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创造性的融合
　来源：博览群书　程抱一 　晨　枫　
著名华裔作家程抱一先生多年来著书立说，力求把中国诗画艺术的精髓和魅力传达绐西方读者。他介绍分析中国诗画的著作透彻而又有自己的创建，成为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程抱一先生的诗歌自成一格，深受诗歌爱好者们的喜爱。1999年，步入古稀之年的程抱一先生发表了用十二年心血写成的第一部小说《天一言》。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荣誉接踵而来。《天一言》获得当年“费米娜文学奖”。评委们特别欣赏作者炉火纯青和优美动人的法语。程抱一先生在“费米娜文学奖获”奖仪式上说：“感谢法兰西，这个接纳我的国家给了我这么美丽的语言。一当我选择了法语，这种语言就成了我真正的祖国。”仅一天之后，他的另一部著作《石涛：生命的滋味》获得马尔罗艺术著作奖。同年，鉴于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荣誉骑士勋章”。
　　今年6月14日，程抱一先生当选为法兰西学院(Acadermie Francise)院士，成为44名不朽院士之一。
　　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5年，时值法国古典主义鼎盛时期。学院由法国宰相黎世留创办。创办者意在挑选出每一时代文学与思想界的顶峰人物，让他们共济一堂，以弘扬法兰西语言与文化。后来学院也接受了少数宗教、科学和军事代表人物。由44人组成的法兰西学院自此成为法国超越政治制度、超越时代限制的最高荣誉机构，入选者被称为“院士” (Academicien)，亦被称为“不朽者”(Immortel)。成为院士意味着进入法兰西的历史殿堂，名字刻在学院墙壁上，令后代永志不忘。法兰西学院原位于卢浮宫，后迁入对面塞纳河畔位于巴黎正中央的孔蒂王宫(Palais de Conti)。从十七世纪至今，院士的名单里有拉辛、高乃依、拉封丹、孟德斯鸠、伏尔泰、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缪塞、梅里美、大仲马、泰纳、法朗士、柏格森、克莱孟梭、莫里亚克、克罗岱尔、尤内斯库、尤瑟纳尔、巴纽尔、蒙泰朗、列维－斯特劳斯、瓦莱里等作家和思想家，程抱一先生成为有史以来第705名院士，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亚洲人。
　　笔者2000年曾与程抱一先生做了三次长谈。程先生系统地讲述了他的生活和写作经历，阐述了他对中西方文化的见解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晨：程先生，您是融会贯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学者和作家，这和您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程：我的祖籍是江西南昌，1924年生在山东济南，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四川和上海生活过。中学八年是在四川念的。1945年中学会考结束不久抗战就胜利了，因此我的八年中学和抗战八年是契合的。之后我在金陵大学念过一年英国文学。抗战胜利后紧接着是内战，社会非常动荡，我无法集中精力读书。而我具有反叛的天性，既对家庭叛逆又对社会叛逆。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约束不住自己的思想，不能集中于某一专业，对读书，对生命产生形而上的彷徨和疑惑，上了大学不能集中精力读课程规定的书，而是读自己想读的书，有时连考试都不参加。反叛的性格必然导致思想左倾，但又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8年我有一个机会在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来到巴黎，后来就留在了法国。刚到法国的时候我很兴奋，但教科文组织的赞助只有一年，以后马上断了生计。我在物质生活上陷入困境，出国前没有学过法语，无法与人沟通，又没有国内的大学文凭，无法像许多在国内拿到大学文凭的中国学生那样直接进大学读学位，加之思想彷徨，有时陷入绝境，对生存的意义提出质疑。我当时的处境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到法国十多年以后，我才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在当时的巴黎高等实践学院语言研究中心工作。这使我改善了物质生活，也是我学术生涯的新开端。我必须工作，无法去听课，但是我有了一个学术环境，利用这个环境自学，我读了很多书。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新兴学科方兴未艾，巴黎高等实践学院是这些学科的大本营，我在那里受到熏染。我用了八年时间，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于1969年完成了题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之结构分析》的硕士论文，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罗兰·巴特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论文很受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赏识，很快被巴黎高等实践学院发表。结构主义是当时最新的分析方法，这以后我开始和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有了交往。除了刚提及的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还有哲学家福科、克里斯特娃以及拉康等。我和拉康交往很多，有时可以谈上一下午。和他们的交往使我受益非浅。
　　1973年，门槛出版社和我签约，希望我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唐诗进行系统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能在门槛出版社出书是十分荣幸的。因为当时所有那些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大师们都在那里出书。我从此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写书，甚至和拉康也暂时“分手”，因为我总担心自己能力有限。我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国诗歌语言研究》。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那一代很多学者都知道这部著作。这对我来说是个鼓舞。后来在一个夏天里，我把自己关进修道院，凭着股冲动，用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虚与实》?对中国绘画语言的研究?，交给了门槛出版社。这是《中国诗歌语言研究》的姊妹篇，其影响超过了前者，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得到文学界和学术界认可，还得到艺术界的欣赏，不断再版，这是超乎我想象的。也许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我试图把中国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思索，而绘画只是印证。
　　晨：您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有没有隔世之感？
　　程：我第一次回国是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奇怪，虽然景物全非，但我并没有隔世之感，那种人际关系我并不感到陌生，与人们交流也很容易，也许是因为我一直精心收集并阅读所有我能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和资料。前年到北大讲学，我到海淀去逛，老百姓以为我是老北京。
　　晨：您的第一部小说《天一言》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作品透过三个主人公的爱情和友谊反映了从抗战前到“文革”一代中国人的痛苦和处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彷惶、激情和对人性真与美的追求。您为什么会萌发出创作这部小说的冲动？
　　程：这部小说不是纪实性的。而是要通过见证体现一种心路历程。我是个好奇而十分敏感的人，是个没有硬壳保护层的人。人间的悲剧即使与我无关也会使得我难以入睡。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脆弱的血肉之躯，不自觉地成为人间一切的见证人，正视一切不愿正视的残酷的事实。这样我不但是中西文化的见证人，更是生命的见证人。生命中有高尚的东西，也有地狱般非理性的一面。我在国外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有切肤的感受，即使是在中国极其封闭的状态下，我也精心收集所有能得到的材料。“文革”以前能看到的《人民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等刊物和所有我能得到的材料我都找来看。我觉得国内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息息相关。
　　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考验。从远处看，那时的中国是个陷入泥沼不可自拔的灾难性的民族，好像整个民族被掐住了喉咙，无法喘息。在西方人眼里那是一大群人在蠕动，在残喘，可是你把每个单个的人拉出来看，细细分析，用心倾听，你就会发现貌似麻木不仁的外表下有一颗激跃的灵魂，这灵魂虽然受到损伤，但仍旧十分敏感。受到残害的人虽然处在绝境，对生命的渴望仍埋藏在心底。中国人的灵魂深度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无法探测的，像是个泉眼，越往深处挖，泉水越往外涌。这种灵魂不是抽象的，不是虚构的。
　　这部小说中许多故事是真实的，但是我试图体现集体、个人的命运是如何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完结的，哪怕是悲剧性的。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也是一种完结。因此小说不掩盖残酷。许多读者读完这部作品非但没有鄙视中华民族，反而从中看到这个民族的人性的至尊，看到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应和信念。我写的是悲剧，但是透过残酷和荒谬对生命发出质问。两位主人公，诗人浩郎终于去写，画家天一终于去画。他们的自我完成是任何人间的残暴无法抑制的。几个激情中的人物在绝境中仍继续探索人性的至美和尊严，这就是我所说的心路历程。
　　也许这部小说应该留给二十一世纪中期的人去读。他们会更有距离感，会从中看到二十世纪的人留下的某种精神痕迹，而不光是残酷的现实，比如但丁的《神曲》影射了许多当时的人物，但是几个世纪以后这部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还有《失乐园》、《特利斯坦和伊瑟尔特》等作品都有这种力量。我希望这部作品是留给未来的对一种心路历程的见证。有读者看完小说来问我“如何生活”，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不回避生命考验的沉思者。我认为那种所谓超脱现实，回避现实的睿哲是没有价值的。我则希望透过人间地狱达到睿哲，这种睿哲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极限条件之上的。
　　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法语写作的？您用法语创作小说是情不自禁，还是一种选择，一种文化归属？
　　程：我1975年以前主要用中文写作，翻译介绍了一些法国诗歌、著作在台湾发表。“文革”后，徐迟主编《外国文学研究》，看了我介绍里尔克以及法国诗人的文章很感动，便约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后来有一部中文诗集《三歌集》?谣歌、“恋歌”、悲歌?在香港发表。1975年以后我开始用法文写关于诗画的理论著作，八十年代后开始用法文创作。有一段时期内心有点矛盾和焦虑，自问是不是理论著作用法文来写，而创作继续用中文。当时也没想到中国会那么快开放。放弃中文写作是一种牺牲，但是用法文写作不能说没有得到补偿。透彻地掌握一种语言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似乎给这个世界重新命名。我对法文不仅是对其表现性和分析性敏感，而且对其字和音都有新的领会。比如arbre(树)这个字。a的音是上升的，bre是向下的，是投射出的阴影。中文以字形指示，法文用音达到会意和指示。英文的tree只能和法文的tronc树干相比，没有法文arbre树荫的感觉。中文的“树”在发音上也没有此境界。还有许多法文字都有这种形象性。掌握了法文有的时候给我回归大地、回到世间的清晨的感觉。
　　晨：那么就是说您用法文创作小说已经是一种必然？
　　程：我写小说时处于普鲁斯特所说的一种状态。他认为真正的生命不止于生命那一瞬间，当时生活过的要以语言去寻求，去重新体验。用语言才能给生活以光照和意义，生活真正的奥秘和趣味才能全面地展示出来。我在法国生活了几十年，成为另一种人。我写小说要以语言去重新体验生活过的一切，不是简单的纪实或见证，还是一种光照和启示。法文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小说中天一生活的一大部分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以后回到中国的回忆又和西方的生活和语言分不开。用中文写反而有点勉强，最多是一部回忆录。但我不是要写回忆录，而是要进行超越年华的再创造，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精神去看同一个过去。人每生活一段就会更上一层楼，就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过去。用法文创作更给了我对经历过的一切进行再阐释的机会。
　　晨：这部作品似乎使得您从学者过渡到了作家。
　　程：其实我从幼年起就自以为是创造者，而不会是学者。我是个非常激情的人。我走上学术道路是历史的原因。我自己始终不愿意把自己看成学者。从幼年起我对天地人间的感受就很强烈。直觉地感到有一天我要把心声吐露出来，唱出来。我不是音乐家，但是小时候一个人外出时会哼出调子。创作是我的信念。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给宇宙天地加上光照，因为每个人都是宇宙生命的独特反映。人与任何生命都不同，人除了有一副独特的面孔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灵魂，人是语言的动物。如果人和人都一样，就无需语言，无需沟通了。所以创作是使命，是生命要达到的必然形式，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作家、诗人，但是人人都有言语，这言语可以是诗，可以是画，也可以是眼神或手势。在此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女人、孩子伤感的目光就是一种创作。我创作是不可抑制的，是非功利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主要交往的是艺术家。和他们交往你会发现，这些表面上散漫、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都有自己执著的追求，而且不随波逐流。
　　我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我八十年代开始出版诗集，现在出版了六本。其中《双歌集》虽然是精装本，价格昂贵，却售出几千册，出版社也很吃惊。
　　晨：您通过诗创作要表达的是什么意境？
　　程：我的诗歌不入任何潮流，在法国自成体系。我尽力做到中西合璧，把两种似乎迥然不同的传统结合起来。中国诗有禅的传统，西方诗歌则延续了奥尔菲的传统。禅讲究从有至无，从无而有，所谓“见山有山，见山无山，见山似山。”而奥尔菲的传统是出死而生，体现悲剧性的隔绝，如人与神的隔绝。但是这两种传统之间有相通之处。因为无论“无”还是“死”都要经过毁灭而再生。西方的由死而生，其实《楚辞》里就有《宋玉》。只是《楚辞》表现得没那么淋漓尽致。西方诗歌那种从破裂达到超生和真纯的隔绝性的悲剧，在但丁的《神曲》里表现得很充分，后来波德莱尔的诗歌也继承了这种传统。
　　我的诗歌里两面都有。《双歌》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如与树、石头，人与自己命运的对话。《恋情》是三十六首情诗，但表现的不是狭义上的爱情，而是人间的激情。主题是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把那种人与天地的交流中所流露出的奥秘以及人类命运本身所包含的悲剧性的激情体现在诗中，这是西方诗歌的传统。但是我又不像西方诗人那么铺陈，而是以简约而含蓄的言语表现，给人以一下一下敲击的感觉。我不可能像中国古代诗人那样超越现实，因为西方诗歌的主题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创作中。我的诗歌常常是对主体的思考，这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欠缺的。中国思想里没有对自由或者权利的阐释和维护，但中国哲学非常关注主体之间的微妙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我最近将出版的诗集《滋生于之间的》?伽利玛出版社，《无限丛书》?的主题。和任何事物或人交流都得找到缝隙，找到切入点。
　　我的诗歌不是自我感叹，我避免当代法国诗歌空泛、抽象和做作的倾向，当代法国诗歌有时失去了法语的音乐性，而我力求找回音乐性。因此法国人爱朗诵我的诗。
　　晨：任何离开本土到异国他乡定居的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都会有段时间像被命运抛向大海的尤利希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知识分子流亡则更痛苦。这流亡不光是指政治流亡，更是指文化流亡。离开本土文化和社会，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成了“文化边缘人”。在这种处境当中，有人痛苦彷徨一辈子，也有人最终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立足点。这时两种文化撞击迸发出的火花能激发出具有独特光彩的思想。希拉克总统说您不但在中法文化之间起了桥梁作用，“而且充实了法国文化”，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法国文化的认同很强，历史性很强，外人融入法国文化，使自己的创作不是法国主流文化的装饰而是纳入其中已经很不易，能充实法国文化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您是如何给自己在中西文化，更确切地说在中法文化之间定位的？您认为您对中西文化沟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程：从姊妹篇《中国诗歌语言研究》和《虚与实》开始，我一方面是自愿，另一方面也是被迫地成了在法国的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心灵中始终有某种形而上的困惑，始终有一种探求生命奥秘的愿望，加上看到的各种材料和外来的压力，使得我把钻研中国文化当成了自己的使命，逐渐扮演起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一些法国思想家如福科、德里达等，有时在思考新问题时希望在其他文化中得到印证便找到我。我之所以担任这个角色，一方面是我能在思维方式上和他们沟通，当然也有语言表达自如的一面。我承认我是在非常孤独而艰难的环境中成为对话人的。
　　我没有变成边缘人，但是已经成了一种无法定义的人。西方文化中当然有糟粕，但是更有其向上、高贵而纯净的一面，这在宗教和艺术上都有反映。在欣赏西方绘画和音乐时我们都会感到精神净化，有一种无限上升的感觉。接受西方文化以后，使我内心产生一种追求向上、净化灵魂的要求。但我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我始终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当成自己的据点。虽然我和人交往、观察事物时已经超越了家庭和国籍的概念，但这不意味着忘本。我和中国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别人诬蔑中国或者中国人自贱时，我都很难受，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当初的失落感没有了，但是有一种对自己的苛求和无限的追求：我念念不忘的是提炼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而不是玩弄西方文化。我觉得稍微一放松就会成为玩世不恭的人。我是个自愿的苦修者，通过这种苦行能达到内心的愉悦。我希望面对自己无愧。
　　有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对我说：“您起的不仅是桥梁的作用，您的作用是无法绕过去的。因为您在中西文化间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我们有时写十几本书，但是没找到自己的路。”我在书店为读者签字时，人头攒动，我问他们为何而来。他们说您在法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您的著作不是简单的比较文学，不光是学术。我们从中得到一种睿智。这些话引起我的思索。我的确努力做到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哲学穿插在一起，和西方哲学思想呼应，而不是进行简单的比较。我在思考时，这种穿插性已经不可避免了，成了我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晨：您的理论著作里有诗情画意，小说里又充满睿智和思辨。无论是介绍中国诗歌绘画的方式，还是您笔下的人物，都让读者无时不感到中西两种文化在交织，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在穿插。而这两种文化似乎都同样渗入骨髓，又泾渭分明，没有形成一种四不像的混合物，但又互相渗透。您的作品抓住读者的地方似乎正是这种矛盾的思维方法。
　　程：我思考事物的方式是西方式的，但是心灵、感受和情操是中国式的。我们知道，人的左脑负责语言和推理，有人说这半边是趋于男性的，又是西方式的，严谨而明晰；右脑则负责情感、领悟和感应，是趋于女性化的，是东方式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的大脑的左半边是西方式的，右半边则是东方式的，我对生命的信仰是西方式的，比如西方那种对人生中的悲剧和隔离的探索。而我试图在可见的东西里抓住不可见的东西，从有限中寻找无限，这又是很中国式的。
　　晨：您总在考虑如何以西方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把中国文化的底蕴呈现出来，让西方人体会到中国人“心领神会”的意境，同时又赋予传统文化以新意。这或许是法国公众把您当成中西文化的对话者的原因。那么您和西方人，特别是在和许多当代法国著名文人学者如米肖(Henri Micaux)、拉康(Jacques Lacan)、克里斯蒂娃(Julia Krestiva)等人交往的过程中，受惠于他们的是什么？而他们又从您这里得到了什么呢？
　　程：这个问题得稍微绕个圈子谈。简而言之，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对主体的思考和挖掘，这个思想传统从古希腊就开始了。西方人对主体的探索从没有中断过，神也是个人的神，神的形象是主体。中古时期僧侣阶层为保住其特权，限制思想自由，但人们对主体的探索也没有中断。中古将尽时，圣－托马斯又搬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为神学的基础，而后来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这是关于主体的宣言。后来康德、黑格尔直到尼采，都延续了对主体的思考，即使尼采提出“超人”的概念，也还是以人为本。但是主客体是分离、对立的。二十世纪胡塞尔意识到主客体对立的问题不能解决，引入“主体际”的概念，但还是回到主体意识。他的继承人海德格尔、舍勒等哲学家发现必须真正走向主体际性的思考和存在方式。当代哲学家如德里达，则试图打破主体的圈子。总之我们仍不能忘记对主体的思考和肯定是欧洲文化的贡献，思考最终极的意义是个体具有权利和自由。这是其他文化应当吸收的。这也是我从西方文化中得到的最大的启发。
　　我在和欧洲学者交往时特别体会到他们不妥协、不让步的精神，他们非常注重个人尊严的同时考虑问题非常严谨，对问题层层挖掘，刨根问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仿佛那些学者每个人身后都有个宇宙。
　　中国文化讲究个“中”，我说的是《尚书》里的“皇脊”，是《中庸》里的所说的“天地之大道”，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强调的“中”的含义。说到“中”很容易语到折衷、中庸和妥协的层次上，我指的绝不是这个“中”，这是违反“中”的原意的。我所要强调的“中”是把作为主体的人放入天地宇宙间，和宇宙交流。中国思想体系是三元的，比如儒家的“天地人”，道家的，“阴阳冲气”。一元的文化是死的，是没有沟通的，比如大一统，专制；二元是动态的，但是对立的，西方文化是二元的；三元是动态的，超越二元，又使得二元诚服，三元是“中”，中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这里二元是指两个追求生命真谛的主体，是朝向生命的。仇人相见不是二元，和恶的交往也不是二元。中国文化从表面上看似乎事一元的，所谓“一以贯之”，大一统，但是这只是主治，其运行方式是三元的。两个主体对话，交流创造出新的生命，而不是合二为一，回到“大一统”甚至专制。其实神也不是神圣的“一”，神创造出万物也是为了创造交流者。比如艺术都是三元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和自然对话的产物，三元的命题很重要。这些日后有机会可以再详谈。
　　西方到了笛卡儿，人和宇宙的对话几乎不可能了，人和宇宙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西方人从主体出发，比如精神分析就是把病人从孤独和顽念中解脱出来。而中国文化不是以征服性的方式对待宇宙，中国的宇宙观里天地是有机的，是可以沟通的，不是主体征服客体，而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但也不是主体化入客体。这是唐代诗人、北宋画家达到的境界。中国人对生命之间、事物之间发生的微妙关系很敏感，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不想为寻求所谓的“天人合一”而回避悲剧，回避隔离，而是正视一种对人或对某种境界的不可及的思念。我求索的是生命中可沟通，可变化的地方，也就是王维诗中所描绘的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想这是法国学者们希望在我这里得到的东西。
　　晨：您对中西文化的交融有什么期待？
　　程：刚才提到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是需要我们几代人才能学到的。我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华是先秦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喜和悲都是从秦始皇统一开始的。从大一统开始中国在社会制度上成了一个大的板块，先秦哲学思想对宇宙开放、直觉的领会被抑制了。但是先秦的哲学思想给了中国思想一个大的架构，使得中国以后虽然不断被抑制，但是总能有一个缺口去吸收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是需要一个大的思想构架的，中国以后不但能吸收外来文化，还应该也一定会和西方进行创造性的交流。
　　(晨枫整理)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文学家、思想家不是在海量阅读的基础上作出成果的，这也启迪着我们，在人们精神上匮乏的当下，更要重视阅读的力量。　　不仅是清明节，包括春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也无不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遗憾和缺失。这是时代语境，它并不能以个人意志而达成圆满。
　　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也有差异，因此价值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双方在未来的合作和发展过程中，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为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芬关系的发展向何处去，中国强大的资本、人力资源和制造能力如何与芬兰先进的生产工艺及高科技相结合，习近平主席与芬兰领导人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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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manee Conti罗曼妮康帝
产地：法国布根地禾斯，罗曼妮村庄(Vosne -Romanee)
级别：特级葡萄园
葡萄品种：黑皮诺(Pinot Noir)
种植面积：4.32英亩
平均树龄：42年(1990年)
产量：每公顷生2000千至2500公升葡萄(相当于4800瓶到6000瓶)
特点：产量极少，质量高，要配额，十分昂贵
禾斯，罗曼妮( Vosne Romanee ) 村庄位于黄金山坡北部夜之山坡内( Cote De Nuits )，是十七世纪布根地公爵的打猎区，其后才发展为葡萄园，村庄人口数百名，大都与葡萄酒业有关，这里拥有七个特级葡萄园15个一级葡萄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罗曼妮康帝”(Romanee Conti) 特级葡萄园。这个细小的特级葡萄园，也是最精华的葡萄园，可算是现时世上最古老葡萄园区之一。西元十二世纪就已广为人知，是当地望族维基（Vergy）家族所拥有。一二三二年维基家族将这块葡萄园捐赠给附近的教会，此后四百年间这块葡萄园都一直成为天主教的产业，它生产出来的佳酿大都流入天主教虔诚的仆人就是神父与修士的腹中。一六三一年，为筹巨额军费给基督教人士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就将这块葡萄酒卖给高伦堡家族(Koonembourg)。但这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实现，原因是十字军在1270年最后一次东征后，就没有再染指回教区的实力了。高伦堡家庭同时也收购了临近另一个葡萄园历四代之久，于1760年再度易手，但这次却一跃成为全布根地地区最著名，最昂贵的葡萄园。后来这块葡萄园为康帝公爵所拥有，康帝公爵更是夜之山坡内的领主。从1760年起已获得确认这个罗曼妮葡萄酒成为世界最昂贵的葡萄园。
后来康帝公爵将此葡萄园冠上了自己的姓，“罗曼妮康帝”这个名称相传至今。自从康帝拥有此葡萄酒后，即视此葡萄园为馈宝，除了供奉皇室外，绝不馈赠他人，甚至好朋友也不通融，在市场上“罗曼妮康帝”更成为绝响。那时喝不到此葡萄酒的唯有退而求其次转向高伦堡家族尚未脱手的（拿特芝）（La Tache）葡萄园酒，一时成为法国最热门的布根地葡萄酒，但好景不常，康帝家族谨传园两代（32年后）即1793年，法国大革命潮席卷布根地，园主康帝公爵之子亡命海外，财产被革命政府没收，革命政府也识货，深知这个葡萄园可卖个好价钱，于是乎公告天下曰：这是一个位于禾斯，罗曼妮村庄最好地段的葡萄园，葡萄能达到完美的成熟度，此葡萄园地理位置之佳使得每天都能接受到太阳的光线，以及全天最柔和最适中的热量，同时也可避免霜冻与冰雹之侵。不过在这动乱时期，那些富商谁不害怕随时因（怀壁其罪）而被指为保皇党而送上断头台冶罪。所以在1794年“罗曼尼.康帝庄园”以贱价卖给一位在拿破伦政府担任司库的银行家，朱利安.奥雅(Julien Ouvrad),他同时也在波尔多区，布根地等地区拥有数个酒厂价格居首位的是罗曼妮.康帝，而谨居次位的（拿特芝）( La Tache )及艾芝堡( Richbourg )葡萄园价格只有它的三分之一而己。
后来奥雅家族于1869年将“罗曼尼.康帝”葡萄园卖给一位在全法国拥有一流葡萄园，也是一位成功的酒商；（J.M.Duvault Blochet）杜奥.布克，结果此园又一次回到行家的手里。自此布克家族没有再将它转卖。在其后的日子里，虽因继承而经历多次分割，但最终还是分久必合。不过，在1942年7月，亨利.利莱收购了布克家族的一半产权，改由两个家族共同经营，且在1974年成立董事会统筹葡萄园的运用与营销，避免被瓜分的命运。
“罗曼尼.康帝”葡萄园酒采用全新橡木桶储存，园主购进木材，风干三年后才造桶，葡萄收获极低，年产量每公顷公升，平均每三株葡萄树才酿出一瓶“罗曼尼.康帝”（Romanee Conti）顶级葡萄酒，可知其珍贵程度。
2.Le Pin 里鹏
产地：法国波尔多庞玛洛（POMEROL）
级别：庞玛洛产区并无评级
表面积：5英亩
葡萄种类：92%梅洛，8%佛朗
平均葡萄树:28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6000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3400公升
年产量:7000瓶
窖藏:储存在全新橡木桶内15至18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没有过滤，成熟期10至30年视乎年份。
里鹏可以说是法国酒坛半个世纪以来最引人瞩目的成就。1979年，一位名为杰克.天安宝(Jacques Thienpont)的买家向罗贝夫人(Mme.Laubrie)购买一个小葡萄园，在老施丹庄园(Vieux Chateau Certan），这个买主姓氏马上就让人怀疑是否老施丹庄园打算扩充园地，因为这个杰克正是老施丹庄园主亚历山大的堂弟。这个当时以100万法朗所买到的小葡萄园，只有一公顷，小到不能称庄园的程度，所以只好名为“里鹏”(Le Pin)，没有冠以庄园的称号。
这个葡萄园不但是在老施丹庄园旁，离柏翠庄园只有咫尺之差。这个新园主立志要向柏翠庄园的方向迈进，一切都以柏翠庄园为标准。里鹏最初只有1.06公顷直至1985年逐渐由邻园购入葡萄园，现时已达2.02公顷。里鹏的酒质十分接近柏翠庄园，基本上就象是柏翠庄园的翻版，故两者之间气味极为相似。里鹏每年约有7000瓶的产量，但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有1500瓶，其中四分之三的产量卖到英国，只有小数流入美国市场，在美国就被刻意炒作令价格飚升、1979年是里鹏的第一个“年份”，而里鹏的行情价格，可显示出被投机炒作的成份比较高，所谓物以稀为贵，果然有道理。
3.Chateau Petrus柏翠庄园
产地：法国波尔多庞玛洛
级别：庞玛洛产区并无评级
表面积：28.20英亩
葡萄品种：95%梅洛，5%佛朗
平均树龄：35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6500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3600公升
年产量：2瓶
窖藏：20个月储存在全新橡木桶内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没有过滤，成熟期为20-40年。
法国波尔多庞玛洛地区多为小型葡萄园，其中有185个酒厂，每家只占地4公顷不到，由于许多小酒厂只有不到1公顷的葡萄园，年产量亦只有二、三百箱，所以拥有差不多12公顷葡萄园地的柏翠庄园，也算是最大面积的一个庄园。栢翠庄园首次出现在1837年，那时此庄园在庞玛洛地区已名列前四、五位的位置。到1868年，柏翠庄园已经被公认为仅次于老施丹庄园（Vieux Chateau Certan）及杜德莱庄园（Trotanoy），进占第三位。注：现时柏翠庄园的价格比老施丹庄园及杜德莱庄园葡萄酒贵5至6倍的价钱不等，所以精明的饮家都会喜欢饮用老施丹庄园及杜德莱庄园，因这两个庄园的价格比较扎实，起码没被炒作的成份股。
1925年一位酒店的老板娘隆芭夫人（Mme.Loubat）从园主阿诺家族（Arnaud）手上购得柏翠庄园后，才改变了柏翠庄园的命运，隆芭夫人家族在庞玛洛地区拥有两家酒厂，她的弟弟又是利布（Libourne）市的市长而她本人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利布市拥有一家酒店。自从收购了柏翠庄园后，便欣然爱上了它。隆芭夫人致力打造柏翠庄园的知名度，首先就是将柏翠庄园酒提价，使其不再是普通的庄园酒，其次就是将柏翠庄园酒推介给她所认识的富豪官坤，因此柏翠庄园酒在法国的高级社交圈内迅速流行起来。为了打造柏翠庄园酒日后的身价就是要打进英国的皇室。当伊利沙伯二世订婚的时候，隆芭夫人进献的柏翠庄园酒已是英皇室贵族们的杯中物。所以1947年女皇大婚正式举行之际，隆芭夫人也是被邀请之列，她倒也会利用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带着自己园中的佳酿远赴伦敦，一下子成功打进了伦敦一流餐厅的酒牌上。隆芭夫人善用这种经营上层社会的交际手段，日后就成了柏翠庄园的奠基石。1961年隆芭夫人辞世，她没有子女，只有两位姐妹有孩子可承继，但都不能负以重任，所以聪明的隆芭夫人，生前已作安排，将柏翠庄园股份分为三份，一份让售予酿酒甚有成就的莫埃尔家族（Jean Pierre Moueix）,其余三分之二由其侄儿承继。
1964年莫埃尔家族收购其中一位承继者手中的股份后，便正式成为新的柏翠庄园园主。莫埃尔家族专门收购一些经营不善或面临倒闭的一流酒厂。莫埃尔家族旗下拥有杜德莱庄园（Trotanoy），拉图庞玛洛（Latour A Pomerol）及白翠花庄园（ La Fleur Petrus ）。莫埃尔家族于60年代故技重施地把柏翠庄园酒打进了白宫，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华府社交界名人争相谈论柏翠庄园酒，绅士名媛若不知柏翠为何物，就会被认为是来自德萨斯州的乡巴佬。柏翠庄园酒经此一役，真正是一登龙门升价十倍。由于法国波尔多地区在1855年首次庄园评级，并决定五个级别可列入“顶级”的庄园，但只针对美度区，并未将庞玛洛区包括在内，因此柏翠庄园酒迟迟未能得到官方真正的肯定，但庞玛洛区的佳酿如泉涌，而柏翠庄园酒更是狭著锐不可挡的势头，要求重新评级的呼声不绝，但在1961年这个举措终告失败，法国不愿更易自1855年以来的传统。柏翠庄园酒的成功在于经营者的高超交际手段，但当然要有好的佳酿在手，才可挥洒自如，取得成功。
4.Chateau Ausone 奥信庄园
产地:波尔多圣达美利安 ( SAINT-EMILION )
级别:一等特级庄园 ( A )
表面积：17.30英亩
葡萄品种:50%佛朗，50%梅洛
平均树龄:50-55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3500公升
年产量:200，000-230，000瓶
窖藏:储存在橡木桶19-23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没有过滤，成熟期为10至100年(由1994年开始)
圣达美利安区在1954年开始建产评级制度共分四个等级最高为“一等特级”（Premieres Grands Crus Classes）,第二等级为“特级”（Grands Crus Classes），第三等级为“优级”（Grands Crus）至于第四等就是“圣达美利安法定产区(AOC St-Emilion )。第一次评级在1958年修正,1969年第二次评级，原则上此区每十年评级一次，但未严格执行，且每次变动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自首次评级开始，名列“一等特级A类”的白马庄园和奥信庄园的评级并无变动，只有“一等特级B类”（Premieres Grands Crus Classes B）有所变更，在1996年之前有九家，1996年评级中增加了二个庄园，“大金钟庄园”（Chateau L’Angelus）及“宝西奥庄园”（Chateau Beau-Sejour-Becot），“一等特级A类及B类”共13家，“一等特级A”可与美度区一级庄园相比较，只是风格各异而已。“奥信庄园”早在18世纪初就已成园，当时在从事木桶生意的卡狄纳（Catenat）家族手中，19世纪前期转让给亲戚鲁法基（Lafargue）家族，到1891年再由亲戚查朗（Challon）家族继承。奥信庄园在最早的一代园主卡狄纳时，就已取名“奥信庄园”，当时约在1781年左右，“奥信”（D. M. Ausonius 310-394）是罗马帝国时代生于此地的一位罗马教授及诗人，也是罗马皇帝幼时的老师，故官运亨通，官位至当时总督及枢密院长老，但他却以爱酒出名，曾经在波尔多及德国拥有庄园。现在无法证明奥信老先生就是在“奥信葡萄园”的现址种植葡萄及喝酒吟诗，所以奥信庄园酒又称“诗人之酒”。此庄园在19世纪中已跻身“圣达美利安”区最好的三、五家庄园。
5.Chateau Cheval Blanc白马庄园
产地：波尔多圣达美利安(SAINT-EMILION)
级别：一等特级庄园 ( A )
表面积：91.40英亩
葡萄品种：58%佛朗，42%梅洛
平均树龄：45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8000株葡萄树
平均产量：每公顷3500公升
年产量： 100，000瓶
窖藏：储存在橡木桶18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无过滤，成熟期为10至30年。
“白马庄园”与“奥信庄园”是圣达美利安区内最为人熟悉的两个一等特级庄园（Premier Grand Cru Classe）,“白马庄园”以前是“飞雅克庄园”（Chateau Figeac）的一部份，属于杜卡斯（Ducass）家族所拥有。1852年杜卡斯女儿嫁给一个拥有不少葡萄园产业的科歌路萨（Fourcaud Laussac）,杜卡斯家族便把本园作为嫁妆，自此以后“白马庄园”便成了路萨家族的产业。1927年以设立公司的形式，让股权集中，不至于本园被瓜分。1989年以前董事会由路萨家族的女婿，他是波尔多大学校长名为夏巴克（J. Hebrard）负责，以他的崇高学术与社会地位，提高不少“白马庄园”的声誉。1989年夏巴克退休后，园务由家族三位女士掌管。“白马庄园”被正式命名是始于1853年。原来改名为“白马庄园”是有个被广为流传的说法，以前有一位国王亨利四世常在此地下马歇息，他以骑白马著称，其徽章即为“独角白马”于是客栈便取名为“白马”(Cheval Blanc)。“白马庄园”虽然是位于圣达美利安区，但它的旁边就是庞玛洛区,所以“风土”极为相似与“拉旺庄园”（Chateau L’Evangile）及“盖世龙庄园”( Chateau Conseillante )这两个位于庞玛洛区的著名庄园只有一条小路分隔，因此被人喻为是庞玛洛区葡萄酒。“白马庄园”副牌酒（Second Wine）的名称为“Le Petit Cheval”，1988年开始面世。1947年份的“白马庄园”酒曾赢得波尔多区“本世纪最完美红酒”的美誉。1991年起“白马庄园”聘请波尔多地区最著名酿酒师皮雅鲁顿（Pierre Lurton）担任本园的酿酒师直至现在。
6.Chateau Haut Brion奥比康庄园
产地：法国波尔多格拉芙(GRAVES)(贝沙克·雷奥良)(PESSAC – LEOGNAN)
级别：1855年评级“一级庄园”
表面积：160.7英亩
葡萄品种：45%赤霞珠，37%梅洛，18%佛朗
平均树龄：36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8000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公升
年产量： 132,000瓶
窖藏：储存在橡木桶22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无过滤，成熟期为15-40年。
奥比康庄园是个历史悠久的名庄园，在十四世纪已开拓为葡萄园。现时在标签上的老城堡是奠基于1550年。1749年“奥比康庄园”因继承而分家，三份之二产权归“玛高庄园”的富美尔（Fumel）家族所有。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奥比康庄园被充公。在革命后的1801年，本园被园主之子买回并售予外交部长泰利莱（Talleyrand）。后在1838年再转售予拉利奥（Lalieu）家族，这家族把百多年前分割出去的三份之一园地购回，庄园最后归于一统。拉利奥家族拥有庄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20年代庄园再转手几次，最后落在美国一位银行家奇兰斯·狄龙（Clarence Dilon）手上。据说奇兰斯是想去收购白马庄园”和“奥信庄园”的，因当天大雾而迷失方向而来到了奥比康庄园，刚好庄园在放盘，意外地速成了这宗交易。到了1855年，波尔多官方评级中，差不多全是美度区（Medoc）红酒的天下，唯一例外的是座落于格拉芙区（Graves）的“奥比康庄园”红酒，能与“拉图庄园”、“拉菲庄园”及“玛高庄园”同被评为第一级的红酒庄园。令“奥比康庄园”能获此殊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被根芽虫侵袭，当时整个格拉芙地区的葡萄园无一幸免，只有“奥比康庄园”能避过这一次劫数，而扬名立万。庄园自1921年就聘请格拉夫区最有名酿酒师乔治·狄玛士（Georges Delmas）负责酿酒。1960年起由他的儿子负责酿酒事宜，虎父无犬子，他的酿酒造艺在波尔多区被称为大师级，更可媲美“柏翠庄园”的酿酒师。
1989年狄玛仕（Delmas）酿出30年来的冠军酒，而业界的评分几乎达满分。现时要在市场上找一瓶1989年的“奥比康庄园”红酒已几乎是没可能的事。除了红酒外，“奥比康庄园”也有出产白葡萄酒，但不属于一级庄园酒。它是采用塞蜜蓉（Semillon）及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调配而成，年产量只有7800瓶。这是一款干白葡萄酒价格相当昴贵，可与法国布根地干白葡萄王蒙夏锡（Montrachet）相比。这款波尔多干白葡萄酒可说是众多波尔多干白葡萄酒中之极品，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7.Chateau Margaux 玛高庄园
产地：波尔多玛高区（MARGAUX）
级别：1855年评级（第一级庄园）
表面积：192.70英亩
葡萄品种:75%赤霞珠, 20%梅洛, 5%佛朗及小伟度
平均树龄：35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10000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4500公升
年产量：200,000瓶
窖藏：储存在橡木桶18-24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无过滤，成熟期为15-35年
玛高区在1855年的美度评级中占有22个之多，是唯一由第一级庄园到第五级都有的产酒区。而玛高区的一级庄园正是以此名字为名的庄园。玛高庄园历史悠久，因此物业转手也特别严重，玛高产区在13世纪曾建有一座防卫海盗的城堡。它跟拉图城堡一样是美度区最早的建筑物，后来逐渐演变成葡萄园。在15世纪“玛高庄园”的产权就在当地贵族中间转来转去。约在1860年，玛高庄园落在贵族达拉狄（D’Aulede）家族手中。到了1755年园主成为玛高男爵，并有一个候爵封号。之后此园又在贵族复杂的婚姻关系中经常易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一直都在贵族手中。法国大革命后的腥风血雨也蔓延至玛高庄园。园主德忌确候爵（D’Agricourt）亡命海外，妻子及岳父全被推上断头台。玛高庄园被革命政府充公拍卖，1802年由哥伦利那候爵（B.de la Conlonilla）买下。他筑了一个类似美国白宫的希腊式建筑物，并于1810年落成，成为波尔多最优雅的庄园。 1836年又转到西班牙银行家阿古度（De. Aguado）手中。半世纪之后，于1879年又被法兰西银行家威尔伯爵（De Pillet Will）将它收购，直至1921年玛高庄园再度易手后，接连数次的转手，但每次转手后不久又再转手，相信是转手次数最多的庄园。1935年玛高庄园被爱士图尔庄园的园主杰斯德（F.Ginestet）他于1949年收购,随后他入住玛高庄园。1970年代,世界性经济不景,特别在1973年及1974年间,杰斯德家族不堪负荷。到最后想将玛高庄园售与美国国家酿酒公司(国家蒸馏酒)之际,法国政府以“维护重要文化遗产”为由阻止了这宗买卖，但玛高庄园终在1977年卖给希腊裔的安帝万斯洛普路（Andre Mentzelopoulous），他是法国最大葡萄酒连锁店尼古拉的最大股东，已入藉法国.因此，玛高庄园总算落入法国人手中。他花了大笔款项来修复庄园的一切，并礼聘波尔多大酿酒师埃米.菲洛(Emile Peynaud)为顾问。玛高庄园经此耳目一新，并于1978年获得丰硕的成果。安帝先生也于1980年去世，那时他才66岁，产业由女儿及妻子继承。1992年意大利的阿内里家族（Agnelli）买下万斯洛普路家族拥有的皮尔雅(Perrier）集团，也就是说玛高庄园的部分产权已落入意大利人手中。但万斯洛普路家族还拥有相当的股份，也享有玛高庄园的经营权。至现在玛高庄园除了生产红葡萄酒外，还有12公顷葡萄园是生产白葡萄酒的。玛高庄园的一级庄园副牌红酒( Second Wine )为（Pavillon Rouge Du Chateau Margaux）只有红酒才可称为玛高副牌酒。而玛高庄园的白葡萄酒（Pavillon Blanc Du Chateau Margaux）不能称为玛高庄园副牌。白葡萄酒只能称之为玛高庄园生产的白葡萄酒。
8.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武当鲁齐庄园
产地：法国波尔多普尔勒(PAUILLAC)
级别： 1973年评级（第一级庄园）
表面积：192.7英亩
葡萄品种： 77%赤霞珠，11%梅洛，10%佛朗，2%小伟度
平均树龄：45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8500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公升
年产量： 300，000瓶
窖藏：储存在橡木桶19-22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没有过滤，成熟期为15-20年。
武当鲁齐庄园位于一个小山丘上，以前可能很适合牧羊，否则不会以“绵羊”（MOUTON）为地名。一七二五年前一个贵族祖·布莱（JOSEPH DE BRANE）将原有园地妥为整理后改名为“布莱·武当”（BRANE-MOUTON），他的孙子凯特（HECTOR）男爵与邻居达美尔克（D’ARMAIHACQ）将赤霞珠葡萄引进本园及美度地区，因此也是当地甚有名气的园主。1830年，凯特男爵将本园转让售给银行业钜子罗富齐家族弥敦尼尔男爵（BARON NATHANIEL DE ROTHSCHILD）后易名为“武当罗富齐”。罗富齐家族是犹太人，家族源自德国法兰克福，是银行世家。在英国伦敦的其中一房家族因支付当时的英国威零顿元帅的滑铁庐战役经费而获英王赠予男爵爵位，后来也就是这房罗富齐家族购得了“武当罗富齐”庄园。弥敦尼尔购得此庄园后，其堂兄占美士（JAMES），于15年后的1868年也购得，“拉菲庄园”，就这样罗富齐家族一下子就拥有全法国最著名的两个庄园。不过弥敦尼尔男爵买下“武当庄园”后并未能使它成为最顶级的庄园，由于“武当庄园”当时并没有像样的房间可供居住，因此男爵本人并没在此居住。他死于1870年，而继承“武当庄园”的占美士（与其堂叔同名）男爵也于37岁的盛年死于1881年，因此由遗孀继承本园直至1920年再传给儿子亨利。他是一个区生及艺术家，对酿酒及管理葡萄园毫无兴趣，也不想离开巴黎这个艺术之都。于是把庄园交给次子菲腊男爵（BARON PHILIPPE）。日他正式入主“武当庄园”，当时才20岁的男爵立志要将“武当庄园”酒提升到与邻近的“拉图庄园”与亲戚的“拉菲庄园”一样的水平。因为在1855年官方评级中，“武当庄园”只被列为第二级庄园，这对年轻的菲腊男爵来说是个奇耻大辱，因此下定决心并全情投入来改善庄园的设施环境以至酿酒技术。自此以后“武当庄园”酒的品质不断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男爵凯归，1947年正式继承“武当庄园”并且将兄弟姐妹们的股权全部收购后，成为“武当庄园”的唯一拥有者。他继续为“武当庄园”晋级而努力。此后，他将每年一成不变的标签艺术化。1945年为了庆祝战争胜利而在标签上绘制“V”字后，每年的“武当庄园”酒标签都邀请著名的艺术家设计新标签，费用是以酒代资，那就是60瓶不同年份的“武当庄园”酒；待该年份出厂后，再多送60瓶，所以很多著名的画家都乐意为每年的“武当庄园”新标签当设计师。艺术家之中以毕加索（PABLO PICASSO）所绘的酒神祭最为著名，原来这幅并未面世的名画是在毕加索死后，才由他的妻子让售予“武当庄园”的，当年法国农业部长，后来的法国总统终于颁布命令，将1855年官方所评定的四个第一级庄园增加至五个，那就是“武当庄园”，时为1973年。此年份虽然不是好年份，但在市场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其主因有：1）1973年本庄园被评为第一级庄园；2）1973的标签名画是毕加索于1973年死前遗留的艺术品，两者佳有纪念价值，现在已是无价之宝。
“武当庄园”在1927年时，菲腊男爵觉得当年的酒质太差，不能贴上“武当庄园”的标签，但当时又没有副牌酒（SECOND WINE），于是在1933年购入邻近土地44公顷的达美尔克庄园（CHATEAU扐D’ARMAILHAC），并于1956年以自己的名字改为“菲腊男爵武当庄园”（CHATEAU MOUTON-BARON PHILPPE）。但1989年又改回原名，但卻删除了最后的一个英文字母“Q”。到1970年又购入邻地30公顷的奇勒美伦庄园（CHATEAU CLERC MILON），这些收购回来的庄园各自独立酿酒，所以不能当作是武当鲁齐庄园副牌酒。1995年武当鲁齐副牌酒正式上市，年份为1993年。武当鲁齐庄园内还有一小块属于“拉菲庄园”的小葡萄园名为“CARRUADES DE LAFITE”是“拉菲庄园”的副牌酒（SECOND WINE）。“武当鲁齐庄园”的标签每个年份的名画都不同，因此有人为了要集齐所有武当标签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对这些人来说可能标签比葡萄酒的质量还重要。1988年菲腊男爵去世后，庄园由其女儿菲律宾（PHILIPPINE）接管至现在。
9.Chateau Latour 拉图庄园
产地：法国波尔多普尔勒 ( PAUILLAC )
级别：1855年及1973年评级“一级庄园”
表面积：160.5英亩
葡萄品种：75%赤霞珠，20%梅洛， 4%佛朗，1%小伟度
平均树龄：40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10000株
葡萄树平均产量：每公顷4500公升
年产量：175,000瓶
窖藏 ：储存在橡木桶17个月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没有过滤，成熟期20-50年。
拉图庄园的城堡位于波尔多芝朗狄河（Gironde）河口。这座由英国人在15世纪建成的城堡，最初是为了防止海盗而建，后来更成了英法百年战争时兵家必争之地。拉图城堡在16世纪已开拓为葡萄园。1670年由法国路易十四的私人秘书买下了“拉图庄园”后，1677年因婚姻关系，本园辗转落在哥素（De Claussel）家族手上。直至1695年玛莉哥素（Marie T、De Claussel）嫁给当时的“拉菲庄园”继承人亚历山大（Alexandre De Segur）公爵后，哥素家族将“拉图庄园”作为嫁妆，于是本园便成为西格尔（Segur）家族的产业。但随着西格尔家族的中落，“拉图庄园”和“拉菲庄园”分由大女儿及其儿子继承，后来其儿子又再把“拉图庄园”交给三位妻妹，此时“拉菲庄园”与“拉图庄园”正式分家。法国大革命时西格尔家族的卡班纳伯爵仍拥有“拉图庄园”四分之一的产权，但因伯爵流亡海外，革命政府便将这四分之一的产权拍买，几经转手,这四份之一产权被保望（Beaumont）家族所收购。为避免庄园被瓜分，于是保望家族依法成立一个法人，“拉图庄园”不至于因继承问题而被瓜分。这样“拉图庄园”便被三大家族，哥狄龙（Cortivron）、科尔（Flers）及保望（Beaumont）同时拥有。1963年保望家族将手上百分之七十九的拉图股份卖给英国的皮雅逊哈维斯两个集团（Pearson & Harveys Of Bristol）。到26年后的1989年“拉图庄园”已成为哈维斯集团东主的里昴联盟集团把在英国皮雅逊集团手中的拉图股份购回。1993年法国百货业钜子“春天”（Printemps）百货的老板法兰西、皮诺（Francois Pinnault）把“拉图庄园”的主控权买下，现时的“拉图庄园”园主就是这位法兰西·皮诺先生。
“拉图庄园”的副牌酒（Les Forts De Latour），少部份由未达至“拉图庄园”酒水平的葡萄酿造。一般情况下“拉图庄园”的葡萄只有六成可以用来酿造“一级酒”。如遇年份不佳，像1974年的“拉图庄园”葡萄，只有百份之二十五可用来酿造“一级酒”。“拉图庄园”副牌酒首次酿造始于1966年，1972年正式上市。虽然是副牌酒但酿造过程卻一丝不苟，跟“一级酒”无异。
1990年“拉图庄园”推出拉图第三牌（Third Label），酒标只有一个城堡图案，名称只有一个简单的产区名称“普依勒”（PAUILLAC），而在标签下行标明此酒是在“拉图庄园”灌瓶的，其酒质当然不能与“拉图庄园”一级庄园酒及拉图副牌酒相比，但味道还算可以。
10.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拉菲庄园
产地：法国波尔多美度普尔勒（PAUILLAC）
级别：1855年及1973年评级“一级庄园”
表面积：247英亩
葡萄品种：70%赤霞珠，25%梅洛, 3%佛朗, 2%小伟度。
平均葡萄树齡：45年
种植密度：每公顷7500株
平均产量：每公顷4800公顷
年产量:210,000
瓶窖藏：16至20个月在全新橡木桶内。
灌瓶前经澄清过程，无过滤，成长期为30至50年。
史料上对拉菲最早的纪录可以追溯至公元1234年这一时代的法国。当时修道院遍布大小村庄城镇，位于法国波尔多普依勒北部的维尔得耶（Vertheuil）修道院正是今天的拉菲庄园所在。拉菲庄园从14世纪起属于中世纪领主的财产。加斯科尼方言（Gascon)，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地区,旧时称加斯科尼省）中“La Fite”意为“小山丘”，“拉菲”因而得名。此时已经有人在这里的土地上栽种葡萄树。但真正形成规模，还要等到17世纪西格尔家族的到来。也正是在他们手中，拉菲发展成为出名的大葡萄种植园。
雅克·德·西格尔候爵（Jaques de Segur）是在拉菲建起葡萄园的第一人，时间约在1670年左右到1680年代初期。他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re）于1695年继承了庄园，并通过联姻取得了邻近另一所著名酒庄–拉图（Chateau Latour）的掌管权。这正是拉菲与拉图这两大波尔多酒庄所共同书写的历史最初篇章。
18世纪初，拉菲庄园酒打入伦敦市场。1707年，官方的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上出现了拉菲的名字。甚至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Robert Walpole）年间每三个月就要购一桶拉菲！或许令人讶异的是，此时的法国人尚不知引波尔多为荣棗那还要等待二三十年的光景！
从1716年起，尼古拉·亚历山大·西格尔（Nicolas Alexandre de Segur）候爵（他正是亚历山大·西格尔与拉图堡联姻后的结晶）全力投入这一宏伟计划。在马雷夏·德·黎世留（Marechal de Richelieu）首相的支持下，尼古拉从路易十五处获得了“葡萄酒王子”的“钦封”，拉菲庄园酒也荣升为“国王之酒”。
不久后，整个凡尔赛宫内开始只谈论拉菲，因为它得到了王上的宠幸！所有人都想要喝到它，杜巴丽夫人用它来招待自己举行的那些小型晚宴上的贵客。稍迟一些时候，人们甚至传说杜巴丽（Du Barry）夫人加给自己一项特别的“义务”：夫人不再喝别的饮料来解渴，除了拉菲！
西格尔候爵膝下无子，酒庄在四个女儿间分割。拉菲于是与拉图分家，但直到1785年仍属于同一家族所有，并由同一管理者经营。传至候爵长女的儿子尼古拉·马利·亚历山大·德·西格尔伯爵（Nicolas Marie Alexandre de Segur）手中后，酒庄衰落了一段时间。1785年，一本题为“拉菲领主”的匿名回忆录的作者在书中赞美拉菲这片“世上最美的葡萄园”。然而在这位西格尔伯爵处，事情有些走样。他负债累累，1784年被迫出卖了果园。幸而有波尔多第一届议会主席尼古拉·皮埃尔·德·皮歇尔（Nicolas Pierre de Pichard）的干预，他通过对“家族回收权”立法而使西格尔家族将土地重新买回。
大革命前夕，拉菲已经攀上葡萄酒世界的顶峰，法国大革命将每个人的命运卷入漩涡，酒庄亦无法躲过。随着尼古拉·皮埃尔·德·皮歇尔于法兰西共和历获月12日（日）被处决，酒庄迅速衰落。在拉菲庄园前庭内赫然贴起一张“拍卖告示”，宣告了拉菲将于日在公从拍卖会上作为没收的国家财产被拍卖的命运。“拍品说明”介绍拉菲为“美度区顶级酒庄，出产波尔多一级美酒”。赢得拉菲的是一名荷兰公民，不久之后他又将拉菲再次出售给另外三名荷兰人。在此后的六七十年里，拉菲主人频繁更替，其中还包括一名拿破仑军队的粮食供应商。(这段时间里拉菲的上佳年份为。尤为杰出的当数，，特别是1818年份。）
1815年，波尔多著名的葡萄酒经纪人劳顿（Lawton）先生在与他的事务所同名的日志中建起第一套波尔多美度地区葡萄酒分级表，拉菲列于首位。此表与1855年的分级颇为近似。“我将拉菲置于榜首，是因在前三款（顶级酒）中，拉菲最为优雅与精致，它的酒液至为细腻。”他还补充道，“拉菲的葡萄园位于美度区风景最佳处”。这一时期中，1834年份的拉菲品质出众，1841年的更佳，1846年的可称为至美之作。
1855年，世界万国博览会在巴黎举行。为了弘扬法国的美酒文化，当时的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命令波尔多商会将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酒进行等级评定。
日是罗富齐家族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詹姆斯·德·罗富齐男爵（Baron James de Rothschild）在拉菲前主人举行的公众拍卖会上购得此庄园。詹姆斯男爵是罗富齐家族在法国发展的一支，不幸的是男爵本人在买下拉菲庄园后的三个月即不幸去世。由三个儿子共同继承了酒庄，其中包括后来为酒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的埃德蒙男爵。当时酒庄拥有74公顷葡萄园。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全球噩梦：根瘤蚜虫害、霜霉病在葡萄中蔓延、顶级酒假酒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酒庄命运跌至谷底。深受霜霉病所害的罗富齐拉菲庄园断然决定将年及年间某些年份的酒降级。为了有效对抗顶级酒造假，酒都在酒庄灌瓶。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动员而限制供给，酒庄发展大受影响。三十年代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危机更迫使葡萄园缩减种植面积。所幸的是黑色背景上仍有几处光明：，1906以及年的酒皆是优等年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令酒庄命运更多波折，随着法国的失守，美度地区被德军占领，拉菲庄园与武当庄园皆未能幸免于德军的驻扎。罗富齐家族的酒庄被扣押，成为由公众管理的财产。临时政府为保护拉菲使其免遭德军的破坏，并将拉菲庄园征用为农业学校。庄园被征用，陈酒被劫掠，加之战争时期能源缺乏、物资供应短缺，拉菲庄园须经受这一节严峻考验。但1945年底，罗富齐家族终于重新成为拉菲庄园的主人，由埃里男爵(Baron Elie)主管酒庄复兴工程。与1949年份的葡萄酒是这段重建时期的佳作。
1955年的特好年份可被视为复兴的标志。然而，新一轮好年景随着两个卓越年份相继到来而开启之前，波尔多的葡萄园仍无法逃过1956年2月可怕的霜冻。1960年代是真正的复苏成长的时代，市场不断扩大，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开拓。价格回升，拉菲庄园与武当庄园之间的竞争更促使酒价扶摇直上。男爵还通过购买法国其它地区酒庄以及国外葡萄园而成功地扩大了拉菲庄园的发展空间。1980年代的十年间好酒叠出：、皆是特佳年份，价格更是创下新纪录。
1990年代的拉菲庄园更为前景光明。世纪在无声中完成交替，窖中陈放的美酒孕育着美好的承诺，、与2000年份的酒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的至美之作，将随时间洗练而放射出耀眼星光。这一理智的乐观主义所依持的正是近一百五十年以来罗富齐拉菲庄园对杰出品质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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