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
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 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
关于庐山会议，我曾作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两万余字）。当时
就有中央领导同志催我，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
难以弄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自己也觉得义不容辞。但由于工作繁忙
及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利用在青岛消夏的时间，将已经收集和
整理过的资料编写出来。
所写的是回忆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主，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史料，尤其
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当年并无录音或正式记录（如两次常委会的批彭纪
实是我记录的）， 为传信存真，考虑再三，还是尽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来，
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这对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处的）。一般读来或嫌繁琐、枯燥，这也是难以两全，无可奈何之事。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
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我这篇
史料性的东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资料，其实在十年动乱中已由红卫兵散播
开来，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利用，应该说不再具有机密的性质
了。我现在不能说自己所记的一定全部准确无误，但我还相信自己的记忆
力和判断力，一生在写作方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 一字一句我都是负责的。
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庐山会议虽然是当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史实，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人事，
但毕竟过去30 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我们许多老同志尤
其红军老同志，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我们的党史上有许多有争议之事，待做正确结论；不论怎样，直接或间接
的当事人，将它写出来，尽管不完善甚或有错误，我总觉得写出比不写出
好。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历史会留下空白点或竟成为千古之谜。因此，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庐山时，我亲自听到彭德
怀说过，“我一生不留笔记与文件”。但为了要澄清对自己多年沉重的种种
历史误解（“三七开”，执行立三路线，打长沙，打赣州，会理会议，军分
会指示，二次王明路线，百团大战，高饶事件， 庐山会议等），他终于在待
罪闲居时，写了《八万言书》以为申诉；在伤残囚居时，又如实“交代”
了自己一生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何等幸运地读到的《彭德怀自述》。
作为当事人，我提供了这样一份史料性东西，自己也觉得是了却了一件
再说一句：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引论―― 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1959 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
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
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
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
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
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
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
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
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
后，为进人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15 年实现国家工业化
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
要50 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10 年、20 年的问题，欲速则
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1955 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
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
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
教训后，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15 年的计划3 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56 年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1957 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人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
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
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
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1957 年的增长速度低于1956 年的增
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
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
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 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
于是，从1957 年10 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
路线。经过1958 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
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
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
1958 年5 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钢从1200 万吨提高到3000 万吨，煤从2 亿吨提高到4 亿吨，粮食从5000 亿斤提高到7000 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 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以钢为纲”“三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
到了8 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 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
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 年比1957 年的工农业指标，
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
大二次会议提出的7 年赶上英国15 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
1958 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
7 月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 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 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
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道，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 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 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 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 年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 多斤放到7000 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 吨，禹县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 万吨，广东87 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300 万吨。河北徐水县3 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有的地方40 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
（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
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
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
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
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
新中国成立前的28 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 年中， 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
这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 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
过多年的准备工作）， 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
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
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
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 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
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 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 年宣布，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 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
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
“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
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15 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15 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
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
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
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
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 进入了也不宣布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
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
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
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
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
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
“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
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
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一文中， 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
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人为主’的，彻底
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
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
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
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
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
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人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
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
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
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
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
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
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
“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
“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
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
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
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
，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
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并且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
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
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
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
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
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 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
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
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
道”中的“置义舍”“置义米肉”“不置长吏，（免费住宅），（吃饭不要钱），
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
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
美日本的新村思想， 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毛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
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
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
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
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人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
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
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
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这
种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13 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
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皮记录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
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
（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
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
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
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 年12 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
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
1967 年11 月10 日，当时安徽省军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我当即明白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
“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1979 年1 月，我回
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
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这使我想起1967 年8 月间的事情。
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
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
周总理。当时我虽已50 岁，且是8 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
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
“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 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
10 月间，专案组的人又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不能转交。因此，11 月10 日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
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
法找到这个记录本。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
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
议） 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当时大家对这个介绍是很感兴趣的。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
记录本的第一页记有：6 月30 日居仁堂传达：庐山会议要谈的13 个问
题，只记了前5 个问题的简要内容，可能是当时觉得反正上山后会有正式
文件的，其他的就没有再记，5 个问题所记如下：
一、读书。中委、省、地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为基层干部、公社党委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如王国藩，实事求是；坏
人坏事，虚报浮夸，随风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读完要考试，在职干部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
二、国内形势。形势好转中，何时基本好转？彻底好转？盲目性也减少
三、今年任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运输、劳动。
五、1962 年任务，不是搞数目字，先确定方针。
（三、四、五三题，后来并为“任务”一题。）
从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大跃进的高温早已下降，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
人，大家都已冷静下来，都觉得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明两
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人心思定”，许多指标需要进一步落实。
北京上山开会的人，主要是计委和工交各部的负责人，同乘一专列，于
7 月1 日下午7 时到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车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负责
人开了一个短会，研究1960 年计划方针。我在发言中谈到， 去年的教训在
于没有了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经济活
动本身有其规律，不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我还转
告了同在车上的胡乔木的有关谈论。胡乔木也谈到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
的意见：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
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
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乔木认识较早。1939 年夏，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当时在
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从延
安来到重庆。开完会后，胡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我随即调离湖南撤
退到延安，我们一直同行。到延安后，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
吴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工作，有文章寄到报社，必经我手（我管评论），于是成为文字之交。在专
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 年
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吴说，不久
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
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 月后才开始好转。吴说，
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
断。1957 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的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
转。这使我想起田家英1958 年同我的一次闲谈，谈到他有次和谭震林一起
在主席处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主席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
“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车上，我们四人的交谈中
有一共同观点：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
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江新”轮船上，遇到陶铸，他请我们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
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还是乐观的。
经过4 月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农业和工业两方
面，因大跃进造成的后果都很严重。两次郑州会议之后，农村“五风”等
问题已开始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从毛泽东起，一般还认为只是
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
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
重，广东边境县已有到湖南抢粮的。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以1959 年7 月23 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
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
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7 月2 日到16 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
张周，最后全会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关于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决议，为
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为什么叫做神仙会？
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 就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经历来说，除
开江西和长征，恐怕是遇到了抗战时国民党封锁边区不发军他后，从未遇
到过的困难；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 从来未有过的紧张。大家已不断
检讨，顶风迎浪苦斗了大半年。一般认为，许多问题在解决中，形势已开
始好转，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
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工作，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开会，可
以避暑，远离尘嚣，精神都放松一下， 过一阵较闲适的生活。庐山天下名
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
我是第一次登庐山。7 月4 日寄出的家信中写道：
甲板上啖荔枝，谈形势，早稻丰收在望，人们心情倒还舒畅，江风甚凉，
留连甲板，12 点后始人睡。2 日天亮之后，庐山在望。九江曾是口岸，立
过租界，岸上仓库颇密，昔日繁华当远胜长沙。一路车队爬上牯岭，共24
公里，登1100 余米，转400 个弯道。云雾满山林，不识真面目。当年蒋介
石仆仆此道，乘四人抬滑杆，一条公路也修不成。这次中央来开会，当地
主人紧张动员，尽力招待。北京部长们多住在原来一所疗养院，其他散居
山崖诸楼台，不辨方向。案头有《注意事项》，诸如加衣盖被之类，并云：
此间空气清新，使呼吸加深，胸阔肌肉加强，血液循环增进，红血球增多，
氧同化作用良好，食欲增加，发汗咳嗽减少，等等。窗外满岭松杉，烟云
弥漫，清风习习，时感阵雨欲来。午饭前，看完两本《庐山指南》。午饭吃
两碗半，午睡一小时，晚饭照旧，当是‘空气清新’奏效。整理带来文件，
阅当地报纸。预报有雨，不敢外游，夜观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
扇》，皆主席所点也。”
以下是3 日所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
天堂的。一切都极安静。有戏、有舞，却消没在山风松涛之中。跟北戴河
另一番滋味，那儿总是让你挂念着海，想到海中飘游整日才好；这儿是‘深
山养道之心’，尘嚣世俗之感皆被融化也。”
“清晨被阵雨惊醒。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至今只见
窗外庐山，真面目还不清楚， 讨论问题增至18 个。先开小组会，我在中南
鄱口（壑谷正对鄱阳湖，似口含湖水也），归来得句，三、四两句甚为小舟
含鄱口上鄱阳含，水色天光变幻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
情景完全写实。”这天同游的是哪些人已记不清楚。但一阵阵雾气扑面而来，
两人对面座谈，忽然不见人影，转眼之间雾散云开，又一切重现。此种反
复图像，至今如在眼前。
初上山的几天，人们游兴极高，诗风很盛，这同毛泽东的两首诗传开来
陪同到韶山。28 日小舟随同到武汉。毛泽东即乘船到九江，29 日上庐山。
小舟与我们同船来山。《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一上山毛泽东就写给
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我与小舟同在中南组，这时他就兴致勃
勃地将原件给我看，并将两首诗抄在我的记录本后面。诗中词句，同后来
发表的有些出人。《登庐山》还有小序：
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
诗人的松快心情和豪兴不减。《登庐山》最后两句同后来发表的不同：“陶
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最初几天，人们于开会空隙，游山玩水，成群结队到仙人洞看晚霞。传
说唐朝吕洞宾在此修仙，系悬崖绝壁之天生石洞；7 月是庐山云彩变幻最美
的月份。古往今来，胜景古迹，能诗者自不免引发诗兴。我的本子上还有
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
庐山面目真难识，叠障层峦竞胜奇。
乍雨乍睛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坡。
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花径离仙人洞不远。周颠和御碑是朱元璋得了天下后编造的一段天人感
应的故事，以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不知何故，这首诗没有收人《董必武诗
选》中；也许选编时，觉得此诗尤其第一句仍不合时宜吧。在《朱德诗选
集》中却有《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首：
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不但是步原韵，意思也是回答原诗的。朱总这诗是7 月7 日写的，他们的
诗正好反映神仙会初期人们的普遍心情：陶醉自然，忘情物外。我还记得
游东林寺时，匾额为康有为所书，出寺不远，总理在寺门口向我大声问道：
“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年写的？我回头竟随口大声应道：
“是晚年写的吧。”我似乎记得康氏晚年才到过庐山，当时也没有细看字迹。
在神仙会阶段，会议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
大跃进时期历次中央会议，同我来往交谈最密切的是田家英。家英也好
诗词。这几天他同康生、陈伯达也有游山赋诗之举。他告诉过我他们三个
人的几首联句，也抄在我的本子上：
“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
湖，恨无拿云手。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颜难抬首。
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若请诸葛亮，西风
去借求；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家英对陈伯达历来有看法，曾跟我详
谈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时，这位“经济学家”趋时邀宠，发表不要商品生产、
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泽东批评挖苦的情况。但家英对康生其人历来敬
重，以至诗中称之为“东海圣人”（康生是山东诸城人），未能识破其阴险
奸诈。这大概也同他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处于安全状态有关。
关于神仙会的情况，我的《龙胆紫集》《庐山吟》九首的第一首，说得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关北斗斜。
云雾茶为庐山产名茶。全诗句句写实，没有丝毫夸张。
“挤时间小游山几次。此山特点在
高，绵延90 余座山峰，经历了第四纪冰川，高峡深谷，‘磅礴五百里，奇
秀甲东南’。因夹在江湖之间，云雾不断，气候变化较大。坐在屋子里，有
时太阳进来，只能穿衬衫；太阳遮没，又得穿上毛背心。上山后，只热过
两天。”由此可见，直到16 日，我还有兴致顾到山景，心情还是愉快的。
信中还写到这样重要的情节：
“几天来参加起草会议纪要文件，特疲劳。主
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
颇为融洽。会议已近尾声，但具体的日子还不清楚。原来说是开到16、17
号的，今天已经16 了，还没有开过大会。”
这以后就没有再写过家信了。直到8 月二日，为使家中先有个精神准备，
写了这样几十个字的“报丧”书：
“20 多天来， 会议极为紧张。我在会议期
间，由于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犯了错误，在作检讨，心情极为沉重、紧张，
很难再写信了。还要开全会，大概10 号以后，会才能结束。”
如果有“神仙会”的话，可以确切地说：7 月16 日后不几天就结束了。
1959 年6 月29 日在船上，毛泽东同各大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林
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座谈，征求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准备在庐山讨论的
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7 月2 日开过一次常委会，确定了要讨论的
18 个问题。其中国际形势一题，是旅途中同周恩来通电话时，周建议加上
是组长口头传达，并无文件。所记内容，同别组的传达，详略与题目次序
小有差异，后来我又对照别组的文本补记了一些。从文字记录看，都是毛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
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 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
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
卷（第3 版）。去年我们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
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之类。哪有那回事，革命必须
通过武装斗争（1957 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
本书，问读了没有？读了一点，读得不多，自己也没有读。山东、河北建
议：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
理，不随风倒、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如河北王国藩，山东
菏泽的一个队。一本，《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
的，各省找几个例子。一本， 从去年到现在中央各种指示文件（加省市的）。
三本书10 万字左右，7 天读完。读完后讨论三个星期；不仅读，还要考试。
县、社领导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提倡读书，给县、社党委每
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
热锅上的蚂蚁，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是在两者之间。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说来，湖南
省委有三句话，他们说得巧妙：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前途光明。实际是
问题不少。去年以来， 一年半中，许多政策执行的结果，成为一条腿走路。
基本问题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
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
些（各种各样产品都要有）。农业12 项：粮棉油麻烟茶糖菜丝果药特，都
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
把精力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又大
春荒。一路看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个省，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
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现在的形势同去年此时的形势比较，哪种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刮
起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去年许多事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
腿。我们曾批评过斯大林一条腿走路，自己提出过要两条腿，反而一条腿
了。大跃进中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些问题，但包含积
极因素。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
困难的一面。现在形势好转，盲目性少了。何时能彻底好转？争取明年五
一节。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问：你
们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有些问题现在还没
完全弄清楚。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家讲。你
说得清就说，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着。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三、任务（或分成两个问题，即今明年任务，4 年任务）。工、农、轻、
重、商、交各方面， 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重挤掉了农、轻，也
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轻，就好了。到底如何搞法，基本建设
如何安排？今年钢是否1300 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钢明年只
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
太多了不一定好。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去年
恢复农业14 条。指标比原定的稍高一点，还是12 年达到。两个口号不变。
15 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要让下面去超过。
人的脑子是逐渐才实际的。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
4 年才能达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
研究一下。过去搞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
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
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
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这几年农业第
一，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应当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
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
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六亿七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什么叫造反？
就是要使人们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过得舒服。日子过得舒服，才有利于
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三机部，搞农业机械，还成立农
业研究院。过去土改时说过：
“炮是要打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
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第三条还有，如果忘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
实际挂帅的是农，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农业问题，一日机械，
二日化肥，三日饲料。饲料要有单独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半斤；
过一过，要都吃一斤；再过一过，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逐渐比人多。
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4 年（准备犯4 年错误）。不提口号，
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要多少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定二
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红军
的三大纪律，现在两条还有用。还是要讲“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领导，
“不拿群众一什一线”不搞一平二调。总的看，10 年来群
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真搞共产
主义；另一种（这占多数）是权利归他是共产主义，否则，是资本主义。
山东有的地方发现抢粮之事，这很好，可引起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的官
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
搞社会主义是会坚持到底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如打来，我们最坏
退到延安，但还会回来的。
四、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去年人、财、商、工四权下放多了一些，
快了一些，造成混乱，现在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要收回来归中
央、省市两级。强调集权，统一领导。统得不可过死，过活也不好，现在
五、公共食堂。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
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
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
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一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
一部分不要钱。四川是老小不要钱。湖北是半供给制。供给部分要少，三
七、四六，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
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农
村和城市，都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
产多少，粮食按去年4800 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
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3 年不变，定多少，要多少。这次
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征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跃进的大教训之一。去年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
了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三种平衡： 农业本身（农
；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
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
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
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
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有些浮夸，怎样说法？1959 年的四大指标定高
了，现在陷于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大
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但改多少还摸不准。是否人
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这可以学
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
十三、工业管理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
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0.07%），其他产品质量也很差，出口退货，名誉不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
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过去
一段时间的积极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
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了。
十五、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的协作关系。搞了大的，挤了小的。
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 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 万基层干部，40
万犯错误，3600 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
清。同蒋介石打了10 年，讲统一战线时，一切都忘了。
立人民公社；主张供给制（责难工资制）
；宣传过渡到共产主义非遥远之事，
等等。一整套“左”的理想或空想。从而全国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
款，吃饭不要钱等）、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为保证
炼钢铁，要为 1959 年产钢3000 万吨奋斗。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强
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
，，要搞综合平衡，要刹住一平二调三收款，
要整顿公社，解决所有制，核算以原高级社为基础。上海会议后，毛泽东
又给各级干部一封信：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定要实事求是；要把粮食
抓得很紧很紧。尽管有这些纠“左”的措施和讲话，但依然对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仍坚持“以钢为纲”
等仍旧依依不舍，1959 年还要继续跃进。总之，气可鼓不可泄。依据这18
个问题的基本估计与基本精神，庐山会议自然不可能对大跃进进行根本调
不成的高指标。因为1958 年钢的实际完成数即合格的钢产量，后来只落实
来的实践证明：高指标不降，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以
从根本上纠“左”；所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
所以这18 个问题的提出，似乎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了，但实际也决非真
正“冷锅上的蚂蚁”。何况就是对这18 个问题的看法， 当时也还存在分歧，
并不是上下看法都一致了。所以庐山这场风波，从发生大争论来说，是必
然的；但是后来出现如此“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可怕局面，则有一定的偶
7 月3 日开始，按大区分6 个组开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别参加各
组。我被分在中南组。组长是陶铸。按照18 个问题，摆情况，谈看法，提
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当时讨论的情况，大概是
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我的记录本只记了些要点，也不是每个人
的发言都记，前几天记得较多，后几天记得很少。小组会并没有按照问题
逐个讨论，多是一揽子发言。
关于读书，大家发表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读书，作用极大。在北京没
法读书，要看的东西太多。学习制度取消了，星期日名存实亡。几个人一
组，读一个月。“一把手”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价值法则、商品经济等问题，
认识上并未解决。过去不知钢之厉害， 去年碰了钉子，也应当利用人家经
验。不学，书记当不下去。还有千万人饿肚子的问题。觉悟有了，就需要
逼着读，读完交篇心得文章，很有必要。协作区应当搞点理论协作。《红旗》
应当有争论文章。关于去年秋收与炼钢之间的矛盾，还有深翻土地等问题，
中央当时未能当机立断，等等。
7 月3 日，陶铸首先谈广东情况：今年广东洪水灾害，早稻约损失30
亿斤。经过救灾与克服共产风，党群关系有改变。群众说：
“共产党可共患难。”广东粮食一向宽裕，多给群众留一点，挽回在港澳的影响。去年向港
澳吹过牛。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搅
成一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 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
吃一死，都不养了。副食伤得太厉害。群众回家吃饭，听其自然，回去一
个时期有好处。这样，家庭养猪能快恢复。群众懂价值法则，我们不懂（农
民舍得杀三只鸡给母猪吃）。过去7 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步增长。去
年前者大增，后者很少增，都各顾各了。手工业纷纷下马。过去供300 万
吨煤，今年只几十万吨，33 万人又返回农村。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基
建。不能光看这一年、半年中发生的问题，要看三五年，看长远些，看积
极方面。广东有了年产500 万吨煤，5 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
苦战一下，不后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东西，不要有埋怨情绪。
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没经验。广东讲了3 个月的一个指头，现在不讲了。
落实指标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干劲。人们对总路线是有怀疑的，定要坚
我同陶铸在延安时就认识，接管沈阳时，他是市委书记，军管会时期，
天天在一起。他对我们年轻人并不摆老资格，有话脱口而出。他为人直爽，
曾经对我说过：“我这个人是只左不右的。”虽然当时广东形势严峻，他还
是干劲十足，只承认有一个指头的问题。
同日，刘建勋也多少讲了点广西“大势”：感觉有压力。今年很紧张，
但秩序好，跟1957 年散社时情况不同，说明“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胜利已巩
固”。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阂。缺点那么多，讲了就完了。
再不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
定。政策三定，粮食归户，群众最满意。刘建勋特别强调广西煤的问题，
现在只有200 多万吨，明年需要300 多万吨，也没有焦炭。周惠后来在闲
谈中跟我说：刘建勋滑头，言不及义，每次发言都强调煤的问题，其他要
7 月4 日，周小舟发言，他不仅谈了湖南情况，还对总的形势提出了看
法。他首先说：不可估计太乐观。去年底，湖南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450
万吨，实际60 万吨。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我们没有搞敞开肚皮吃；
但其他一样紧张。基建搞多了，县以上1000 个项目，只有300 个经批准，
其他是自由化的。上下都想多干。工人从90 万增加到134 万。下面干部对
经济失调，还不感觉严重。钢指标定为1070 万吨的决心是好的，但安排800
万吨就好了。公社问题， 当时似乎是因为农业、工业形势所迫而建立公社，
但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越包越多。（谭震林插话：“根本是把老规律
打破了，不也过来了。”）现在条件下，农业、工业到底能按什么速度发展？
农业不能30%，每年10%－20%还有可能。过去农业提出要赶日本，可见头
脑发热程度。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
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我
们还是努力办好。粮食定要分配到户，但只能是指标，粮要按月领，否则
必过多喂猪、喂鸭，斤谷斤肉。小自由范围放宽些，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去年变化不大，只顾了吃穿用，再没人盖房子了。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
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接着吴芝圃发言：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
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3600 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
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 已有95%的干部
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
人均1 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
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
的，全省有 1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卫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
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600
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个
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小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完成
60－70 万吨，钢5 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
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
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过的不讲；领导
没讲过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
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大集体、小自由要稳定下来，
计划要稳定些，年年能增产，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吴芝圃讲的精神，同
周小舟的显然不同。大家觉得他对河南严重形势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在
1958 年12 月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粮食产量虚报、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等
问题，即已发现，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谈了湖北许多实际情况，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对1958 年看法：
成功与失败都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 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
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1954 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 万人几两粮，
患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
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 多亿斤，却按
450 亿斤过日子。今年1 月还相信有400 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
水旱灾情，500 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 多万亩早稻失收。去
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
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
面说假话。假象掩盖了真相，芝麻100 斤可说1 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
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刘少奇插话：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
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
话的人去年不好混。）群众批评：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年底大吃大
喝时，老农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乐观，无大灾荒，可增产，但也到不了
300 亿斤。粮种得多，油料就会少产。努力干，从困难处着想。去年错误对
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 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手工业搞
掉了，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超支5 亿。3 万吨半成品，所赔的钱谁出？
说大话，吃大亏。纱厂办钢厂，用掉流动资金。各县盲目盖了些工厂，可
以改办学校或变成仓库。总之，1958 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
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
倾，我也不怕。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性， 过程是曲线的。脑子发热，很少看
到不利；困难时，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党内有互相埋怨
7 月6、7、8、9 日几天，转入讨论食堂问题和农业问题（这是地方最
熟悉的问题），以及计划、任务，各省谈今明年和1962 年的指标。例如湖
指标过高不利，使用劳力过多，会影响其他副业。大家对林业意见很多，
认为森林工业局实际是森林商业局，木材在深山搬不出来。河南再三讲开
发三门峡以下梯级水库，还要大办水利。
1958、1959 年两年，我以工作人员身份（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列席历
次中央会议，在小组会上从不发言。鉴于当时形势，7 月8 日上午，我破例
在中南组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以钢为纲”、“元帅”等口号，不再提为好。
二是，去年怕提综合平衡、怕提按比例发展。1958 年一提出“以钢为纲”
的口号，我就不以为然。一次同乔木谈及，他只说，这不过是取其谐音的
“文字游戏”而已。因这口号不合经济规律，从而对于它引起的工业内部
关系问题，他没有我感受得深切。关于“元帅”，他倒有过同感，说：“元
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时我特地细读了一遍《政治经济学） 的有关章节，
关于综合平衡与比例关系想得比较多。自己管电，电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
有密切关系，是大跃进中最为被动而紧张的环节，电力当时虽被封为“先
行官”，却根本无法先行。我在发言中还谈到钢的产量达到1 亿吨，美国花
了80 年，苏联花了40 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快一倍，但苏联人口也多
些。我们可能比苏联快些，但究竟能快多少？速度要大致画一条线，在某
个数字的左右，摆动的幅度要有个限度，即某种波浪式，不能偏离太大，
不能打摆子，扭秧歌，尤其要有长期计划。（当时毛泽东不同意定死长期计
划，我几次进言无效。）还谈到工业速度由钢来决定合不合理？以什么“为
纲”的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综合平衡即
相对的稳定性，要瞻前顾后，要看长远一些。关于必须按比例的问题，我
提到1958 年《红旗》一篇否定比例的文章，似是计委的同志写的。我的这
些意见，有的人很不以为然。我发言时，罗瑞卿还打断过我的话，但我还
是坚持把意见讲完了。我的记录本上只写了“引起争论”四个字。
7 月9 日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综合平衡问题，记录本上没有具体写
是哪一个人的发言，记了这样一些意见：综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
与消费。积累率苏联是25%左右。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分配。工业内
部轻与重、原材料与加工业等。关于轻重缓急，重重急急，六保户都失灵，
专案（指必须保证的）变悬案等，大家意见甚多。认为越跃进越要有后备，
越要留有余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共产主义社会还是需要的（列
宁的话）。农业“八字宪法”也包含比例关系。主观能动性须根据客观规律
办事。统计很重要， 去年多假统计，因此也就导致假计划。去年规律是上
有好者，下必甚焉。群众说：共产党九年半讲真话，为什么这半年如此爱
听假话？1958 年那种突击性决不能经常，要根据经常现象做计划。有节奏
的均衡生产，鼓足干劲应当是经常的能持之以恒的干劲。领导经验不能代
“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手软”。衣服可以几年不做，
饭不可以一天不吃。农业要很慎重，一点不能冒风险。由此可见，大家头
7 月4 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
1960 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
过于密植，施肥不当。产量有的红旗队低，白旗队高。1958 年最大成绩是
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
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斯大林似说过，
平衡有了破坏，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
道转弯，是难以办到的。不要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性错误非犯不
可，犯了有好处。全党全民取得经验，同个人取得不同。全民炼钢，亲身
体验。碰了钉子转弯，就是正确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王明路线，短促
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道转弯，要让历史来总结。对去年问题，当前形
势，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因为有了教训，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些
半成品还有用。对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经验。工厂达到设计
能力，要时间；快，也要时间，欲速不达。双轮双铧犁的完善，还有个过
程，何况小高炉、小转炉。去年的经验教训，不是以前七八年能取得的。
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
要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不要责备下面，所有错误和问题都由省地县担
起来，省委主要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了。很显然，这时刘少奇虽然
谈到教训深刻一面，仍是以“革命”的名义来为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辩解。
7 月6 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
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
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
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
现在，有些农民不安定，想进城，不盖房子，不买家具，养猪、种菜比以
前少了， 有了钱就吃掉，这不好。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
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兴家立业。家庭制
度应巩固起来（按：毛泽东1958 年有过废除家庭的思想，几次讲过这样意
思的话），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到家庭，
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
来，不会成富农路线。这是有关5 亿人口安定的问题。多年以来，陈云同
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
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
生产总是越来越多。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肉蛋，可以出口，换回东西。各
省不要搞工业体系，但工业方向是重要的。
大跃进期间历次中央会议，我同田家英来往最多，交谈也最深。我们在
延安就比较熟识。1941 年后，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内组，我在《解放日
报》评论部。我们对历史与杂文、诗词都有同好。从1948 年起，他就担任
毛主席的专职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住在中南海。1952 年我调来北京，
主管水电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并未因此减少我们间的共同话题。我在
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
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
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
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
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
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
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
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田家英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反右派前，为鼓励鸣放， 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 有来自党内的。
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
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次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
很是厌恶。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
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
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
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
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
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 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
关于1958 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
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刚上山的7 月3 日晚饭后，我散步路过胡乔木住处，他让我进去闲谈，
实际上是火车上漫谈的继续。随后陶铸也来了，三人一起谈。
陶铸愿意参加这种漫谈，当然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因为广东去年
的教训太大。他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上游》1958 年第11 期发表了《总
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文章的摘要于7 月4 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和比例有所论述。他认为广东经济建设受反冒进影
响，1957 年慢了一些，而1958 年下半年又过了一些。原因是没有很好掌握
速度的客观法则，跃进速度是在条件允许之下一定的速度， 去年将钢铁生
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从去
年实践来看，重工业和基建搞得过多是有问题的；今后两者发展速度，必
须在确保人民的生活资料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进行。以下这些我们三人
的谈话内容，我都记在记录本上，大体上以胡乔木的意见为多：
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大肆
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泽东的欣赏，亲自写了按语，
在《人民日报）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
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再谈了。毛泽东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
盖地”的劳动生活（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希望
推而广之。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当时有不少人持这种看
法）。这个意图，是1958 年6 月间，毛泽东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谈话中，
听到他说的，这时冶金部还毫无精神准备。我认为此事同1958 年各大区安
排1959 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参加
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1959 年的钢指标，要达到600－700 万
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 年全国可达到3000 万吨。因此，促动毛泽
东下决心：何不1958 年就翻一番呢。但胡乔木说，这也同他对国务院的领
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
面的大跃进。从这里又谈到在去年大风大浪中顶不顶得住的问题，都认为
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
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在成都会议时，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
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
高指标之风了。三人都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
也不能违反规律。还认为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
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对毛泽东所讲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
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我们表示很大怀疑。乔木除开再一次
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等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
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本人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
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
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然后又谈到上海会议。上海会议上，
毛泽东大讲海瑞精神。胡乔木说，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
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正在谈
着，富春进来了。这种谈话也就中断了。大概是由于在火车上我转述了乔
木的意见，富春特来找他漫谈的。
7 月6 日夜， 我到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他们住在一起）闲谈，胡乔木
和陈伯达也在座，几个人谈得很晚。以下所记也是胡乔木谈得较多：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
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
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其实当年我们对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情况所知甚
少）这个问题当时谈得最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引经据典，举了
不少例子，以说明我的观点：经济工作必须保持经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
为地破坏平衡。我们还从理论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宁所讲的“均势”
把书找出来了，又认为并非如此。随后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
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
认为毛泽东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1958 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接着
说到比例问题，不按比例，即无真正的速度。“为元帅让路”，去年做到极
点，因而失去其他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终于上不去。“以钢为纲”、“三大
元帅”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又谈到，对元帅的命令
是要绝对服从的， 去年陈云被迫说过这样的话：
“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
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峻岭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
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
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 年一反常规，毛泽东
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
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 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而胡
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胡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
“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
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
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
脾气。胡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
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
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
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
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
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
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
意见都是让胡乔木去反映的。
1959 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
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
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
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了一夜。他正从
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
解决实际问题。5 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
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
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
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的纠“左”。1981 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
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
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
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
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
白旗的省多些。1958 年11 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
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
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