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现状深度调查下（转载）
　维吾尔族——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自述
　　艾克拜尔·尼亚孜(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
　　我叫艾克拜尔·尼亚孜，是一名普通的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考古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细细回想起来，这也许与我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
　　从哈密王朝走来
　　我的曾祖父是守护哈密王陵的众多谢赫中的一员。谢赫是一种宗教职位，有“伊斯兰教长”或“王陵守护者”之意。哈密王陵位于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是清朝哈密王及其王室成员的墓葬建筑群。在过去的新疆伊斯兰社会，谢赫除了守护王陵，还担负着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任务，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拥有深厚的宗教知识，还熟知本民族、本地以及王室的历史。曾祖父所在的时代，正是统治哈密近200多年的哈密王室走向没落的时期。他去世没多久，哈密的最后一个王室——比希尔王室，就被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
　　我的祖父为人厚道，能写会读并且熟知历史文化，被当时的哈密农民起义军领袖尼牙孜迪汗尔招为随从秘书。后来，他还将女儿许配给了我祖父。
　　上世纪30年代末，新疆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1938年，尼牙孜迪汗尔被军阀拘捕后死于乌鲁木齐。这一年，我的父亲出生了。祖父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父亲说，他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祖父手中的戒尺。不到10岁时，父亲就能阅读《古兰经》，还能用维吾尔语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区医护人员奇缺。1954年，父亲经考试被录取为新疆第一所卫生学校——乌鲁木齐卫生学校的首届学生。后来，这所学校的最初几届毕业生，成了自治区医疗卫生界的骨干力量。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父亲与母亲相识并相恋。每当谈起这段上学经历，父母说得最多的，就是假期回家过程中的艰辛。当时，乌鲁木齐到哈密全是土路，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卡车出发后，一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没有座位，大家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夏天酷热难忍，冬天寒风刺骨……而且经常需要3天时间才能到达。但父母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段生活。
　　父亲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母亲则被分配到乌鲁木齐铁路医院，成为一名医生。1962年，哈密地区成立卫生学校，父亲带着母亲回乡，到该校任教。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单位的正常工作几乎陷入停顿。为了打发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父亲经常独自到熟悉的农村和山区牧业公社行医。在这一时期，父亲学会了哈萨克语和汉语。他常说：“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十年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医疗水平提高了，还学到了许多知识。”
　　1969年，父母有了第三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几年后，国家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父母工作也越来越忙。父亲整月出差在外，母亲在医院经常加班，还要照顾我哥哥和姐姐，只好把我寄养在一户回族人家，直到我8岁那年，才把我接回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无论说维吾尔语还是汉语，都带着一口浓浓的回族腔调。父母担心我长大后会因这种发音而被人笑话，每逢寒暑假都会将我送到外公家。
　　外公家住哈密市回城乡。他是哈密最大的清真寺的主持。在外公家的日子里，我每晚都听外婆讲历史故事。从那时起，我开始热衷学习历史、文学和地理知识。
　　有一次，有几个重要的客人来到外公家。他们是从日本来的一个摄制组，到哈密拍摄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这些人走的时候，送给我几本丝绸之路上风土人情和古迹的图册。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图片中的古城、古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钟爱考古事业
　　1985年，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了乌鲁木齐。后来，我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并进入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考古工作是艰辛的。我们有家不能回，长年奔波在考古工地上，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白天冒着酷暑或严寒进行发掘，晚上编写考古记录，修正各类平剖图，整理汇总报告；在野外工作时，每天深夜后才能睡觉，唯一能休息的时候是刮风、大雨或下雪天……新疆的遗址、遗迹大都分布在戈壁、沙漠中，我们常常是带着一个馕、几瓶水跑一整天。最怕的是车坏了和刮大风。1994年，在喀什，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将我们几个考古队员埋了起来，钻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满头、满脸、满嘴的沙子。1996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罗布泊荒漠结束对一处墓地的发掘工作，返回途中，在距离库尔勒绿洲还有90公里的地方，沙漠车的底盘发生了故障。我们整支考古队被困在荒漠戈壁上，食物只剩下几个馕和几瓶水。11月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我们躲在挖出的一个半露天地穴里避寒，两天后才遇到路过的石油勘探队，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返回库尔勒。类似的险情，新疆考古工作者中的多数人都经历过。
　　考古工作也是喜悦的。每当清理出一座墓葬，每当发现一片墓地，每当找到一个遗址，所有人的疲劳和艰辛顿时化为乌有。
　　2003年，我到日本国学院大学深造。3年后，我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的维吾尔族人。同年，我回到国内，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考古研究岗位。
　　长时间的考古工作，使我对新疆这片土地，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维吾尔族就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片土地。这里不仅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更给予他们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世人早就关注的丝绸之路，还是正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北方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草原路，新疆都曾经是其中的关键路段。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闪耀过异彩的辉煌成就，都曾经通过新疆彼此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在古代的亚、欧大陆上，远古居民曾东来西去，不绝于途。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如此理想的保存古代文化遗迹的自然条件，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是得天独厚、它处难求的。我做好了为我热爱的新疆考古事业终生奋斗的准备。
哈萨克族——
　　阿勒泰巴依，从游牧到定居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夏天的夕阳下，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满眼都是绿色及柔和的金光。我们在这时见到了一位哈萨克族小伙子——阿勒泰巴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阿勒泰富人”。“你可以看出父母对我寄予多大的期望了吧！”小伙子乐呵呵的。他刚从内蒙古大学放暑假回到家乡——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喀拉通克乡。
　　“阿勒泰”是蒙古语，意为“金子”；富蕴，原名“可可托海”，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丛林”；“喀拉通克”为蒙古语，意为“黑色的圈草”。由此可见，阿勒泰巴依一家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留着多个民族痕迹的地方；在每一个民族心中，这里都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曾经的游牧生活
　　阿勒泰巴依说，他的生活是以2005年为分界线的。2005年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游牧地点以冬营盘(冬季放牧的地点)和夏营盘(夏季放牧的地点)为主。
　　“每年3月份，我们离开冬营盘往北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到达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一带。那儿就是我们的夏营盘。呆上一两个月，等夏季过完了，又往南迁徙，到达与乌鲁木齐交界的奇台县和魔鬼山一带，寻找合适的冬营盘。一年走下来，路程有上千里。”
　　说阿勒泰巴依是“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恰如其分。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每迁到一处，便用石块和羊粪砖围成一个羊圈，把牛和羊都赶进去。而他和父母、哥哥、姐姐都住在蒙古包内。
　　对父母来说，带着孩子放牧是让人最担忧的事。有一年的元旦过后，冬营盘上的一个少年放牧时出了一身汗，便在一块没有雪的树下休息，结果汗水结成了冰，他再也没站起来，冻死在雪地里。“父母也想过把我放到学校里，冬天不带着我走。可是，那样一来，他们就得有半年时间见不到我，舍不得。”从那以后，一到冬营盘，阿勒泰巴依和哥哥、姐姐就呆在蒙古包里，父亲一个人去放牧。母亲不敢离开他们去几公里外的水渠取水，就用家里的大号钢锅，从雪地里盛雪，烧开后做饭、洗衣。
　　一家人的经济账
　　2005年，富蕴县实行“围封转移”(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实施的围封牧场、减少放牧、增加农业的政策)，阿勒泰巴依一家由牧民变成了农民，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了。现在，他家有6间房和一个大院落，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好几部手机，以摩托车为代步工具。
　　阿勒泰巴依找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些数字。原来，这是他们家一年的“经济账”——第一笔收入是种地所得。上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阿勒泰巴依家分到了10亩地和一些牛羊。这些地全部用于种小麦，一年投入1000多元，收入大概有4000元，不用交税。第二笔收入来自卖小牲口、牛奶和羊毛。他们家养了15头牛、30只山羊，也不用交税，每年只用交100多元的防疫费。第三笔收入来自30多亩的草场。从草场上收割的草料，除了喂自家的牲畜，多余的用来卖钱。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的草，大概能卖出600元。第四笔收入是打工得来的。阿勒泰巴依的父母农闲时就到一个工地打工，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每年暑假，我去草原上捡一种野生的红褐色小蘑菇，一公斤也能卖到100元。”
　　阿勒泰巴依家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早晨，喝奶茶吃馕饼；中午，炒个菜，还是喝奶茶吃馕饼；晚上，煮面条。这样的饮食习惯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一周只吃一次肉，禁食猪肉、狗肉、驴肉、旱獭肉和獾肉。
　　结婚不是件容易事
　　哈萨克族人在17世纪后，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他们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比起来，有自己的特点。哈萨克族人居住于山区草原，彼此间距离很远，很多地区没有清真寺，加上四处游牧，他们往往习惯于在家里做礼拜。
　　哈萨克族在婚姻上有许多限制，规定同一部落的青年男女不能通婚，如果通婚则必须超过七辈以上。“结婚时的彩礼比较多，我们村子里，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彩礼1万元，以及5头牛、2匹马和6只羊。这对于普通的哈萨克族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曾经有户人家，家中兄弟两个，哥哥因拿不出彩礼，和心爱的姑娘劳燕分飞；弟弟学“聪明”了，带着女友逃婚，等生米煮成熟饭后，才抱着孩子回家，躲掉了昂贵的彩礼。
　　阿勒泰巴依现在还不敢想结婚的事儿。“父亲、母亲、大姐都是农民，他们太辛苦了，要供二姐在新疆医科大学读书，还要供我在内蒙古上大学。结婚？我现在还不着急。”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发展，现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供出大学生的家庭越来越多，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在飞速提升，人们都努力活得更精彩。
　　回族——
　　买阿訇的心事
　　黄达远& 牛燕军(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在乌鲁木齐访古，不得不去陕西老坊寺。”据说，陕西老坊寺是这里最古老的一座回族清真寺。可如今，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它几乎被淹没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一个街巷中找到它。伸手一推大门，“嘎嘎吱吱”作响，顿时将我们带入一种古朴的意境中。
　　寺里的回族阿訇(指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买建光，听说我们要来，早已着装整齐，等候在那里。
　　“三劝马军长”
　　买阿訇是乌鲁木齐人，今年45岁。他精神饱满，说话时带着典型的新疆回族口音。去年3月他来到陕西老坊寺当阿訇。他经文娴熟，很快就得到周围人的信任，融入了这个“新家”。
　　买阿訇告诉我们，这座清真寺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当时，清廷征召了许多陕西的回族将士、民户，来新疆屯田。按照回族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陕西老坊寺得以建成。这是乌鲁木齐回族人的第一座清真寺。
　　“后来，很多回族人受雇于山西商人，从事长途商业贩运，所以乌鲁木齐的回族聚居区被称为‘山西巷子’，这一带的清真寺渐渐多了，还走出了大名鼎鼎的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大阿訇。”买阿訇向我们讲述了大阿訇“三劝马军长”、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事。
　　1949年，中共中央力促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警备部队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都同意，唯有手握重兵的国民军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反对。陶峙岳、包尔汗想到马呈祥是宁夏回族人，或许可以请马良骏大阿訇来做工作。
　　82岁的马良骏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亲赴军营，以教长的身份，劝马呈祥放弃武力。老人恳切地对马呈祥说：“我们的教门是以和平顺从为主旨的，真主能知人的动机、善察人的心地，对行好事、向善的人，是会有好的回赏的……如果不避免战争，致无辜者遭殃受难，破坏地方，教门有所摧残，罪过是严重的。从历史和我们穆斯林身受的经历上看，历次战争穆斯林都灾难深重。我看你还是奉从口唤，顺应潮流，和平谈判，才是明智的上策。”
　　三次规劝后，马呈祥握着大阿訇的手说：“老人家，我遵您的口唤。”就此交出兵权，新疆实现和平解放。
　　一天生活的缩影
　　尽管陕西老坊寺历经沧桑、外表破旧，但周围回族居民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都是陕西籍贯，世代承袭着看护清真寺的职责。对他们来说，清真寺就是“根”。
　　买阿訇对老坊寺倾注的感情更多。当这座城市还在朦胧的天色里沉睡时，买阿訇就已起床，洗漱完毕。从早晨5点25分开始第一次礼拜，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最后一次礼拜，每天五次礼拜，风雨无阻。
　　在每个“主麻日”(即聚礼日，指穆斯林于每个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和大型宗教节日上，买阿訇都会站在寺里的大殿上，给回族穆斯林讲“卧尔兹”(劝善演讲)。买阿訇还要为穆斯林家中的各种红白喜事举行宗教仪式。有人结婚，他为新郎新娘念“尼卡哈”(结婚证词)；有人生子，他为孩子取经名；男孩子长大后，他为他们举行割礼；有人去世，他为其做祈祷。
　　“解决问题的机遇就要来了”
　　买阿訇的日子有点紧巴巴的。由于来寺里的时间不满3年，他还没有国家发放的基本工资，固定收入是寺里每月给他的300元生活补贴，以及周围居民给的一些赠礼。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陕西老坊寺附近的民房里，妻子因工厂倒闭而失业在家。
“我还没有养老、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知道年老后怎么办。毕竟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了，希望有一天也能有‘三金’。”
　　买阿訇知道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听说这次中央十分强调民生问题，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干部也来了解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也许，解决问题的机遇就要来了。”
　　我们每次拜访完毕后，穿行在“山西巷子”里，到处可见新疆大盘鸡、新疆拌面、新疆凉皮的招牌，这些都是回族创造出来的美食。汉族朋友如果想和穆斯林朋友聚会，也喜欢拥到回族的菜馆里。我们意识到：新疆的回族，在汉族与其他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沟通桥梁，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蒙古族——
　　老巴特尔的幸福生活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暮春时节，刚刚下过一场透雨。牧民老巴特尔站在儿子的蒙古包前，望着绿油油的昭苏草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昭苏草原是一片高山草原，北面的山叫乌孙山，南面的就是天山。就在今年春天，昭苏县经历了持续的雨雪天气。如今草原终于变绿了，老巴特尔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老巴特尔一家是额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的后裔。在清代，这个部落属于准噶尔的一部，居住于今新疆伊犁地区，后为躲避战乱，历经磨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迁到承德，被清廷编入蒙古八旗，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廷考虑到伊犁驻防空虚，命达什达瓦部的500名官兵携同眷属共1000余人，离开承德返回伊犁游牧。据老巴特尔回忆，他们祖上最显赫的大官名叫库卡，从1907年到1911年，当了5年的镶黄旗总管，“较为残暴”，后来下了台。目前，整个昭苏县蒙古族人口约1.3万，占总人数的7.8%。
　　年复一年的转场
　　在风景如画的昭苏草原上，有一个马场，老巴特尔一家就是这里的牧民。2002年马场改制，老巴特尔家分到了50只羊和冬、夏营盘各一处，以及3000亩草场。他们重复着祖祖辈辈的放牧方式：5月到9月，住在昭苏草原上的蒙古包里，此时水草丰美，正是放牧的最好季节。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还会在7月份迁移一次，带着羊群搬到山腰上。9月后，他们会迁移到乡亲们的春营盘上(春秋两季放牧的地点)，居住在一间和羊圈连在一起的砖房里。10月中旬，他们必须迁到冬营盘。冬营盘俗称“冬窝子”，是在山腰上选择一个既背风又宽敞的地方，挖一个能睡四五人、六七平方米的洞，洞口旁留一个小窗户，洞口用木头、石头围成一道“门”。这样挡土又挡风，人住在里面非常温暖。洞外的羊圈是用木头垒的，上面搭有棚子，使牲畜可以抗击严寒。
　　这样的游牧生活，被牧民们称为“转场”，是他们世代摸索出来的生态环保方式，已经被当地政府提升到行政命令层面，即牧民们每年必须转场，否则要被当地的草原站罚款。
　　如今，老巴特尔老了，不得不和老伴定居在镇上，羊群交给大儿子去养护。他的老伴原是马场的工人，每月有900元的退休金，基本够两位老人的生活费。其他收入主要是卖牛羊所得。老巴特尔家现在有40多只大羊、20多只羊羔、2头母牛和1匹马。马是交通工具。母牛用来挤奶和产牛犊。每年卖一两头牛犊，就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一年卖15只左右的羊，能有近4000元的收入。算来一年大约有1.6万元收入。这在当地不算很高，但也说得过去。
　　2006年，老巴特尔的大儿子得了一种从牲畜身上传染的病。为了给儿子治病，老巴特尔咬牙把牛羊全卖了，花了四五万元。现在，大儿子虽然痊愈了，但不能在太冷的环境中生活。
　　2009年，老巴特尔家开始试着种地。一家人以每亩每年20元的价格，包了28亩地，前后投入了6000多元。由于经验不足，收入刚好和投入持平。不过，来年他家应该能有不错的收成。
　　额鲁特蒙古人的传统
　　老巴特尔家有一项重要的开支，就是“随礼”。这是额鲁特蒙古人的一种传统。在比较清闲的冬天，办婚礼的人家比较多。如果亲侄子结婚，叔父要送1000元礼金；一般的关系要送100元；较远的送50元。有的牧民会送一头牛或一匹马代替礼金。老巴特尔一家每年平均下来，仅随礼一项就要花近4000元。这笔开支不算小，令他非常头疼。但让他欣慰的是，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读书的小儿子，通过勤工俭学和帮助老师做课题等方式，自己也能赚一些钱，几乎不向家里要钱。这为老巴特尔减轻了不少压力。
　　老巴特尔所属的额鲁特蒙古人，还有一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信仰藏传佛教。昭苏县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圣佑庙，于1883年建成，是当地蒙古族人的心灵家园。
　　老巴特尔有很多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邻居。几个民族的人们相处得很融洽，偶尔也会有通婚的情况。蒙古族女子嫁入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人家，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女子嫁入蒙古族人家，不必改变信仰。大家彼此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大事小情互相照应，使昭苏草原充满了和谐之风。
　　明天一定会更好
　　老巴特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大儿子婚后为他带来了一个小孙子。小家伙已经上学了，每天活蹦乱跳的，是老两口的开心果。小儿子很争气，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
　　老巴特尔经常听收音机、看电视。了解到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的消息后，他对今后的生活更加憧憬。
　　目前，新疆设有蒙古族自治州、自治县及民族乡。截止到2008年，新疆的蒙古族人口有17.7万，都是历史上移居到新疆的。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逐渐走向了富裕。他们把金钱当牛羊，期望它不断繁衍；把汽车当骏马，但驰骋的空间已不限于草场……昭苏草原让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千年一部兴疆史
　　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历代王朝移民实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称“西域”，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以优惠条件实施“移民实边”，成为历代王朝治理与开发西域新疆的传统国策。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相当比重，都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中原地区。秦统一后，为改变边疆人稀地旷的局面，将“徙民实边”确立为一项治理与开发边远旷地的国策。
　　汉代承袭这一国策，并对实边的徙民实施了优惠政策。汉文帝采纳重臣晁错的建议，为徙民提供优惠措施，使他们能安居乐业。此后，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移徙民到朔方、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王朝在西域实施设官建制、驻军屯田的治理方式，驻防官员和士兵成为中原移驻西域的主要人员。
　　公元439年(南北朝时期)，割据中原西北部的北凉王朝为北魏所灭，北凉的1万多部众及百姓迁入西域高昌郡(今吐鲁番)。这是首次有明确记载的中原向西域移民行动。
　　唐代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后，在当地设置了3州(相当于郡)12县，掀起了中原向西域移民的第二波高潮。唐代，西州(今吐鲁番)的人口将近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居多数。
　　清代统一新疆后，1762年，新疆总人口为38.375万人。此后30年间，中原内地人口成规模地向新疆迁徙。其中，迁往新疆的中原内地各民族兵丁眷属人口约为12.4万人。此外，清政府还招募大量内地百姓到新疆去屯田。
　　由于清代的内地移民主要聚集在北疆，使得北疆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至19世纪中期，内地移民已在新疆总人口中占到一半以上，成为有史以来移民实边最成功的时期。
　　但随后，清政府百余年经营新疆的成果，毁于反复出现的宗教“圣战”与民族仇杀。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暴动；1865年初，境外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屯田被毁，数十万中原内地携眷驻军与屯田移民、商贩等，大多死于战乱。1878年初，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以招民屯垦为第一要务。1884年，新疆建省，首任巡抚刘锦棠改革屯田，招募流民，重振移民实边政策，着力推动南疆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当年遍布全疆的民族仇杀，在民族关系方面形成了深度心理创伤，内地移民新疆的水平，再也无法达到乾(隆)嘉(庆)盛世之时。
　　民国时期，新疆被军阀统治。在南疆的和田、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再次出现民族仇杀，使当地的汉族人口再次锐减，移民实边政策无法继续。1949年，新疆人口为433万，其中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已达329万。
　　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出现了几次移民潮。目前，新疆一共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等55个民族(只有基诺族未见于新疆)。2008年，新疆总人口为2130.8万人，其中维吾尔族965.1万、汉族823.9万、哈萨克族148.4万、回族94.3万、柯尔克孜族18.2万、蒙古族17.7万。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疆发展与否，取决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年到1960年是第一阶段，为基本建设时期。1949年，国民党驻疆部队和平起义，加上挺进新疆的10万人民解放军，号称20万人。他们是建设新疆的第一批人。当时，乌鲁木齐河穿城而过，冰水四溢，百姓苦不堪言。驻扎乌鲁木齐的解放军官兵靠人扛马拉，建出一条“和平渠”，解决了乌鲁木齐河冰水乱流的问题。全疆无一尺机纺布，无一枚机制钉，部队便白手起家建起了“八一钢铁厂”等工厂。1954年和1955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继成立后，由于新疆紧靠较为先进的苏联，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国家便把中苏之间政府协定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放在新疆。大批苏联技术人员进入新疆，建立了很多工厂和科研院所。这一时期，内地的很多群众自发到新疆垦荒。
　　1960年到1984年为第二阶段，是新疆在发展上的“欠账”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新疆成为“反修”前线。按照当时的设想，北疆的戈壁和草原地带无法有效防止苏联装甲部队进入，所以要“放弃北疆守天山”。在这一背景下，整个新疆地区特别是天山以北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1984年，新疆只有一座八层大楼。
　　1985年到2000年是第三阶段。1985年，中苏关系出现缓和，新疆随之从中受益。198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修建了新疆人民会堂等“十大建筑”。随后，新疆和全国各地一道，步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2001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最早的西部大开发设想，是以新疆为中心，后来扩大到西部10省区。新疆抓住了这轮发展的机遇，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2010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对内地19个省市援助新疆的各地区进行了研究。具体安排是：吉林省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黑龙江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清河县、富蕴县、福海县、农十师；江苏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伊犁州、农四师、农七师，还有阿图什市、乌恰县、阿合奇县；深圳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县；广东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疏附县、伽师县、农三师、图木舒克市；上海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莎车县、叶城县、巴楚县、泽普县；山东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麦盖提县、疏勒县、岳普湖县、英吉沙县；北京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和田市、和田县、黑玉县、洛浦县、农十四师；天津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民丰县、策勒县、于田县；安徽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皮山县；湖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吐鲁番地区；福建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昌吉地区；山西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阜康市、五家渠市；辽宁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塔城地区、农八师；河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哈密地区、农十三师；湖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博州地区、农五师；河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巴州、农二师；浙江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克苏地区、农一师、拉拉尔市；江西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克陶县。5月，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标志着新疆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大制约因素
　　目前看来，制约新疆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区位优势有限。苏联解体后，新疆的区位优势丧失；其周边省份全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能为新疆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新疆和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距离远，运输成本高；新疆的企业和内地企业相比还缺乏竞争力。
　　没有人才优势。2008年，新疆的文盲有270万人，占全区12周岁以上人口的21%，南疆地区更是高达30%。这严重制约了新疆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政策，新疆本土人才的流失也相当严重。
　　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较大，财政支出比重过高。另外，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要克服这些困难，政府需着力培育和发展新疆的市场经济，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区域全面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有一个独有的地缘优势——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5600
多公里，是连接东、中、西亚的重要通道。换句话说，它靠近中亚、西亚、南亚、东欧及俄罗斯市场。特殊的区位条件，决定了新疆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除此之外，还要精简政府部门，规范政府行为，建立高效的政府。最后，就是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一点已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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