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练习题_百度文库
您的浏览器Javascript被禁用，需开启后体验完整功能，
享专业文档下载特权
&赠共享文档下载特权
&10W篇文档免费专享
&每天抽奖多种福利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第二章 练习题
&&历年期末真题库
阅读已结束，下载本文需要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同时保存到云知识，更方便管理
加入VIP
还剩1页未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热兵器时代 - 《新著世界科技文化史》第十一章 - 十五言
第十一章　热兵器时代黑火药革命　　前面用了四章的篇幅介绍16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技的进展，讲到两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族群竞争中的作用，讲到即使是自然科学思想本身对族群竞争也有重要的间接作用。但是，最直接决定族群竞争的技术毫无疑问是军事技术。假如本书花了很多篇幅讲文明、管理学等社会技术，却缺少对军事技术的介绍，那肯定是不完备的。　　在第六章中已经说到，如果说金属兵器和马的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革命的话，那么中国人发明黑火药并将其应用在战场之上，特别是欧洲从15世纪开始能够自行用黑火药制造火炮、火枪等热兵器，则引发了第二次军事革命——黑火药革命（the Gunpowder Revolution）。自公元1500年以来，军事技术不断更新，军事革命也就一场接着一场。对于人类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革命，那自然又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有说发生3次的，有说发生6次的，还有说发生10–11次的。当然，纠缠这些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这都是名义上的东西，重要的是实质。在这里我们按照美国学者布特（Max Boot）在《战争改变历史》一书中的观点，把1500年以来的军事创新划分为4次革命——黑火药革命、第一次工业–军事革命、第二次工业–军事革命和信息革命。这样的话，连上第一次军事革命，人类历史上一共有5次军事革命。　　我们先来看黑火药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前，战场上的骄子是手执各种冷兵器的战士。有很长时间，骑兵是冷兵器时代最勇猛、最可怕的力量，直到14世纪英国和瑞士分别发明了用长弓手和长枪兵击败重骑兵的技术，骑兵才失去了起先那种巨大的优势地位。有人把这些技术的发明称为“步兵革命”，它们的确也算得上是一场小型的军事革命，但总的来看不过是冷兵器时代最后的一点波澜罢了。　　在英法百年战争（年）后期，法国人因为使用了火炮而转败为胜，把英国势力赶出了欧洲大陆。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同样是因为后者使用了火炮），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各封建君主决心捍卫基督教世界，于是积极备战。法国年轻的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年在位）登基之后，恃法国国势之强大，更是有统一全欧洲、收复被异教徒攻占的失地的雄心大志。为此，他在1494年首先乘意大利那不勒斯国王去世之机，发动了对意大利各城邦的战争，试图把整个亚平宁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作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基地。　　法国当时已经是一个刚刚成形的民族国家，士兵多数都是法国人，具有高昂的士气和果敢的勇气，这样的“国民军队”（national army）的斗志与意大利雇佣兵军队的敷衍懦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法军的火炮轻而易举地就轰烂了意大利城邦的城墙。因此，在法军的攻势面前，意大利各城邦一开始毫无抵抗之力。不过，法军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第二年，意大利人就在西班牙的支持之下联合起来，打退了法军的入侵。西班牙的军事技术之所以比法国先进，又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火枪这种单兵火器。后来，意大利人自己也吸取教训，发明了厚重低矮的“棱堡”（star fort或trace italienne），有效地削弱了进攻方的优势。尽管如此，自1494年法国入侵以后，意大利仍然不幸沦落为所谓“失败国家”，成为欧洲几大强国竞逐之鹿，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直到19世纪才终于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此，1494年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不仅是黑火药时代早期的一场标志性战役，而且是技术直接决定族群竞争结果的关键性事件。　　在法意之战中帮助意大利战胜了法国的西班牙，自己很快也尝到了技术落后造成的军事惨败。第八章讲工业革命的时候谈到了1588年英西海战，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这场海战中损失过半，西班牙的海上霸权由此衰落。对于这场重要战争的结果，可以从很多方面分析其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显然是西班牙技不如人。首先，英国人对当时作战用的大帆船做了改进，使之速度更快，容纳的火炮更多，在恶劣天气下也更容易操控。其次，英国对舰载火炮做出了两项重要技术革新，一是把火炮移入舰体内部，平时妥善保管，战时让炮管伸出打开舷窗盖的舷侧炮门就可以发射炮弹；二是在火炮下面安设四轮炮架，方便了笨重的火炮的移动。西班牙舰队后来只学去了第一项革新，却没有学去第二项革新。再次，英国水兵基本都是英国人，语言相通，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舰队司令能够信任下属，给予他们主动发挥的余地；相比之下，西班牙水兵操各种不同语言，交流不便，舰队几乎只由国王菲利普二世一人掌控，事无巨细都要插手，因而指挥系统十分僵硬。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军事技术至少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军事自然技术”，指的是制造各种先进武器的技术；其二是“军事社会技术”，主要是军队管理技术——兵源如何？训练水平如何？组织方式如何？
1588年英西海战示意图
　　军事社会技术的重要性，在后来的瑞典军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瑞典军队管理技术源自荷兰军队管理技术。在荷兰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中，荷兰军官发明了不同于西班牙步兵的新式组织方式。西班牙步兵当时习惯排成“西班牙大方阵”，一个方阵动辄上千人，其中长矛手占据支配地位，而四边的火枪手主要直到保护长矛手的作用。荷兰上将莫里斯亲王（Maurice, Prince of Orange, ）等人认为这种大阵机动性太差，又浪费人力资源，而且在火炮面前非常脆弱。他们设计出了小型的、等级式的战斗单位——营、连、排、班，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在营之上又增加了团、旅、师、军等更多的等级）。这些战斗单位在战场上排成扁平的横阵（所谓“莫里斯方阵”），其中火枪手的数目和地位大大加强。在作战时，火枪手方阵中的第一排在射击完之后就要退到后面重新装卸子弹，第二排成为第一排继续射击，如此循环滚动，即可使火力保持不断。为了实现这种复杂的机动，士兵必须接受反复操练，并且要自觉成为整个战斗机器中的一个善于配合的零件，而不是一个孤胆英雄。荷兰军官由此又发明了一系列旨在严格纪律和增强协作能力的军队操练方法，其中就包括今天我们熟悉的齐步走。　　荷兰军队管理技术很快风靡欧洲北部的新教国家。荷兰人因此创办了欧洲第一所军事院校，向来自欧洲各地的新教军官传播这套新技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o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在年轻时就学习了荷兰战法，后来对这套战法做了很多改良，加强了炮兵在方阵中的地位，特别是加强了野战中对火炮的使用，实现了野战中的多兵种合成。为了让士兵能够在实战中更熟练地使用这些先进武器，古斯塔夫二世还更为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操练。尽管他的部队中多数都是雇佣兵，其纪律和战斗力却不亚于瑞典本国的义务兵。
古斯塔夫二世
　　值得一提的是，要供养这样一支新式军队，需要不菲的开支。为了筹足军费，古斯塔夫二世先是在本国内收取更多的税，然后竭力从外国人那里捞钱，包括出售本国的铜、铁矿开采权，利用驻外军队强收河流航行的通行税等。“以战养战”就是这位国王提出的著名口号。这些与军队管理技术配套的社会技术不仅能够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持续性，而且也使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向中央集权发展。甚至官僚机构在西方的兴起（其一大特点就是有森严的权力等级）也和这种瑞典模式的军队组织方式有密切关系。　　尽管古斯塔夫二世本人在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战死，但是通过这一系列新式军队制度的实施，偏居北欧一隅、人口和资源都较为贫乏的瑞典，最终成为战争的获利者之一。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后，瑞典一跃而起，成为北部欧洲的霸主。后来，瑞典军队还曾在1700年的一场战役中打败了人数是其4倍多的俄国军队，使这个北欧国家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当然，因为瑞典在地理、人口、经济等方面毕竟具有先天劣势，普鲁士、俄国等又通过师敌长技后来居上，到18世纪前期，瑞典的霸权就衰落了。然而，瑞典军队管理技术后来却在全欧洲成为标配。完成了这些近代化革新的欧洲军队，在面对欧洲以外的管理技术落后的对手时，常常会占据压倒性优势。以1803年9月英国征服印度马拉塔人的阿萨耶（Assaye）战役为例，经受了长期操练的英国士兵具有高度的忍耐性和服从性，因而在天气极为炎热、其他环境也极不适应的印度仍然能够保持严格的纪律。英国军队还有职业化的军官培训和举贤制的军官选拔；相比之下，马拉塔人军队还是传统的部落军队，部落首领牢牢掌握着军权，不愿意交给受过职业化军官培训的人来统率，内部又盛行裙带关系，无法把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人筛选出来提拔成军官。因此，尽管马拉塔人也试图从欧洲人那里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比如引入火炮），但军队管理制度的落后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印度也因此最终全境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颇能引人思考的是，当欧洲以外的族群为了免于在族群竞争中落败，而决定引入欧洲式的军队管理技术时，他们不可避免会发现，这样实际上就等于要引入一整套欧洲式价值观，结果往往会对本族群的传统文化产生严重冲击。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队制度改革往往会成为落后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先声，而有的落后国家（如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的政权打造新式军队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最终却亡于这些新式军队之手。　　把上面说的总括一下，可知黑火药革命带来了以下的重要发展：首先，在陆军方面，冷兵器逐渐被热兵器取代，起初在阵形中还有长矛手，但到18世纪，随着配备有套筒刺刀的燧发枪成为步兵的标配之后，长矛手就彻底退出了战场。骑兵的地位也大为衰退，主要仅用于搜索和追击战败的敌人。其次，在海军方面，由于火炮的运用和相关技术的革新，旧的海战方式——接舷战让位于炮战，舷侧齐射成为标准海战战术。再次，在军队管理技术方面，莫里斯亲王和古斯塔夫二世从罗马军团那里获得启发，建立了组织严密、重视操练和纪律的军队体系，本国的志愿兵和义务兵开始取代外国雇佣兵成为作战主力。最后，在其他社会技术方面，黑火药革命后的军队不仅得到了新兴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大力支持，它本身又促进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诚如美国学者梯利（Charles Tilly）所说，至少对西方国家而言，“战争创造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第一次工业–军事革命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技术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就像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从“科技分离”逐渐走向“科技共进”一样，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关系也从“工为军用”逐渐走向“工军共进”，而民用工业技术和军工技术更是出现了从“民为军用”向“军为民用”的逆转。18世纪以来，军事对于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决定的族群竞争的作用都越来越大了。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前面已经说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它打败了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新的“海上霸主”甚至全球霸主相关。但是就像英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导致它最终没有乘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一样，英国贵族对军队不够重视，也使英国错过了率先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用在军事技术中、掀起新一轮军事革命的机会。这些开创性的工作是由德国人——更准确地说是普鲁士（Prussia）人完成的。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德意志到19世纪的时候还像意大利一样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散为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然而与意大利人不同，德意志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进取心，这在普鲁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自从在1806年被法国的拿破仑打败之后，普鲁士人就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他们积极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在军队方面的改革尤为卓著，比如将旧式雇佣兵军队改成法国式的国民军队，建立了普遍征兵制和专门培养军官的学校，建立举贤式的军官选拔制度从而打破贵族对军官阶层的垄断，等等。当然，这些改革都还属于黑火药革命时期的内容，行使这些改革，不过是在奋起追赶军队已经近代化的其他欧洲强国而已。　　然而，就是在这些补课式的改革之中酝酿了全新的革命。克劳塞维茨（Carl P.G. von Clausewitz, ）发挥了德国人的哲学天赋，撰写了《战争论》这部军事哲学名著，成为西方流行的军事理论基础读物。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克劳塞维茨和《战争论》在西方的地位堪比“兵圣”孙武和《孙子兵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此克劳塞维茨也被称为“西方兵圣”。　　更重要的是，在进行军事改革的同时，普鲁士建立了总参谋部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机构，在平时就负责开展战史研究、未来的军事计划研究和虚拟战争演练。普鲁士发明了在地图或沙盘上推演作战计划的方法，又用军事演习作为进一步的实战训练。甚至连用红蓝两色代表演习中两支敌对军队的做法都是普鲁士发明的，一直沿用到今天。
　　通过总参谋部系统，普鲁士培养出了一大批非贵族出身的军事天才，其中最卓越者就是毛奇（Helmuth K.B. von Moltke, ，一般习称“老毛奇”，以与他的侄子小毛奇区别）。毛奇针对当时普鲁士在地理形势上的困境，大胆决定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两大成果——铁路和电报引入军队。在国家主导之下，普鲁士的铁路系统发展很快，这和英国、美国由私人公司主导铁路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利用铁路快捷和大批量的运输能力，普军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把大量人员和辎重从后方运送到前线，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效率（虽然在远离铁路的地方，陆军的行动力和黑火药时期仍然没有本质差别）。电报则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使指挥部和各个师之间几乎可以做到即时通讯，实现了战斗中全局性战役指令的发布和各个军事单位的行动协调。然而，这种全局性的掌控绝不意味着指挥部对战场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照顾周全；恰恰相反，毛奇特别指示，要发挥各级作战单位的自主性，让他们在充分理解命令的前提之下调动自己的智慧完成作战任务。这种战场上的放权，一直是德军的重要特点和优势。如果说瑞典模式代表了军队管理技术的近代化的话，那么普鲁士模式就代表了军队管理技术的现代化。　　当然，普鲁士军队在士兵装备上也有进步。传统的火枪是滑膛枪，枪管内部是平滑的，射出的子弹不会旋转，很容易受到空气阻力影响，因此射程不远，精度较低。后来有人想到在枪管里雕刻出螺旋线，子弹在出射时会高速旋转，根据物理学原理，这样的子弹的运动方向不易受外力影响，射程较远，精度也大为提高——这就是来复枪（rifle）。早期的来复枪都是从枪口装填子弹（所谓“前膛式”），同一个枪口既是子弹入口又是出口，效率很低。19世纪中期，德国工程师德莱赛（Johann N. von Dreyse, ）发明了后膛装填的来复枪，与这种装填方式配套，枪上还有专门的撞针式发火装置，按动扳机之后，撞针会刺破枪弹后面的纸包药筒，击发雷管，引起爆炸，将枪弹射出。早期的后膛撞针步枪故障率很高，射程也不如旧式步枪远，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效率高，后膛装完子弹，前面马上就可以射击，速度是旧式步枪的3倍多。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军队已经普遍装备了这种新式步枪。　　1862年，俾斯麦（Otto E.L. von Bismarck, ）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这位著名的“铁血首相”甫一上任，就开始发动统一全德的战争。在打赢丹麦之后，统一全德的重要一关就是要压制住奥地利。在此之前，毛奇已经制订了普奥战争计划。1866年，战争打响。面对已经花了半个多世纪在装备、管理技术和其他社会技术方面都不断进步的普鲁士军队，落后的奥地利军队终于失败，全世界都深刻见识了普鲁士军队充分利用铁路、电报和新式武器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当然，不可不提的是俾斯麦是一位极为高明的政治家，在战前先争取到了俄国和法国的中立，在通过速决战达到战略目的之后，又和奥地利积极媾和，为之后的普法战争解决了后顾之忧。最终，普鲁士成功地统一了除奥地利等少数地区之外的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完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
德莱赛和夏斯波撞针步枪枪弹的结构和激发示意图
　　军备竞赛的速度通常都非常快。德莱赛步枪发明还没有多久就显得落后了，各种步枪新技术层出不穷。围观了普奥战争的法国在见识了后膛步枪的巨大威力之后，很快就研发出夏斯波（Chassepot）后膛枪，性能比德莱赛步枪更为优越（虽然这未能阻止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同样是在19世纪60年代，早年曾在科尔特手枪工厂工作过的美国工程师斯宾塞（Christopher M. Spencer, ）发明了具有一定自动性能的后膛步枪，简化了射击步骤，提高了发射速度。1866年出现了无烟火药，性能比黑火药更好，枪弹可以做得更小。1869年出现了整装金属壳子弹。1884年美国工程师马克沁（Hiram S. Maxim, ）发明了全自动机枪，利用发射子弹的后坐力能量自动完成下一发子弹的上膛等一系列过程，进一步提高了枪弹的发射效率。1892年硝化甘油等新型硝化炸药用于发射枪弹，更增大了马克沁机枪的威力。这种笨重的杀人机器很快被英国军队用在非洲战场上，取得了包括1898年苏丹乌姆杜尔曼（Omdurman）战役（是役苏丹军死18,000人，伤16,000人，而英埃联军仅死48人，伤382人）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样也推动了海战技术的革新。随着钢铁船壳的蒸汽船的广泛应用，到19世纪末，海军彻底告别了风帆时代，形成了由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舰种编组的新式舰队。虽然舰队使用的主要武器仍然是火炮，但是水下发射和行驶的鱼雷和潜艇也得到了发明，为之前局限于水面进行的海战开辟了新的作战维度。　　在19世纪末的新一轮海军军备竞赛中，曾经被美国的炮舰扣开国门的日本异军突起，先后师从法国、德国和英国，建立了自己的新舰队。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战胜了中国的北洋舰队，逼迫中国在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全歼沙皇俄国的太平洋舰队，迫使俄国不得不把它原先布署在欧洲的另一支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调出，改名“第二太平洋舰队”，经过漫长的环球航行到达东亚，试图与日本决战。1905年5月，第二太平洋舰队行驶至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土之间的对马海峡时，与日本舰队展开战斗。在这场为时2天的对马海战中，日本发挥了其舰艇的操纵和航行优势及火炮射击速度和炮弹质量的优势，最终使第二太平洋舰队中的38艘战舰损失31艘，而自己竟无一战舰损失！至此，俄国在海战中完全失败，最终不得不认可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并把中国辽东半岛、库页岛南半部割让给日本，事实上等于完全失去了太平洋出口［二战之后，苏联不仅夺回了库页岛，而且夺占了整个库里尔群岛（日本称千岛群岛），重新获得了太平洋出口］。　　第一次工业–军事革命进一步提高了军队对物资和经费的需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为了解决物资和军费短缺的问题，各主要参战国家都先后加强了中央集权，由国家主导军事工业，以确保军队战斗所需，同时积极干涉经济，以满足疯狂增长的财政开支。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作战和后勤人力不足的问题，各国都积极动员其民众参与到战争中来，或是上前线卖命，或是加班加点生产战争所需的物资。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国家在战时完全成为一架专为战争而开动的机器，战争的胜负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整体实力——这就是所谓“总体战”（total war）。　　有学者认为，总体战不仅迫使国家终结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且因为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人之间不可避免会处于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国家动员的人力越多，平等主义思潮就越加蔓延，因此旧式的社会等级制度也难以为继。很多国家在一战爆发后先后发生社会革命，推翻了旧王朝和旧贵族的统治，建立了较为平等的新制度，而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可避免在各个国家开始施行，以满足民众的平等主义诉求。当然，把社会制度的变迁只归结于战争这一个因素肯定是不妥当的，但上述说法仍有其意义，启发人们不要忘记战争对社会的塑造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初期以总体战方式进行的族群竞争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形态，决出了那些能够让国家存活下去的社会技术。
一战期间美国画家弗拉格绘制的征兵海报。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Uncle Sam，其缩写US与美国的缩写相同）形象由此风靡全美
第二次工业–军事革命　　就在普鲁士陆续开展统一德国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在美国和欧洲逐渐展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接近尾声了。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没有受到军事的直接推动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从此前的军事技术那里受惠颇多。标准化制造就是典型的“军转民”技术。　　不过，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向军事技术的转化仍然有明显的滞后性。一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第一次工业–军事革命建立的技术相互厮杀。尽管在战争期间也出现了坦克、飞机、无线电、化学战这些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但它们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化学战在一战后还遭到了国际公约的禁止）。反过来看的话，一战对飞机的发展却非常重要。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为了给大量过剩的军用飞机找到用途，欧美各国都纷纷把它们改造为民航用机，在欧洲的几个主要城市如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出现了定期航班，好几家大型的欧洲国有航空公司先后成立。同样在一战中发明或在一战中得到了广泛使用、战后反哺民用工业的产品还有卫生巾、打火机、手表、拉链、茶包和民航的地空无线电通讯等。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各种技术，在一战之后才陆续在军事技术中得到深入应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集中展示。这些技术中的佼佼者是机动车、航空母舰和飞机。　　由内燃机驱动的机动车是在19世纪末问世的。1915年，英国海军尝试在拖拉机底盘上安装钢制装甲，这样就发明了坦克。坦克的发明引起了英国军官富勒（J.F.C. Fuller, ）的兴趣。在一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身为皇家坦克军参谋长的富勒设计了由英国和法国的上千辆坦克出其不意突袭德国的作战计划，但最终没有来得及实施。战后，富勒继续琢磨坦克战术，逐渐成为出色的军事理论家。他设想在飞机的掩护之下，可以利用坦克的机动力突破敌军防线，突袭敌军指挥部和通讯中心；只要破坏了敌军的“大脑”，则敌军的“躯体”自然瘫痪，失去行动能力。通过这种迅速的、事半功倍的作战方式，一战期间那种在前线上胶着、大量士兵伤亡的惨烈局面就可以避免。
　　遗憾的是，一战后的英国军队为保守人士所控制，他们对富勒的装甲战理论不感兴趣。当然，这也和英国是一个岛国、海军和新兴的空军比陆军更为重要的现实有关。然而，纳粹德国却把富勒的理论奉之若宝，他们发现这正是自己需要的新战术。　　法西斯纳粹为什么会在德国兴起，这自然又是历史课本中一定会讲的常识。这里只强调一点：一战之后，各参战国（包括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于1919在巴黎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和约对于战败的德国极为苛刻：德国被判割让领土给法国、丹麦和复国的波兰；赔偿一大笔战争赔款，不能用黄金偿还的部分则用矿产资源和工业设备抵当；废除义务兵制；不得拥有海军、空军；陆军总人数也被限制在10万人下，且不得发展坦克、重型火炮，不得设立总参谋部。总之，德国承担了极为沉重的赔偿压力，却没有得到任何安抚。对于民族主义素来强大的德国人来说，这种和约完全是对德国的羞辱。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欧美十分盛行，德国很自然就出现了主张发展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极右翼思潮。最终，纳粹党领袖希特勒（Adolf Hitler, ）把这种极右翼思潮与雅利安种族至上、应当扩展更多“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极端种族主义结合，形成了纳粹主义思想。　　表面上，德国人表示要遵守《凡尔赛和约》，但在私下里却用各种巧妙的方法绕过和约的限制，继续发展军队。比如和约虽然规定不得设总参谋部，德国就用“部队事务处”作为幌子，依然凑齐了一帮最顶级的军官和战略家商讨作战计划。利用装甲化、机械化部队作战，就是这些军队高层广泛接受的新一代战术。苏联成立之后，1922年德国即与苏联签订密约，派出少量人员到苏联境内秘密试用坦克和飞机。在这种气氛之下，德国培养出了一位杰出的装甲战理论家——古德里安（Heinz W. Guderian, ）。古德里安积极吸收富勒等人的理论，自己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从而提出了后来世人皆知的“闪击战”（blitzkrieg）战术。1933年希特勒上台，两年之后即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突破所有限制大举发展军队。短短几年时间，纳粹德国就建成了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在祖国处处碰壁的富勒，听说德国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一个纯粹的军事家角度出发，自然十分喜悦。1939年4月，富勒不顾非议，欣然接受希特勒的邀请，前往柏林参加希特勒50岁生日庆典。在机械化部队的坦克隆隆开过检阅台之后，希特勒问富勒：“我希望您对您的孩子们满意。”富勒则回答：“阁下，他们长大得太快，我都认不出他们了。”
　　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按照西方的传统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中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把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全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在德国闪击战的打击之下，波兰军队不堪一击。波兰再次亡国，德国和苏联瓜分了其领土。1940年5月，德国突然开始向法国进攻。当时法国为了防备德国，在其东部国境线附近修建了戒备森严的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又在北部和比利时的边境屯守重兵。至于两段国境线之间的阿登高地（The Ardennes），因为森林密布，地势崎岖，法国人以为是天险，没有特别防护。殊不知德国人在把盟军部队牵制在法比边境之后，其装甲部队利用高度机动性恰恰从这处天险突围，撕破了法国人的防线。只要成功渡过马斯河，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西欧平原。长驱直入的德军在6月14日占领巴黎，6月22日逼迫法国政府签定投降协议。在此之前，33万名盟军士兵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就这样，德国仅用6周时间就灭掉了法国，震惊世界。　　对于德国为什么能打赢这场战役，有一些传统的说法现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有人说法国出了叛徒，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托辞；有人说法国缺乏士气，事实是在战前德国人的士气也不高，是战役结果决定了士气，而不是相反；德军在数量上也并不占优，甚至德军的武器也没有先进到哪里去。最终，最可靠的解释只能是认为德国充分利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的机动性，充分发挥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充分发挥了各作战单元的自主性（这是德军的传统），而这些优势几乎都和在新一代军事自然技术之上建立起来的军事管理技术有关。　　自然，纳粹德国最终在1945年彻底失败了。其失败原因也可以总结出很多，比如希特勒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没有像俾斯麦那样见好就收，与英法媾和；德国低估了进攻苏联的难度，针对苏联的闪击战没有成功，最终彻底拖累了德国；盟军迅速吸取教训，很快也实现了自己部队的机械化，特别是美国，充分发挥了标准化批量制造的优势，以更快的速度源源不断生产装甲车辆；德国在战争期间研制新武器的方向也有误，最终未能掌握原子弹技术。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德国毕竟面积有限，资源不足，当它遭到英、法、美、苏的联合反击时，战败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与德国类似，日本在亚太战区的作战经历，也属于这种赢得了一场战役、输掉了整个战争的模式。日本陆军在技术先进性方面无法和德国陆军相提并论，但是日本海军却非常出色，完成了第二次工业–军事革命中的海军转型——用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作为舰队主力，主要用舰载飞机和鱼雷在海战中争夺主动权。海军航空技术本来是美国人于1910年发明的，后来英国人在一战中制造了专门的航空母舰，成为第一支拥有航母的海军。但是，正如他们在陆军战术中轻视了装甲部队闪击战一样，在海军战术中也低估了航母的潜在巨大威力。相比之下，美国军方对航母更重视一些，但也没有真正理解其正确用途。这便给了日本可乘之机。　　日本通过学习英国的海军技术，认识到了航母作为移动的军事基地的重要意义。以航母为基地的性能优良的舰载飞机可以在广大海域内作战，利用炸弹或鱼雷攻击海面目标，因而对那些旧式的海军舰艇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凭借对航母战术的重视、舰载飞机和鱼雷的优异性能及飞行员过硬的素质，日本在日突然发动了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奇袭。这次“海上闪击战”大获成功：停泊在珍珠港的军舰中有18艘被击沉或击伤，86%的飞机被击毁或严重受损，2,000多人死亡。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因此遭到重创。需要补充的是，在珍珠港战役前后，日本和美国还开展了激烈的“电子战”——日本竭力要保持其无线电通讯信息的秘密性，并用欺骗性的信息误导美国；而美国竭力要破译日军的密码，艰难识别其中真实有用的信息。在电子战上的失败，也是美国在珍珠港战役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至于日本最后失败的原因，简单概括一下有这么几项：首先，日本的军队管理水平不高，海陆军相互倾轧，一些正确的决策因为内斗而无法实施；其次，中国广阔的国土使日本陆军陷于人力不足的境地，间接加快了日本的战败；更重要的是，日本对美国的进攻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置于直接敌对面，美国迅速吸取教训，就像为欧洲战场生产装甲车一样，利用标准化批量制造全力生产航空母舰和飞机，很快就在海军装备上胜过日本；美国在电子战方面也取得了后来居上的优势（比如通过破译日军密码在1943年成功炸死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然而，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因为日本面积有限，资源不足，无法在总体战中与体量更大的国家对抗；被日本陆军侵略的国家通过持久战就足以拖垮日本，而与美国的对抗更是大大加快了日本战败的速度。
二战期间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海报：全力生产！通过标准化批量制造装甲车、航空母舰和飞机，美国最终打赢了二战。
　　在一战之后迅猛发展的空军，除了配合陆军和海军完成战术轰炸外，还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战略轰炸（strategic bombardment）。战略轰炸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直接轰炸敌国后方、本土的军事或非军事目标，破坏敌国的后勤力量，加重敌国社会的恐慌，使敌国政府和军队丧失继续战争的意志。在二战的欧洲战场，早期德军对英国多次实施战略轰炸，后期英军则转而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英军的战略轰炸给汉堡、柏林等大城市带来了巨大破坏，大量平民死亡，也因此遭到了很多非议，但是比起美国针对日本的战略轰炸来，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说到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战略轰炸，就不能不提波音（Boeing）公司。波音公司成立于1916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专门生产军用飞机的企业，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制大型轰炸机。1944年，被誉为“超级空中堡垒”的B-29轰炸机投入战场，最初被设计用来完成日间高空轰炸任务，但是美国杰出的军事家李梅（Curtis E. LeMay, ）在1945年却提出了惊人的设想——用B-29在夜间进行低空飞行，向日本本土投掷凝固汽油弹。–10日，美军对东京实施了成功的战略轰炸，大量集束的凝固汽油弹在东京上空倾泻而下，迅速引燃了以木制房屋为主的城区建筑，全城陷入火海，至少8.3万人死亡。此后，日本其他几十座大城市（京都除外）也都遭到了类似的惨烈轰炸。
　　当然，最终标志着美国战略轰炸顶峰的，是原子弹的使用。1941年底，美国开始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第一批制造出3枚原子弹。日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由B-29运载到广岛上空投放爆炸，造成13万人死亡；3天之后，原子弹“胖子”同样由B-29运载到长崎上空投放，造成6万人死亡。日本因此成为迄今为止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尽管后来有人争议原子弹的使用是否必要，但是日本在两次核爆之后迅速无条件投降，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二战是第二次工业–军事革命技术的全面应用和展示。正是从二战开始，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通常首先都在军事工业中得到应用，此后才转化为民用技术，完成了从“民为军用”到“军为民用”的逆转。在二战期间发明或在二战中得到广泛应用、战后反哺民用工业的产品数目极多，除了众所周知的核能、雷达、越野车、大飞机、大型船舶之外，还包括对讲机（摩托罗拉公司正是因军用对讲机制造而在战后一跃而起，成为著名电信公司）、计算机、火箭、合成橡胶、抗生素以至太阳镜、瑞士军刀、速溶咖啡等。下一章会讲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乎可以认为这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二战军事技术的民用过程。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二战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基本面貌。二战还催生了一些20世纪的新兴科技方法论和科技哲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大论”就都是在二战期间提出并在战后得到深化和弘扬的。　　不仅如此，二战又进一步强化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深，甚至连原先主要由私人、学术机构和企业从事的科学研究，在二战期间也开始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由此进入了政府主导科研的新时代。总之，现实中政体的演化正如生物的演化，在一轮又一轮族群竞争中，不适应的政体先后消失或被调整，保留下来的政体往往都是某个最近的“共同原型”的变异——比如，“地理大发现”和黑火药革命之后，东方帝国和游牧社会政体消失，欧洲民族国家政体成为所有现代国家采用的政体；一战之后，各种自由放任的政体失败，中央集权政体被筛选出来，成为新的“共同原型”；二战之后，集权度不够的政体又经历了新一轮的淘汰。总的来看，现代国家的政体的趋同性越来越高，与之对应，因为落后于时代而死去的政治乌托邦也就越来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这种科技和军事相互促进并进一步决定政体的模式，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相始终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欧洲”的族群竞争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军事技术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帝国并没有这种单方面助推、迫使它向单一方向不断前进的作用。恰恰相反，战争在中国通常只会消灭大量人口、全面破坏旧秩序，长期以来积累的大量文化成果也便随之一同毁灭。随后，在废墟上也只能建立一个和前代差别不大的新秩序，很多文化成果也只能从头再来。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战争和军事是令人厌恶的。在文人眼中，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甚至连“武”这个字，因为由“止”和“戈”两个字合成，其造字本意长期以来都被曲解成“只有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因此，虽然今天中国已经纳入到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当中，作为新兴科技大国也开始“享受”军事技术红利，但中国知识界一般不喜欢谈战争，更不愿意谈军事对科技和政治的积极影响，这也是科技史领域很少关注军事技术的原因。　　诚然，当前世界总体来说是一个和平和发展的世界，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危害的同时，不能承认它们的正面意义。何况，目前的世界和平局面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也还是未知数。如果不幸而有新的世界大战，我们是否可以尽量减少它的破坏性、让它带来的新生活方式能够造福后世，而不是让它成为一场比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更黑暗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口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化为乌有，使人类重新回到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就像爱因斯坦所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是棍棒和石头。”）？假如不重视军事技术的研究，恐怕是无法实现这种愿望的。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的冲突　　在上述三场军事革命之后，我暂时先不讲第五次军事革命——信息革命，而是把它留到下一章，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起介绍。在这一章的最后我想指出，从科技文化的角度来看，尽管军事技术的重要正面意义常常被人低估，但它也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负面影响没有引起前代学者的深入关注。这个重要负面影响，使得在一战、二战之后“科技共进”甚至“工军共进”的今天，科学和一般技术仍然没有真正实现了天衣无缝的契合了吗，今后恐怕也不可能实现。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科学和一般技术虽然都是技术，但各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回想我们对技术的定义：技术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开展竞争的一切行为手段（包括作用于自然界的自然技术和作用于他人和群体的社会技术）的统称。除去科学这种特殊的技术外，一般技术的关键在于“做”（to do），也就是行为。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衡量一般技术优劣的一大标准，就在于是否能够更有效率地达到预先的目的。　　科学则不同。同样回想我们对科学的定义：广义的科学可以理解为人类一切族群所具备的有关客观世界的成体系的知识，较为狭义的科学则是以由古希腊人建立、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人所弘扬的数理逻辑体系所组织起来的有关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的定义中也可以包括为了获得这些知识所采取的探索研究行为。显然，科学的关键在于“知”（to know），也就是知识。衡量科学优劣的一大标准，在于是否能够把知识组织为更合理的体系。　　科学和一般技术的这种本质差别，导致人们对好科学和好的一般技术的追求并不总是一致的。好的科学不一定能指导更有效率的一般技术行为，而好的一般技术也不一定能产出更合理的知识体系。在了解了古希腊和近代欧洲“科技分离”时期的科学和一般技术之后，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其中，古希腊那种追求纯粹的理想、追求无用的科学，是历史上离一般技术最远的科学，可以视为是科学思维的极端形式。　　有极端的科学思维，自然就有极端的一般技术思维。在我看来，离科学最远的、最极端的一般技术思维，就是国防思维（national defense thinking）。　　国防思维的极端性，是由国防技术的目的所决定的。国防技术要求坚决保证本国不遭受敌人的任何毁灭性打击，因此国防思维不允许任何漏警（把真实存在的威胁视为不存在，在统计学上叫第二类错误）。然而，根据统计学原理，在同等条件下，漏警率降低，虚警（把不存在的威胁视为存在，在统计学上叫第一类错误）率就会提高，可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就迫使国防思维相对来说并不在乎虚警，也就是所谓“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相比之下，科学思维通常同等看待漏警和虚警，对漏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虚警也没有那么高的容忍性。
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示意
　　国防思维的这种极端性，使国防部门成为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勇于尝试各种能够提高国防水平的新技术，不管这些技术看上去多么匪夷所思，多么不可能成功。举例来说，在二战期间，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此人）就曾运用他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设计了“鸽子制导导弹”——训练鸽子点啄目标，以此来调节导弹的制导舵。除此之外，二战期间还有其他一些今天看来颇为搞笑的动物实验，如美国试图利用蝙蝠喜欢在建筑物上栖息的习性来放火，苏联试图训练狗携带炸药炸毁德军坦克（但因为狗更熟悉苏军坦克的引擎声，在实战的时候有些竟然掉头跑向己方阵地），等等。　　不仅如此，作为技术思维最极端形式的国防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这种差异，还导致国防部门对于违反较为充分确立的科学定律的一些“技术”并没有很强的排斥性，而且越是国防问题严峻的时候，国防部门对这些“技术”就越有开放性。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不久，美苏两个霸权国家就陷入了“冷战”（Cold War）。在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资助了意念控物之类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其目的很简单：即使只有非常微小的可能性比苏联先找到可以通过意念使导弹、卫星改道或坠毁的人，也是值得的。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因为专门针对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资助才最终停止，并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后成为美国社会上的笑谈。当然，苏联也一样组织人手积极研究特异功能，其目的和美国人是一样的。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上也掀起了“特异功能”热，之后又是“气功”热，这些热潮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也完全是包括钱学森和多名军队高官在内的体制内战略人员主动推广的结果。直到1999年法轮功覆灭之后，早已蜕变的气功热才终于在政府的打压之下销声匿迹。
1993年中国“气功”热期间，北京的气功学员头顶“信息锅”集体修练的场景
　　因为从黑火药革命开始，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政体就受到了战争环境的越来越强的选择，相应的国家战略思维也同时受到选择，国防思维的特色越来越强，所以今天既是一个“科技共进”的时代，又是一个国防思维和科学思维频频冲突的时代。特别是因为国防工程像几乎一切工程一样追求可控性、确定性，国防思维在根本上又契合于人类追求确定解释的先天心理，因此国防思维较强的人更容易理解物理学这样的长期受决定论哲学影响的科学，而不容易理解生命科学、气象学、地质学之类用统计学处理复杂巨系统、反对决定论的科学。这些人也就因此常常尖锐反对这些学科的研究结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具有国防思维的人倾向于支持特异功能，反对基因修饰技术，大肆渲杂“基因武器”的危害，支持地震预报，反对全球变暖理论。　　既然国防思维和科学思维始终有相冲突的一面，我们能做的就不是消除这种冲突，而是根据当前的局势尽量减少这种冲突。假如未来中国重新陷入“冷战”或更严酷的国际局势当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极端国防思维会重新成为主流战略思维，因而基本不可避免会再有类似军方支持研究特异功能之类的事情发生。但是在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的时候，贯彻那种极端的冷战思维就显得刻舟求剑、不合时宜了。在这个时候，国防思维对漏警的强调就应该比极端状况下小一些，应该多重视一些虚警的危害，也因此应该多尊重一下科学界对国防问题中的科学问题的意见。同样，虽然国防人人有责，但是在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的时候，极端的国防精神却不应该人人都有。虽然我们无法避免那些在之前的国际局势紧张时期养成极端国防思维、但并不具备战略研究能力、却又特别有发言欲望的中老年“战略家”或“爱国者”口出妄言，但政府和负责任的媒体完全可以引导舆论，消除这些妄言的不良影响。总之，我们既要重视军事技术在世界科技文化史中的地位，也要明白军事思想的弱点，这样才能对人类的军事活动形成冷静的全面认知。本章小结●16世纪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世界军事技术先后经历了第二至四次军事革命，即黑火药革命、第一次工业–军事革命和第二次工业–军事革命。黑火药革命使冷兵器逐渐被热兵器取代，荷兰–瑞典军队管理技术的应用更使军队实现了近代化。这一时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又成为战争的主要发起者。●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与之前的军事技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后来却为军队所吸收，以“工为军用”“民为军用”的方式促成了第一次工业–军事革命。在陆战方面，铁路、电报和新式步枪的使用极大提升了军队的机动力、通讯能力和单兵战斗力，而普鲁士–德国军队管理技术则使军队实现了现代化。在海战方面，海军告别风帆时代，形成了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新型舰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国际战争已经发展到总体战水平，战争深刻了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体，使中央集权政体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本身受到了军事技术的很大推动，它的成果后来也为军队吸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终于形成“工军共进”的关系，并在战后完成了从“民为军用”向“军为民用”的逆转。二战期间具有典型的第二次工业–军事革命特征的军事设备和技术包括装甲车、航空母舰、飞机、电子战等。战争继续深刻影响民族国家的政体，促成了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深。●二战一方面深刻改变和塑造了全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面貌，促进了“科技共进”关系的最终形成，但同时也凸显了极端国防思维的弱点及它与科学思维之间的冲突，提醒我们即使是在“科技共进”时代，科学和一般技术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而不可能完全契合。思考问题　　对于国防思维中所体现的极端技术思维的利弊，谈谈你的看法。参考文献　　本章以及下一章对中世纪以来的4次军事革命的描述基本是对[美]马克斯o布特著、石详译《战争改变历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的简单概括。强烈推荐想要了解军事科技和其他科技的关系演变的读者阅读这本书，它可以让你成为一位高端的军迷。　　当然，这本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对西方以外历史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比如原书认为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的政权打造新式军队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最终却亡于这些利用欧洲式价值观打造的新式军队之手，因此军队制度改革往往会成为落后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先声。但这并不合历史事实。有趣的是，原书名主标题是War Made New，直译是“战争创造新事物”，体现了强烈的面向未来的观念，而中译本的标题“战争改变历史”却体现了面向过去的观念，由此可见中西文化至今仍然有这种显著差异。　　对火器发展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王兆春著《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如果想从科技文化史的角度了解上世纪的“气功热”，可以参考刘华杰著《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收录了本文的主题
大家都在看
阅读下一篇
吴三桂万人中救父，至此之后一战成名！
点击微信右上角，可发送给朋友，或分享到朋友圈。
收录到我的主题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