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学生，我现在已经不上学了，现在我在外边打工，我发现我不适合学汽修，大家嫩给我推荐一下，我适_百度知道
15岁的学生，我现在已经不上学了，现在我在外边打工，我发现我不适合学汽修，大家嫩给我推荐一下，我适
15岁的学生，我现在已经不上学了，现在我在外边打工，我发现我不适合学汽修，大家嫩给我推荐一下，我适合学什么理发还是，厨师，-厨师的话，还可以，要是理发吧我又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大家可以给我点意见吗，如果现在我去上学的话肯定晚了，我已经在晚边干了...
我有更好的答案
15岁什么都是学徒工，可以学理发或者厨师
我想学理发但是我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厨师应该还可以，
我如果现在去上学的话，如果他们还要我，我应该上初二还是初三
那就学厨师，从小事做起，不要怕苦怕累
原先在哪里辍学就回哪里读书
16岁他们给我发工资吗
基本不会，但是你心灵手巧会给你补助的
一般都是几岁发工资
16岁以上吗？还是20
跟几岁没有关系，关键是你有手艺，有手艺自然会给你工作，十八会给工资
如果个子高的话他们好给我发工资吗？我一个同学他也是学厨师的，他已经十八了都没有发他工资
跟个子高也没关系，主要是自己的能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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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小伙：14岁干起洗车工，10年后开汽修厂
“90后”小伙：14岁干起洗车工，10年后开汽修厂
　　经过11年的奋斗，终于当上了老板。
　　长着一幅娃娃脸的许航。
　　接单、结算每道程序他都要亲力亲为。
　　学徒遇到疑难问题，&许老板&都要亲自出马。
　　&90后&小伙许航： 14岁干起洗车工，10年后开汽修厂
　　文/记者 谢小青 图/记者 陈太仰
　　从洗车工做起，许航一步一个脚印。
　　因家庭的困难，14岁时许航便辍学离家，十一年时间，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对汽车修理业的热爱，如今已成为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他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但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还热衷于帮助一些在校学生提前熟悉这个行业。
　　辍学干起洗车工，一年后便可独立修车
　　记者在汽修厂见到了许航，他正在耐心地给几个学徒讲解汽车常见问题的维修方法。
　　25岁的许航长着一张娃娃脸，见记者到来，他从汽车底部钻出来，将满是机油的双手往身上蹭了几下。
　　家庭的困难，让许航过早的品尝了生活的艰辛。面对着生存的压力，面对着今后的人生道路，是留在农村帮助父母支撑起一贫如洗的家，还是走出家门，另谋出路？经过苦苦思索，2004年，年仅14岁的许航几乎是空着双手，毅然离开家门，但是他的心里悄悄地埋下了一个梦想。他来到市区找到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洗车工。
　　回想起刚学徒的岁月，许航感叹不已:&洗车工只是让自己有口饭吃，真正想养活自己还要有一身好本领。&
　　在汽车修理厂里，许航不嫌脏不嫌累，总是抢着干活。师傅们修理汽车，他主动帮着打下手，仔细观察，用心揣摩，不懂就问，师傅们都很喜欢这个朴实勤快的小伙子。
　　师傅看许航是个好苗子，就有意培养他，传授他维修技术。仅仅一个月许航从洗车工晋升为汽车学徒工。&从一些简单的活干起，学习认识工具、汽车零部件，帮忙拆轮胎。& 在得到师傅的认可后，许航开始学习汽车维修检测、电路等更具技术含量的活。
　　从那以后，他对汽车修理越加痴迷，买了大量汽车修理方面的书籍，刻苦钻研，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可以独立维修车辆了。这个速度在同一期学徒中是最快的。
　　累、脏、苦的汽修工作，在他眼里是个快乐的事
　　累、脏、苦的汽修工作，在许航眼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干我们这行，责任心也很重要，看似自己是个打工的，下班点到了完全可以回家，但是一想到急着用车的客户，加班加点完成任务也无怨无悔。&
　　2008年冰灾的时候，常常是凌晨两三点有车辆送过来修理，许航总是第一个起床。那会没有举升机，只有钻到车身下，躺在冰凉的地面，排查各种问题，双手冻得红肿。直到问题都解决了，许航才能安心睡觉。
　　有一次，一辆小车经常性熄火，走了几个汽修店都没有完全解决。一开始许航怀疑是电瓶漏电，用电脑检测查不出原因。而客户第二天一早急着取车，于是他加班到晚上两三点，凭着多年的经验，将车身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只是两根线短路所致。
　　经过几年的实践，许航修车的本领已炉火纯青。 &但一辆车有几万个零部件，而每个品牌车型结构又有所不同。&这对于汽修工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必须保持不断学习的态度，为了当年的梦想，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学习和实践，考取了汽车维修专业职称。
　　当老板还亲自修车，手把手教授学徒
　　多年积累的经验，让许航在这个行业游刃有余。精湛的技术和负责的态度，很多客户跟他成为了朋友。
　　去年，许航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但手头资金不够一直无法实现。当他把这一想法跟两个老客户说时，对方毫不犹豫，将手头的一笔钱借给了他。凑足了近40万元，经过3个月的筹备，他的修理厂于今年4月开始营业。
　　尽管自己当了老板，很多事情他都要亲力亲为。车的安全关乎驾驶员的生命安全，对此，许航每天早上要开晨会提高员工为客户服务意识，他自己则亲自把关零部件的采购以及车辆维修后的检验。
　　随着汽修企业越来越多，竞争压力也增大，当大家价格相当，维修流程也差不多，关键就看谁的服务做得更好，谁的工作做得更细。 &每一个环节都尽心尽力，把顾客的车当成自己的车一样。一来二去，顾客就不愿意去别的店。&面对一些挑剔的顾客，许航总是耐心地沟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就这样，许航的店一点点地积攒着口碑与人气。尽管开业时间不长，但凭着周到的服务，还是吸引了不少回头客，他时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一直工作到天黑。
　　许航自己当老板的梦想已经实现，但店里也有一批刚当学徒的小伙，&看到他们就想到了自己，这样激发了我更加刻苦创业，为更多人创造发展的平台。&
　　许航年纪虽小，却有自己的用人原则。&聪明固然重要，但更需要诚信和勤奋的人。&
　　李烈胜和金磊是我市某校汽修专业大一学生，经老师推荐到许航的汽修厂实习。在他们眼里，许航既是老板又是师傅。许航正是看中了两小伙的勤奋，很多问题都手把手教学。
　　李烈胜告诉记者，&虽然刚到店里一个月，不仅能拿到工资，还能学到不少知识。&
　　许航的创业之路只是刚刚迈出了一小步，汽车更新换代速度快，技能需要不断提升，许航在网上注册了账号，通过视频、文字资料和员工一起学习。
　　创业感言：
　　1、不管能不能实现，梦想还是要有的。
　　2、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
　　3、用真心换取顾客的信任，售后服务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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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16岁初二时不念了，步入社会学修车，现在17，应该继续努力学修车还是回学校奋发念书？_百度知道
16岁初二时不念了，步入社会学修车，现在17，应该继续努力学修车还是回学校奋发念书？
没知识只能是社会底层的汽修这行业，没文化将来只能养家糊口。现在才知道知识的重要？还是继续学汽修，现在同学念高一下学期，马上高二，我初二刚下学期不辍学，从初三念然后努力补习初二下学期可以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情况吧，修车努力做得好的话，对汽车很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去做销售，而且还是销售汽车的专才，那样赚钱很多的，并且你可以再步入社会的时候可以买点营销学的书看看。其实那些书都是很空洞的
没人可以帮你选择的，2者都有好处，都有坏处。如果你进了学校，你确定你能安下心来认真的去学习吗。如果你能静下心那就去。如果你现在去学汽修，然后做学徒工，再进正规些的4S或者是售后去做，你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如果有了那就去。你要问你自己。
其实你首先要明白你是想要一个学历还是想好好的学们儿技术，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可以去专业的汽修学校好好学习一门技术的，现在汽修行业发展很不错的，关键是你要有好的技术，以后可以往技术，管理，营销多方面发展的
成绩如果不太理想建议你还是努力学好汽修技术吧，读书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但是你要在学技术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比如你可以到汽修学校读书，学校除了叫你汽修技术知识，也会教文化知识的
还是学修车吧，现在不考一所一流的大学，就业都困难，遍地都是只有文凭的大学生，还是拿个技工证书好找工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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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殷商 沁阳田猎区
衣裳：殷商 沁阳田猎区&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
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宋忠曰:“哀公荒淫田游,国史作还诗以刺之也。”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①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②... 甲骨卜辞中之田猎,大皆为商王之游田逸乐,或带有军事意义之演习,或是在作战凯旋时举行之狩猎.卜辞中之田猎活动称狩和田,每次田猎之前必卜问是否狩猎,狩猎地区,参加人员,狩猎方式,以及是否有所猎获等,可见商王对田猎是十分重视.甲骨文中关於田猎的卜辞,第一期较少见,而以征战和农农卜辞为多;第三期以后就逐渐多起来;第五期为最多.这与《周书 无逸》云:祖甲以后的殷王,爱好田游,耽於逸乐,所以「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是相一致的.又云:「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这与卜辞亦相印证,说明殷商期诸王从事田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逸乐. July
--------------------------夏代以前,擅长养殖业的雍族自河南北渡黄河,定居于太行山南麓的焦作一带③;夏代初年,擅长种植小麦的麦族也迁居到沁阳...焦作地区在殷商时期为商王的田猎区,学界命名为“沁阳田猎区”。田猎作为农牧业的补充,在焦作经济中仍然不可忽视。----------------------------------------------------------1945年四月，《殷历谱》完稿，这是董先生另外一种代表性的著作，集中体现了董先生在古史年代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此书之重要，傅斯年先生序云：“彦堂之书出，集文献之大小总汇，用新法则厥尽精微，……历法与古文者符契，殷商二百七十三年之大纪璨然明白而不诬也。于是中国信史向上增益三百年。”《殷历谱》是董先生利用甲骨文资料，结合天文学，历时10个月完成的一部专门研究商代历法的巨著，至今仍常被学者称引。傅斯年称赞先生：一、善于综合。二、利用新法。三、推尽至极。《殷历谱》证明，商代推行的乃是《尚书 ·尧典》所说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是当时世界上 比较先进的历法。陈梦家先生评价此书说：“对殷代历法提供了可能利用的资料，提供了若干假设，是研究殷代历法所不可缺少的。”《殷历谱》一书对甲骨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地理也是其中一部分。先生运用了干支系连法，将众多的干支，依据其时代、年份、月份，成组地编排成为谱表（包括旬谱、日谱、夕谱），在这些谱表中，除了可以发现田猎地名与征伐地名的关系外，还可以由整齐的干支表上，计算两地间的日程。在殷代地理的构想上，先生与郭沫若先生大不相同，先生推衍出殷王田猎区在山东泰山、蒙山、峄山之西麓，而非郭氏所言之沁阳田猎区。基于该书在学术上的地位，国民政府亦颁嘉勉令。 -------------------此外还有“于”国。《大雅·文王有声》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孟子·滕文公下》引〈泰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于”又作“邘”。《水经·沁水注》：“其水南流径邘城西，故邘国也，城南有邘台……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邘城，邘台是也’”陈梦家案：“此盂亦即《左传》隐公十一年周王取于郑、邬、刘、蒍、邘之田的邘，亦即定‘刘子伐盂’之盂，可证邘原作盂。”[10]“于”国，卜辞作“盂”，在今河南省沁阳县。是商王最重要的狩猎区域之一。晚期帝乙帝辛卜辞多见商王征伐“盂方”其首领“盂方伯炎”如：
（11）甲…隹王来征盂方伯炎…（《合集》36509）
（12）…多伯征盂方伯炎…（《合集》36511）
由此说明位于商邑附近的“盂方”在商末时与王室关系已经出现破裂，商王纠“多伯”诸侯共同讨伐“盂方”。这也是为什么楚簡所說“于”國参与“九邦叛之”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记·殷本纪》说武王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里指的东就应该包括“舟”、“于”等国。----------------------“密须”，即《诗·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之密国；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泾州百泉”条可知，其地在今甘肃省灵台县境西南。“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系殷商的同盟方国，其地望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南壶关境内。“邗”或“于”，《韩非子·难二》：“昔者文王侵盂”作盂，按甲骨文正作盂。王国维氏曾考定甲骨文之“盂”即典籍之“邗”［（２）l］。《史记·周本纪》《集解》：“邗城在野王县西北，音于”；又《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邗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邗国城也。”其地望在今河南省沁阳县。殷墟卜辞之“衣”地即在此，系商王室的田猎区。“崇”，即《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之崇，即后世之“嵩”，其地在今河南省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３）l］。
文王渡河东进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乘商纣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第四年挥师河东，一举戡定黎国。这时隔着太行山，下临商都朝歌，已不过二三百里的距离了，此形势对于商纣确已非常紧急，《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故商臣祖伊恐慌万状，奔告纣王此形势之严峻。但由于从黎国至纣都朝歌还阻隔着太行山，同时在商周疆土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商的同盟方国，有先行扫清此障碍之必要，故文王在戡黎后的第二年（即文王五年）又征服了邗（即“于”）。《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太誓》云：“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即颂扬文王的这次武功。“邗国已深入商王田猎区，是殷商经济的一个重心”［（１）ｍ］，文王用兵至此，已足以震撼商王室。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谓：“周文王伐邗一事是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邗即沁阳的盂，文王伐此地，实即直叩天邑商的门户。因此，武王伐商，中途已无任何阻碍，可以直驱而至商郊”［（２）m］。足见文王伐邗这一武功的战略意义。
文王征服了今山西省东南地区的黎和紧临的黄河北岸今河南沁阳之邗以后，接着于第二年（文王六年）又征灭了黄河南岸的崇国。这一战役是周文王挥师东进中最大的一次武功，《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列举自上古神农、黄帝至春秋齐恒公诸圣王贤君之战功时，将文王伐崇、武王伐纣与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尧伐ｇｕàｎ＠（５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桀相提并论，足见在战国人心目中，周文王的最大武功当是伐崇的胜利。由于文王后三年的武功开拓，周人的领土已扩展到今山西省东部和河南省中部，并影响到其以南地区。为便于统治和日后翦商，文王遂自岐下迁都丰邑（含今西安市西南），上引《诗·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及《史记·齐太公世家》：“伐崇，……大作丰邑”，即其证。-----------------------------------根系山河相拥的那片沃土 　　本期坛主：张新斌
　　以黄河为方位，古人有河东、河南、河外、河内之称。河内便是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区域，其核心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焦作与济源。
　　商代甲骨文反映，这里是“沁阳田猎区”，周代则是城邑众多的经济发达区，良好的条件使得这里长期为富庶之地，历史名人大量活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根文化资源。
　　古城古国密度大
　　姓氏众多
　　城邑众多，区划精小，实际上是经济发达的体现。早在夏代，这里有帝宁所居之原都（今济源），商代则有祖乙所迁邢都（今温县）。商周时期的古国与城邑，有、苏、卫、温、苗、向、原、单、轵、郗、邢、侯、依、阳樊、雍、宁、野王、州、怀、河阳、梁等数十个。《史记·穰侯列传》云：“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反映这里城邑的密集程度。东周时期的温（今温县西）、轵（今济源东南）更成为当时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以邑以国为氏，是衍生姓氏的重要来源，在该地区与此相关的姓氏，则有近30个。主要有：
　　于新百家大姓中排名第38位。《新唐书·宰相世系》：“于氏出自姬姓。周武王第二子叔，子孙以国为氏，其后去‘邑’为于氏。”国故城在今沁阳市西万镇的邰村，城址呈方形，分东城与西城，城内西北角有高9米的“钓鱼台”，应为宫殿区。这里为于氏祖根地之所在。
　　苏新百家大姓中排名第41位。《世本》：“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封苏、因氏。”苏族的早期活动地在辉县苏门山。但苏氏大量衍生在苏国灭亡之后，苏国故城在今温县招贤与上苑一带，因此这里为苏氏祖根地无疑。
　　樊源自姬姓。文王之子虞仲之后有仲山甫，封于樊，因以为氏。其地在今济源市承留乡曲阳村，至今仍保留有曲阳故城。樊在300大姓排序中居第102位。
　　温源自姬姓。成王之弟唐叔虞之后有人以温为封邑，其后因以为氏。温邑与苏国之都同为一地，在今温县西。温在300大姓中居第114位。
　　向宋有向地，而河内之向为商周姜姓国。《水经注》记载轵南有向城，即济源市左山村。向在300大姓中排名第129位。
　　邢源自姬姓。周公第四子封于邢，温县东有平皋村，为邢邱故地，并保留有邢邱故城，应为邢氏祖根地。邢在300大姓中排名第129位。
　　单源自姬姓。成王封小儿子姬臻为单伯，其后以邑为氏。单邑之地在今济源与孟州交界处。单在300大姓中排名第183位。
　　宁源自姬姓。卫武公之子食邑于宁，其后子孙以邑为氏。宁地宁邑在今获嘉、修武，相关遗存在二地均有保存，获嘉在最近还发现了宁氏祖茔。宁在300大姓中排名第187位。
　　原源自姬姓。文王之子封于原，称原伯，其后以邑为氏。原城遗址，在今济源市区庙街。原在300大姓中排名第273位。
　　河内富庶甲天下
　　名人荟萃
　　河内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土地小狭而民人众”。《左传》中的“取温之麦”，三国魏国卢毓在《冀州论》中的“河内好稻”，均反映这里农业的发达与“殷富”。因而在汉唐时，每有权势者多到河内就职。
　　自汉初设立河内郡，治所先设在怀县（今武陟西南），西晋时移至野王（今沁阳市）。在汉唐之间，河内郡也形成了诸多的名门大族，并成为杨、安、于、向、毕、常、秦、荀、乐、古、怀、陆、药、苟、练、平、庆、山、苏、司马等姓氏的郡望地。毛氏也有以河阳（今孟州）为郡望地者。
　　河内地区在历史上曾形成四大名人组群，即以汉献帝刘协、魏大将军与西晋王朝的奠基者司马懿以及被尊为文帝的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为代表的汉晋帝王组群，相关遗存保留在修武、温县等地；以山涛、向秀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组群，相关遗存保留在武陟、修武、沁阳等地；以韩愈、李商隐、韩湘子、裴休、卢仝、荆浩等为代表的唐宋文人组群，相关遗存在孟州、沁阳、博爱、济源、温县等地；以许衡、朱载育、何塘、张玺、曹瑾等为代表的元明清名人组群，相关遗存在焦作、沁阳、武陟等地。目前围绕名人进行的姓氏寻根活动已经开始，而且还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与名人相关的姓氏开发，仍有潜力可挖。如：
　　石汉代万石君石奋家族望于温县，石奋家族在西汉为官者有十余人，其中石奋及诸子均位列二千石，共称为“万石君”。石奋家族为石氏所引以为荣，温县不但有诸多石奋家族之后裔，而且还有相关遗迹，可以吸引海外石氏来温县寻根。石在新百家大姓排名第71位。
　　卜相关谱书多以卜氏由职业而来，但卜氏尊卜子夏为祖，子夏故里在温县的卜杨门村，卜子夏墓等相关建筑已修复，因此温县为卜氏祖根地。卜在300大姓中排名第150位。
　　司、冠均因苏国开国君王苏忿生曾担任西周时的司冠，由职官改称而来。温县有苏国故城，因此为司、冠的祖根地无疑。司在300大姓中排名第185位。
　　焦作与济源均为河内腹地，文化同根，文脉相通。济源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为济水的发源地，有道教圣地王屋山，同时也是愚公移山典故的发生地。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高扬文化寻根姓氏寻根这面大旗。焦作市的温县根文化资源最为丰富，可以称之为“焦作文化之魂，河济文明之光”。要提高认识、抓住重点，加大开发力度，在姓氏祖根地开发的同时，围绕名人作根文化的文章，相信也能走出新路。&--------------------------------------焦作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地位 作者：程峰&&&
&&& 摘要：从两方面论述了焦作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地位：经济方面，夏时，焦作的经济就比较发达，是夏人聚集之地；商时，为其经济中心之一；西周、东周时期，为其经济支柱地区。政治、军事方面，夏时，焦作地区为少康中兴的基地；商时，为其政治中心和征伐方国的军事基地；西周时期，为其重要封国所在地，为控制东方起着重要作用；春秋时期，晋启南阳，东抗齐，南拒楚，称霸诸侯；战国时代，秦取野王，奠定三晋灭亡的基础，同时揭开秦灭六国的序幕。因此，焦作地区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焦作地区 先秦时期 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程峰（1965--），男，河南济源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致力于焦作史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 《史记 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在这里，司马迁为我们构画了凝聚黄河文明的三角架——“三河”，此乃华夏文明孕育、诞生的摇篮。其中，河内为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汉时，设河内郡，其辖区大致为今焦作地区。因此，焦作地区作为河内的主体，深深地楔入河东（黄河以东地区，今山西西南部）与河南（黄河以南地区，今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之间；其西北以太行、王屋二山与河东毗邻，与传说中的尧都晋阳和夏都安邑相望；西南隔黄河与伊洛平原的夏都二里头、商都西亳和周都洛邑远眺；其东面连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与殷都（安阳）、朝歌（淇县）一川共处。位置如此适中，真乃“三河之中”。史学界公认“三河”谛造了华夏文明，那么作为“三河”枢纽的焦作地区，从理论上来讲，当与“三河”共同辉煌。然而遗憾的是，迄今未见有专论先秦时期焦作地区者。经过近些年的考究，笔者发现先秦时期的焦作地区，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军事方面，都曾发挥过非凡的作用，在中国先秦史坛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 一、焦作地区在先秦时期的经济地位
&&& 焦作地区处在太行山、王屋山与黄河形成的夹角之内，东西长约120多公里，南北宽约50多公里，总面积为六千多平方公里，以平原为主，山地是王屋山东麓和太行山南麓。地理坐标为东经112 02 ~113 38 ，北纬34 48 ~35 30 ，有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理和气侯条件。大量的人文资料研究表明，北纬34 ~36 之间，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首先，在先秦时期焦作地区气侯比较温暖。竺可桢先生曾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侯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在公元前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气侯温暖①。再据甲骨卜辞记录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骨化石证明，殷商时期的焦作地区是兕象栖息之地，属亚热带气侯②。其次，该地区河网密布，水源丰富。黄河自西而东纵贯焦作南部；发源于王屋山的济水和太行山的少水（沁水）呈东南流向斜穿焦作地区注入黄河。第三，由于水流冲积及风吹黄土所致，营造了平坦、完整、深厚、典型的黄沁冲积平原，土质疏松，腐植质含量高，土壤肥沃。《汉书 地理志》曾载：“其地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 焦作地区气侯温暖，水源充沛，土壤肥沃，是先民理想的农耕之地。早在八千年前，焦作地区就有先民生息。夏朝时，焦作地区为“覃怀”地。《禹贡》载：大禹治水，“覃怀底绩，致于衡章。”颜师古注：“覃怀，近河地名。底，致也。绩，功也。衡章，谓漳水横流而入河也。言于覃怀致功，以致衡章也。”孔颖达疏：“河内郡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韩诗外传》记：“武王伐纣，更名邢丘曰怀。”《河南通志》云：“在河南省温县城东二十里，故平皋县城。”《括地志辑校》曰：“平皋县城，本邢丘邑，汉置平皋县。”以上史料参证，覃怀即今温县城东20里的邢丘故地。这里正是济水、少水入黄河之处；黄河由此北折东北流，当是洪水最集中、最容易泛滥的地段。盖如此，大禹在此治水。大禹覃怀治水的传说，反映了夏朝先民在焦作地区与洪水作斗争、开发土地、改造耕作环境的历史事实。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着周围的部落和氏族纷纷迁居焦作地区。夏代以前，擅长养殖业的雍族自河南北渡黄河，定居于太行山南麓的焦作一带③；夏代初年，擅长种植小麦的麦族也迁居到沁阳一带④。夏末商初，发明凿井技术的井人由井 亭（郑州附近）北渡迁居怀地邢丘⑤。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进一步促进了焦作地区的开发。另据考古资料可知，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水西南这一时空关系相对独立的地域，曾是夏人集居之地。在这东西、南北不过百华里的地区内，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达12处之多，其密集程度远远高于夏文化分布的中心区——豫西地区和晋南地区⑥。这不仅印证了夏代焦作地区具备优越的地理环境，而且也论证了夏代焦作经济的发达。这也为殷商时期焦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焦作地区在殷商时期为商畿内地，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其经济形式是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田猎为辅的混合型经济，是殷商王朝所倚重的经济支柱地区，成为殷商王朝的经济中心。
&&& 农业生产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甲骨文中有许多地名是农业区地名，其中噩、宫、 余、盂、向、雍、敦等大致在今天的焦作地区。实际上，焦作地区在殷商时期是重要的发达的农业地区。从甲骨文记载来看，商王对焦作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视的。甲骨文中有许多占卜某地“受年”或“受禾”的卜辞。“年”同“稔”，《说文》解：“年，谷熟也”，是成熟、丰收的意思。通过占卜，贞问某地是否有好收成，此表明商王对某地农业生产的关心。其中有：“贞乎黍于敦，宜受（年）”（《续》2 28 6），“乙卯卜，宾，贞敦受年”，（《合集》9783）、“戊午卜，雍受年”（《合集》9778）。敦、雍，据考证在沁阳一带。卜辞所载表明商王通过占卜，占问焦作地区的农业是否有好的收成。为了获得好的收成，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卜雨、求雨的卜辞。如“盂田舞，又大雨”（《三》40 12）“勿乎舞于敦，乎舞于敦”（《合集》13624）“& 舞二田，噩、盂，又大雨”（《粹》968）。舞是用以求雨的。卜辞记载了商人在噩田、盂田、敦田进行求雨的活动，更有甚者，商王还亲自到盂田求雨，可见其重视。总而言之，商人为焦作地区的农业生产进行了“卜年”、“卜雨”、“求雨”，并作为大事来进行，这些都足以说明商王对焦作地区的农业生产相当重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焦作地区的农业经济在殷商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殷商的粮食作物有禾、黍、麦、菽、稻等种类，而以禾、黍为主。焦作地区在殷商时期的农作物，就卜辞所载，有禾、黍、麦等品种，这说明焦作地区是当时主要产粮区。同时，农业技术也是很先进的，当代表殷商的最高水平。焦作地区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施肥技术，如卜辞载：“惟庚午& 于噩田，不遘大雨”（《屯南》335），“其于盂[田]”（《合集》31201），“囗酉卜，其 盂[田]”（《合集》31796）“& ”字用作动词，“应指处理禾秆的一种行动”⑦，商人用刀将禾收摘以后，将禾秆留在地里，并把其处理，待其腐烂后成为肥料。卜辞的意思是在噩田、盂田处理禾秆。再则，焦作地区是殷商的畜牧业基地，有存栏饲养的方式，牛马的粪便无疑要用于农业施肥。焦作地区的先民们也非常重视农田灌溉。焦作地区水源充足，有利于农田灌溉。此外，在孟县涧溪商代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商代水沟遗址⑧，由此可知，殷商时期的焦作先民是懂得引水灌溉农田的。所以说，殷商时期焦作地区的农业技术当代表着殷商农业技术的最高水平。实际上，殷商农业的生产技术，如施肥技术、引水灌溉技术等，都是通过焦作先民们的实践所得出的。这也说明焦作地区的农业在当时相当发达，是殷商王朝倚重的经济支柱地区。
&&& 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仅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畜牧业的发展和田猎的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商人素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焦作地区是商王朝的畜牧业基地。如雍地、敦地，乃是商王朝的牧场。关于雍地，卜辞载：“贞幸执雍& ”（《合集》122）“贞执雍& ”（《乙》5224）。雍为地名，在今焦作市西南8公里的府城，乃是商王武丁之子“子雍”的封国。& 为从事畜牧业的生产者。卜辞的意思为给雍地的& 带上手枷或者抓住了雍地（逃亡）的& 。另据卜辞可知，商王经常收取雍地的草刍来饲养牲畜。雍成为商王朝牲畜饲料的重要供应地。敦地也是商王朝的牧场，而且是以放牧牛为主的牧场。如卜辞载：“庚子卜，亘、贞勿牛于敦”（《合集》11153）。“勿”字在卜辞中为否定词，“牛”为动词，有放牧之意。“勿牛于敦”是贞问不要在敦地放牛吗？再如，“贞王往省于敦，三月”（《合集》40181）。卜辞贞问商王到敦地视察养牛的情况。商王也在敦地割取草刍来饲养牲畜，如卜辞“贞于敦大& ”，（《合集》11406）。& ，《说文》解：“& ，刈& 也”。即刈草。卜辞的意思就是说在敦地进行大规模的收割饲草。商王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贞王往省牛于敦”的“省”，《说文》解：“视也”，即是巡视之意。卜辞的意思就是商王曾亲自致敦地去巡视养牛的情况。这说明焦作地区的畜牧业在商王朝的社会生活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 焦作地区在殷商时期为商王的田猎区，学界命名为“沁阳田猎区”。田猎作为农牧业的补充，在焦作经济中仍然不可忽视。商王在焦作地区的田猎活动是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它可以提供肉食品和手工业原料，是对农牧业经济的补充；狩猎野兽对农业的发展也具有保护作用。
&&& 经过殷商王朝的开发，西周时期，焦作地区封国相望，城邑密布，呈现出“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的繁荣景色。当时的封国，有雍国、于 国、原国、邢国及单国。焦作地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封国，反映出其经济的发达。西周时期，实行一国两都制。西周王畿分为相互连接的东西两个部分，其中西都宗周王畿以镐京为中心，管辖整个关中平原，约方八百里；东都成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约方六百里。焦作地区与东都洛邑的距离，近则仅数公里，远则二百余公里，正处于王畿方约六百里的范围之内，故属西周王畿。王畿土地皆王田，受封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受封者要向周子交纳贡赋。《周礼 小司徒》郑玄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按此规定，焦作地区的所有封国须各向周天子交纳其收入的四分之一。应当指出，焦作地区的贡赋负担是当时最重的。西周王室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其王畿中的三个平原，即宗周王畿的渭水平原和成周王畿的伊洛平原与黄沁平原。渭水平原虽面积最大，但尚处于土地开发时期。在镐京南部和西部，多是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戎族聚居区。渭水平原开发为良田是在战国末期的郑国渠修建以后。周初统治者正是考虑到西部经济落后，不得不建洛邑为东都，来解决其财政问题。成周王畿的伊洛平原和黄沁平原是中国文明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但伊洛平原南北太窄，四周是山，其良田不及黄沁平原的二分之一，且多受伊、洛水患的威胁。这样，西周王畿的财政收入中就以黄沁平原为最。
&&& 平王东迁，关中之地尽失。伊洛平原和黄沁平原便成为东周政权的两大经济支柱。伴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焦作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相当先进，主要体现在轮作复种制的推广方面。《左传 隐公三年》载：公元前720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禾。”此则史料使用的是夏代历法。夏正四月小麦成熟，当知此小麦为冬小麦，即十月播种，来年四月收获。这是我国已知的种植冬小麦的最早记载，这说明中原王畿一带已推行冬小麦的种植。冬小麦的种植是轮作复种、一年两熟制的标志。因为西周晚期还是种春小麦的，《诗经 豳风 七月》曾记：“十月纳禾稼，黍稷重& ，禾麻菽麦。”《左传》的记载说明，夏正四月冬小麦成熟之时，郑国派兵掠取；到秋季，郑国又派兵掠取成周之禾。温和成周隔河相望，两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应基本一样，成周秋天收禾，温也应如此。《左传 宣公七年》又载：公元前602年夏“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向阴即向，在今济源南。温地与向地相距仅数公里，从地理上讲，可视为一地，由此推知，温地实行一年两熟制。两则史料相联系可得出结论，东周时期的焦作地区，夏熟小麦，秋收禾，是轮作复种制的具体表现。一年之中，既有夏熟，又有秋收，这不仅从西周的撩荒耕作制过渡到土地连种制，而且还创始了轮作复种制。轮作复种制的推行，使得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量有了提高，从而使焦作地区成为当时经济中心之一及比较富裕地区。
&&& 一年两熟制在东周王畿的推广，使单位产量成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周王室的财政危机，使这个垂危的政权得以在大国争霸的缝隙中苟延岁月。而这一先进耕作制的推广，也造就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刺激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战国时期，焦作地区的商品经济活跃起来。在《盐铁论》所列举的商业都市中，“魏之温、轵&&&& 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所列举的著名冶铁中心之一的“邓师”（今孟州西），则以生产锋利的剑戟而闻名天下。《史记 货殖列传》又记“温轵之人，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济之人千树荻，坐以致富。”商业的发展，商业城市的兴起，刺激了货币的流通。当时，焦作地区流行两种货币：一是魏之山阳所铸的方肩、方足、圆跨布，二是韩之邓师所铸的方肩、方足、方跨布。韩魏两国货币在焦作地区的铸造和流通，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战国后期，秦国东进中原，攻击目标即“三河之中”。公元前262年，秦拔去黄沁平原中心野王（今沁阳），控制了南阳地区（今焦作地区），继而于公元前249年灭东周，据有伊洛平原；公元前247年攻入河东，夺取汾水谷地。自此，“三河”尽属秦有，秦以压倒东方六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
&&& 二、焦作地区在先秦时期的政治军事地位
&&& 焦作地区处于太行与黄河之间。西部的王屋山东北连太行，西南接中条，延伸至河曲，构成“河山夹角”。夹角往东，地形逐渐开阔，面向华北大平原。南面为河南的伊洛平原，号称“天下之中”，是逐鹿问鼎之处。这就与焦作地区所有者进退、攻守之便，即在有利时渡河控制伊洛号令天下，不利时退守据有河内隔岸观火。西北的河东汾水谷地是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中原的通道，但焦作地区西北的太行王屋二山正横卧在河内与河东之间。这又便于焦作地区所有者以太行王屋为屏，阻游牧部落于西北。东北方向虽一片坦途，但先秦时期，东北无劲敌，即使无险可守也不足为虑。焦作地区这种攻守自如的天然地利必为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成为中原角逐的跳板和舞台。
&&& 夏代，主要政敌是东夷。东夷势力强大，后羿颠覆夏王朝，因夏民以代夏政，后少康复国。文献载“少康归于夏邑，十八年迁原”⑨。少康为何不都有河南而迁原，估计与当时东夷的威胁有关。少康虽然复国，并未能解除东夷的威胁，夏经太康、仲康两代波折，实力尚未恢复，若继续都河南，恐难支撑，为避其锋芒，退居河北，靠河山之险以固守，内修政事，致于生产，以图恢复和发展。少康之后，帝杼即位居原，继续少康事业，国力逐渐强盛，于是向外发展，“自原迁老丘”⑩，东征讨夷，根除隐患，复禹之绩，夏的统治终于得以巩固。
&&& 商王屡迁，由偃师逐渐向安阳一带迁徙，其中祖乙迁邢，邢为温县的邢丘。关于祖乙迁邢，《史记》曰：“祖乙迁邢。”许慎解释道：“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段玉裁注“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南八里有怀城”，近代学者王国维断定“邢丘即邢虚，犹言‘商邱’、‘殷墟’。祖乙所迁当即此也。”⑾
盘庚迁殷后，焦作地区仍为其政治中心。甲骨卜辞有许多关于焦作地区的记载，为此，郭沫若指出：“卜田游于此地（即沁阳——引者注）之辞极多，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故其国号本称商”⑿。就卜辞中的“大邑商”的地望所在，陈梦家考证“疑在沁阳田猎区”⒀。大邑商有宗庙，有宫室，具备了都邑的建筑格局，因此陈梦家指出，“商代的都邑有三个中心：（一）豫北以安阳为中心，是当时的王都，包括朝歌之商邑；（二）豫东以商丘为中心；（三）豫西以沁阳的‘衣’（即殷）为中心，是当时的田猎区”⒁。不仅如此，焦作地区还是商王朝重要的封国所在地，如雍、于 等，经常出现在卜辞之中，如“勿于雍”（《合集》150正）“戊申卜贞------于雍往------”（《英》2555），商王很关心雍国的情况，经常来往于雍国。由于雍为商子族的封国，故吴泽先生视雍为商都邑之一。近年的府城考古发掘，在此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及白家庄各期文化遗存，并将府城确定为商代早期城址⒂。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古雍国的历史地位。于 ，乃为另一重要封国，在今沁阳西北15公里的于 邰村。甲骨文载为“盂”。后来，周文王伐于 ，“直叩天邑商的门户”⒃，震撼了殷商王室。&&& 焦作地区还是殷商王朝的战略要地和征伐方国的军事基地。殷商的疆域大致为北自易水流域，南达淮水流域；东至大海，西不过太行、王屋山。统治中心主要在河南的黄河流域，在其周围存在着一系列方国。武丁时期所征伐的方国基本上都在王屋山以北或太行山以西即今晋南一带。殷人东南无劲敌，甲骨文中几乎没有南方敌国入侵的记载。&&& 晋南诸方国，入侵殷商，兵锋所指必为焦作地区。西北诸方国若占据焦作地区，进可以控制殷商重要的经济来源，削减其财政收入；同时，由于与安阳殷都之间无任何障碍，因而可以长驱直入；退可以阻止殷商王朝向西北发展，使其徘徊于太行、王屋一线。所以，焦作地区必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卜辞中常常出现关于晋南一带方国入侵和殷商征伐的记载，卜辞《菁》5、《菁》6即可为证，方、土方自北方来，入侵沁阳一带，直接威胁大邑商的安全。商王征伐方国也是从沁阳一带开始的。“才敦执羌”（《前》7 9 12）即从沁阳的敦去征伐羌方。另外，《前》7 17 1、《前》7 37 1等卜辞也都有“来艰自西”的记载，此说明西北方国可能曾东出王屋，从而逼近大邑商。因此，才出现殷商王朝征伐的记载，如“才苗贞王步于郫”（《前》2 8 14）“勿乎王族从原，犬追亘又及”（《飞》5311）。为了确保焦作地区的安全，殷商王朝遂将该地作为军队的大本营。卜辞《甲》2416、《卜通》592曾记载，殷商王朝在出兵之前在大邑商到宗庙祭祀，战争结束后，往往师回大邑商一带。乙辛时期的征伐人方即如此⒄。兵由此出，兵又回到该地，是军队的驻防地。该驻军应为殷商王室的中央军。军队平时的训练是通过田猎来完成了。焦作地区为商王的田猎区，商王在此田猎的卜辞很多，通过田猎来达到训练的目的⒅。
商末周初，周统治者两度孟津（今孟州西）会盟，率领诸多诸侯，取道沁阳田猎区，并在此修整兵马，最后完成翦商伟业，因而深知这个“三河”枢纽的重要性，于是，周初便在这里广封畿内国，以屏藩东都洛邑。当时所封之国，有雍国、于 国、原国、温国、单国等等。《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载：“------郜、雍、曹、滕、毕、原、------，文之昭也；于 、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关于雍国，《通志 氏族略》载，“文王第十三子雍伯受封之国，在今河南修武县西”，此雍国即商子雍故国之地。原国，《括地志》曰“故原城，在怀州济源县西北三里”。于 国，《水经注 沁水》载，于 水“流经于 城，故于 国也。京相 番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而有故于 城，于 台是也”。野王即今之沁阳。邢国，《说文》解“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即邢丘故地。另外，温国，《水经注》记“周畿内国，司寇苏忿生之邑也”。在今温县西三十里。单国，《路史 国名记戊》“单，成王子单子国。”地当黄河北岸河阳（今孟州）故地。如此，在洛邑以北的黄河北岸自西而东，建有单、温、邢三国；沿太行山南麓，自西而东有原、于 、雍三国。这些封国组成洛邑北部两道防线，封锁了黄河渡口和太行山陉；西北与大国晋、东北与大国卫互为犄角，南望东都洛邑，构成了一个实心三角体。同时，这些封国集中在河济地区，并使之形成了一条西接成周、东连齐鲁的控制线，这对稳定东方的形势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东周时期，焦作地区称为“南阳”。由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具有河山之险的南阳就成为诸侯争夺的焦点。先是郑国独霸南阳，继而赤狄南下太行灭温围邢，，最后乃是晋文公勤王平定叛乱，得南阳八邑。晋启南阳，东可以拒齐，南可以拒楚，奠定称霸基础。
&&& 南阳为晋文公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晋启南阳，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其一，晋国居之河东，东负太行，西临黄河，仅有“河山之险”的一半；新得南阳，背负太行，南濒黄河，又得河山之险的一半。如此，河山之险全为晋有。其二，河东之地，僻于山西，因南阳之隔，不得与中原接壤，这有利于割据，但不利于进取。晋启南阳，其领土由山西伸入中原腹地。而且据南阳向外可三面发展：自孟津渡河可挟天子以号令诸侯；自温城南渡可控制郑、陈、握中原之枢，断天下交通；自东出则驰聘华北大平原，横扫曹、卫、宋、鲁；其三，以河东为后方，无后顾之忧，以南阳为前硝，有利时争霸，不利时退守。因东北无劲敌，仅守南阳，即足以御强敌于河南。这种地利，攻守皆宜，进退自由，在列国之中，可谓“得天独厚”。正因如此，城濮战前，文公重臣子犯力劝文公与楚决战。“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裹河山，必无害也。”⒆表，河山之前，指南阳；裹，河山之内，指河东。此言道破了晋国战略家以河山之险争霸中原的雄心。于是晋文公东进华北大平原，破曹伐卫，所战皆捷，于城濮大败楚军，为中原称霸奠定基础。温城之会，周天子亲临册封，尊王攘夷，雄冠天下，晋文公成为齐桓公之后的真正霸主。此后，晋国长期控制中原，影响之大，时间之久，远非齐楚秦所能比及。文公死后，晋国虽乏明主，但实力尚存，东抑齐而西锁秦，独抗强楚百余载，使楚独霸中原之心不能得逞。&&& 纵观春秋时期，唯晋能在中原长领风骚，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优于齐、楚、秦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南阳地利。论经济实力，晋不及齐、楚、秦。三国地广人众，财源充足。然其远离中原，鞭长莫及，尤其是楚国与秦国，每入中原，劳师动众；一旦战败，需长期恢复。晋国虽土地狭小，但因南阳之便，与周、郑一河之隔，等于门前逐鹿；况且凭黄河天险，以逸待劳，省力节用，很大程度地弥补了其与齐、楚、秦实力之差，故能在中原长期立足。楚虽雄心勃勃，难遂其志；齐秦两国僻在东西，心有余而力不足。倘若晋国不启南阳，偏居河东，那将与齐楚秦同弊，欲与三国争霸，谈何容易！&&& 战国伊始，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国领土相互包卷交错，地理形势十分复杂。韩国，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灭郑后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拥有今晋东南和豫中及南阳部分地区，领土以南阳的核心——野王为枢纽连成一片，四周与秦、赵、魏等国交界；赵国，原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进后，定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其疆域领有今陕西东北部，山西中部、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及山东、河南部分地带。其西面、南面均与韩、魏接壤；魏国领土较为分散，其主要地区为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和河南北部的河内，以山西东南部的上党（今山西长治）为交通孔道，四周与秦、赵、韩等国接界，国都原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战国初期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对于三晋而言，如此地形，共同的弊端，就是领土零碎分散，缺乏凝聚点。赵国因太行阻隔，晋阳与邯郸遥相分离；魏国因南阳地区所分，安邑和大梁相去千里；韩国则为黄河相隔，河南的新郑与河东的平阳、太行的上党隔河遥望。从表面来看，三晋之地，如同乱麻一堆，但若仔细审察，可识破其关键所在是南阳地区。而南阳地区的核心是野王，所以野王乃是关系三晋命运的关键所在。若野王为强敌所取，韩国地分南北，魏国则地分东西；若继续由野王北上太行，夺取韩国的上党，并直抵太行北麓，赵国则被拦腰斩断。再继续对三晋之地分割围歼，三国势必被蚕食而亡。韩国最弱，韩必先亡；韩、魏唇齿相依，韩亡魏亦亡；韩、魏既亡，赵亦难以独存。故三晋灭亡之祸端发自于南阳。而作为南阳的核心——野王与三晋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一旦天下有变，强敌攻取南阳，占据野王必然无疑。对此，战略家早有共识。《史记 范睢列传》曾云：“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为此，势必先夺取南阳，攻取野王。野王若破，韩国的上党与新郑便失去联系。若进攻上党，上党无援必失。上党一失，河东平阳等于被韩遗弃，且上党失去，太行南北为敌所制，赵国即被腰斩。故上党一失，弱韩必先为秦所灭，其祸亦必殃及魏、赵。“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邻。------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危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⒇《战国策 赵策二》亦载：“韩、魏，赵之南蔽也。------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韩、魏臣于秦，秦无韩、魏之隔，祸必中于赵矣。果如此，赵必亡矣”。由战略家所论可知，南阳的归属，尤其是野王的归属与三晋的利益休戚相关。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北渡黄河，攻取野王，把韩国上党郡完全和韩的本土隔绝开来。至此，秦已将韩国拦腰斩断，使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秦取野王后，遂以其为基地，北伐上党。长平之战，赵国惨败，从此一蹶不振。至此，秦国完成了攻伐三晋的重要战略步骤。不仅如此，秦国实力巨增，东进步伐加快，扩大了对东方六国的战争规模。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2年，灭赵。赵亡前后，楚、燕、齐亦先后为秦所灭。秦国仅仅用了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宣告了五百多年列国时代的结束，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大功业。秦国在攻取南阳，占据野王以前，在与六国的征战中，虽也曾攻城略地，然屡遭重大挫折，并未显示出巨大优势，亦并未表现出其具有统一六国的实力。然而在攻取野王，占据上党之后，与诸侯相争，鲜有失败，最终灭亡三晋，并亡楚、燕、齐，一统天下。所以，秦灭三晋的关键在于攻取南阳，占据野王。因而，秦取野王，奠定了三晋灭亡的基础，同时，揭开了秦灭六国的序幕。
&&& 综上所述，焦作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地位已明显可知。虽然面积不大，但作为三河枢纽，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耕条件，使之成为夏商周三代的经济支柱。尽管它仅是一个河山夹角，但河山之险的战略价值，又使它成为军事家角逐的舞台。特有的经济地位、军事地位又决定着它曾是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和周代“都国诸侯之聚会”之地。一个仅六千余平方公里的区区之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能发挥出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这应当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和有关学者们的关注。
参考文献：
⑴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1972年第1期⑵杨仲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 《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⑶⑷⑸何光岳：《炎黄源流史》 第804、152、437—438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年4月版⑹杨贵金：《沁水下游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 《中原文物》 1997年第2期⑺转引自杨升南《商代经济史》 第182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0月版⑻《河南孟县涧溪遗址发掘》 《考古》 1961年第1期⑼今本《竹书纪年》⑽古本《竹书纪年》⑾王国维：《观堂集林》 卷12 《说耿》⑿郭沫若：《卜辞通纂》第14～15页，科学出版社 1983年6月版。⒀⒁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57页、311页、640页 中华书局 1988年1月版⒂《焦作府城发现商代早期城址》 《中国文化报》 日⒃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 第97页 科学出版社 1959年1月版⒅孟世凯：《商代田猎与军事训练的关系》 《先秦史论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年4月版⒆《春秋 鲁僖公二十八年》⒇《史记 魏世家》 &------------------------焦作府城早期商城发现的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3)03-0013-04&&&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于1998年10月至2000年5月先后四次对府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二里头、二里岗、白家庄各期及西周、汉代等多处文化遗存，并认为府城古城遗址为商代早期城址。“府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探讨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因此我们认为，焦作府城早期商城的考古发现，不仅确认了古文献中“雍”城的地望所在，而且也确认了甲骨文中“雍”邑的具体方位，从而为商王田猎区地名的确认提供了重要坐标；同时，从考古文化、商城年代来看，府城商城乃是夏商文化冲突的产物。&&& 　　一&&& 府城遗址应是文献记载的“雍”城遗址，也是甲骨文中的“雍”邑所在。
&&& 古文献中关于“雍”的记载源于《左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杜预注：“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续汉志·河内郡》曰：山阳县下有雍城。今怀庆府修武县西。《大清一统志·河南怀庆府》古迹条下：“雍城在河内县东北。周初雍国。……《水经注·清水注》：“（长明沟水）东迳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迳雍城西。……京相ｆáｎ＠①曰：“今河内山阳县西有故雍城。”《魏书·地形志》：‘州县有雍城。’《郡国地道记》：‘故雍城在武德县西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记》：‘武德县有南斗城，在县北三十里，北斗城在县北五十里，疑即故雍城也。’”民国二十二年《修武县志·卷二·故城考》：“案修武有雍城，旧志云在清化东修武西，今考县西50里有屯曰府城，居民数百家，西北里许有废城旧址，仅存西、北两面，东距山阳城二十里，西距清化二十五里，与左传杜注山阳县西之说正合。”
&&& 另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将商亲族子姓雍国故地封给亲弟雍伯，是为姬姓雍国。杨伯峻注：雍，据《通志·氏族略二》，为文王第十三子雍伯受封之国，在今河南修武县西、沁阳县东北。春秋中期被晋所并，子孙以雍为氏。《风俗通》：“文王子雍伯后。”《元和姓纂》上平声三钟：“雍氏，文王十二（应为十三）子，雍伯受封于雍，在今河内山阳，子孙以国为姓。”古文献的记载亦为青铜铭文所印证。周初铜器雍伯题铭记：“王令雍伯＠②于＠③，为宫，雍伯作宝＠④　彝。”（三代，3.31.3）。由此可知，此地在周初划归文王后所封雍国，雍伯并在其地建有宫室。
&&& 从上述文献可知，对于“雍”的地望，或曰：“在河内山阳县西”；或曰“在今河南修武县西、沁阳县东北。”大致方位已定，文献记载亦无异义，但具体位置却不详。&&& 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雍”的记载。雍是商王的田猎区、农业区和畜牧区。甲骨文卜辞有载：“勿于雍”（《合集》150正）；“……雍臣……”（《合集》632）；“……卜贞王……于雍……无灾”（《合集》37658）：“戊申卜贞……于雍往……（《英》2555）。从以上卜辞中可以看出雍距商都不远，是商朝的臣属。&&& 商王很关心雍的情况，经常来往于雍地，如：“乙……王＠⑤……雍……来……”《合集》36560）；“丁丑卜贞王＠⑤于雍往来无灾”（《合集》36591）。“雍是沁水以东狩猎最频的地点。”[2]“……其田雍麓……往来无灾？”（《合集》37656）；“……田雍往来…获鹿二”（《英》2541）；“戊午卜：雍受年？“（《合集》9748）。据甲骨文所知，商王经常到雍地进行田猎，还取雍的草刍来饲养牲畜，而且曾多次命人去取雍刍。雍成为商王朝饲养牲畜的饲料重要供应地。卜辞载：“贞幸雍ｃｈú＠⑥”（《合集》122），“贞执雍ｃｈú＠⑥”（《乙》5224）。ｃｈú＠⑥为从事畜牧业的生产者。卜辞的意思是给雍地的ｃｈú＠⑥带上手枷或者抓住了雍地《逃亡》的ｃｈú＠⑥。
&&& 甲骨文中“雍”的地望，王国维在《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推定“在河内山阳县西”，李学勤先生认为“雍即‘左传’的雍，《水经·清水注》的雍城，在今修武西，沁阳东北。”[3]《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明确为“雍国”在今河南焦作市西南，本商邑，为商王狩猎处。所有结论表明，“雍”基本上仍是古文献所载的方位。
&&& 在现实考察中可知，府城遗址于焦作市西南的府城村西北的台地上，距市中心约10公里，北距太行山15公里，南临沁河20公里，东西皆平原，是沁水（河）下游处重要的古城遗址。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推断此府城遗址应当为文献记载的“雍”城遗址及商代的“雍”邑遗址，因为除此之外，在文献所载范围内没有发现其它古城遗址。
&&& 　　二&&& 以府城早期商城即甲骨文中的雍为坐标，运用卜辞地名相联系的资料，参照古代“师行三十里”的速度（商王外出狩猎，其速度当比大军行动为快，这里大致采用行军速度来作参照），对商王的主要田猎地加以探讨，确定商王主要田猎区为沁阳田猎区。
&&& 商王好田猎。甲骨卜辞记有商王大量的田猎活动，有些地方则是商王经常的田猎场所。关于商王主要田猎区的方位所在，历来为研究商代地理者所重视，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学者间的意见却存在较大的分歧，目前主要有五种论点，其中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认为商王田猎区今在河南省西部，以沁阳为中心。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关键就在于对一些田猎地特别是对一些主要田猎地的地望认识的不同。如：敦地，日本学者林泰辅《甲骨文地名考》以为即《诗·卫风》：“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之顿丘，地在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董作宾《殷历谱·帝辛日谱》以为当今山东泰山以西地带。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方国地理》以为“敦在沁阳田猎区”。郑杰祥同意林泰辅的看法，指出“顿丘”即当今河南省浚县西北约10公里一带。再如＠⑦地，吴泽认为：“温县北数里有徐堡，＠⑦即徐，＠⑦即徐堡。”[4]郑杰祥认为卜辞＠⑦字当为后世的榆字或渝字，卜辞＠⑦地后世当已演变为榆地。榆地所在，即为春秋时代的雍榆城，即今浚县的瓮城镇。[5]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将＠⑦地释为榆地，同样使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材料，（注：《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救晋，次于雍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率师救晋，次于雍榆”。）王国维、林泰辅、郭沫若等主张，雍即《左传》的雍、《水经·清水注》的雍城，在今修武西、沁阳东北。榆即《左传》的榆，在雍附近。[6]而郑杰祥则视雍榆城为一地，即瓮城镇。凡此种种，恕不一一枚举。因此，要准确地判断出商王主要田猎区的方位所在，首先必须确认公认的坐标，以便弄清商王主要田猎区的准确地望。而焦作府城早期商城的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能。
&&& 商王田猎的地点，据初步统计实际有220地。其利用情况，其中有102地只见有一次行猎活动，行猎2～4次的有57地，5-9次的有26地，10次以上的有35地。最多的是如＠⑧地，有175条卜辞卜到此地行猎，其他如噩（83辞）、盂（63辞）、宫（61辞）、ｙóｕ＠⑨（55辞）、＠⑦（59辞）、＠⑩（48辞）、＠(11)（46辞）等，皆是商王常去狩猎的地区[7]，现分而述之。&&& 覃：覃地是商王来往和重要的田猎区，卜辞所记甚多，如：“甲申卜翌……王其＠⑤于覃……”（《合集》28921），“甲辰卜翌日乙，王其＠⑤于覃无灾？吉。”）《屯南》4301）而且，雍与覃为同版地名，“丁亥卜，贞王田于雍往来无灾？吉。□戍卜：贞□田覃□来无……”（《合集》37652）。&&& 覃字卜辞
…… &&-------------------------------------------甲骨卜辞亳地考
内容提要：商代帝乙帝辛征伐人方卜辞中有地名“亳”，是研究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亳”与同作为地名的“商”等有一定系联关系，对“商”地望的判断直接影响到“亳”地何在的确定。于是对于甲骨文“亳”之地望，学术界有安徽亳县、郑州商城、豫东北地区等不同的说法。排比甲骨卜辞征人方材料及分析商代政治地理分布结构，甲骨文中的“商”即今河南安阳殷墟都城，与之相关的“亳”应在今浚县境内的大伾山附近。这里正是文献中记载的“成汤有景亳之命”的“景亳”所在。关键词：甲骨卜辞& 亳& 商& 地望综合古文献记载和古文字材料分析研究，众多的“亳”可分为五大类：一是成汤之前商先公所据之亳，如契在北方建立的“燕亳”；二是成汤都居之“亳”，如所谓“南亳”、“北亳”等；三是商代中后期在疆域内建立的纪念祖先的“亳”，如见之于卜辞的“亳”与“亳土”；四是商亡国遗民在自己的新领地所见的“亳社”、“亳邑”，如以微子启为首的商人后裔迁宋以后所见的“亳”；五是西周以后诸侯作为反面教材“所以皆亡也”所见的“亳”，如鲁国的“亳社”等。其中甲骨文中的“亳”是商代时即称之的亳地，对其地理位置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甲骨文的“亳”是只有一处，还是有多处，学术界也是颇有争议的。如董作宾先生认为：据卜辞中地名之例，若同时有北亳，西亳，则此亳必称为南亳，决不可能单称为亳。如洮地原分南北，卜辞有“南洮”、“北洮”，对地原分东西，卜辞有“东对”、“西对”；地有上下之别，卜辞乃有“上丝”、“下危”。大邑商称为“中商”，于是四方之国，则称为“东土”、“南土”、“西北”、“北土”。地名虽多。秩然不紊，由此可知道商、亳皆殷人的宗邑，旧京所在，决不会更有异地同名，以相混淆了。……“亳”、“商”、“殷”之名，在商代各只限于一地 。明确强调，亳在商代只有一处，指在商丘以南的安徽亳县，即“南亳”。傅斯年先生认为：若以亳为城郭宫室俱备之都邑，则汤之亳自当只有一个。如以其为兵社而有社以祷之所，则正应不只一处，县汤时兵力已甚盛，千里之间，南征北战，当是史实。不守汤之中央都邑，固当以近于商宋者为差是耳 。也认为亳都只有一个，地在商丘，而亳社则不止一个。陈梦家也认为卜辞亳只有一个，地在南亳即商丘谷熟高辛集 。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亳(征人方途经之“亳”)是卜辞中唯一的亳，它应即大乙所居。汉以下经学家附会“三亳”之名，捏合了若干个称“亳”的地名，是不可靠的 。也认为“亳”只有一个，商志香覃& 也持类似看法： 从卜辞看，商代有亳地而无三亳之称。我认为三亳的说法，乃汉晋时代人们为了分辨商汤灭夏前后建都不同地方而出现的 。曲英杰也认为亳只有一个，但他把亳定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即景亳，成汤、盘庚及武丁诸王皆都焉，至周初亳人分散于郑州、长安、商丘，故有“三亳”说起 。　　但是，张永山先生的最近研究表明，即使在卜辞中，亳地也不止一处，其言云：曰以亳字为地名的在卜辞中不止一处，目前所见至少有三个地方，一是与髳方相关联的亳(《合集》2039，即《屯南》4513)，二是与地处沁阳猎区鸡地毗邻的亳(《合集》18341)，三是征人(夷)方途经的亳(《合集》)41753，即《英藏》2524)。这三个以亳为名的地点，各自所指的地域范围差别甚大，彼此又相距很远， 说明地名亳不一定专指亳都而言。卜辞中三亳的地理方位分别位于沁水、渭河、淮河流域……从卜辞中诸亳的出现，说明商代以亳为名的地方不止一处，汉以后学者考索商代都城提出三亳说不是杜撰，而是事出有因 。由此可见，关于“亳”的研究并无定论，前人的结论，权威的观点，都有待于商榷考问。对于甲骨文中“亳”的地望，也正是如此。帝辛(或言帝乙 )十祀征人方卜辞中有“亳”，而且与“商”、“雇”、“淮”等地名相关联。这是学者们探讨甲骨文“亳”地望的重要线索和依据。然而，同样的材料，由于定点不同，参照各异，结论也轩轾难一。董作宾排列了帝辛十祀征人方日程，其中关于商、亳两地之间的行程是：辛丑(四日)，壬寅王在商，卜夕：(壬)寅卜在商：王今夕无祸？癸卯(六日)在商，卜行：(癸卯王在)商贞：(今日步)于亳，无灾？卜旬：癸卯王卜贞：旬无祸？在十月又一，征人方，在商。己酉(十一)至辛亥(十四)王在旨。卜夕：己酉卜在旨贞：王今夕无祸？辛亥卜在旨贞：王今夕无祸？癸丑(十六)王在亳。卜旬，癸丑王卜贞、旬无祸？……接着他分析道：十一月癸卯早晨卜旬在商，当日往亳，中间经过一地为“旨”，曾休息了几天，何日到旨，中有缺文，不可知。但可知己酉到辛亥，三天皆曾在旨卜夕。如果是在壬子日由旨往亳，则当天可以到达，故癸丑早晨就又在亳邑卜旬了。癸丑在亳，留住一日，甲寅又行，则至少由商至亳须有二日行程(古代师行一日不过三十里左右)。然后他假定“商”和“大邑商”在河南商丘，“商者，实即……大邑商……亦即今之商丘，盖其地为殷人之古都，先王之宗庙在焉，故于正人方之始，先至于商而行告庙之礼也。”“亳”在“商”南，就是今安徽亳县，后世之所谓南亳 。董氏此说一出，因其是甲骨学大家，有甲骨材料为据，言之凿凿，学者多信从之，如张光直、赵寒铁、张永山等 。由董氏之考证可知，要确定“亳”之地望，指明“商”的位置很重要。对于“商”之地望，有同意董说者，也有与之相反者，如日本学者岛邦男主为“天邑商”在商邱以南、淮河以北的商淮之间 ，台湾学者钟柏生认为“商”、“商丘”、“大邑商”、“天邑商”皆指商丘，而“中商”指朝歌 。李学勤认为“天邑商”即商之王畿，而商人告庙在朝歌 。陈梦家也置“商”于商邱。而置“亳”于南亳谷熟，但他不同意董氏把“商”、“中商”、“大邑商”三者混同起来，认为“天邑商”即朝歌、“大邑商”在沁阳田猎区，“凡正多方多由此出师，出师之前告庙于大邑商。” 因“商”地之不同，所指“亳”地各异。郑杰祥认为 “商”不在商丘,& 而在黄河沿岸的今河南武陟县境的商村, “亳”是郑州商城所在地 。孙淼把“商”定在今河南安阳殷墟，是一个以殷都为中心的广阔地区，“亳”在“商”东南40公里左右的濮阳一带 。我们认为，以上三说皆不正确。下面让我们依次分析一下董说、郑说、孙说。董作宾认为“亳”在安徽亳县即“南亳”，是基于他把“商”定在今河南商丘而论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论，“南亳”一带是有亳的遗迹可循的。但甲骨文中征人方之亳绝不在此，因为与之相关的“商”不在商丘，而在今安阳。早在甲骨文发现的初期，孙诒让就认为：商邑“盖指商都。” 罗振玉指出：“商，大邑商、天邑商均指王都，即今安阳殷墟……其地当洹水之阴，今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即其虚也。” 王国维进一步认为：“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是帝辛、武庚之居犹称商也。” 日本学者林泰辅也认为“商在章德府安阳县，所谓殷墟者也。龟甲文中称之曰大邑商。” 他们所论是正确的，从甲骨文材料来看，“商”常与四方、四土相连并卜，如：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1126　　己巳王卜，贞口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合集》36975可知，“商”、“商邑”以及晚期的“大邑商”、“天邑商”，正是在国土之中心的商都，即殷墟都城。正如李学勤先生言：“在商人观念中，商是居于四方四土之中的一个区域， 即商人所居处的国土。”& 是指商都与王畿的一个大范围。且田猎卜辞中常见“王入于商”、“王在商”、“至于商”的辞例，当是指商王田猎归来商都的行卜之辞。这个时王常常“在”、“入”、“至”的“商”，不当在它处，而只能是甲骨文时代的“商都”，殷墟及其周围地区。殷都称“商”、盖此地近于漳水(滳水)流域，曾是先商人得其族名国名之处。准此，则“亳”之地望当基于安阳商都殷墟而不是商邱的定点去寻找。
郑杰祥定“商”在沁水流域的河南武陟县商村也是不正确的。此地虽有“商”名，但以此便定甲骨文中的“商”即在此，则非常牵强。郑氏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李学勤氏的“滳水”，即“沁水” 的观点。我们知道，甲骨文中的“滳水”即漳水 ，在豫北安阳以北，绝不会是远在怀地的沁水。甲骨文中已有“沁水”(《合集》20738)，商代的“沁水”即今日的沁水 。滳水和沁水是两条不同的水，不可混为一类。 后来郑氏自己考证“滳水”，又认为“滳水”是“清水”而非沁水 。这等于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论断，遑论结论正确与否。再者，郑氏说中有自相矛盾处，如既承认“商”在“商王朝统治集团活动中心”的安阳殷墟，“大邑商”应指安阳王都，又说“商邑”应在武陟商村，不知究竟何所指从。因此他由“商”而推“亳”之地望并没有坚牢根基。郑氏认为，帝辛卜祀伐人方的路线，经武陟商村(商)而至郑州商城(亳)。我们姑且不论商王何以到商村这样一个地方去祭庙告祖，姑且不论商村这个非都非邑的地方何以必称“商”，我们但依郑氏之说看看帝辛行军路线能否可行。我们知道，人(夷)方即东南夷，在殷都安阳的东南方向，即豫东南一带。这是众口一辞亳无疑义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帝辛为何放着从安阳直接渡河而东南行的捷径不走，而偏作先向南行、到商村后渡河经郑州再向东南走的迂迥之行?关于这一点,张永山先生也注意到了郑说之不通：偿若把这样的行军路线考订为是绕道西南方向渡河，再折向东，显然是违反行军常识，商王及其随行将官不会一愚至此，放弃平坦道路不走，偏要从丘陵起伏和沼泽地较多的地带穿行(作者注：古代汜水、荥阳至郑州东多沼泽地，有荥泽和圃田泽等著名泽薮)。既疲劳军队，又给自己制造不利于战胜敌人的条件，反面使敌人以逸待劳，稍有军事经验的人都不会选择这样的行军路线 。所以我们认为郑氏之说根本站不住脚。最近，郑氏在论著中又改甲骨文晚期“商”在朝歌而代替武陟商村，但仍定“亳”在郑州商城 。很可能是自己也意识到定“商”在沁水之不经，所以改动。 但从朝歌到郑州仍避免不了行军路线迂迥之破绽，因而仍不正确。相比而言，孙淼先生的论断是较为正确的，因为把“商”这个参照点定在安阳殷墟，这是一个正确的前提。然而，孙氏的论说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孙氏如此推断“亳”与“商”的距离：……[在]商贞: [今] [日] [步] 于亳, 亡灾? 甲寅王卜, 在亳贞: 今日[步][于] ，亡灾？(《后》上9"12)按照甲骨辞例，凡言“今日步于×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一日可以到达的路征。上面两辞，是刻在同一块卜骨上的，次序也前后相连，两卜所距时间当不会太远。这两条卜辞虽属残辞，但辞意完全可以推知。由此可知，自商至　亳和自亳至鸿的距离，都是一日的路程。古代行军，日行40公里，参照这个速度计算，自商至亳大体上也在40公里左右，两地相距不远……距殷墟东南最近的县是内黄、浚县、濮阳。亳的所在地，应该就在这三县范围以内，目前可暂定在濮阳 。我们认为，孙氏所定的由商至亳的行程日数不对，古代日行里数不对。因此，其结论虽大致不差，但也不太准确。按董作宾所排定日谱，我们列出一个与“商”、“亳”两地相关日程表如下：　　　辛丑(四日)在商　　　癸卯(六日)在商，[今日步]于亳，亡灾？　　　己酉(十一日)→　辛亥(十四日)在旨　　　癸丑(十六日)在亳　　　甲寅(十七日)步于鸿，夕至。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亳”至“鸿”为一日之程，可以无疑。而“商”至“亳”不止一日之程。癸卯日在商贞者为一残辞，是否为“今日步”令人怀疑。如为一日之程，当如下辞“步于鸿，夕至”一辞一样，当有“卜夕”辞表示“夕至”，而此辞无有“卜夕”辞。可见不是一日之程。况且，在“商”、“亳”之间还有“旨”地，“商”至“旨”尚不知多远，“旨”至“亳”之距也在一日至四日行程的多种可能之间。董作宾审慎地认为“商”至“亳”至少有二日行程。据我们推测，“商”至“亳”应有三、四日行程的距离。每日的行程，郭沫若以七十里计， 即显有些过速。孙氏以四十里计，不知何据。董作宾以三十里计，当有据本。春秋，行军一日为一舍，一舍三十里，故晋文公有“退避三舍”之义。日行三十里，符合古人徒步行军的实际。以此推算，“商”与“亳”相距在一百华里左右。由安阳向东南方向走一百里，中间经过今尚不知所在的“旨”，再渡过古黄河，即到浚县县城周围。则甲骨文“亳”应在浚县境中寻找。我们认为，景山即浚县大伾山，景亳在浚县大丕山附近，则甲骨文中的“亳”当是古文献中的“景亳”，亦即成汤昔日曾会盟诸侯的景亳遗留。“景亳”是成汤建国之前军事征伐的军事大本营，是接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圣地。帝辛征伐敌对方国人方，正好又途径“景亳”，在此驻扎停留，祭祖告庙，缅怀先王伟业，乞求祖灵保佑，是极可能极自然的事。所以我们认为，甲骨文中的“亳”即是位于古黄河东岸的浚县大伾山附近的“景亳”。
[作者朱彦民，1964年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原文发表在《南开学报》2001年“纪念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创建20周年暨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成立”专刊上）&&
--------------------------------------------------------------------------------《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绪论 &&& 王星光&&&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第一节 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 《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绪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政府部门、甚至普通公民的重视。而生态环境的演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渐进过程，需要将其回溯到久远的史前阶段才会看得清楚些。夏是我国古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建立的国家。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人们对夏商两大王朝的历史面貌、年代框架、发展脉络已经有了较前清晰得多的认识。这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内容，又有力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索夏商历史、拓宽其研究领域的热情。夏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时期，它既是最早建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王权制国家，又是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联结的纽带和交汇点，也处在地球地质和古气候史上的重要时段。而在目前的学术界，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专门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更缺乏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方面综合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对史前及夏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以加深人们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并祈望对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借鉴。
第一节& 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
& 一、古代先哲的见解
& 对包括夏代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周易·谦卦·彖传》中，就提出“地道变盈而流谦”的看法，认为地壳的高低形态会发生变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歌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实际上已认识到在漫长的地质时代发生的极为悬殊的海陆变迁。葛洪《神仙传·王远》提到的“东海三为桑田”，即为表达海陆变迁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出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座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沈括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嵌有螺蚌化石及沉砾岩的沉积带，推断这里过去曾是海滨，又利用尧舜时代的历史遗迹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广袤平原过去却是浩渺的海洋，并指出华北平原的形成是由于黄河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这就把前述“沧海桑田”的假说建立在有力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华北大平原形成原因的首次科学解释①。对于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元代金履祥曾精心研究了古代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代所栽培的经济作物，做出了古代要比元朝气温高的推论②。此外，清代学者张标和刘献廷分别在其著作《农丹》和《广阳杂记》中，怀疑历史时期气候的恒定性，提出各朝气候常有变化的见解。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期欧洲仍有若干天文学、气象学家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今气候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③，那么我国古代哲人的上述认识显得多么睿智和富有远见。
& 二、近代学者的认识
& 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
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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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
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
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