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mr23是到了战神就发，还是赛季结束发_百度知道
战神mr23是到了战神就发，还是赛季结束发
我有更好的答案
楼主你还不知道PS3被破解了么。。。汗。。所以现在都可以玩盗版了，就好像360一样，任何游戏可以在网上做种，然后后刻盘就行了，但是PS3还不行，因为目前的破解程度需要一张正版的盘作为引导盘，所以只能后通过数据线弄到硬盘里。这样就可以玩了。另外，战神3本身就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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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S1的战神框好霸气啊！得到那个框的条件是赛季结束时前50收藏
那个S1的战神框好霸气啊！得到那个框的条件是赛季结束时前500吗，还是到达战神就行了？如果结束时前500估计要打到前100感觉才能稳住
条件是啥，如果前500就行还可以冲冲，前50就懒得打了
有人解答下吗到了前500的有了那个头像框了没？
赛季结算的时候前五百
那个雷神头像框太**过头了
打到4000以上就太难太累了，挂还多
结算的时候需要战神才有头像框
楼主713多少分了
你看看那个头像框和战神头像框的获取条件，只差s1赛季四个字，不知道怎么得出是赛季结束保持前500才能获得这个结论的。之前有人咨询客服，客服的意思应该是赛季结算时才会发这个头像框，并没有强调在结算时也需要是战神
可是如果赛季结算时我达到战神又掉下来了，那其实也就是个王牌
头像哪里看，我铂金
上过了就会发 不是一定要结算时候是战神 跟王者荣耀是一样的 按你赛季最高段位算
只不过结算的时候你是战神那么段位降得会少一些 当然现在官方也没说是不是段位清零还是掉段
不管了 保证前500就好了 还有两天
后面一把几分几分的加 很恶心 必须保证前10
前500，等下再打打稳稳
我稳拿我不急
443，稳稳等明天拿战神框
登录百度帐号安倍称1895年到1971年无人挑战日本对钓鱼岛主权_网易新闻
安倍称1895年到1971年无人挑战日本对钓鱼岛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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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15世纪到1895年的近500年间，没有任何国家挑战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晨报讯 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谓在1895年到1971年间无人挑战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上述言论的逻辑是荒谬的，“就像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在口袋里捂了一段时间，就能改变其偷窃并非法占据他人财产的实质吗？”日本窃岛不归还有记者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2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称，历史和国际法均可证明“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事实上，在1895年到1971年间，没有一个国家对此提出质疑。华春莹表示，不管日方如何狡辩，都掩盖不了其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华春莹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15世纪到1895年的近500年间，没有任何国家挑战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二战结束后，日本未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有关规定，履行作为战败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将其窃取的钓鱼岛归还中国。日本迄今对钓鱼岛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基于对中国领土的非法窃取和侵占，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我们敦促日方端正态度，正视历史和现实，为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改善中日关系作出切实努力。”华春莹说。望日方言行一致还有记者问，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同奥巴马总统会谈时称，日本一直以冷静态度处理钓鱼岛问题，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即使双方有对立，也要从战略互惠出发构建共赢关系。日方愿与中方保持包括政治层面在内的对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希望日方言行一致，切实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同中方相向而行，尽快推动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对于日美双方就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发表的共同声明，华春莹说，对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在内的任何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中方都持开放态度。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在充分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秉承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循序渐进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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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独家:从壬辰战争到甲午战争 回望500年的启示
　　参考消息网7月31日报道 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近代以来，最著名的甲午年是1894年。这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给中国人的痛楚记忆，百年不消。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精英曾反思：落后就要挨打！说的固然不错。可是，回望历史500年，我们还能看到更加丰富的内涵，获得更为深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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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臣秀吉画像(资料图片)
　　痛击侵略赢得三百年和平
　　422年前的壬辰年（1592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年，爆发了一场国际大战，明朝史籍一般称为“东征”（年）。这是发生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明朝军队与朝鲜联军合战日本军队的七年战争，韩国或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为“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在大明王朝最为鼎盛的年代，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羽翼未丰的丰臣秀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这场全面侵朝战争，妄想“一朝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让朝鲜“先驱”，“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明朝援军联手朝鲜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富代价，最终打败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
　　16、17世纪之交的明朝，在当时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也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实属当之无愧的“中央之国”。当时的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印度）。这不仅表现在货币的白银流通方面，也表现在明代所具有的东亚文化母本和意象中心发源地的大气象。泰国（时称暹罗）国王纳黎萱认识到日本已经开始了扩张主义的政策，威胁到整个东亚的贸易（包括暹罗），并且在1592年侵犯了朝鲜。纳黎萱了解这些情况后，在1592年10月派遣了一个使团去中国，提出派遣暹罗海军去对抗日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暹罗海军最终出兵未果，但这表明，中国确实在当时一个有秩序的亚洲国家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对日本而言，当时的大明无疑比它先进得多，即使视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也将日本视为“藩臣”。而战后的日本，无论是陶瓷术、印刷术、做豆腐的秘方，还是造纸术、绢纱制法及织布术等，据说都是通过从战争中被掳的朝鲜人处学得的。若从近代日本的历史逻辑出发，反观丰臣秀吉之举，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落后挑战先进、肆无忌惮的野蛮践踏文明又是什么？
　　福田勘介，这位当时被朝鲜军所俘的日军加藤清正部下，曾明白无误地指出侵朝日军的战略：“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仍向上国矣。”此“上国”即指明朝，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蚕食朝鲜，进而侵略明朝。故东征经略邢d后来总结说，当日本发难时，明朝“始而征兵不多，继而留兵太少，一时虽省，然养成燎原之势”，致使战事迁延七年，沿海之备所需不赀，这次若不彻底战胜日本，“狡倭乘之，大势去矣！”
　　万历援朝东征，确实耗费了明朝的元气，致其无法自如掌控关外建州女真，仅在战争结束20年后，即陷入了与后金及农民军作战的泥潭，而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不少历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东征引发的覆国，从而给出了负面评价。如果赞成这种观点，那么丰臣秀吉确实可算是来自东亚世界的第一位挑战者。但无可否认的是：恰恰也是明朝，凭借毋庸置疑的实力，将日本的侵略势头整整遏制了300年，奠定了东亚和平的基础。
　　重大代价换来东亚新秩序
　　回望历史50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实力是奠定和平的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安全的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明朝万历皇帝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东征问题的拍板和关注，不仅经得起历史评说，也对得起子孙后代。而当时皇帝的手下，也有一帮苦干实做的大臣，能在矛盾中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
　　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无疑是一面旗帜，被朝鲜国王称为“剑阁精兵”，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军纪，正是戚继光在蓟镇十余年训练新兵成果的最好检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的解释准确而形象：“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南兵的严明军纪，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虽然确有少数北兵、西兵军纪败坏的案例，但无可否认也有朝鲜缺粮、供应不及的原因。而南兵将士即使断粮缺顿饿肚子，也保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范，这是朝鲜史料中清清楚楚记载的事实。
　　回顾东征历史现场：明朝出兵朝鲜后，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总有超出高层预想设计之处。从东征开始的平壤之战到粮饷缺乏后的庆州驻守、安康出战，乃至第二阶段的稷山之战、蔚山攻围，以及最后阶段的讲和活动、顺天之战、露梁海战，战争进程的每一步，都是在明廷庙堂决策、东征军高层运筹及战地将领临场发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制约下的综合结果。尤其是战争第二阶段，从杨镐放弃蔚山攻围到邢d重新发动四路总攻，中间只隔了8个月，这说明明军的恢复能力很强。
　　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群雄，在与明军交战中，往往举阵惊骇奔散，基本上处于守势。故在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臣决定秘不发丧，争取体面议和，因此双方才有了议和的基础与空间。
　　战争的结果是明朝确实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但由此造就出长久持续的东亚和平新局面，更加功不可没。虽然在中国内部有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而另一事实也同样乾坤朗朗：由明朝创立并推广的宗藩朝贡体系，因东征得到巩固、加强，并被清朝如数继承，一直运行到近代被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彻底颠覆为止。中国周边，东征不仅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
　　东征还铲除了战争的始作俑者及其产生的土壤，正如万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三国书之一《日本国对马州太守丰臣义智诚恐谨禀朝鲜国礼曹大人阁下》所云，“本邦于贵国更无他望，只止乎和好一事而已”，希望能得到“天朝诸老爷”的首肯。战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现了与丰臣秀吉政权的彻底切割，埋头“锁国”200多年的日本，致力于发展商业化和城市化，东亚海域世界从此无大战事。如此彻底切割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
　　可见，明朝付出重大历史代价的成果，最终是由清朝继承和享受的。但唯守成却无继续创新的清朝，最终还是被来自海上的日本战胜，这个恶果当然不能怪罪到明朝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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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画家描绘壬辰战争时期明军右协大将杨元部进攻日军所占平壤普通门的作品(资料图片)
　　“并吞大陆”野心五百年未灭
　　回望历史500年，既有历史教训，也启发我们思考：历史边界甚易模糊，文明衍变逻辑诡黠。
　　1592年“渡海征服高丽”的壬辰战争，不过是丰臣秀吉为“征服唐国”所做的热身运动。从壬辰到甲午，不惮失败的日本人，通过卧薪尝胆的改革，再次与维新失败的清末中国较量，终于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继而通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赶跑了争食的北极熊，遂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至此，日本自壬辰以来未遂的愿望终得实现，日本蚕食大陆的理想才渐入佳境&&壬辰是日本失败的蓝图，而甲午则是其成功的印证。
　　甲午战争，远非一些日本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其实早在300年前，它就已经“萌芽破土”，只不过未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已。300年后，征朝成功的日本一举侵入中国，先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直至1937年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日本以中国宁波为中心、面向南海的理想蓝图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500年来的历史，似乎就为诠释这个事实而不断增添着注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明朝万历时代起，日本并吞大陆的“帝国主义”已历经500年不灭。若有空子可钻，死灰复燃可期。当年，面对丰臣秀吉的挑战，如果不是明朝先后两次出动东征军，把日军拒之于国门之外，并坚决彻底打回日本；如果日本人没有在万历援朝战争中被打垮或耗尽实力，那么，很难说它就不会抢在满族人之前，通过取得朝鲜，再侵入中原，把明朝这个庞然大物蚕食殆尽。事实上，日本人后来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做的，从创建“满洲国”起步，步步为营，精心谋划“逐鹿中原”的帝国事业。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宣称：“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似乎已全然忘却往事，一心想铲除中国和朝鲜这样的“恶友”。另一方面，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魂牵梦萦及其学生宗方小太郎“谁取禹域献君王”的理想抱负，却与“使威名传至后世”的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显示历经明清易代“华夷”之变和西风东渐影响的日本人，在历史观上的继承与断裂唯需所取，在世界观上的矛盾与混乱唯我独尊。明清易代不过是它运用纯熟的障眼法之一：借助中国历史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往事，寄托其染指大陆的野心，历史国家、民族边界从此模糊。
　　这样的历史逻辑又是如何产生的？一直受中华文明乃至明代朝贡体系、王阳明思想滋润的日本思想界，存在的“小中华”心态，也许就是理直气壮鸠占鹊巢的行为指南。“礼失求诸野”的心理基础，指导着日本国家的掌权者，罔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走过的历史脚印，漠视明清时代中央政府的统治谱系，撇开国家、民族的基因认证系统，追求其扩张的理想，甚至不惮以“中原解放者”及“文明”、“进步”的形象自居。想想那些“五百年一出”的“雄杰巨擘”，对东亚世界和他国人民来说，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不也一清二楚吗？只是，日本政客最诡黠的历史逻辑，也没有逃出中华文明衍生品的如来掌。这倒是文明衍变所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正如《菊与刀》一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寻找侵略根据”的国家，成功只会刺激它的胃口。无论是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是70年前的全民抗日战争，以及当前安倍政府的历史认知和做法，似乎都在印证自丰臣秀吉以来历史意识的成长、壮大以及与现实的纠结，倒逼着我们改换思路，至少要拓展视野看问题，认识我们这个邻居的各种面相，同时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否则，历史的重演就会是现实而不仅仅是传说！（文章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海英）
　　杨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末清初史及清代学术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有：《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专著）、《乾嘉学派编年》（合著）、《乾嘉学派研究》（合著）等。
　　【延伸阅读】
　　独家：洋务运动至今仍在影响中国
　　 11:40:37
　　《参考消息》驻伦敦记者张滨阳、吴丛司7月30日报道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原因有很多。日本动员速度很快，它有快速动员的能力。而李鸿章当时认为西方国家会出面干涉，所以备战不足，因此在外交战略上中国就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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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建立了一批近代化工厂。图为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火炮。（资料图片）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的海军。通常认为，从吨位、大炮数量等技术指标上，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相当；但我认为完全不是如此，日本海军更加现代化，大炮的射速更快。另外，日本海军接受法国人的训练，他们训练有素，而且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相比之下，中国海军则简陋许多。还有一点，中国海军被分成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他们的领导人关系不睦。在甲午战争之前10年的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对南洋海军没有出手相救。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堪一击，所以把北洋水师主要作为一张外交牌在打。而且在东北的陆战战场上，清军跟日军相比差距更大。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战败。
　　有意思的是，直到年，中国海军跟日本海军相比，还占上风。实际上，正是李鸿章购买性能优良的巡洋舰，让日本意识到，日本要想在东亚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更快地发展海军。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军备竞赛，而清政府在这场竞赛中失败了。
　　很多学者把中国战败归结为清军胆小如鼠，军纪松懈，腐败横行，慈禧还挪用海军军费。我认为这些都没那么重要。最主要的是海军训练跟不上，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以及对外交的依赖。
　　军事因素是主要原因。而背后则是洋务运动本身的问题：过于碎片化，过于地方化，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战略，未能在现代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上进行投资，在财政金融上也面临困难。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也面临很多反对力量，但是成功地进行了削藩，建立了属于中央政府的现代陆军和海军力量，所以有能力动员这些军事力量。日本建立起了强有力的现代中央政府，而中国则未能如此。
　　支持一支海军，背后需要很多力量。需要相关工业、教育培训机构、对士兵的训练。就像现在的空军一样，一架飞机上天，陆地上做保障支持的可能有10000人。日本人从法国人那里学习得非常快，而中国这边完全没有后边的保障。
　　这背后的原因是洋务运动的地方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财政资金不足，收入主要依赖海关。而且，因为满汉冲突，清朝统治者很敏感。所以洋务运动都是在地方层面进行，改革的动力主要在地方大员手中，像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而他们之间还相互竞争。
　　有人说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发展现代工业之路，我对此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我也不认为洋务运动完全失败。
　　有人认为，中国甲午战争失败，说明洋务运动的道路是错的。这是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其实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做了很多事情，但有些事情中国没做，比如没有建立现代轻工业。
　　我认为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中法战争前后。直到1885年，实际上中国领先于日本，中国的财政状况正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建立起很多现代工业，这些都进展很顺利。
　　但是1885年之后，情况开始变糟。中国面临全球经济发生变化的情况，还要应对全球农业危机。还有很重要一点是白银相对黄金的贬值，这意味着外商在中国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商品，而中国进口则花费更多。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的则是工业品。
　　1885年之前，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策是协调合作。此后，西方列强在全中国发展帝国主义。1885年之前，法国和英国在中国奉行合作政策；但1885年之后，法国和英国相互竞争，日本、德国和俄国也参与进来，争相划取势力范围。从那时候开始，东北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为了使中国经济和军事上更加强大，甲午战败给洋务运动带来了冲击。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但是洋务运动的许多成分，即使在整个20世纪也一直在中国延续，包括工业化、经济发展、铁路建设等。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都是延续了洋务运动的道路。所以洋务运动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一直到现在。（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
　　【延伸阅读】
　　独家：以史为鉴，迎接新的世纪大考(下)
　　 11:27:00
　　参考消息网7月29日报道 以史为鉴，不是陶醉于历史辉煌，不是沉湎于历史苦难，更不是陷于历史泥淖，而是洞察历史规律，汲取历史智慧，把握历史大势，从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推动历史前进。
　　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同12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的中国沉沦落伍是19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那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标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我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曾经两次被打断。现在我们正处在由富变强的重大历史节点，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新的世纪大考。中国站立起来不容易，富裕起来不容易，强大起来更加不容易。但中国终究不但要站起来、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这是时代进步的伟大潮流，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准确判断和牢牢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势，举全党全国之力，迎接新的世纪大考，交出新的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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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国民的国家意识存在明显反差。日军入侵辽东半岛时，一些民众受雇为日军充当向导、车夫等。图为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左)在考察旅顺口海冰情况，近旁蹲集者为中国杂役人员。(资料图片)
　　一、密切关注国际大局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在长时期里有天下观，而无国家观；有天下观，而无国际观；只见陆，不见海；只见内，不见外。从而导致战略视野狭隘，长期以来国家战略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战略。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走在世界前列，要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立于主动地位，首先要确立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国家观和国际观，并且使两者有机统一、紧密结合。当代世界仍然处于二战以来广泛而深刻的战略格局变化和调整之中。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战略东移，世界局势的变化扑朔迷离。今天我们讲大局观，是包括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两个方面的。我们要清醒把握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清醒把握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及世界矛盾全局、发展全局、战略全局的发展变化，清醒把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改变，清醒把握我国的战略利益、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牢牢把握国际战略主动，不断增强和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维护世界和平。
　　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任何国家由富变强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我国这样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小农经济基础深厚，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务尤其艰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富是量的积累，强是质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富是强的基础。但强不是富的简单增长和叠加，而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综合性的质的提升和变化。因此，国家由富变强不容易，而由富转衰，垮起来常常是一夜之间的事。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建设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一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持久的伟大革命。从世界后列走到世界前列，必然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一些革命性变革和变化。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进行与过去时代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明朝中叶以来，我国吃尽了闭关锁国的苦头。新时期，邓小平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才使我国大踏步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个正确方向绝不能动摇。要坚定不移地实现“强治、强经、强军、强民”的战略目标。“强治”，就是坚定不移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也是整个改革开放的“牛鼻子”，要抓住不放。“强经”，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努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努力提升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军”，是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强国的核心目标之一，像我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是不可思议的。“强民”，就是要大力提高13亿人民的整体素质。有强大的社会、强大的国民，才有强大的国家。要特别注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弘扬。一个精神上昂扬奋发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三、努力使中华文化走在世界前列。世界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谁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文化，谁就能走在世界前列，谁就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迎接新的世纪大考，文化的考验是一个长期的考验。我们必须树立一个雄心壮志，这就是：经过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不懈奋斗，努力使中华文化走在世界前列，让中华文明在世界大放异彩。那将是一幅波澜壮阔、宏大精微、异彩纷呈、气象万千的生动画面。
　　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贡献于世界，中华民族将以全新的素质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中国制度将更加成熟和定型，中国模式将更加完备和丰富，中国道路将光芒四射、越走越宽广，从而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的启发和新的借鉴。到那时，中国价值观将被世界更多人所认同、所尊重，中国思想将以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和回答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蓬勃生机而引领世界，中国声音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中国语言将以独特魅力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表现力而普及于世界，成为世界主要交流工具之一，中国作品将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作品，中国将造就和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学、文化研究机构，将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教育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将形成群星荟萃、人才辈出、高峰连绵的局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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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金州当地百姓。（资料图片）
　　四、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强国之路。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经济总量是靠不住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16世纪以来，世界上多次发生科技革命，但没有一次发生在中国。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我们应当把这种历史欠账转化为发展科技的强大动力。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切实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加快建立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坚持我们党抓科技形成的重大任务带动、重大项目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步伐，瞄准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要努力创造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体制机制环境、社会和舆论环境，逐步使中国成为对世界科技优秀人才、拔尖人才最具吸引力、凝聚力的重要国家。
　　五、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充满血腥的现代化。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在世界历史上走出了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中国强大，妄图第三次打断和延缓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实中存在着崛起与反崛起的严峻斗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要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包括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风险的考验。要看到，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危害性，不比120年前小，也不比80年前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对此，我们务必心中有数。我们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六、强化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一种自觉，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增进民族认同，提高人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国家意识还是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坚定的国家意识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是富有强烈国家意识和强大民族凝聚力的伟大民族。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前，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传统。特别值得珍视的是，在晚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反而愈益放射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灿烂光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前可慰古人、后可启来者的壮丽篇章。梁启超的惊世骇俗之文，鲁迅的刺穿千年之剑，都是浸透了甲午耻辱的。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仍然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动力。
　　七、切实加强执政党建设。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和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本教训有两条：一是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二是没有先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根本经验是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先进的领导力量。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看，大国的兴衰治乱，思想理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也是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的竞争。一个执政党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真正承担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责任，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思想，越需要思想家，越需要战略思想家。思想理论好比国家和社会的血脉，思想理论干涸，国家和社会就必然衰竭。理论强党必强，思想富国必富。我曾对外国朋友讲过，观察中国问题，首先要观察中国共产党。我们党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理论上成熟和不断发展，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伟大的历史担当精神。加强领导力量建设，关键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骨干队伍建设。盖非常之业，必待非常之人。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必须不拘一格、千方百计，把最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政府周围。“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任务。
　　这里涉及怎样看反腐败。历史地看，一切封建王朝，一切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之所以跳不出历史周期律，根本原因是腐败。而在诸种腐败现象中，最危险的是政治腐败和吏治腐败，政治腐败必然导致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的破坏性在于，它从根本上销蚀一个政权的建设性功能和积极因素，而使破坏性功能和消极因素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必然把它推向自己的反面。吏治腐败的破坏性在于，它从根本上销蚀优胜劣汰的干部人才遴选机制，而形成劣胜优汰的逆调节机制。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在政治上失去了建设性，不能调动和集聚积极因素，又造就不出适应统治需要的治国之才，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当年曾有人同宋美龄谈国民党如何腐败、共产党如何清廉，宋美龄说，共产党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这句话反映了宋美龄对国民党有根据的没信心和对共产党无根据的没信心。但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来说，有效防治腐败，有效防范各种危险，必须过好权力关。这是真正大的问题、真正大的考验。（下）（作者为中国政研会副会长 李洪峰）
　　李洪峰 现任中国政研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书法篆刻院院长。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新华社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组长，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战略家邓小平》等，主编《读一点清史》等。
　　【延伸阅读】
　　独家：以史为鉴，迎接新的世纪大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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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7月28日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甲午年的特殊含义，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爆发于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和耻辱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提醒，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以史为鉴，发愤图强，举全党全国之力，迎接新的世纪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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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占领旅顺口海军公所，公所大门牌匾“海军公所”四字正是李鸿章所题。(资料图片)
　　制度之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铁证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到了末年，它的生机和活力已经消耗殆尽。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史上，晚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虽然都是正义的战争，但因为投降主义占主导地位，所以一次次都失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有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后来每况愈下的清王朝再也产生不出来像林则徐那样认真的主战派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朝统治集团却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完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是完全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把国家利益作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手段和工具。腐朽到了极点的清政府，已经到了不割地、不赔款、不丧权辱国，便不能维持自己统治的悲惨境地。
　　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富国。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历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期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这三件大事，是世界现代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而中国却仍然固守封建传统，对世界发生的变化茫然无知，眼睁睁丧失了由富变强、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很多，但本质上是制度之败，是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敌新生的资本主义。它是一个老掉牙的腐朽衰败的封建王朝同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新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血的事实，再一次提供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必然失败的历史铁证。而制度落后是最根本的落后。
　　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日本的明治维新同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几乎同时起步，但日本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它的崛起意志，它的维新步伐，它的勤奋学习，它的锐意进取，它的扩张野心，它的尚武精神，它的举国一致，它的社会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中国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进入到中国政治制度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它的衰微破败，它的千疮百孔，它的腐败无能，它的穷奢极欲，它的内耗不已，它的一盘散沙，它的社会分裂，它的民心丧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讲日本武装到了牙齿，不单是指军事武装，更根本、更重要的是思想武装、精神武装。日本明治天皇亲政不久，就宣布了《五条誓文》，中心思想是强调上下一心，破除旧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在当时的日本和当时的世界，这五条誓文的进步性、开放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实质成为日本崛起的宣言书。之后，日本近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进一步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纲领性口号，明治维新的目标也进一步明确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等三大目标，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被放在首要地位。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思想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福泽谕吉为例，他在明治维新期间的译著，共达六十余部，一百数十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有如百科全书。福泽渝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注意到了福泽谕吉，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福泽谕吉有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意。”1866年，他在赴欧实地考察基础上写成的《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书。日本人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看待。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思想家则远没有这么幸运。著名思想家魏源耗费半生精力撰写的《海国图志》，是一部真正的国家之书。但初版50卷于1843年出版，却立即遭到了顽固派、守旧派的强烈指责和恶毒攻击，结果只印了1000册左右，且很少有人问津。
　　大量事实说明，中日两国当时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由于指导思想不同而结局完全不同。清政府一直为“中体”所锢，只为传入和吸收西方“器用”之学提供了极为狭小的空间；而日本明治政府由于强烈的时代危机感和开放性思维，则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走向世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建立和形成的适应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体制，以及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措施，很快形成了“西潮奔涌东瀛”的局面，为日本跻身西方列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体制制度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日本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期间和其后的侵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疯狂性、残酷性、野蛮性、动物性（兽性），不是偶然的。现在日本安倍政权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偶然的。对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世界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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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结束后，有日本商人打捞“定远”舰残骸，并用部分残骸构件在日本福冈县建造了一座名为“定远馆”的建筑。图为“定远馆”的院门和说明牌，其院门所用正是“定远”舰上钢板，其上仍可见清晰的弹孔和弹痕。(摄影 刘华)
　　战略之败，一场无战略的战略决战
　　陈毅在1947年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曾经从战略上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比较。他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他说：“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陈毅在这里讲到了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战争致胜的条件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战略致胜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反观甲午之败，首先就败在战略上。清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思维能力，它同日本打的是一场无战略的战略决战。而日本则截然相反，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它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有周密的战略谋划和战略设计，更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开始推动“武国”方针。1870年，日本就明确了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战略目标，规划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甲午海战前十年，日本相继提出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和八年扩军计划。在甲午战前的六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2艘。甲午战争前，为了集中兵力，强化集中统一指挥，日本海军统一整合了舰队资源，组建了联合舰队；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海上攻势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改编，形成一个本队和三个游击队。而最关键的是，日本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战争指挥中枢。
　　清政府对日本的战略图谋却始终处于懵懵懂懂之中，没有任何战略预判。清朝的海军建设，完全是按照旧式外海水师分省布防的思路“分洋”建设的，从未实现过统一布局、统一指挥。在黄海海战的危急时刻，北洋几次请调南洋各舰北上助战，皆被托辞拒绝。以至于李鸿章发出“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哀叹。而最致命的是，清政府从来没有确定和形成真正的战略指挥中心，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光绪皇帝，而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是慈禧。慈禧厌战主和，因此实际上将战争指挥大权完全赋予李鸿章一人之手。李鸿章则难以协调陆海军之间的行动，不能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政府前敌各军互不隶属，各行其是。有将无帅，诸将并立，在海军和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特别明显。战争打起来后，清政府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布置防御力量，致使日军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登陆成功。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对中国下手最快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以武力为后盾，干涉日本还辽。之后，它先是派兵占领了旅顺，接着控制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德国则先是索得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块租界地作为“报酬”，接着又强占胶州湾。《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达二亿两白银之巨，并规定，在条约批准后的半年内要先付五千万两，后来又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加在一起是八千万两，限在半年内付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全年不到九千万两。为了交付“赔款”，不得不举借外债。列强由此掀起了争夺向中国出借政治奴役性贷款、争夺海关和中国财政控制权的争斗。接着又在中国进行争夺铁路建筑权的较量。面对列强的疯狂掠夺，清政府束手无策，完全谈不上有什么主动的外交政策，更遑论战略思维。他们的唯一办法是“以夷制夷”。而所谓“以夷制夷”，事实上并不是清政府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他们，而是不断地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品来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轮番地填塞一个个饿狼的肚子。
　　人类战争史已经充分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战争是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博弈，说到底是战略的博弈。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胜者自胜，败者自败，看似偶然性在起作用，实则必然性在起作用。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战略思维、战略决断能力的有无和优劣，则是决定性的。（上）（作者为中国政研会副会长李洪峰）
　　李洪峰 现任中国政研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书法篆刻院院长。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新华社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组长，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战略家邓小平》等，主编《读一点清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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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黄海海战失利原因再检讨
　　 14:15:36
　　参考消息网7月24日报道 战争是事关两国发展的大事，往往影响当事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争胜负不仅是具体战役累加的结果，也是某些关键战役的直接后果。黄海海战就是其中的经典案例，其不仅关系甲午战争期间制海权的归属，还成为两国战争局势走向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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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海军绘制的黄海海战初期双方舰队阵列图（资料图片）
　　黄海战败决定甲午战局
　　黄海之战实为一场遭遇战。日本联合舰队的目的地是辽东海岸的大孤山港，却在日10时20分偶然发现另一方向上的煤烟。日本舰队遂改变航向，朝煤烟方向行进。与此同时，临时停泊在距鸭绿江口12海里处海面上的北洋舰队也发现了敌舰的煤烟。迨至11时许，彼此皆确认对方为主力舰队，开始进入战斗准备。
　　海战的第一阶段为12时50分至14时30分，日方以单纵阵从几乎与北洋舰队横阵成垂直角度迎面驶来，突然又左转航向，趋北洋横阵右翼方向而来。丁汝昌等鉴于对方趋向己方右翼，遂下令各舰相应地右转船头45度，即坚持以舰首正面对敌，然后便集中火力猛然攻击对方位置靠前的“第一游击队”，使“吉野”等四舰接连中弹，以致舰船破损，人员伤亡，因而被迫于13时20分朝左旋方向作180度大转弯，逃离战场而去。
　　海战第二阶段为14时30分至15时30分，“第一游击队”在伊东v亨指挥下，再次左转180度，试图与本队集合，完成对北洋舰队正面应战。恰逢此时，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西京丸”号发出指令，命令四舰再次回头救助已被北洋舰队围击的“比睿”和“赤城”舰。如此一来，日本误打误撞，“第一游击队”再次左转180度后，恰好与其本队彼此呼应，形成了一个对北洋舰队前后夹击的包围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只能艰难地原地转动，冀以舰首火力应对两面之敌。但横阵的转动十分困难，阵形极易紊乱、队伍离散。15时左右，北洋舰队队形开始凌乱，各舰船各自为战，失去了全队的统一行动。严重负伤的“致远”号在邓世昌指挥下奋勇冲向“吉野”，撞敌未果而沉，继而不同程度受伤的各舰在日方“第一游击队”的分别围攻下，被迫先后远离旗舰。
　　海战第三阶段为15时30分以后至战斗结束。其间，“第一游击队”继续对北洋散退各舰围堵追击，形成以多打少、各个击破的局面，“经远”号因此而沉。另一方面，定、镇二舰同日方“本队”五舰的战斗则出现转机。“定远”主炮射出的一枚榴弹命中敌旗舰“松岛”，后者顿时烈焰冲天，死伤累累，日本“本队”五舰开始转攻为守，继而撤出战斗。至17时50分，日方“本队”招回“吉野”等四舰，远远退走，北洋舰队返航，海战遂告结束。
　　这次战斗后，中国方面失去了对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意义的北洋海区的制海权，京津地区直接暴露在日本进攻威胁之下。而日方由此将战争推及中国本土，转而从海上运输大量陆军，大举登陆辽东半岛，使中日战局急转直下。那么，失利的原因究竟何在？
　　战术失利偶然中有必然
　　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舰队遭受敌舰的腹背夹击。导致被前后夹击局面的原因虽属偶然因素，但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必然性。
　　在黄海之战中，日本模仿了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军将领纳尔逊所用战术。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英国海军打破了传统的单纵队对射战术，创造出所谓“纳尔逊机动”的新战术，其具体步骤就是战前的“二队编成”和战时的“中间突破”。据纳尔逊本人解释说，传统单纵队对射的海战，是两个“单臂拳师”互相格斗，而“二队编成”则是同时使用双臂的拳师进行作战，具有显著的优点。
　　但是，黄海之役中，日本对纳尔逊战术的模仿只取得部分成功。当“定远”于12时50分打响第一炮之前，日本舰队曾进行过一个变阵动作，这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所嘲笑。马汉认为，日本指挥官伊东v亨“竟以全队之腰向丁（此处以丁汝昌代指北洋舰队阵列）之头，拦丁之路，意在绕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岂不大误”。英国远东海军司令斐利曼特则称：“为伊东计，奇险实不可思议，然伊东非糊涂之比，或自恃本船速率之灵捷，兼知敌军炮准之{差，故冒险而为之也。”
　　那么，日舰队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行此令人骇怪之举？其真实缘故只能是模仿纳尔逊的中间突破战术而未成。因为这时北洋舰队并非如同特拉法加海战中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那样排成一列纵队，而是以二铁甲舰居中，列出“人”字横队，所以日舰队非但不能对之进行所谓中间突破，反而面临被包抄合围及迎头撞击的危险，于是在慌乱中遂赶忙转变航向，不得已而就势滑向北洋舰队右翼一侧，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日本“中间突破”未见成效，反而致使“第一游击队”被打得转身而逃，本队尾部三舰亦被北洋舰队切离队列。然而，日本学习纳尔逊战术的第二点&&“二队编成”却获得了一定成功。如果日本舰队仍是单纵队，则在“直攻中坚”企图落空后，只能利用航速优势在远距离上环绕北洋舰队作转弯运动，同时进行炮战罢了。但因为他们事先进行二队编成，在偶然间形成了对己方有利的包围态势。而只要日本拥有船快、单纵队和“二队编成”这三点优势，形成对北洋舰队两面包围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这就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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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期间，日舰虽多次击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但因两舰装甲厚重，日方舰炮始终未能给两舰造成严重损伤。图为1895年5月，被日军缴获的“镇远”舰在旅顺船坞内修理。（资料图片）
　　海军装备落后日本十年
　　除战术方面的因素外，海军装备水平亦是决定战争的核心要素。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欧美国家海军技术进步主要有三：第一，速射炮；第二，军舰高速度；第三，无烟火药。其中除无烟火药在甲午战前尚未广泛使用外，另外两项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应用，但应用者却是日本舰队。
　　先谈速射炮。1887年，英国首先发明中口径速射炮并于同年装备军舰。至甲午战争时，120毫米口径速射炮的射速为每分钟8-10发，150毫米口径速射炮为每分钟6发，而相同口径的普通舰炮约为每分钟1.2发。前者是后者的5-8倍。
　　然而，对于这种中口径速射炮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这是因为，相对大口径舰炮，此种速射炮射程较短、炮弹威力较小。所以在黄海海战中，日舰一般只在与北洋舰队处于3000米以内时才能射击，定、镇、来、靖诸舰所中炮弹虽各有159发、220发、225发和110发之多，但二铁舰并未受重创，“来远”、“靖远”二舰亦未因此沉没。而定、镇二舰的305毫米口径巨炮所射炮弹，只须命中敌舰一发，就能产生重大效果，如日本旗舰“松岛”几至沉没。因此，中口径速射炮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可以大量装置在舰船的舷侧部位，这正是机动灵活的单纵阵战术的物质基础之所在。
　　其次是舰船速度，这主要取决于发动机的技术性能。北洋舰队的定、镇两舰制造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每舰7300吨的排水量却只有6000马力的推进功率。而日本舰队制造于90年代初的“吉野”一舰，以4200吨的排水量却有15970马力的推进功率，对比十分明显。
　　在19世纪中后期，舰用蒸汽机曾经历过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单机膨胀式主机”，热效率很低；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以后的“二级膨胀式主机”；第三阶段则是80年代中叶以后的“三级膨胀式主机”。北洋舰队全部主力舰船的发动机，除“平远”舰外，其余均属于第二阶段。而日本舰队之各舰主机，除“扶桑”、“比睿”系70年代产品之外，或为第二阶段后期水平，或为第三阶段早期水平&&“吉野”舰主机则属第三阶段中后期水平。
　　在攻击方面，日方舰队因为新式速射炮而拥有一定优势；在防护方面，北洋舰队由于厚重装备而处于某种优势地位。但在机动力方面，日本舰队远远领先于北洋舰队。黄海之战中，日方舰队具有强大机动力，而北洋舰队却只能采用运动笨拙艰难、极易引起队伍离散的落后横阵，这种机动力的显著差距则正是双方技术装备差距所导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日方学者在关于当时两国舰队实力对比问题上多主张日弱华强，甚至称日本海军“与清国海军相比，是绝对无法与之对抗的极弱小的力量”云云，这是全然不顾事实的说法。他们这样说的用意大概不外两点：其一，为了宣扬日本军队的所谓“武士道精神”，犹云物质力量虽弱但却以弱胜强；其二，为了掩饰日本方面蓄意发动这场战争的事实真相，犹云尽管日方实力弱小但也不得不应战。中日两国舰队在技术装备水平上的十年差距这一事实，既是日本敢于挑起甲午战争的军事根据，也必然对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一战&&黄海之战&&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
　　战略误判导致失败苦果
　　黄海海战的失利，绝对不能忽视战略上的原因。北洋舰队在甲午战前长期未曾添购新舰，由此导致中日双方技术装备水平差距。其原因就在清廷自1885年天津谈判以后，在思想上丧失了对日本的警惕和防范之心，致使整个国防战略发生严重失误。
　　在国防战略中，对主要敌国的认识与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力量中心近在咫尺，在地理上天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上应该加以防范的对象。甲午战前的二十余年间，清朝当局实在应该坚持不懈地奉行防日战略，密切注视其扩军动向，并针锋相对地采取防范措施。但遗憾的是，清廷只是在日本已经实施侵略行径时，才会在现实刺激下采取一定措施，如1885年以前定、镇等舰的购置。一旦日本暂无动作，清朝的防日思想便大为消蜕。1885年以后，由于日本表面上对朝鲜和中国不动声色，尽量避免刺激行径，遂使李鸿章等人全然不以日本为意，却对当时尚不能对中国构成根本威胁的俄国大加警戒，因此有挪用海军经费加练东北旗兵之事，以及针对西伯利亚铁路的筹建而抢先修筑关东铁路之举。
　　正因为清朝当局在甲午前十年间注重防俄而疏于防日，才在思想上丝毫没有添购军舰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而决非因经费的缘故。要知道，在强烈危机感的驱迫下，经费上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可设法解决。
　　黄海海战失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首先，要从宏观的国防战略上要认清谁是主要对手，才能使得各项工作轻重有别，避免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其次，要深刻认识到战术和战斗力的发挥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装备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今，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和科技大国，而且正力图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其以“自卫队”名义发展着的陆、海、空三军实力十分可观，尤其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上更居于世界前列。因此，有关黄海海战的战略战术探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潘向明。）
　　潘向明 （） 辽宁丹东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专攻晚清政治、军事、中外关系及边疆宗教史，著有《清通鉴&光绪朝（上）》《清史编年（第11卷）》《新疆和卓家族叛乱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他于1995年完成博士论文《甲午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研究&&关于清朝所以失败的原因》，因不断致力于吸收新资料、新成果，故不断修改，至去世时亦未及出版。该文系其学生据其遗稿内容整理而成。
　　【延伸阅读】
　　独家：明清易代没有中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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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7月24日报道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一些学者、政客与媒体沆瀣一气，炮制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之一是鼓噪所谓明清易代是“夷狄”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国自此沦陷，进而将那场日本蓄意挑衅、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包装成“解放中国”、“光复中原”之战，是为中华文化恢复“正统”之战。稍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别有用心的谬论与谎言，丝毫改变不了、也掩盖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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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虽曾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建筑甚至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向中国学习，但其有独自的文明源流，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图为日本神道教活动。(资料图片)
　　满族属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国自秦汉开始就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明清易代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辽阔的古代中国疆域内，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以政治联系、经济交流、文化认同为纽带，逐渐孕育和形成了一个关系日益密不可分的亲缘和地缘共同体，并最终发展成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入主中原的满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历史远可以上溯至中国东北的古老族属&&肃慎。同属一系的还有两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H，以及10世纪初散居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各部；近可以述及12世纪初建立的金国，以及在明代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诸部。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满族前身&&女真的杰出首领。自其五世祖董山起，便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都督，并由后裔世袭此职。至努尔哈赤，又被授予指挥使衔，仍身兼女真族首领与明朝地方官员两重身份。他自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努力以“忠顺”赢得明朝统治者的信赖。
　　这一历史事实证明，满族并不是外族，后金及入关之前的清国也不是外国政权，而是原本在明王朝管辖下的一个境内周边民族与地方政权。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政权与明王朝之争，其性质是古代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之争、权益再分配之争，而不是域外民族侵略中国与中国反侵略之争。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具有主权国家含义的专称始于清代，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正式名称是在辛亥革命后。之前漫长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亦称“华夏”），或指中原地区，或指中原王朝及其政治中心，并无一个严格精确的定义。其后，随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其内涵则逐渐发生变化，即在政治与地理层面，由“中原”扩展至更广阔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正如坚持与维护统一是塑造国家政治格局的主流一样，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互动融合始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大约在康雍乾时期，今日中国的版图形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是史学界的基本共识。
　　自周秦时期开始，由于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一系列客观差异，彼此的冲突历代时有发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击败中原王朝而入主中原并不罕见，如前赵、前秦、北魏、金朝、元朝；中原王朝也因与周边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而多次迁徙政治中心，但这些现象都不意味着“中国”沦陷。至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中华文化，乃至以“中国皇帝”、“奉行正朔”自居，更彰显出中华文化的“正统”并未因其取代中原王朝而丧失断绝。实际上正是在各民族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华文明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而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注入了新鲜血液。尤其是在清代，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满族入主中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并没有性质的差别，不同的只是在接受中华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上，清朝跃上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难以企及的巅峰。
　　清廷是政权儒学化王朝
　　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文明程度却有高低之别。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入主中原的满族有一个自觉接受先进的中原生产方式、学习儒家文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历史上中国境内其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如出一辙。
　　“夷狄”与“华夏”是我们祖先区别周边与中原的两个概念。“夷狄”这个词本身没什么贬义。传说创造青铜文明的商族即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的一支。而礼乐文明的创建者周人，其先祖也兴起于戎狄之间，甚至可能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区分“华”、“夷”的标志不是“血统”、“种族”或“地域”，而是“文化”。“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是以文化为标志区分“华”、“夷”的明证。明人是否称满族为“夷狄”尚待别论，但这个生息繁衍在中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很早就认同华夏文化则是无可置疑的。明代中叶，建州、毛怜等处的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至16世纪末叶，朝鲜使臣在出访建州后称：“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再后的努尔哈赤天命时期，农耕经济更为发展。农耕经济是华夏族的特色，女真人在明代中叶后，已逐步放弃了渔猎畜牧经济，接受了华夏生产方式，这是认同华夏文化的显著标志。
　　除了清兵入关后的短暂时期外，对华夏治统与道统的认同是满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前后的文治主流。他们以中华文化的当然继承者自居，自觉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努尔哈赤对儒家文化掌握程度相当高，不仅熟悉“中国知识”，还能读书识字，尤其爱看《三国》、《水浒》。他不但自己主动学习儒家文化，而且还请了一个叫龚正陆的汉族知识分子负责给自家子弟讲授。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强化和加深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并用以指导政权建设。如注重对儒家伦理的吸收，正式提出效仿明朝建立行政管理制度，重视在八旗教育中引进儒家文化等。努尔哈赤曾对家人说：我们家族的历代子孙都应当懂得孝敬父母、敬重兄长。“孝悌”正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即位，他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宣布将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作为施政指导，并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他接受了汉族知识分子提出的“勤学问以迪君心”主张，积极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大兴汉文典籍翻译之风；采纳汉族官员提出的“渐就中国之制”的政权管理理念。
　　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政权接受儒家文化的进程自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已经开始。历经顺治、康熙朝，在汉族士大夫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顺治、康熙二帝也被塑造成为受到中原民众认可的圣贤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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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帝自幼即有志于学习儒家经典。到康熙中叶，清廷逐渐实现了政治儒学化。(资料图片)
　　顺治、康熙二帝均是在幼年即位，可塑性强。因此，汉族士大夫本着“君心正则天下治”的理念，积极推动最高统治者学习儒家文化。顺治二年三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就以“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为由上疏顺治帝，要求在帝王的教育中注重儒学训练。此后，一大批汉族官员纷纷请求皇帝及早举行经筵大典，要求最高统治者将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要义作为提升执政能力的根本手段。到康熙帝亲政以后，以熊赐履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最高统治者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践行理学经典。
　　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是清王朝入关后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实施政治统治的必然需要，顺治、康熙二帝对儒家文化均采取了主动态度。作为满族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在亲政后，对吸收和借鉴儒学更为积极。九年，顺治帝以“临雍释奠”的方式公开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崇奉。十二年，他又明确提出帝王治理天下，要以文教为先的政治主张。
　　如果说顺治帝还谈不上对用何种思想资源来进行政权建设有深刻的思考和认识，而康熙帝则不同。康熙帝自幼即有志于学习儒家经典。他在用儒学作为身心修养的同时，又积极将它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亲自撰写《日讲四书解义序》，明确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这就实际上是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向全国明确了要将儒家道统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而康熙帝本人遂名实相符地成为汉族知识精英心目中实现“道与治之统复合”的理学皇帝。从总的历史趋势看，到康熙中叶，清廷逐渐实现了政治儒学化，与此相伴的是，清朝政治完成了由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政权儒学化过程中，满洲贵族内部掀起了学习理学要义的热潮。譬如，原本对汉文化不感兴趣的孝庄太后，在读到《大学衍义》时，对理学的基本主张表示赞赏，宣称，人主“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国舅佟国维，“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
　　清朝统治者积极、认真、执着地实行政权儒学化，全面继承与弘扬了中华文化。顺、康二帝及其后继者由此汲取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为治国经验，卓有成效。尤其是康、雍、乾祖孙三代精心合力缔造的王朝盛世，堪比汉唐，超越宋明。明清易代，中华历史文化一如既往地得以传承与发展。
　　奇谈怪论美化日本侵略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清王朝是一个由明王朝统辖下的周边民族与地方政权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即便将其视为“夷狄”，也改变不了她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境内民族的性质。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一样，最终仍然要接受高于自身的中原文明，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因如此，清王朝作为取代明王朝而建立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是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满族作为明清易代之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但没有灭亡中国与中华文化，相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次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某些日本学者、政客与媒体在明清易代问题上炮制的各种奇谈怪论，经不起史实与逻辑的拷问！
　　事实胜于雄辩，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民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是一场日本阴谋策划和悍然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尤令中国人民永志难忘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变本加厉地侵略与掠夺中国，成为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苦难的最凶残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某些人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美化、包装成“解放中国”、“光复中原”，为中华文化恢复“正统”之战云云，纯属自欺欺人、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说穿了，这只不过是他们为侵略中国的日本战争狂人所提供的借口而已。（文章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朱昌荣）
　　朱昌荣 安徽歙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持和参加院级课题多项，在《历史研究》、《史学集刊》、《中国史研究》（韩）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原标题：独家:从壬辰战争到甲午战争 回望500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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