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花甲&第二章&北京3
我们把北京的家称为二姑家。二姑才是杨家的顶梁柱。文革时，二姑的家也被抄的一塌糊涂。她的母亲受了惊吓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了，姑丈牛伯伯中风瘫在床上，小姐姐远在新疆，两个孩子寄养在北京，真是老的老小的小。大奶奶，大大，牛伯伯三人加起来二百多岁了，两个孩子加一块不到学龄。二姑不知怎么支撑的这个家？她七十多岁时，还能搬朝天凳，下腰手摸地轻轻松松。难怪她瞧不起比她大几天的大叔。
乾哥和小姐姐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直是弟弟妹妹们的楷模。乾哥聪明透顶，他的小舅，我们的新生叔叔小时候要和他拜把子。乾哥上中学时就是北京青年足球队的前锋，北京游泳队的队员，能写剧本，会演戏，棋也下得好，学习更出色，57年考入兰州大学原子物理专业。大学一年级就成了学校最年轻的右派分子。一个青年才俊就此被打入社会最底层。
小姐姐品学兼优，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全五分的保送生。她擅画油画，能跳伞，60年高考时她的成绩在北京名列前茅，数学考满分。因为她外公（我大爷爷）死于共产党狱中，自己的两个大舅（我爸爸和杨守一）以及亲哥哥都是右派，她在正式发榜前就被北京高考委员会找去谈话，问她这位铁定能上清华北大的优秀生，愿不愿意到她根本没有报名的吉林工业大学学农机。小姐姐当即点头同意。她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保持第一名的成绩直到毕业。优秀毕业生本来可以分回北京到农机部，小姐姐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愿以偿地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大叔的长女林妹姐比我大几个月，也是能写会画，聪明过人，她在64年考大学时，一类校干脆不报，就报了个管饭吃的二类校北京师范学院。虽然她父亲是右派，还是侥幸被录取了。文革中父母带着两个幼弟大同大中被扫地出门赶到四川乡下，两个大弟弟大炳大荣去了北大荒。她幸亏成了大学生，户口在学校，没有让街道也赶到四川。林妹姐毕业后先分到房山县，后与同班同学窦健人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叫豆豆。她几经周折调到近一点的通县仍与丈夫两地生活。她相夫课子全力以赴，教书育人呕心沥血，还为父母弟弟迁回北京，四处奔波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历经十年直至文革告终，才将父母弟弟办回北京，自己也如愿调回北京结束与丈夫的分居生活。在接到调令时，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癌症。我那时还在云南，得知情况赶去医院看她，那时已是全身好细胞，癌细胞大概都同归于尽了，只剩下皮包骨。她在极度疼痛煎熬中，仍不愿撒手而去，眼巴巴的拉着我的手要我设法找药救她。她死时才三十出头。
我没有见过乾哥和小姐姐的父亲，二姑和他离了婚，后来嫁给了牛伯伯。二姑管牛伯伯叫牛头，他在北京商学院做财务工作。我正好赶上牛伯伯发病抢救。他血压高，突然中风，请医延药好不容易有所缓和，一个朋友来看他，彼此高兴，居然开怀喝两盅。
酒对他的状况无异毒药，引起脑出血。急切中找到医生，医生顿足惋惜。病已无法治，救命要紧。我记得到处找牛黄清心丸和苏合丸。自那以后，牛伯伯就全瘫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二姑每天要给他洗身，喂食喂水，伺候屎尿，十年如一日。牛伯伯生活规律，在床上干干净净地活了十年，直到后来全身都萎缩了。那时大荣在家，有时让他帮助照顾一下。我见识过一次，大荣从楼下上来跑到牛伯伯床前，一口气问道，“牛伯伯您不喝水吧不吃饭吧不拉屎吧不撒尿吧？”没等牛伯伯反应过来，大荣已经下楼回话交差，说都问过了，牛伯伯没事。那时二姑家住在天桥附近仁寿路十号，那里原是八大胡同所在地。仁寿路十号是个两层楼围合的庭院。还是原来勾栏的格局。二姑家是东南角的一楼一底，可是上楼要走西南角公用的楼梯。牛伯伯躺在楼上，一家人平时在楼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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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花甲的花甲是多少岁？年近花甲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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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花甲，所以用花甲来代指60岁，年近花甲即年近六旬之意。【京西返校录-07】花甲感悟
――友谊天长地久
年近花甲，才返故乡。屈指算来，在外漂泊也快四十年了。记得2006年春天我刚回安徽铜陵搬家时，还总有一种“人在旅途、四海为家”的感觉。尤其是当我把家里的用品包扎完毕，再走到阳台里休憩时，心中突然泛起一阵莫名的伤感：是对居住地铜陵的留念？还是对故乡上海的思念？自己也难以判断。只能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望远方青山连绵，郁郁葱葱，听近处花香鸟语，溪水叮咚…..随着大自然呼吸的节奏，自己也慢慢溶入到这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中。
算起来我也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尽管四十年来风雨磨炼，下乡、打铁、读书、管事，经历过坎坷，也享受过辉煌，但始终坚持向前走，无怨无悔。
光阴似箭。曾记得年轻时朗读伟人“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的诗词时，只觉得他那指点江山的气魄，而当自己亲历这漫长的时空磨砺时，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真谛：岁月沧桑，人生几何。
时间改变了一切，也验证了一切，似大浪淘沙，冲刷删选，最终留下的，才是最珍贵的。其中，京西高一（1）班同学间的友情，就是经过时间精选的一件珍品。
一、同学情&
让我们随着时光隧道再回到一九六五年的京西中学高一（1）班：那时的校园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又阳光，同学之间又是纯真而热情，课堂书声朗朗，运动生气勃勃，各项活动都勇争上游：整齐威武的腰鼓队，所向披靡的篮球队，石湖荡的劳动，青年宫的联欢，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无限的希望，而下乡劳动时在松江街上吃的柴片馄饨，在嘉定南翔买的白切羊肉至今还是令人难忘。
高一(1)班的体育特长在京西中学是有名的,校篮球队的主力大部分在我班,当时校运动会的跳高纪录还是俞志峰打破的,其他文艺项目也名列前茅，全班同学都为之自豪。
课余时间也趣事多多：记得那时放学后玩篮球时，人多球少，就几个人凑钱买一只橡皮兰球一起玩，但到有一次，大家不知为什么事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时，竟然会用小刀平分几份，各得一片后散伙，可过了几天又凑在一起商量筹钱买球了。三夏下乡劳动时，男生们都想偷懒，于是就商量少带些脸盆和肥皂、牙膏，大家一起使用，反正也就二个星期。开始也相安无事，没人计较，因为大家都把东西都上交公用了。不料，在将要结束劳动时，几个调皮的同学想搞些恶作剧来活跃气氛，趁晚上集中开饭时，悄悄溜回宿舍，把大家的枕头（衣服就装在里面）掏出来掉包。还有同学抓了不少金屎虫塞进别人的枕头，结果弄巧成拙，枕头里竟有被错塞的自己衣服，也沾上了虫屎，只好自认倒霉。调包中，他们发现有位同学的枕头内有一支未开封的牙膏，顿时觉得他违反了“共产”的承诺，一气之下，竟然用这支牙膏开了封并在地上挤了几个大字，才算解气。其实，这支牙膏也许这位同学也不一定想偷偷留下，而是根本不知道是家长给放到里面的。
也许是爱好、兴趣等方面相近的原因，高中时我和管宁就喜欢经常在一起，相互交谈，探讨一些问题。那时学校里没有食堂，我俩每天中午又不回家就餐，就约好在附近的张四或东王食堂用餐，每顿轮流，分开排队，一人买菜（一荤、一素、一汤），一人打饭，合在一起吃，也不计较你多我少，也许这就是最早实行的AA制。记得有一次管宁因打球脚受伤上了石膏，不能行走上学，住在陕西路的徐文明就每天到新闸路去用自行车推着管宁上学，直到他的脚能恢复走路，可见同学之间的纯真友情。
美好的回忆只是瞬间，一到六六年就被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潮水搅得粉碎，不仅把后两年的学业荒废了，更是把同学的真情都割裂开来，人人都不得已的带上了面具。但最使我难忘的是，六六年我家遭不幸，父亲蒙冤去世，心中的苦闷无从倾诉，有一天，我悄悄地把此事告诉了管宁，记得是他默默地陪我在原体育宫（现在的上海美术馆）的跑道上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夜色降临。
文革开始后，学校的学生都停课闹革命，校内帮派林立，占山为王。我们这些不属于红五类的学生更是躲在一边观望，或到社会上去看大字报。看到同学们都在筹划大串联，我们几个常聚在一起的同学也想借此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实际是从没出过门，想借这次串联到外地去走走，也可逃离这你争我斗的现实。于是我就和几位同学（如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管宁，兴棕，刘原，卫民、志峰几个）结成一伙，准备了一些简单的行装和一点钱（因为革命小将到外面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只要带上学生证和有吃苦、挤火车的准备就行了）。由于当时全国的红卫兵都争先恐后地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了，我们决定朝南方走，尽管火车还是那样挤，但我们反正没有目的地。所以决定走到哪里算哪里。
记得我们是先坐火车到了杭州，在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玩了一圈；又到了江西的鹰潭，景德镇，我还买了一只小瓷品当作纪念，最后到了英雄城南昌，到八一大道上的烈士纪念馆去祭奠了革命先烈。当我在馆内看到一本本厚厚的烈士名册时，才真正体会到新中国建立的来之不易，从中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这也是这次串联唯一得到的政治收获。
正当我们在南昌讨论下一站到哪里去时。晚上，外面大嗽叭播放了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要求学生回去复课闹革命。作为我们这批天生胆小又听党话的中学生来说，就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只能乖乖地坐火车回校了。而班里的不少同学却还在外面串联，最伟大的是钱玉良，他直到全国大串联基本结束了还没回校，创造了我班同学在外滞留时间最长的纪录，不知他是不是到国外去串联了一次。
串联中记忆最深的趣事是当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要回上海时，只见窗外有位列车员用一根竹竿挑着一只套鞋在喊，“谁的鞋丢了？”
我们在车里还取笑那个列车员的认真负责精神和丢鞋人的糊涂。等回到上海后不久，刘原才很懊恼地告诉我，那只鞋就是他被挤掉的。
这是我的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简单的行装，睡得是大板床，吃得是籼米饭和青菜，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感觉自己已长大成人了。可绝不会想到这仅是一次预习，而以后却要一直四海为家、漂泊在外。
等到六八年该毕业时，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片红，于是各人都暗自筹划自己的去向，人心慌慌，忧心仲仲。唯一能够麻痹放松的就是聚在刘迎明家的顶楼上闲聊、锻炼，或者就到刘原楼下的“南国旧”里去淘旧货。要不就是在晚上到第二工人体育场看球，虽说逍遥但并不自在，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自己只能找一些书看看，或学些裁剪手艺来消磨时光。可不少同学在这些日子里却没有过虚渡光阴：洪兴棕仍然捣鼓他的小半导体，丁贤钜雕起了精致的小图章（他能把麻将掏空，再放入一个有机玻璃的小图章），还曾送给我一个，后来不慎弄丢了。俞志峰开始钻研桥牌，刘迎明学起了二胡，姜宝龄学会了漆工、木工，还能做沙发。好象生活还算充实，其实人人都在混日子。而最悲壮的就是一次次的送别，最早送走的是去黑龙江的金卫民，后来就是不时去老北站、公平路码头，只听到一阵阵的喊声、哭声、汽笛声，只看见一个个同学北上南下，远走他乡，直到六九年三月自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此后，随着同学们的出去、上调，上学和搬迁以及种种原因，已有的联系也渐渐地中断。有些同学的去向就更不清楚，不见踪影，沓无音信。
唯一有幸的就是在每年回家探亲之机与几个老同学碰碰头，叙叙旧。直到同学会的发起，才使我们这些在外地生活的同学有了一个与同学倾诉交流的机会。也许在上海的同学不一定意识到这些，而对我们长期在外的人来说，才能从中体会到“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丁贤钜，陆伟达两人不计前隙、重归于好的提议，如果没有同班胡茉芝、叶美瑜、徐曾荣、管宁等上海热心同学发起的聚会，如果没有留在上海的同学的精心策划和义务奉献，留在我记忆中的高中景象将是多么凄凉和不堪回首：三年高中只读一年，毕业既没发文凭，又没合影，这段经历，也许将成为空白的纪录。
算起来，全班的同学中大多数人都到外地去插队过，以后再陆续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上海，还有一些是当初因各种原因才留在了上海。现在回想一下，对于当初我们这些迫于社会、家庭等压力而一走了之的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生存、精神压力更是难上加难，但他们却坚持下来，还成就了一番事业。实在是难能可贵。
可是，在上海的同学并没忘记远在各地的同学，他们想法通过同学会这种形式来抒同学之情，尽地主之谊，达到了亲情再现的效应。
记得首次聚会我没赶上（迟了一天才到上海），后来是金卫民到我家来时才告诉了这次碰面的盛况，我还从丁贤钜处要来了一张合影。后来，我一旦到上海，就盼望能赶上聚会，在胡茉芝的私家花园，在丁贤钜的地方志办公室，在陆伟达的大沽路老宅，在管宁的古北新居，在余宗华的高层，在金卫民的新居，到席家花园的聚餐,,,,,,我们都受到同学们热情的接待，许多同学都是相见不相认，真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岁月的风霜，把我们都改变了。以前班上的女生个个羞怯腼腆，温文尔雅，而如今都展现绚丽多采的一面，令人刮目相看。
同学会让同学间的友情是更加融洽了。其实，我们在外地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上海成长的二十年，与同学的相处也就三四年之多。尽管在外地，大家都很羡慕上海人，但回到上海，又成为上海人的另类，就象以前有名的上海半钢手表，虽是正宗，但不是全钢，有人就会当外地人另眼看待，再不交流沟通，就成为陌生人了。但同学们却是满腔热情地来出力帮助，使我深受感动：我在长春工作时，管宁打听到他们成都二中有一位吉林籍的老师，就与他商讨能否与我对调，在管宁的安排下，我还专程到他的老家与他见面洽谈。尽管事没办成，但同学的真心诚意令我难忘。
而伟达的复印店更是我每次回上海的必去之处，从延中复印江宁店到北京路的兴海店，从南市的大兴街到现在的伟达公司，我都光临过。因为在那里可以听到同学们各种信息，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同学，当然，我有时有些公事也能托伟达办理，他是个热心人，买什么办公用品只要交给他就搞定了，省去了我在上海到处寻找和询价。有一次，伟达听说我厂的一些办事人员对复印机的操作原理不了解，使得不少机器时常常出故障，影响工作时，他主动提出可以到铜陵去培训。不久，他带了一位工程师专程到我们山里，大概化了一周的时间，先给办事员上课，另外又给我厂电大的教员进行复印机维修的辅导，带出了一批维修员，现在，工厂的复印机维修在厂内就可以解决了。
有一年,我向他打听知青子女回上海的事,他很热心.记得是大年初四一早他就到我家喊我,特地到街道办事处找熟人打听，取到了资料和表格。伟达待人实在、真诚，有次与他谈起以后女儿回上海读书后，我们要回家照顾，但家里住房紧张，准备到外面租房时，他却说他有一间空房可以让我们住，不要任何条件。尽管我不会麻烦同学，但伟达能主动为我解困，我心里非常感激，我知道，在这个寸土寸金、斤斤计较的上海，能够如此赤诚相助的朋友是很难得的。
伟达到我那里去过几次，有一次，我请他到一家农家菜馆吃火锅，他在后院发现了一只才被铁夹捉到的小麂子，（象鹿一样的动物,在我们的皖南山区里经常能打到,但也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它瞪着一双大眼睛无助地看着他，他起了怜悯之心，非要叫我问老板能不能买下来，让他带回上海去养着（那时，他在郊区有一个别墅），我劝说他算了，这不象蟋蟀可以人工饲养，野生的东西一旦离开了自然，它可能会不吃不喝，绝食而死。他才打消了这一念头。但至今还时时会提起。怪我没帮他办成此事。
在上海，也常常会在伟达店里碰到贤钜，丁贤钜是那里的常客，可见那时他已经不安心区房管局地名办的工作。那时，我有一位吉林插队的好友，想在静安区自家私房的天井里建一间婚房，但受到同住一幢楼的舅舅阻挠。于是，我就请贤钜出面帮忙。他以房管干部的身份出面，又发挥了大辩论的口才，从人情的关爱讲到政策的可行，说得反对方哑口无言，也使好友的新房奠基，婚事也如期举行。
出门在外的几十年，只要我回到上海有事找到同学，他们都是有求必应，全力去办。管宁给我送来过世乒赛的球票和国际影展的电影票；我女儿大学毕业，陆伟达亲自开车帮我把行李从大学搬回家；叶美瑜，胡茉芝等同学和我家人都很熟，常常会问暖问寒，关心帮助。不少同学的家长把我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记得第一年插队回上海，贤巨的妈妈还特意叫我到他家去尝尝她做的扬州菜，当我看到大沙锅里漂浮着拳头大的狮子头，上面又用白菜叶盖着，令人垂涎欲滴。在那个供应困难的年代，能吃到如此美餐，不但感到有口福，更感受到是幸福。
同学会让我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同学，我也奉命找到了徐文明和蒋润德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见到了远在美国的朱一明，但毕业至今，还有几位同学始终没见面，很惦记他们，除上海的朱德发（他弟弟明发已多次代他问候大家了），班长董大新因病不能与同学见面外，还有远在云南的罗文荣、下放到东北的徐燮生和钱玉良，再就是翁济仁了，可能要等他衣锦还乡的这一天了。
二、故乡云
在离开上海的几十年中，对家乡的思念难以割舍掉的，首先是对亲人的牵挂，其次，就是对同学好友的怀念。最初是相互通信，诉说现状，报个平安，发点牢骚，但又怕言多必失，自找麻烦，往往双方就约定把信处理掉，所以，基本上没留下一封信，更不要说那些贴在信封上的“文革票”了。现在唯一留存的是成荣迪在我去东北前托沈格带来的一张问候的便条：“…..愿战友一路顺风，紧紧握住战友的手！”和临离开上海前与同学的一批合影。这次也上交到徐曾荣处存档了。
在外漂泊，我最爱听的歌就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那思念故土，归心似箭的歌词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同时，我也惦记着远在四方的同学们，刚下去时，书信不断，云南的罗文荣来信说：为了过节改善伙食，有人卖掉了棉胎；江南的刘原来信谈起了他们那里鱼虾满塘，馋得我真想叫他晒点虾米到东北来。金卫民来信就讲他们农场的文化生活如此丰富多彩，打球,合唱,集体娱乐,借此来冲淡思乡之心和劳动之累。而在淮北的迎明、兴棕一帮人来信就提安徽人的穷和懒，只有借酒浇愁。当然，自己吃苦受累的事是谁都不会提的，辛酸的泪水只有悄悄往肚里咽。
其实，出门在外，从大上海到小山村，从学生变农民，反差太大，无论是谁都要迈过这道坎，才能挺过去。现在回想起来，下乡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改变了我们的性格，但也造就了一批新的老三届。我在外与人交往时，无论是老人还是小青年，只要一问起经历时，大家都会把我们这一代人当作时代的栋梁，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认真、执着，不肯放弃，有一种吃苦耐劳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了农民后，知青与老农的最大区别是有文化，会思考，他们用知识来与命运抗争，在外表，他们变成了农民，在行动上，他们却在改变农民。农村也由此被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知青也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始终向往着城市的生活，决心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随着形势的好转，同学们在各地农村的处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志峰随父亲工厂的内迁调到福建三明，宝龄作为特困回到上海，而有篮球特长的迎明和兴棕被选进了淮北矿，林强也招进了获港船厂，刘原被推荐上了安徽大学，卫民考入了哈尔滨商学院，还有些同学也相继当了老师，会计，进了大学深造……在七二年，我也与涵瑛从吉林农村招进了长春拖拉机厂，开始了新的生活。
记得有一年，在安徽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刘原分到滁县电视台后，因公回到上海来修一台大彩电，修好后，就请我和几个同学到他家去试看，那时候，黑白电视还没普及，彩电更是少得可怜。当我们在大彩电上看完日本电影“追捕”时，那种享受，远远超过了现在在高级影院去看国际大片的感受。记得我们正在为这么大屏幕的清晰图像而赞叹不已时，刘原却用他特有的玩世不恭的口气说“这算什么，在我那里，电视图像不清楚时，只要用拳头敲打几下就解决了。”真是艺高人胆大，也让我们又看到了全班都熟悉的刘原风格。
渐渐的，同学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记得，刘原结婚后是在“南国旧”楼上的家里设宴请了我和贤矩等一些要好同学；而我办婚事时特地去请管宁当了摄影师，留下了难忘的一刻。当大高个的迎明结婚时，送什么礼品成了一件难事，后来我和管宁到南京路上去选购，正好发现《开开》百货店有特大号的羊毛衫出售，可又不敢冒然买下来，怕太小。于是，就到大华公寓编个理由把新郎骗出来，到开开柜台前一试，正合适。于是几个同学就凑份子送了这份贺礼。
说起来，涵瑛的婚事还是我给牵的线，那时，长拖厂的上海知青有二百多个，男男女女的吸引了不少长春的未婚青年，他们想方设法托人来寻找自己的心上人。我原来工作的锻工车间有个女天车工，她有个在市新华印刷厂上班的女同学就想托她帮个忙找一位对象。那个天车工知道我正在谈恋爱，就求我帮忙找合适的上海人。我就想到了涵瑛，他忠厚老实，又在宣传科工作，人品，工作都是叫得响的。于是，我同涵瑛一提，他也同意先见面相互了解了解。不久，他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此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生子，工厂还给他分了一间新房，这在当时可是众人企盼的特殊待遇。
卫民去黑龙江长水河农场后，我们就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介绍他们的农场生活丰富多彩，又是机械化作业，又有固定工资，知青还经常搞活动：比排球，比歌咏，让我羡慕不已，但毕竟还有近千里路，不可能去玩玩，只能叫他在回上海的途中到我们农村体验一下。结果，大概在七一年回上海探亲时，他特地在离我们村十二里路的陶家屯小火车站下车来看我，谁知虽然都在东北大平原上，农村与农场的路却完全不一样，农场是一马平川，一条大路走到底，只要搭上便车就可以到各分场。而农村的路是为了连接一个个村庄的马车道，宽宽窄窄，坑坑洼洼，还有一种路叫“毛道”，是老乡为了找近路在大田里抄近走出来的小路。我为了让卫民少走弯路，特意在信中叫他走毛道。结果适得其反，把他弄得不知所措，走一个村庄问一个村庄，十二里路走了老半天，找到我时已是精疲力竭，说不出话来。
相比之下，我招到长春工厂后，我们的见面就方便多了。甚至他有时回黑龙江，我可以麻烦他到我家去取点东西。我只要到长春火车站去接一下他回哈尔滨三棵树的56次火车，交换一下东西，谈上几句话，再送他北上。想想当时的通讯就靠寄信联络，来回起码要半个月，而他要买了票后再写信告诉我车次，还要到我家去取衣物，但大家都按确定的时间碰面，却从不失信，这就是同学间的诚意和诚信。
有一次，我和涵瑛决定约他到长春玩玩，他就特意在长春停留了一天。我们带卫民到长江路（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上去逛逛。我大概带了十几元钱（工资的三分之一）想好好地招待一下，请他看场电影，再吃顿饭叙叙旧，当时一桌丰盛和菜才拾元钱，应该够了。不料，我在挤到电影院售票口前提前买票后，再到饭店一摸口袋，发现钱已被小偷掏走，我只好悄悄地跟涵瑛说，只能让他来作东了。
77年恢复高考后，我和卫民都很关注高考的信息，经常在信中交流复习的情况。我在长拖厂报名参加了首次高考，考分超过了吉林省的本科线录取线，只是自己只想报上海或长春的名校，由于名额少，又没有托人去活动，结果没能如愿。由此泄气不再去考。直到调回南方后才园了我的大学梦。
而卫民是参加了78年的高考，我记得语文的考题是根据报上的一篇评论写读后感，考后我们还为此专门探讨过。真是攻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卫民就考上了哈尔滨商学院，他的女朋友也考上了黑龙江师大，两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终于在上海成家立业，当我看到卫民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生活情景，再想起在码头送别他的场景和亲验过的东北风雪严寒，真正体会到“天道酬勤”的深刻喻意。
每当我听到或看到同学们离开农村的消息时，我都会从内心为他们祝福。并还想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新生活。
自从刘迎明和洪兴棕被作为篮球尖子被特招到淮北矿区后，我就一直想去那里看看，（那里矿工对篮球的爱好和追捧程度因管宁已在他的“招工回忆录”中写过，不再复述）。主要是会会老同学，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
大概在七八年冬天，我趁回家探亲的机会转车来到了淮北的一个小站，记得是迎明专程骑自行车到杨楼站来接我（否则我是找不到的），然后再到兴棕的家里一起给我接风，三人叙旧喝了不少酒。我本想下到矿井底下去体验一下矿工的生活，但他们说要办什么手续，还要审批。另外还要更换矿工服，下井后又黑又脏。没什么意思，最后也就放弃了这一念头。
矿区的生活的确比较艰苦和单调，所以，酒和篮球成了从地下回到地面后业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消遣内容，可以忘记黑暗和孤单，更能消磨时间。从而也让迎明和兴棕也成了矿区的明星。他俩人头很熟。走到哪里都有人与他们打招呼，象今天的姚明和刘翔一样，我也跟着沾了一点光。
在矿区玩了一天，我还要回上海。他们就把我送到桃园车站，还送了一大旅行袋的花生（当地特产）。因为是在中途小站上的慢车，车象大串联一样的挤，结果等他们把我塞进了半开的车门后，只能把我的随身物品及花生从另一边的窗口送了进去，才与我招手告别。而我在车门口只靠一只脚“金鸡独立”坚持到了下一个大站，才下车去找到行李。不过那时候民风纯朴，要是在现在，东西早就被别人顺手带走了。
当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插队同学象候鸟似的向往南方，归心似箭时，却另有一批同学却反向思维，逆流而动，要洋插队到国外去发展：朱一明到美国去研究他的玻璃制品了，徐曾荣也到日本考察了几年，翁济仁（翁东将军）还不知在哪国创业。唯有我們的同学会会长丁贤钜单枪匹马，独闯澳洲，打拼出一番事业，成为我班同学的一个海外楷模。
那一年，当我在上海得知老丁要到澳洲去发展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按理说，论工作，老丁在地名办上班，潇洒又自在，只要在静安区的区域内走动，就算是上班，而且是个政府官员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城市规划的职能，有一定的管理权限。论见识，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他父亲在延安工作，哥哥在香港，自已也到广东，桂林等名胜古迹游览过，应当说他的见多识广，在全班同学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论能力，贤钜的能说会道是全班共认的，眼睛一转，计上心来，文笔流畅，头子活碌，而且他能动口又能动手，做些小工艺品也是别具一格，很有物色。象这样的小能人在上海就大有作为，何必远涉重洋到外国去打工呢？我决定去劝劝他，另外也算是一次送别吧。
为此，我特地到大田路他的家里去了一次。只见家里堆了一地物品，他正在整理行李，见到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分手后还不知何时能再见(那时谁知道他现在回来这么勤快)。他说他已到澳洲去过一次，这次是作为对方的老板要招一名技术工人，而在当地张榜后没合适人选，才向移民局申请到海外招贤，他是作为特殊人才才得到签证入境的。（当然这也是事先设好的一个策略）。
但我还是想借自已在外的经历给他打一点预防针，而他的坚定让我无法劝动，他说，我没插过队，这次顶多算我被动员下放了一次，去几年，干不了就回来。我说国外人生地不熟，要立住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心血的，而他用一句话让我明白了他那坚定不移的决心，他说：大不了当我去国外劳改几年，也总会有出头之日吧。言下之意是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作为多年的同学和好友，我发自内心地祝愿他万事如意，事业有成。
一晃这些年过去了，劳丁还是那样精神和执着，我看到过他在澳洲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引今博古，顺手拈来，深得当地华人的喜爱，而他那具有号召力的口才和社团组织能力，也被悉尼的上海华人认可而被推选为上海同乡会的领袖，使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黑白两道统吃。而他却谦虚地说，自己名片上只有丁贤钜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头衔都是大兴的，他的工作就是“捣浆糊”。但是我想：国宴是不能白吃的，国庆观礼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到明年世博会召开时，我们就可以欣赏到‘太平坤士’的真功夫了。
历史常常是会重演的，当全班同学陆陆续续快要在上海汇集时，而我们的下一代又象劳丁那样要探头出去看看世界：余宗华的女儿、刘原的女儿、管宁的儿子，也许还有其他后辈，又到海外去开拓了，这个进进出出的围城故事又将轮回开始，延展不断，好在都在一个地球村，进出自由，都能看到故乡云。
让我们祝愿他们能开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和一片苦心。常回家看看。
三、慰亡灵
前年同学聚会前，我翻阅了高中的通讯录，当看到全班五十二名同学中已经有五人离开人世后，心中感叹万千，于是我在一首诗中写道：“修菲咏珠忆涵瑛，深情厚谊哭宝龄”。作为对他们的追忆。
先走的五人中除了朱咏珠与我的交往很少外，其他四人对他们交往还是难以忘怀：陈修菲是我初中六班的同学，在文艺方面有特长，也是个班干部，高中毕业后去了江西，后来因病回到上海，治疗无效后去世。我是有一年回上海从叶美瑜、胡茉芝那里才得知这一消息，她也是班里走得最早的一个。
杨厚琰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同学，他有先天性的哮喘，但人还是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总是笑嘻嘻的。后来留城后还当了厂长。我在一次同学会上还见过他，那时他正在读夜大，我和他还谈了不少企业管理的事。听说后来有一次聚会就在他的厂里举办的。我想，他的去世除身体原因外，大概与工作操劳过度有关。
姜宝龄是我在高中时比较要好的同学。因为住得很近，所以我跟他和刘原几个经常在一起玩。他性格耿直，待人真诚，记得我要去东北农村前，班里一些同学约好骑自行车到西郊公园去玩，那时，他才学会骑车，非要随大家一起去，结果就摇摇晃晃的上路了，还真把自行车练好了。临走前几天，他依依不舍的陪我去采购，在一家食品店里，他问我，哪个糖好吃？我随口说了一种，他就跟营业员说：称一斤。我还以为是他自己要的呢，谁知他买了后就交给我说，给你带去吃。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心里却很感动。
以后，听说他也到淮北插队了,后又作困退回上海，开始帮人做木工和漆工，靠这个手艺来自谋职业。我理解他被家里的不幸所困扰，只可用烟、酒来麻痹自己。有时我回上海，他有空会到我家门口高声一喊，找我谈谈，发发牢骚。我只能默默地听他倾诉，劝慰几句。
我因为工作的缘故，一年回家的次数并不多，顶多是出差途经上海停留一下，看看母亲和亲人，更没时间去看老同学了。而与姜宝龄的最后一次见面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家过节，晚上，我已经上床休息了，只听他在窗外喊我，我急忙穿了外衣出去，大概他又喝了点酒，想找我聊聊。我们就在南京西路泰兴路口谈了许多，他责怪我只想工作，不常回家看看，（因为我们铁路有免票，坐车不要钱），更不要说与同学见面了。他以为我是为了升官而不顾上海的亲友，所以也就直言不讳的责备我，话说得很重，也说了很多。我也不便解释和推脱，因为我的职业决定了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也许很多人不会理解，我只好用“人在职场，身不由已”来自我安慰了。但我心中在想，以后他会理解我的。
现在，我退休回家了，却再也听不到这些推心置腹，坦诚直爽的话语了。可我不会忘记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
先逝的同学中，与我交往时间最长的要数朱涵瑛了。他不仅同我都在吉林省怀德县插队，后又一起招工到长春拖拉机厂，所以，我们的友情也是从插队开始的.。
六九年三月，我妹妹到吉林农村插队，那时集体户里已有三对兄妹在一起，我母亲想：六八届一片红，我总要到农村去的（原想让我到农场去，好有个固定收入），不如兄妹在一起能有个照顾，所以我隨第二批知青到了吉林怀德柳杨公社我妹妹的集体户。不久，涵瑛就来信打听吉林的情况，想决定自己的去向。再不久，他就带了两个弟弟作为第三批知青到怀德的莲花山公社落户了。
他的集体户离我的公社很远，我们只能靠通信来交流。作为先到东北的同学，我总想去探望一下老同学。于是，我抽了一个农闲的机会，专程去了莲花山。&&
东北大地人烟稀少，我先要步行十二里路到镇上，再坐一天就一班的长途车到县城转去莲花山的汽车，再从那里走到他们集体户。一路的劳累就不用提了。因为当时没有通讯条件，我不可能事先通知他。所以当涵瑛突然发现我出现在他面前时，高兴得不知所措，马上让集体户的同学都出来迎接。
我在他那里住了两天，他就请假陪着我到处走走，其实农村都一个样，穷得叮铛响。不过我在他那里倒认识了一位“学者“，他叫卢景义，是上海六三届高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只因有海外关系考不上大学。作为社会青年留在街道，但经不起工宣队的动员和居委会的锣鼓，只好同老三届一同下乡了。
他文质彬彬，很腼腆，说话也很有条理。晚上，涵瑛他们去农田大会战或学毛著，他却在油灯下读一些专业书，我当时比较现实，就不解地问：到这里了，读这些有什么用。他说习惯了，我只喜欢读书，会有用的！我想，也许他是痴人说梦，走火入魔了吧。但心中却暗暗地佩服他的执着。
从涵瑛处回集体户后，到了七二年的元月，我就被招工到了长春拖拉机厂。那批招工共有来自四平专区各县的二百多个上海知青，临时都住在工厂的大礼堂里，里面挤满了人和行李，乱成一团。突然，我发现卢景义也在人堆里，连忙与他打招呼，谁知他告诉涵瑛也招到了长拖厂。于是，我们两个老同学又在一起了。
到厂后，我被分到锻工车间开大汽锤打铁，而阿瑛（大家都这样称他的）分在修缮队（相当于房管所）学白铁工。读书人老卢却被分到汽车队当装卸工，后来他借口身体不行而与一个分到车间学当电工的知青对换了工作。而那位人高马大的壮汉可以不必学徒，直接拿力工的工资。老卢借此机会躲在电工间里继续深造。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九七七年这个恢复高考的时期，他被吉林大学的一位教授推荐给复旦的苏步青，成为破格录取的研究生，专攻数学。成为那年全国被特批进大学的二十几名研究生之一，后来听说到美国去攻读了。
在长拖厂，我们上海老高中生很受重视，领导和同事会把一些写写算算的事让我们干，渐渐地再做些管理工作，或借调到办公室去，成为了以工代干的办事员。阿瑛是从队里借到宣传部当了宣传干事，我从车间的计工员借到厂团委再调到劳资处，都在一个大楼办公，也常常见面。我俩的唯一一次合作是奉命代表工厂写一篇要迎合当时“评水浒”的潮流文章，结果由他执笔，两人东抄西摘的写了一篇，还在长春日报上登了一个版面，现在想想还真好笑。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设法调到南方工作，与阿瑛还通过几封信，信中他也很留恋江南的生活，谈过一些设想。但分别之后，我就没与阿瑛见过面，他的去世还是从沈格等同学处听说的。现在，他家的房子已经拆迁，儿子也应该成家了吧。
至于去年逝世的叶志明，因为毕业后就没碰过面，同学会上也没机会相见，对他的印象仅是很模糊，倒是后来从一明、曾荣等同学写的回忆文章中才将他的形象慢慢呈现出来，大大的眼睛，瘦弱的身材，说话慢调思理，有个当老师的身架，有点与世无争的超脱，但还是躲不过老天的安排，离我们而去。
愿在天堂的同学们能够安息。
四、游子吟&&&&
自2005年3月我从铜陵厂退出岗位回到上海时，就意识到自己又一次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因为回来时间比较仓促，面临的问题很多，使我感到心理的压力很重。也许有些同学要猜想是对原来位置留恋的失落感所造成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只是增加了一种要在上海社会重新生存和全家安居的责任感。记得那次在席家花园的同学会，同学们对我是十分关心，问寒问暖，设法帮我排犹解难，鼓励我勇敢地去面对和承受，激起我努力的勇气，也使我在上海慢慢地站稳了脚。
有一次老同学的小范围聚会时，志峰很风趣地说：到我们这把年纪只要有五老，就可以知足了，他说的五老是：老本（身体健康）、老伴（老夫老妻）、老底（有点积蓄），老屋（有安身之地）、和老友（有一群好朋友）。
这五老中就提到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所不能缺少的一个要素：朋友。我对朋友的理解也是与时俱进，渐渐领悟的。刚离家远行，只知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此觉得要像水浒里的宋江那样广交朋友就行了，因此，在东北下乡的柳杨公社和长春的拖拉机厂，提到‘元放’的名字，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后来，在两个国营大企业里工作，又专门要与人打交道，也确实结识了不少朋友，有读书的同学，有插队的哥们，有工厂的同事，有业务上的好友，有家庭里的亲友，有忘年交的老友，甚至有朋友的朋友。但在多年的生活中，让我觉得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相互尊重是首要的前提。人的交往不能分高低贵贱，更不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这样，才能真正摆正自己在交友中的心态和位置。而我们高一（1）班的同学会活动，就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我很敬重在我困难的时候帮我助我关心我的每一位同学和朋友，也感谢在我顺利时向我提出批评甚至反对意见的朋友。一个电话的问候，一条短信的祝福，一次路上的邂逅，一次专题的活动，都给我留下了温馨的回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同学们的热心、热情、热诚，体现了同学之间无私的友情，而在上海这个充满商品交换的城市中就象一块净土，令人神往。
我为有这批同学而感到骄傲，他们是我永生的朋友。
此文陆陆续续地写了几年，时间之久，跨度之广，是我多年写作中从来没有过的状况。从二OO六年初，徐曾荣秘书长下令约稿起，三四年过去了，写写停停，越写越长，一发不可收拾。总觉得友谊长存、意犹未尽，于是就把它当作隨笔来写，忙里偷闲，也当一种消遣；再者是往事悠悠，回味无穷，一旦变成文字，就无法再去体会当时的意境了，所以也成为自己懒惰拖拉、迟迟不肯完成的借口。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种压力在身：自己在同学会上的承诺要兑现，欠下的文债要交稿，否则一旦让会长追查起来，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决定要在花甲之年的最后几天收笔，也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谨值母校京西中学建校七十年之机，特将此文献给我的京西中学68届高一(1)班的同学们。
愿我们友谊天长地久，共享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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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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