鱼类学家）
刘建康，人名，主要介绍了鱼类学家、淡水生态学家刘建康20世纪40年代揭示性别转变规律，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提供了有意义的新论据。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总结我国池塘养鱼和大水面的渔业利用经验，以及在我国首先以系统生态学概念开展的武汉东湖淡水生态学研究，为我国湖泊研究和淡水渔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刘建康人物简介
江苏吴江人。1917年生 1938年毕业于苏州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早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对性别逆转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
刘建康出生于一个银行小职员家庭，父亲刘振奇长期在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父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刘建康幼年时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随家迁居，入，读完初中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1934年，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该系、等教授对刘建康有深刻的影响。1935年，东吴大学生物系在上海举办淡水生物展览会，系里派正在上二年级的刘建康跟随刘承钊教授做展出工作。通过参加这次展览会，刘建康对淡水生物，特别是对淡水鱼类产生了兴趣，对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刘建康随东吴大学迁往，后又到，借读于，1938年毕业，获东吴大学理学士学位。刘建康由于在大学期间一直被评为优等生，获得了国内和美国教会大学校际“BBB”(Tri-beta)荣誉毕业生奖章。[1]
1939年，经刘承钊教授推荐，刘建康到内迁四川重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的研究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在这期间除进行鱼类分类学研究之外还进行了鱼类形态解剖学、器官功能等研究工作。刘建康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研究鳝鱼的呼吸器官，证明鳝鱼靠口喉部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气，而非通过鳃利用溶于水中的氧。[1]
1940年，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第11期上，与伍献文教授联名发表了论文《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1]
1941年，刘建康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接着，他又进行了鳝鱼性转变的研究，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
1944年，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第15期上，以个人署名发表了论文《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英国皇家学会W?SBullough在1947年世界著名的《》杂志上对刘建康的论文做了高度评价。1945年，刘建康晋升为副研究员。[1]
1945年秋，刘建康经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学家)博士介绍，到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1月抵达加拿大，先师从麦基尔大学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博士，后由动物系的斯特科纳讲座贝锐尔教授指导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该论文指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的错误，进而对魏的种质连续学说提出异议。1947年秋，刘建康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学位。[1]
此后，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学实验室主任R?钱伯斯教授聘请，刘建康赴美国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罗斯教授聘请，任该学院研究员。[1]
刘建康心系中华，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出国深造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学成之后，即刻提出回国。钱伯斯教授和罗斯教授都很赏识他的才干，劝他留在美国，许诺给予优厚待遇，提供良好工作条件，并主动提出将他的未婚妻接到美国安排工作。刘建康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于1949年2月返回祖国，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康被聘为研究员。同时，兼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1954年，刘建康随水生生物研究所迁往到武汉，先后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对淡水鱼类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1]
1951年又发表了论文《鳝鱼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连同1944年发表的《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的发现》，共同构成他对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研究的思路。20世纪50年代初，刘建康在江苏省进行池塘养鱼高产的研究，创出亩产超1000斤的成果。于1955年发表了论文《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水产界公认这是对我国传统养鱼经验方面的科学总结。论文中的数据为英国学者C?F?Hickling在其所著《鱼类养殖》(1962)中引用。刘建康对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先后发表了《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及《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两篇论文。[1]
1957年，他主持进行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历时3年之久，总结出一套系统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1]
、、、是我国四大淡水鱼类，习惯称做“”。刘建康通过调查长江宜昌江段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成功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他们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使其提前产卵，为日后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础。[1]
我国渔业生产比较注重池塘精养，却对大面积的湖泊、水库利用不够，长江中下游湖泊对发展渔业有巨大潜力。这些天然湖泊大多数是靠鱼类的自然繁殖、生长，渔民无限制地捕捞，很少进行人工放养，即使有几个中小型湖泊实行人工放养，也大多亏损，所以大水面渔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位于水生所旁边的武汉市东湖养殖场人工放养也是年年亏损。渔业生产向水生所提出了课题。1972年，组织科技人员与东湖养殖场合作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1973年起该课题由刘建康主持。他提出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措施，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吨，到1978年达到801吨。这项工作获1978年重大科技成果奖，到1990年东湖鱼产量达到1240吨。这项科研成果对发展大水面养鱼起到了示范作用。[1]
在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工作获得成功之后，刘建康的科研工作又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了“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开展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刘建康由来已久的学术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转向鱼类的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上述两个课题正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这两项工作分别获得1982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和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79年，刘建康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80年代，又开始了东湖富营养化的研究。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成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方向，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及“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是我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最早、最系统的站，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1989年，(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合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中介绍了东湖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沼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这与刘建康的学术思想和多年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1997年他获得生命科学科技进步奖。[1]
刘建康人物生平
刘建康，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父亲为银行职员，母亲毕生操持家务，对他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品德培养都要求甚严。刘建康幼年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入苏州中学初中部，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1934年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当时生物系老师除荫祺、刘承钊、陆近仁、李惠林等既授课又搞科研，教书育人，使刘建康深受教益。1935年生物系曾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淡水生物展览会，系里指定刘建康随刘承钊去布置展览。通过这次展览会，刘建康对淡水生物尤其是鱼类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读大学四年级的刘建康随校迁到浙江湖州，一个月后，又撤退到四川，借读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于1938年毕业。由于学习刻苦认真，他在大学期间一直被评为优等生，获得过国内和美国教会大学校际“BBB”（Tri-beta）荣誉毕业生奖章。
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推荐，于1939年到当时迁至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伍献文是刘建康在鱼类学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获益最多的导师，两人共事达40 余年。在伍献文指导下，他所从事的鱼类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1941 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1945年升任副研究员，其间于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介绍，于1946年1月到加拿大麦基尔（McGill）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后问学于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Holtfreter）和N.J.贝锐尔（Berrill）。1947年秋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Ph.D.）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和《种质、魏斯曼、与水螅纲》，与导师贝锐尔联名发表在1948年的美国《形态学杂志》和《生物学季度评论》上。刘建康根据对筒螅的检查和实验所得的结果，指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有观察上的错误，并进一步对其种质连续学说提出了质疑。
刘建康获博士学位后，随即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实验室主任R.钱勃斯（Chambers）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体操作和组织培养实验。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Northampton）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M.罗士（Rose）之聘，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员。钱勃斯和罗士对他的才干极为赏识，都劝其留在美国，罗士学主动提出要他把未婚妻也接到美国来并允诺安排其工作。刘建康表示他的科学研究事业在祖国，谢绝了他们的挽留，遂于1949年2月回国，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刘建康任该所研究员，在该所设在无锡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工作；1951年兼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其间曾编著10万字的《鱼》一书，所得稿酬全部捐献以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秋水生所迁至武汉，刘建康除继续任研究员外，先后担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1979年担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任所长，1987年起担任名誉所长。年任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80年刘建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生物学部常委。他还
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197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科学部第一届、第二届学科评审组成员（1986 年8月～1990年6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专家组成员（1984年～），国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生态与环境专家组专家（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年）。
刘建康是湖北省科协第二届、第三届主席（1984年1月～1992 年4月），1992年起任第四届名誉主席；1980年～1993年任政协湖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93年5月起任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曾提交《关于开发湖北水体生物生产力的战略设想》报告，提出开设湖北“四湖”地区，组建湖北省环境与国土研究中心等建议，均被采纳并得到落实，对湖北省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建康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6年至今先后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88年当选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
刘建康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
他还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中国鱼类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年）、名誉理事长（1989年～）；曾任《水生生物学报》主编（年）、《海洋与湖沼》学报副主编（1984年迄今）、英文版《中国海洋湖沼学报》编委（1982年～）、德国《应用鱼类学杂志》（Joumal of Applied Ichthyology）编委（年）、中美《生物医学与环境科学学报》（Bl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ees）编委（1997年～）、德国《FRESENIUS环境快讯》顾问（1991年～）。
刘建康曾作为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议，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论文。他还非常重视培养年轻的科技力量，先后招收培养研究生14名，其中博士生11名。1992年，刘建康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知识界名人录》（第9版）。
刘建康技术成就
我国鱼类学研究早期偏重于分类学，兼及形态解剖。刘建康20 世纪40年代在伍献文指导下进行鱼类学研究也是从这些方面入手，但又不囿于此。他在研究鳝鱼呼吸器官时，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证明了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不是鳃，呼吸功能不是靠水里溶解的氧，而是靠口喉部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接着他又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并对其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性别的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雌性变成雄性。这项研究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有关研究论文发表后，英国《自然》杂志曾登载国外学者就此项发现的意义所作的高度评价。该学者认为刘建康的“这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的机理提供了新的和引人入胜的证据，并为这个主题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该学者在结论中指出脊椎动物的祖先原本是雌性先熟的雌雄同体，只是由于在进化过程中确立了一项染色体机制，才使雄性个体越来越早地、雌性个体越来越晚地由雌性转为雄性。因此今天的鳝鱼，可能仍旧保持着脊椎动物远祖的原始性别状态，值得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日本、美国、苏联等有关研究论文和教材中都曾引用了刘的文章。刘建康还开展了斗鱼体内渗透压的调节，鲤、鲫人工杂交试验等项研究，把传统的静态的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扩展到生态和生理实验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刘建康先后到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1957年，他又主持了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在四川木洞、湖北宜昌、江苏崇明分设工作站进行采集调查和定期定点观察，前后历时三年，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鱼类生态学的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和成果，所得资料成为后来论证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鱼经验，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进入20世纪后，科学日益发达，传统的养鱼经验有待进行科学总结，新兴的鱼类人工繁殖、生物技术等有待普及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曾有外国科学家向中国科学院询问中国池塘养鱼何以能高产，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刘建康。为此他到江苏开展实地试验，并请当地富有经验的渔工一起参加，结果亩产超过了500千克。1955年，他发表了《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公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样本。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草鱼、青鱼的饲料系数，受到国内外的注意，英国学者C.F.希克林（Hickling）在其《鱼类养殖》（1962年）一书中引用了刘建康的试验数据。草鱼、青鱼、鲢和鳙是我国淡水鱼类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鱼类，习惯称为“四大家鱼”。20世纪50年代早期刘建康曾到长江宜昌江段调查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对草鱼和鲢鱼进行了人工授精与孵化。他指导助手采用给未充分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激素催情的方法，使其提前产卵，为后来我国“四大家鱼”成功地进行人工繁殖提供了技术条件。
195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全国水产科技与教育会议上提出总结我国淡水养鱼经验并写成专著的倡议，得到大会支持并委托水生生物研究所主持其事。刘建康承担了“饲养鱼类的繁殖”这一章的撰写任务。1961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正式出版。1992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问世，并被列入“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丛书，刘建康领衔主编，但他却谦虚地说：“这是集体成果，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编写和修订工作。”
一段时期内，许多渔业生产单位片面重视发展精养鱼池，而忽视了海湾、滩涂、湖泊、水库等面积比鱼池要大得多的水域，即大水面的渔业利用。我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国内陆可以进行养殖的大水面有7500万亩之多。为此，刘建康多次在不同场合并通过新闻单位申述和呼吁，应该重视大水面的开发利用，促使我国渔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他的建议获中国科学院经费支持，经在湖北洪湖进行大水面综合开发示范试验，“七五”期间取得了5年内鱼产量由300万千克上升到800万千克的可喜成果。现在，大水面开发利用在全国日益受到重视，各地产业部门纷纷展开了大水面养殖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建康就开始参加东湖的淡水生物学研究。这项研究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各类水生动植物的区系、分类学研究和对浮游生物数量季节波动的观察和记录。20世纪60年代开始，刘建康组织研究室力量，进行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和浮游动物各类群数量变动规律的研究及水生维管束植物、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20世纪70年代，刘建康明确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鱼类个体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他主持“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采取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栏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综合措施，使东湖的鱼产量从1971 年的180吨逐年上升，到1978年试验结束时已达801吨。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其单位面积鱼产量和递增速度在国内外同类型湖泊中均属罕见。这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此后，又相继主持开展“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和“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分别获中国科学院技术改进奖二等奖（1982年）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8年）。1979年，他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从富营养化角度研究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生产力问题。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有关学术思想不仅经受了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也为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学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并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作为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和“人与生物圈”的观测站。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名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专门介绍了东湖的工作，并指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泊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 刘建康所撰写的《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在介绍浅水湖的生态学特点之后，着重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忽视而为发展中国家所重视的渔业利用的观点和实践。该文1984年已作为《世界的生态系统》丛书第23卷中的一章由荷兰埃尔塞维（Elsevier）出版社出版。
目前，东湖生态学研究工作正以既要发展渔业，又要保护环境为宗旨，通过恢复水生植被设计合理渔业结构，以建立优化示范模式，进而为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放眼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而溯其肇端，刘建康功不可没。
刘建康学术成果
1944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1949年后，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淡水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参加并领导湖北省梁子湖的鱼类生态调查研究，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调查研究，为我国淡水鱼类的生态学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参加和领导的武汉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和水体生物生产力研究，与后续的东湖生态学研究，使东湖渔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并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发展中国淡水渔业与淡水生态学作出了贡献。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1984年1月至1992年4月任主席。
刘建康主要论著
1 ，刘建康.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239.
2 刘建康.斗鱼的渗透压调节与“氯化物分泌细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20.
3 刘建康.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8.
4 刘建康，伍献文.鲤鲫的人工杂种.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30.
8 刘建康.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水性生物学集刊，-43.
9 刘建康.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 刘建康.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海洋与湖泊，1-235.
11 刘建康.关于淡水生物学发展的方向.水生生物学集刊，1979，6，（4）：465-470.
12 刘建康.东湖渔业增产试验综述.海洋与湖泊，）：185-188.
13 刘建康，陈敬存.加强对水面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探讨.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4 刘建康，.对武汉地区渔业发展战略的探讨.水库渔业，-5.
16 刘建康主编.东湖生态学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7 刘建康，何碧梧主编.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九三学社[引用日期]刘建康：碧“水”丹心江湖情
日 13:50:05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覃兆刿 胡杰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刘建康
刘建康（1917— ）
我国著名鱼类学家，淡水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吴江松陵镇人。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47年在加拿大蒙特里尔麦吉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上世纪40年代揭示鳝鱼性别转变规律，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提供了有意义的新论据；50年代起先后总结我国池塘养鱼和大水面的渔业利用经验，并以系统生态学概念开展武汉东湖淡水生态学研究，为我国湖泊研究和淡水渔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关注淡水生态与人类环境保护。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发表论著100余篇（部），培育研究生数十人。
租界里的“拆了匠”
在江苏省的吴江县有个松陵镇，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富饶，是真正的鱼米之乡。镇上东门外有条航前街，街区沿河道而筑，两岸拱桥相连，街上行人熙攘，桥下船歌不断，确是一处富庶祥和之地。日，刘建康就出生在这里，父亲给他取名刘家骧（初中以后才改为现名）。三天后，襁褓中的刘建康随母亲陶漱六迁居上海，那里，他的父亲刘振奇在外国洋行任文职人员，母亲则一心操持家务，生活过得相对富足。
1922年春，刘建康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了上海毓贤小学。当时，正值国内民众抵制日货，抗议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卖国媚外”。年初，上海日商第二纱厂等处工人也举行游行示威声讨。“那个年代有一连串的‘国耻’，都是列强欺负中国人的记录，所以‘救亡图存’对学生有深刻影响。”刘建康回忆说。
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刘建康和同学周贵宝并肩走着，这时从后面过来两个身材高大的洋孩子，他们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周贵宝觉得他们的发音稀奇古怪，便随口模仿了几声，没想到他们拉过周贵宝就是好几记耳光，嘴里还不停地辱骂。这一幕深深印在了刘建康幼小的心灵里。国家危难，政府无能，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备受洋人欺凌。时逢“赛先生”的思想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刘建康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国家强盛而读书，“科学救国”成了他童年时代的志向。高中阶段，历史教师张梦白先生对1928年“五卅惨案”的悲愤诉说，更是激起了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考。
刘建康从小在租界里长大，后来又上了很长时间的教会学堂，英文掌握极为熟练，这对他后来的学术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的学业成绩和品德修养要求格外严格。因为全家住在租界，从小接触英语环境，上小学的时候，国文却一点也不突出，父亲为此专门给他请来中文老师，这可是其他姐妹都没有的特殊待遇。
刘建康打小喜欢讲动物的课，喜欢活跃生动的教学方式。初中阶段，他喜欢那位在课堂上用身体演绎字母的英文老师“发神经”，喜欢在生物课上看各式各样的标本并亲自参与采集。至今他还会唱小学课堂上老师教唱的儿歌《青蛙歌》，他说这样的儿歌生动有趣，将青蛙的神奇变化描绘得栩栩如生，也唱出了它对社会的贡献。后来工作了，刘建康专门买来关于青蛙的书，到了晚年还参加青少年保护青蛙的活动。
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虽然学校很少安排课外活动，但刘建康回到家里便会迷上各式各样的玩具，特别是父亲刚买回来的新玩具，他对其中的内部结构充满好奇，因此往往新玩具不过两天便被他拆得七零八落。比如上了发条便能蹦蹦跳跳的青蛙，他就特想知道它的内部结构，于是拿来螺丝刀将它拆开，最后又还原装好。
因为他见到玩具就爱拆，家人还送给他一个外号——“拆了匠”。
渐渐，刘建康拆的对象越来越复杂。到了初中，他开始迷上拆无线电收音机，花很多时间去捣鼓磁铁、线圈什么的，终于有一天，自己装的小盒子也能出声了。在初中生病辍学的那段时间里，他又花很多的时间去摸索无线电的原理和结构，之后还自己装成了矿石机、单管收音机和二管、三管收音机。
决定人生方向的“生物展”
从1928年7月小学毕业到1937年10月随东吴大学西迁，刘建康的主要学习生活是在苏州度过的。
上高中之后，他会在周末骑车来到出生地松陵镇继祖母家。这里不仅有茶坊细语，弹词轻唱着“爱梅种竹近深闺”的浪漫，也让他记下了广为流传的一句祖训——“种竹养鱼千倍利”。
1934年，18岁的刘建康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东吴大学强调陶冶学生人格、讲求实证和效率的教育理念早为刘建康所向往。在刘建康的记忆中，生物系的徐荫祺、刘承钊、陆近仁等老师既做科研，又教书育人，使他深受教益。
1935年，刘建康已是大二学生。生物系决定去上海举办一个纯属科普性的淡水生物展览会，活动由刘承钊教授负责，刘建康荣幸地被选中作为老师的助手。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似乎对鱼最感兴趣，而一直是课堂发言佼佼者的他，面对鱼的问题却知之甚少，这让他很是难堪。当他得知系里目前尚无研究鱼的教授时，一个念头悄然在他心里萌芽。在回苏州的路上，刘建康忍不住向老师表明兴趣：“我想研究鱼。”
刘承钊老师没有忘记和弟子的这次远行和对话。第二年，当著名鱼类学家、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的伍献文来东吴大学讲座时，刘建康不仅早早等候在教室，最终还被刘老师留下来陪同一起吃晚饭。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一位知名教授，刘建康心里不免紧张。这时，刘承钊向伍献文介绍说：“伍先生，这可是我很优秀的弟子啊，他就是前不久我给您提过的那个一心想从事鱼类研究的学生，今天特地让他来陪您聊聊。”这成为他和导师的第一次相识。
那次，伍献文给他一些推荐书目，其中特别推荐诺尔曼的《鱼类的博物学》的英文原著，并要他逐期阅览Copeia杂志上的鱼类学论文，以便了解鱼类学研究的国外动态，并且告诉他重要的鱼类学文献，BashfordDean编著的英文书A Bibliography of Fishes（《鱼的文献》）一套三本，让他去找来看，里面有鱼的分类、生长、年龄、结构等。这种对鱼类研究文献如数家珍的感觉令刘建康大开眼界，而这种渊博和专注，更使刘建康心里对伍教授充满了敬佩和崇拜。
伍献文向他强调重视阅读经典著作，以及英文和论文写作的重要性，这便是后来“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本书主义”和“两文主义”。然而，正是这种重要的启蒙作用和对学问老老实实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刘建康的学术人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吴大学部分师生被迫经浙江省湖州（吴兴县）迁往四川成都后并入华西协合大学。刘建康就在战火纷飞中读到了大四直到1938年秋毕业。他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鲤鱼的骨骼系统》，实实在在地让自己和鱼类研究打上了交道。
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推荐，刘建康于1939年来到当时迁至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成了伍献文的研究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由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介绍（此前曾充当李约瑟来华活动翻译并译李氏《战时中国之科学》），于1946年1月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后问学于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和N.J.贝锐尔，次年秋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实验室主任R.钱勃斯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体操作和组织培养实验。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M.罗士之聘，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员。
钱勃斯和罗士对刘建康的才干极为赏识，都劝其留在美国，而他则明确表示他的科研事业在祖国。1949年2月，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刘建康终于坐海轮回到上海。行李中没有时尚的家用电器，只有一些重要的鱼类学文献和一台英文打字机。
从鱼类学到淡水生态学
刘建康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传统的静态的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到生态方面和生理实验，在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和性别转化方面有重要发现，得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结论；二是开展了湖泊渔业增产示范试验，对我国传统池塘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同时，通过“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揭示了“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三是关于鱼类生态和淡水生态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长江鱼类生态调查研究和东湖生态研究。
从鱼类学到淡水生态学，刘建康以他对求真务实的执着信念和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心，以不惧权威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获得了研究领域的一次次突破，实现了探索领域的日益拓展。
刘建康早期的研究主要在鱼类学上，但他不拘泥于传统的鱼类分类学，而是更多地关注鱼类的生态。
早在1939年师从伍献文先生读研期间，他就发表了《中国鲤科鱼类出鳃动脉在“头圈”上的排列方式》《斗鱼的渗透压调节与“氯化物分泌细胞”》等文章而一展研究才能，并在与导师共同研究“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中引发了对鳝鱼习性研究的兴趣。
之后，他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鳝鱼的雌雄同体现象，并于1944年发表了《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从而受到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1947年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专题评论，称这一研究发现“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他在海外读博期间，博士论文有两则，一则为《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二则为《种质、魏斯曼与水螅纲》，该文对德国生物学家、世界生物学权威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提出了质疑。
刘建康归国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他的研究开始将重心放在属意鱼类增产养殖的鱼类生态调查和鱼类繁殖研究。1955年，他组织20余人赴湖北梁子湖站点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两年下来，收集了湖中近30种经济鱼类的生态资料。发表的《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水产界公认为我国传统养鱼经验的科学总结。文中首次提出了草鱼、青鱼的饲料系数。这项成果中的数据，于上世纪60年代初被英国学者C·F希克林（Hicking）在其出版的《鱼类养殖》一书中专门引用。
1957年，刘建康开始主持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分别在重庆木洞、湖北宜昌和上海崇明岛设立工作站。历时两年多的采集、观察和记录，他带领团队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其参与或率领开展的五里湖、梁子湖和长江上中下游鱼类的生态调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生态研究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所得资料是20世纪80年代论证葛州坝和拟建的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还与助手在长江宜昌江段调查过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通过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使其提前产卵。这为日后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建康仍然坚持“科研机构业务是灵魂”，并因此受到批斗和劳动改造。1971年，他的科研工作被恢复后，首先赴武钢攻克淡水壳菜堵塞冷却管道的防治研究的难题，两年后接手“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提出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五项措施。
改革开放之后，刘建康在学术上的国际视野也日渐开阔，他将关注点更多放到淡水生态上，按他的话说，鱼的生态也是人的生态，只有好的淡水生态，才有好的人类生存环境。
1979年10月，刘建康作为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人与生物圈”第六次国际协调理事会，并访问了荷兰、西德、英国和法国的有关院校和研究所，后发表《关于淡水生物学发展的方向》一文，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该话题被列入“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这次广泛的见识和讨论成为他将关注重心全面转向淡水生态研究的重要契机。
自此以后，刘建康参与了更多有关淡水生态的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从对东湖生态的个案研究到湖泊环境的研究，从揭开东湖蓝藻水华消失之谜到防控水质污染，从鱼类资源保护到生态环境工程，他开始着眼淡水生态的改善，并发表了《用鲢鳙直接控制微囊藻水华的围隔试验和湖泊实践》这样将鱼类学研究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水生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将水域的生态学确立为主攻方向，这为后来“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台站网络”在水生所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作者覃兆刿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杰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专业研究生）
①刘建康在调试元素分析仪
⑤刘建康与导师伍献文（右）及小女儿伍欣星（中）在一起
刘建康学术历程的成功之“得”
从上海的租界到苏州的松陵，从东吴大学到成都北碚，从海外读博到毅然归国，从无锡五里湖到湖北梁子湖，从宜昌鲤鱼产卵场到长江鱼类资源调查，从淮河山谷水库到东湖蓝藻水华治理，刘建康醉心于鱼类学和淡水生态学事业，一生不懈进取。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次次回忆，其中饱含着他对专业的执着和热情，记录了他在刘承钊、伍献文、贝锐尔等名师指点下的不断成长，也见证了他不畏权威、惟实创新，从鱼类学研究向淡水生态与环境保护不断拓展的学术征程和日益开阔的研究视野。
纵观刘建康学术成长的历程，我们发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颇为关键——
首先是能得“趣”。刘建康从小对科学探索饶有兴趣，这种兴趣又和他的研究方向得到很好结合，这使其科研工作始终在愉悦的心情和主动的状态下开展。
他从小喜爱动物课，喜好灵动的事物。儿童时期的他，对玩具的内部结构非常好奇，因此还被称为“拆了匠”。上学之后，他又热衷于无线电，能自己组装收音机，还企图破解事物背后的原理。这种偏好探索的天性和禀赋，为他走上科学道路，埋下了伏笔。
出生于鱼米之乡的刘建康，对鱼和水本来就有天然的亲近，又深谙“养鱼种竹千倍利”的祖训，一旦有机会接触到鱼类学领域，他便义无反顾地将其定为方向，并从本科毕业论文开始，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江湖”人生。
第二是能得“法”。在刘建康的学术道路上总是有名师指引，他可以比同龄人更多地获得学术“真经”。
在东吴大学时，他遇到心胸开阔、惜才爱才的刘承钊教授，因而他有机会参与到上海的水生生物展筹备中。也正是这次的经历激发了他对鱼类研究的兴趣，进而确定下从事学术的人生规划。依然是刘承钊教授的引荐，让他第一次有机会听到鱼类学大家伍献文的讲座，并得以聆听伍师指点，继而开始了读研之前的打基础和本科毕业论文研究鱼类的选题。
在四川北碚时，他师从伍献文，从此系统地学到很多课堂上从未听过的解剖实验和统计分析方法。伍师从师祖即一代宗师秉志先生那儿承袭了其治学态度和在法国留学获得的科研方法，实现了新一轮的传承。六年与伍献文先生的教学相长，导师民主的学术风格和对他充分的信任，使他敢于大胆创新，而且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影响，这样的高起点，使他较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自信。
在这里，他还结识了世界级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从而读到他的书，译到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欣赏以及向海外名家的推荐。此后，他来到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见到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贝锐尔教授，又在暑假的时候来到设在海边且有着浓厚学术氛围的伍兹霍尔实验室。他因此得以听到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学术报告。在这儿，他的视野变得如面朝大海一般开阔。
第三是能得“道”。刘建康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学界公认的成就，还在于他坚定而明确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就是服务社会、求真惟实、大胆创新。
刘建康小时候可谓家境殷实，父亲在外国人开的洋行上班，可他从小对钱财比较淡漠。采访期间，他多次对我们说，“搞学问的人是不要想发财的，我的态度是财不理我，我不理财”。
刘建康执着于科研，也忘忧于科研。他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过冲击，但他谈起这段经历时，比很多人都要显得淡然。在那种“乱哄哄”的时候，他也能闹中取静，沉浸于自己的实验和研究。他对国家终会重视科学研究抱有充分的信心。面对政治审查和红卫兵的羞辱，他说自己的成分是“科学工作者”，“现在我们不能说话，但总有我们说话的一天”。因而，即便是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他也没有表现得消沉，而是顶着内部右派的名义，参与到不给署名的专业著述中。
他总对青年学者们说，“一定要亲自去看，年轻的时候都还能够跑，年纪大了之后就跑不动了，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去多观察实践，要深入到现场实际去了解情况”，“科研目标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在刘建康自己整理的两本文集扉页上醒目地印着：“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这是他几十年躬身科学实践的治学之道，法可以承，道在于悟。他希望年轻人能懂得，这是他一辈子悟出的“道”。
在这“道”里，饱含他的爱国热情和科学研究的真谛。
（作者覃兆刿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杰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专业研究生）
（ 网站编辑：赵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