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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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文化观
　　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然而在很多讨论中，对文化的概念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导致一些认识模糊不清，例如所谓“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本文拟澄清四个方面的问题:(1)何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观;(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观的核心是什么;(3)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4)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对于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有何意义。　　一　　在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简单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文化的真正内容是形成人的关系、力量、能力和需要的全部总和的发展。文化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实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境界。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20页)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文化观:(1)实践观:生活、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同样也是我们理解文化问题的出发点。这里的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文化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实践活动对环境的改造提升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是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扩大再生产。(2)历史观:一定的思想体系(从而文化)密切联系于其所处时代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现实社会矛盾。(3)辩证法:科学技术与社会、与文化是相互作用的整体;科学与人文的分化、对抗及其克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页);自然科学每前进一步，就是为人的解放做一份准备，也是一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页)。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首先体现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中。　　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其核心是人的能力的增长和自由的扩展。劳动实践不单指体力劳动，还包括脑力劳动。恩格斯指出:“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7页)劳动实践不仅指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包括创新科学理论和革新技术工具以提高劳动质量的活动;劳动实践不仅是人的肢体运用自然物的活动，也体现为人的大脑运用智力及其产品如机器、工具等的活动。因此，社会生产劳动最能体现出能力的增长和自由的扩展―――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劳动实践不仅是文化的现实基础，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基础部分。由此来看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科学技术文化”和“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　　首先，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说，科学技术本身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或者说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产物本身就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部分:科学技术提供物质产品、设施和新的工艺，它们构成物质生产力，成为时代和文明及其进步的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例如，我们常常把历史上不同的时代或文明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等等，就是以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为标志的―――这不仅体现在工具上，而且体现在生产和生活设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科学技术本身又是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自身从来就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之一;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最重要的遗产。不仅如此，浸透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气质，对于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对于提高社会精神文明和社会成员的素质都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其次，从“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方面说，科学技术是社会文化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活动及其产物现实地塑造人们的活动(行为)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范围，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并参与到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改造中，影响和推动着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乃至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此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样态和水平。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基于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实践过程来考察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化问题的，他们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技术、自然、社会交互作用这一整体视域下，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文化考量。他们认为，一方面，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3页);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科学技术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自然、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或要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和定向，为整体的社会文化所制约。贝尔纳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文化和历史长河中整体地研究科学、自然、社会以及人性本质的，“马克思运用最大的力量去组织我们所说的科学、自然和社会三者的思想，他抓住了这个思想过程的本质活动特征”。(Bernal，pp.23－24)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是首次发掘了科学的基本社会特性和科学对社会的相应必要性”。(ibid，pp.4－5)斯特洛伊克也强调指出:“马克思对怎样认识自然科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强调自然科学的社会特征。……现在很少有人否认自然科学的基本社会特征，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否认技术的这种特性。但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特别是他求知的青年时代，连技术的基本社会性质都很少有人提及。”(斯特洛伊克，第50页)　　恩格斯曾从追踪科技历史的视角去整体把握科学技术对英国18世纪工业生产、哲学思潮的渗透性影响。他指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揭示了科技与经济、日常生活世界、自然界甚至人们的思想理念等文化形式的相关性。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他们依据古代技艺“在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实践课题过程中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实际作用”，来探究社会物质层面、观念制度等的变化。(《刘奔文集》，第4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研究远古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从科技器物、科技发展、科技价值等内容上全面展开了自己的科技文化思想。他们抓住“生存的技术”作为研究起点，认为技术发展带来更多财富，从而导致人类早期家庭关系的演变，如部落组织出现了私有制性质的制度、规则等，以及与当时技术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32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开篇，引述了摩尔根的话:“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页)人类的生存技术与社会文明发展是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第一，生存技术进步使人的生存得到物质保障，这是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思想形成的物质基础，例如“食人之风正在逐渐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巫术而保存着”。恩格斯把人类“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视为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并以此作为对远古文明时代的基本判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7、38页)第二，生存技术进步促使家庭制度发生变化。正是由于“牲畜繁殖、金属加工、纺织以及最后田野耕作”等技术的进步，家庭关系逐渐由母权制转向父权制。“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6页)第三，马克思具体地阐述了人类古代三次大分工正是源于农业、畜牧业、家庭手工业、织布业、金属加工业、建筑业等方面各种技术的持续创新或创造。他指出:“财产的增长是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个文化时期的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增多，以及社会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同上，第378页)总之，古代技术的进步促使着与其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的产生。对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出现，马克思同样是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入手予以研究的。他指出:技术构成在生产中日益加大，即生产过程中技术含量不断增加、生产工具快速革新，排挤了个体手工业生产和工场生产，从而导致了从工场手工业走向机器大工业的变革。他在劳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里特别提到了“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指出“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395页)机器是科技进步的典型器物形式。只有到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经济、社会关系上深入考察了科学技术及其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他们深入到当时工业化最前沿的曼彻斯特、伦敦等城市进行考察，指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资本是现代社会架构的基本条件，科学的技术化则是工业发展的支撑。“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同上，第198页)“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570页)由此，资本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为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和传播创造了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科学技术又激发起资产所有者投入资本的热情。“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并且，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和世界性贸易的发展，资本的统治也从西方扩展到东方，历史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部文明的成果包括科学技术也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东西，尽管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之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　　三　　在分析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与人的能力增长以及财富的创造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个体的自由发展和丰富人性只能建立在现实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由发展是在各种物质交往关系中不断扬弃外在限制而形成的，依赖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对他自身的认识。因此，这种自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充分认识自然并创造一定的社会财富后才能实现。马克思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恩格斯则以摩擦生火、热学理论、蒸汽机等生产力进步促进人类获得更高的自然力和进化可能，来阐释“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并指出，在人们不再忧心忡忡于生活资料时，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20－12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对于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历史作用，这体现了其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然而，他们绝不是单纯从财富的创造方面来看待科学技术的价值，更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获取必要的物质财富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但归根结底其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主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性的丰富。他们尖锐地指出:“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他们坚决反对用纯粹工具论和功利主义思想来看待科学技术的价值;相反，在他们看来，用科学技术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可是人们对于这一点却“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同上，第120－121页)自由并不是金钱和权力欲望的满足，人的自由程度不能以财富多寡而论，财富的增长也不能解决人性与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那种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必将终结和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8页)　　庸俗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价值观的根源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它所带来的只能是人的异化。马克思批判了当时市民社会里以功利主义为主导的人文观念，他说:在古代，“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成为人的目的，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财富创造这种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市民社会的人把科学技术当成纯粹为自己获取财富的工具，在追逐财富中膨胀利己主义的本性，“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0页)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　　“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马克思首先把异化同私有制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用异化来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属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这样，人的类本质，即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特有的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也就被异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93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8页)在这里，从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科学技术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从而，科学技术包括其应用，也就成为一个与人的价值相分离的、使人的生活失去意义的过程。这正是“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最深刻根源。同样地，它也成为人与自然对立的最深刻根源。　　四　　科学技术源起于人的求知欲望和追求自由之心。人类借助知识尽可能地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去创造物质富裕的生活以及适宜的环境;去发展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并不与人文对立，相反是内在地蕴含着人文精神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是近代以来的事。一方面，在近代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机械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人看作是机器;工业革命则在实践上把人变为机器，社会也是按照工业模式组织起来的。因而，这种“科学文化”就具有了一种机械文化或“物的文化”的性质。另一方面，近代科学技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及其大工业出现的，并且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在这里，人的生活意义与价值被遮蔽、贬斥和扭曲了。由此便引发出人文主义的激烈对抗。然而自19世纪起，占主流地位的人文主义却是这样一种思潮:它一方面确实继承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又是以对科学和工业排斥的面目出现的，因而不仅是抽象的、片面的，而且是怀旧的乃至悲观主义的。19世纪浪漫派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反映的是对以往田园生活的眷恋，担忧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威胁、商业化和工业化社会摧毁人的价值。而在20世纪，一些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尽管已较为深刻地触及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但仍然站在科学的对立面批判科学;尤其是这些批判大都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例如海德格尔就是这样。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克服对立的的前景，只能回复到田园牧歌式的“原初状态”。因而，这里所谓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的对立。不能不说，当前很多的“科学还是人文”之争都多多少少带有这种片面性的痕迹。　　因而，所谓“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既是虚假的又是真实的:说它是虚假的，是说无论是上述的“人文主义”还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都没有真正进入到问题的本质;说它是真实的，是说它是当代社会矛盾的反映，是社会和科学本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对立需要、也必将被超越。用马克思的话说，“那种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必将终结和被取代”。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也提到，它“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马克思强调的却是“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8页)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初期和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但是他们已经洞察到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洞察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对人性的扭曲、摧残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明确提出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并且考察了实现两种科学的统一的社会历史条件。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体，或者说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体。一般说来，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把人的价值看作是最高价值，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规律性、必然性看作是人类自觉的活动，始终不渝地把论证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他们并非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将其建立在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从现实的个人和人们的社会生存、发展必须具备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生产劳动这个最基本事实前提出发，科学地考察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中内在地包含了对现有生产方式的非人道性、破坏性的揭露和批判，告诉人们这个社会是怎样在自身内产生出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从而“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版，第683页)，并且指出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则是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辩证统一的内在根据。实践活动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其目标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目的、期望的实现和需要的满足是实践发展的动力;实践又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才能成功，而且它本身就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这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就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科学与人文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人的社会历史性实践。　　这种统一又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与人文一经分化，就会按照各自的逻辑发展，而且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陷入对立的状态;这种片面性和局限只有在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才能被扬弃，其对立也只有在人的活动、实践中才能得到消除。不同于某些人文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高度来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对立的。所谓“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就是这样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即一方面必须要经历一个分化、展开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既携带了以往作为对立双方的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全部积极成果，又克服了它们各自的抽象性和片面性，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统一。要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就需要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实现这两种和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需的途径，也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要求。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技术、自然和社会整体视野考察科学技术文化现象必然得出的结论。所谓“人类本身的和解”即阶级对立的消灭，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页)　　首先，具有“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人是自由地从事全面而丰富的活动的人，他们能够既从事创造性的物质生产劳动，又能够从事多方面的精神文化活动，如科学认识、艺术欣赏、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等等;这就必须消除旧的劳动分工。其次，这又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财富的极大丰富，即“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同上，第663页)为基础。第三，自由地从事全面而丰富的活动必须具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和一定的能力，而自由时间的占有“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5－296页)因而，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相应地，这里的能力是“共同的、社会的”，尤其是要使伴随着科学和实践增长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因此，必须改变那种只是把自然看做是征服、掠夺的对象的做法――这既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又是建立在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上;真正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　　以上两种和解的实现就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人类史”的开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参考文献　　《刘奔文集》，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1972年、1979年、1985年、2001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斯特洛伊克，200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科学史和技术史的贡献》，徐义保译，载《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6期。　　Bernal，J.D.，1952，Marx and Science，Andover，Hants:The Chapel River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