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纪录片《中国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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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在耿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在大同市待了一段时间，那时的大同天是灰的，沙尘很大，马路上见的最多的是工程用的翻斗车、搅拌车，人们怨声载道，街头巷尾谈论最多的是新市长的各种传说以及他的那条腿（好像有些瘸）2010年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大同，那时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是不那么尽如人意，我传几张10年用手机拍的照片（具体名字记不太清了，有说错的请纠正）鼓楼九龙壁？（好像不是）仿古街凤临阁（忘了是干什么的了）不知道是啥华泉寺？法华寺（这个工程很大，照的只是一角）城墙因为是冬天拍摄，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可以看到在大同的街头巷尾（老城）四处都有仿古的建筑，当然也有真的，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大同的城区以及四周有很多的佛教遗址，各种寺院、石窟、墓葬群和塔碑等。但近几十年来大同一直是作为煤城而出名的。因为产业结构的问题使这座城市越来越衰败。在主城区里随便逛逛就会看到很多的破旧楼房及平房胡同，脏乱差的基础环境令人堪忧。这座城市太老了，老的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大同人可能自觉是个文化古都，可真能够拿得出手的艺术形式真的没有什么。听本地人讲，大同的历届领导都是来（贪）一查走一查，从来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大的改善。直到耿的上任，一大波城建项目上马，才有了大的变化，也把这座城市折腾的鸡犬不宁。各类寺庙翻修、新建，城墙拔地而起。很多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了质疑，到底是在做政绩还是改善民生，没人知道。负债几百亿，能给未来的大同市带来多少回报也没人知道。这也许要到十几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清楚。但耿相比于他的前几任来说确实是个干事的人，而且不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几百亿不搞旅游建设，而是搞房地产开发， 大同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很可能会是第二个鄂尔多斯，鬼城！搞商业？说实话大同本地的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什么钱，甚至于可以说有些穷。几十年的煤城只富起来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所以，可能只有搞旅游，搞文化城市才是大同的出路，也能够以此给未来的大同带来一些商业气息。有人反对他的这种拆真古董，做假古董的行为。不是搞文物研究的人无法给出评价，但我曾见过大同的一段古城墙，与其说是古城墙不如说是一段泥土墙，如图这样的城墙有多少价值，还要继续保留多久，又该由谁来决定？这样的城墙有多少价值，还要继续保留多久，又该由谁来决定？这里有一段大同市政协2014年关于行政区规划的答复现有区划存在突出问题：大同市现行市辖区行政区划是1970年形成的，建立在“政企合一”的大背景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主要问题是“城郊分割、犬牙交错、区界不明、矛盾重重”，城区、矿区、南郊区的行政区域界线不清，管辖范围重叠。反映在税收、治安、户籍、环境卫生、城市规划、行政审批，项目落地等方面，扯皮不断，混乱不堪，有利的事争着干，没利的事相互推。这种机构重叠、管理混乱、互相扯皮的局面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滞后，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管理盲区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目前改革方案已经上报，等待批准实施。大家可以看到大同市的弊病是已经存在很久了的。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的城市什么样子，我在wiki上找了一张图片，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是2004年的，和我2008年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看那都是什么房子，什么路，这可是一座城市啊，跟乡村一样。这张图片是2004年的，和我2008年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看那都是什么房子，什么路，这可是一座城市啊，跟乡村一样。这是2010年，城外的客运汽车站附近这不是垃圾场，不过也差不多了……作为半个大同人，我可能没资格对他们的这种情况作出恰当的评价，但我个人是支持耿的城建的，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城市，要想焕然一新，只能大刀阔斧的建设才行。但这样也势必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记录片里已经说明了很多。体制问题，办事效率低下，互相推诿；执法者与决策者的冲突，暴力执法，抗拆；拆迁和补偿的问题，有一些人确实是受到了损失，但也有一些人是在趁机要挟政府。老城区里有很多的外来流动人口住着没有产权的房子甚至自己搭建的房屋。把房子拆了就是断了他们的命根，但不拆这个城市就会继续衰败下去，这些问题就是不治之症，调理手术都没用，只能把它切掉，他们也就成了这座城市未来的牺牲品。这座城市如果按照耿的计划建设下去，未来不管是真古董也好假古董也好，都能吸引不少的旅游人数。怕只怕虎头蛇尾，继任者没有能力承接下去，最后都成了半吊子工程，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些大同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还记得刘志军当年被骂成什么样了吗？精英是自私的，人民（作为集体）是愚蠢的，知识分子是无力的。
这周是在Austin的亚洲电影节上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部片子比想象中好，客观的展现了一个官员在体制内的个人抱负以及整个社会对于他这种执政理念的看法。说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第一个是耿的老婆来找他，抱怨他晚上十二点回家，早上四五点出门。还有一个是他大早上的出门，被上访的百姓拦住，然后给他们的上访书签字。另外一个就是他下工地，和开发商抱怨，说自己不该相信他们关于排水管道宽度的要求。从整个城市规划的角度说，很难赞同耿的做法是对的，就是那种大跃进的想要把一个城市改头换面的理念。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耿自己也讲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自己知道在大同也干不久，但是他还是要把这种事情揽上身，而不去做一些所谓简单易行的政绩工程。在现行的体制中，他也算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比如给拆迁户安置房子，给进城的农民孩子解决上学问题。有人在这场改造中得利，比如说原来住在棚户区无产权的人，每家给了70平米的房子。也有人不满，比如说对于分配条件不满意的“钉子户”。当然也有人想浑水摸鱼，比如那位分了房子还想再要一套的。这里看出来，政府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的，百姓也不是官逼民反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只能说目前中国的新闻和网络环境里面实在是太缺乏中立客观的报道了。如果耿不做这件事情，不去碰这些人的利益，大同的发展方向又会在哪里？这些一辈子住在无产权房子里的人又会不会觉得开心？这实在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最后耿离开大同去太原上任，这也算是升官了。但是他也看不出有多高兴，他觉得大同的事情没有做完。很难说他做的一切对于大同这个城市是好是坏，但是他尽力了。其实很好奇耿同意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啥。估计就像他自己说的，年轻的理想是做个记者吧。
本人刚好对13年春节期间，耿彦波被调走时引发的“跪留市长”群体性事件一事有所分析，并做成了硕士论文....在此贴上一节，可能文不对题，但是从文章访谈的细节中可以感受到大同市民在时代背景下的那种个体无助的悲凉，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境。集体行动的修辞策略：隐藏的文本与弱者的武器
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只有当大众对行动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产生认同感时，集体行动才得以转化为现实。1986年，美国学者斯诺在《框架整合过程，微动员及运动参与》一文中，“把社会运动中的行动看作是组织者的话语策略，目的是要发动尚未被运动理念打动的个人或团体，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框架整合’”。一场集体行动所持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策略往往很难兼顾到每个参与者及群体的情感和利益诉求，为了有效动员群众，行动组织者会有意或下意识地调整修改集体行动话语体系和行动策略，形成一种大众认同的解读范式——框架。在大同“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的动员策略中，隐藏的文本与弱者的武器两种形式有力地建构起集体认同感，成为了扩大行动规模、表达行动诉求的最终话语框架体系。1 最初的发起：从无人响应到万人签名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大同顶着中国“煤都”的光环，在城市化发展浪潮中，一再遭遇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日益恶化等的顽疾。从2008年2月到2013年2月，耿彦波主政大同的五年时间里，对大同市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古城恢复、城市建设的规模之大，争议之多，令这座北魏古都在1500多年后再次成为国人众所瞩目的焦点。“再造古城”的是非功过虽然不是本文的评述对象，但是却如蝴蝶效应一般，为这场集体行动的话语和行动特征——本文的研究对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 导火索：预期突变的调任
就在造城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时，日耿彦波“意外地”被山西省委调任太原。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因为仅在4天前耿彦波刚刚被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为大同市委书记考察对象，大同民众都认为他还能用五年的时间收拾残局。“还不到公示期，公示期是在七天之内，就是在民主推荐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山西省委组织部发的这个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民主推荐的基础上耿彦波同志被公示为市委书记的人选，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突然间七号变卦了，这个问题就说明中国官场的诡谲。”（访谈对象L）
中国社会目前仍处于一个官本位的时代，政府官员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新上任的领导都会卯足架势，做出一番印有自己烙印的业绩。所谓“人走政息”，方针路线也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发生变化，在地方政府尤甚。笃而言之，在人治色彩浓重的国度里，政策措施因没有制度的依赖，往往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耿彦波作为一个卡里斯马式的官员，他亲手制订了大同市城区规划，凭借个人魅力一方面吸引建设资金，一方面主导拆迁进程。所以一纸调令，令大同市的民众一片哗然，所有的担忧都为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蒙上了浓浓的雾霭。尚未合拢的古城墙会不会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回迁户还能不能得到承诺好的妥善安置？工程队未拿到工程尾款找谁讨要？（2） 群体利益的分化与共识
彼得·布劳把不平等看做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当资源占有量发生变化时，不平等的等级序列也会随之变化。在大同“再造古城”的过程中，拆迁获利机会上的不平等，将利益相关者分化成两个不同群体。正如一位退休老干部G所言，“大同市这五年城市建设，到后来出现了两派，一派挺耿，一派反耿。”拆迁受益者
伴随造城计划而来的是大拆大建，尤其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改造。《大同市2012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4年改造建设拆迁面积1000多万平方米，拆迁波及到居民16万户，到耿彦波离任的时候完成了13万户。“我妹妹一家因为做买卖赔得血本无归，贷款还不了，妹夫跑路妹妹神经，一家人就在城墙底下盖了一间小平房，孩子念书还得我供呢。老耿路过看见后，专门问了下啥情况，后来不出半个月时间给分了套房。你说我为啥感谢耿市长呢？”（访谈对象G）受益于拆迁工程的并非只有拆迁户。“建材商胡立民告诉新京报记者，2008年之前，他的生意冷清，几乎维持不下去了。耿彦波在大同大兴土木后，他抓住商机，三年赚到了一百多万”。
他们自发组织了“耿彦波粉丝团”，其中一部分人每天在四牌楼一处公共空间聚集，分享着关于大同的时事新闻和对耿彦波的颂扬，塑造他的高大形象。利益受损者
大规模拆迁同时也带来了安置的巨大难题。拆迁补偿原则上实行“征一补一，以旧换新”，超出一定面积均按市场价结算。由于安置房的面积普遍都大于拆迁面积，补交数十万房款也就变得司空见惯。对于许多无力购房的弱势群体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先拆迁，后安置”的政策让数万户居民居无定所，只能到处寻租。“拆迁户都是3年多才安置，有一部分一个月之内搬走的就有3000元补偿，租房补贴600元；一个月内不搬的断水断电拆厕所。按国务院590号文件，签订协议先补偿后拆迁。而他是先拆，只要听话一个月之内搬走，就给补偿；不走什么都没有。”(访谈对象Z)与此同时，工程承包商也因市长的调任对工程余款能否到手开始挂肠悬胆。“给点钱就干，不给钱就在那坐着大部分，大家伙坐着。假如耿市长在，项目也不会一直拖延，我们工人们的工钱也早发了。”在城墙脚下工地工作的L说。
“再造古城”中古城没有全部竣工，却造成了利益群体的两极分化。如访谈对象Z述说道，“大同人在拆迁上有受益者，有受害者，受益的人当然说好，受害的人肯定要骂他。”但是，这五年间大同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明城墙、华严寺、善化寺等历史古迹得以修葺复原，道路交通条件大大改善，空气质量、绿化面积、河流治理等城市环境指标均持续好转。“恢复古城确实改变了大同面貌，高楼大厦、树木绿化、城墙庙宇、道路拓宽……”（访谈对象Z）；“鼓楼这一片以前属于城市中心区域，街道坑坑洼洼，碰到下雨泥溅的到处都是，还有到处飘着臭味。改造后，马路变得整洁多了，加上周边的绿化，现在出来遛遛狗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觉得很高兴。”（访谈对象L）Z和L分别是“反耿”和“挺耿”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在耿市长为大同城市形象及宜居环境作出的贡献上还是达成了一致，而且对其突然被调任都持不解的态度。至此，不同群体的情感和利益都捆绑在了一起。“不管好与坏，你让他干完，铺这么大一个摊子，烂摊子谁来收拾？”（访谈对象Z）（3） 从网上呼吁到集会签名
从2月7日调任伊始，许多人便在网络上频频互动交流。《征集送耿市长相册的精美相片》、《走了一个人，寂寞了一座城》、《大同的骄傲——老耿曾经在大同的日子》、《历史当铭记这一刻——当年孝文帝迁都日，今天耿彦波调离时》……这样不舍怀念的帖子在贴吧里比比皆是，网友们纷纷撰文抒写耿彦波的事迹和留人不住的无奈思绪，类似《请愿中组部，留住耿书记》这样的文章也迅速在网上传播。随即几个积极分子倡议正月初一在东城墙下举行一次集会。虽然当天参与集会人数很少，但是还是吸引到了许多利益相关者的目光，为日后行动规模的扩大积攒了经验。情绪持续发酵。若干在民间知名度较广、声望较高的人士开始商议，初三约定和阳门广场再次集会。他们平时对大同的事务极为关注，城市认同感极强，常常向政府反映城市问题，在公共空间发表演讲，组织参加一些发出民众声音的集会。特别是L，他是一名国企干部，也是一名维护市民权益的积极分子。他有着出色的演讲技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几个自发形成的关心大同事务的群体中均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调任一事被公布后，L的第一反应除了气愤担忧外，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本身就不服气，你看刚刚建设到一半儿偏要搞破坏，官场上太过分了。”“我要干我的事，又不是说专门去迎合某些人，我也是从内心出发去参加的。我愿意去为耿做这些事。我那天写了点东西，我要为大同这座城市战斗到底，这是我自己的初衷，从一开始朦胧的感觉到现在我一定要为大同这座城市战斗到底。”（访谈对象L）
初三早晨，二三百人齐聚和阳门广场。集会组织比较松散，广场上的人们都在有条不紊地签名、写诗、写标语、编顺口溜。“人们来了干什么来了，光是聊天？说耿市长好，耿市长好，没有什么意思。我突然想起来没有个气氛也不行，像南门广场那边街上挂的红灯笼什么的，红红的挺热闹，所以弄一些红布头子写点东西。那些东西都是自己买的。我们有三个人，花了将近有3000块钱，买了10条。当时说再买点笔让人们过来签名挽留，完了就有人响应就去买了。这个红布头子是我临时出的主意，就是说没有气氛。有的人标语起的很好，有的人字写的不错，这些都可以顺便展现个人风采。这就形成了签名挽留。”（访谈对象L）
签名挽留不到一个小时，广场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上百米的红条幅写得密密麻麻。以L为代表的几个人分散在广场的各处开始发表演讲以及述说耿彦波被突然调任的最新动态，每个人周围都聚集着一大圈群众，聆听着、倾诉着、讨论着……作为个体的行动者，不管再怎么有文化、有教养，一旦随着聚集的规模逐渐变大，人与人之间的情绪难免会相互感染、影响，导致原本异质性极大的个体在思维上趋同一致，并且行为易于被煽动，变得非理性化。随着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几个积极分子开始带领人群呼喊“耿彦波请回来”、“大同人民需要你”这样的口号，提议大家举着红条幅上街。“人是越来越多，不断地来人，我们说签完名了带着这就到东关逛一逛，结果走到这儿就有的人不散了。人们喊‘不行到市委那儿示威示威，呼吁呼吁’。边抬条幅边喊口号，就到了市委。人们又喊‘不行走到市政府’。我想完了，这下搞成游行了。”（访谈对象L）2 上街游行与跪留市长——民意爆发的顶点
签名集会的队伍就这样上街了。队伍的最前方有人高举着国旗和耿彦波的照片领路，拿着红色条幅的人群紧随其后。“耿彦波，回大同”、“大同人，站进来”、“大同人民需要你”这样的口号一遍又一遍地从人们口中呐喊出，不断有新制作的印着标语的红条幅递到队伍当中，人们的情绪极其高涨，队伍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很快，马路被占领了。如L所讲述，“我一开始是说人们不能走马路，走那个自行车道。没想到人越来越多，走着走着就冲进汽车道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因为说啥也不管用了。我骑着电动车先跑到市政府那等着去了。”队伍从和阳门广场一路向北走到东关，稍作停留，再一路走到市委和市政府，大约全程5公里。
游行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三四千人，由于多数是周边的路人临时参与进来的，所以队伍流动性比较大。正月是在外漂泊的游子们回家团聚的日子，寒假放假的学生、在外工作回家过年的年轻人都会回家享受片刻的安宁。这几天人们通常会结伴而行，上街赏灯、走马观景，尤其是几处大的公共空间，更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加上每年正月初八是赶庙会的时候，看演出、观展览、购买图书、品尝小吃，各种民间手艺手工制品琳琅满目，市民们都乐意走出家门感受年味儿。“大多数是看热闹的。赶上庙会，街上人多。一开始只是二三百人，后来游行那么长的队伍还是看热闹的多、受蒙蔽的多，人们都是受鼓动加入进来的。”（访谈对象Z）有的人走的累了就从马路中间的队伍撤到路边休息，同时又有新的人员源源不断地填补进来的。
但是，游行队伍结构的主体开始固定。这部分群体包括L在内的拆迁受益者、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市民和工程款未结清的施工队在内的利益受损者，再加上临时动员的浮动群众。各个群体在统一的集体行动背后实际上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动机逻辑，但是当各群体面对“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大同市民的群体利益时，集体认同感便会增强，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实现行动目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的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当然，如前所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虽然在某些宏观层面有些许共识，但是他们的分化程度还是很高的，甚至可以用很尖锐来形容。据此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仅仅是一种利益或策略上的结合，能将三者凝聚在一起的集体认同感并非固有存在，而是在集体行动的话语修辞体系和符号性行为中不断被建构起来的。(1) 认同感的建构——隐藏的文本
在斯诺看来，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就像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一个的修辞按钮。集体行动认同感的建构过程，即框架整合“可以是指把若干具有相近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的组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改造联合起来的过程，也可以是指一个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转化从而把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及怨恨联系起来的过程”.
在本文案例的聚众形成过程中，隐藏的文本作为框架整合的媒介，将利益诉求迥异的群体成功地动员在一起，从而对集体行动的主张产生强烈的共鸣。
“隐藏的文本”这个概念，是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一书中提出的。他通过这一概念“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与‘公开的文本’相对，它是发生在后台的话语，避开了掌权者的直接监视，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言说、姿态是千百万普通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从集会开始的无人响应到城墙下的万人签名，从广场上茫然不适的民众到马路上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集体认同感环绕着隐藏的文本不断被建构。口号、标语
这场集体行动伊始，积极分子在动员市民参与时特别强调“家乡情结”的重要性。“去微博发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大同人的心声”、“耿市长的离开只会使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耿市长走了我们可能挽留不住，但我们不希望大同建设半途而废！”……从开始，这样的呼声在网上就被大量传播转载。
游行队伍上街后，“耿彦波，回来”、“耿彦波，好市长”、“大同人，站进来”、“大同人，凭良心说话”、“留住耿彦波，建设新大同”、“要让大同变香港，只有留住耿市长”、“苦干实干玩命干，路好城好环境好，耿市长，大同人民想念你”、“大同人民需要你，大同人民期盼你，大同人民热爱你”等等的口号被无休止地呐喊着。帕累托认为，“说服听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无休止地重复同一件事情。重复尽管没有半点逻辑—经验的价值，但比最好的逻辑—经验论证更加有效。重复尤其能影响感情，改变剩遗物，而逻辑—经验的论证只能影响理性”.
这些重复的口号简洁又充满煽动性，街上的路人也被游行队伍的热情所感染。特别是提到关于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民的时候，本来看热闹的人群瞬间被点燃，因为此刻他们觉得大家成为了一个荣辱与共、共同担当的集体。就像当时正在街上陪家人逛庙会的Q所说的，“当听到‘大同人，站进来’的时候，我立马就热血沸腾起来，那种城市的归属感特别强烈。我也不图啥，只是想跟着大部队绕一圈。”
当队伍走到市政府门口后，有人拿出日的大同日报，大声重复着“最新消息，山西省委组织部干部考察公示耿彦波担任市委书记”这则报道。几位运动积极分子手持扩音器继续朝人群喊着口号，一边维持队伍的高涨情绪一边延长集体行动的持续性。“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咱们要不懈努力，竭尽全力，同心协力，把我们的心声向省委、工会，向北京请愿”、“大同的父老乡亲们，明天早晨八点半，和阳南门广场集合，咱们就坚持到底，请回咱们的耿市长，大家说好不好？”此时，人群已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狂欢，大家积极地响应着积极分子的呼吁。演讲
演讲作为一种在公共场合进行宣传鼓动的语言活动，可以调动集体心智中的非理性因子。一段声情并茂的演讲，会让现场的听众短时间内信服、接受、认同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前文已说过，L就是其中一个演讲能力超群的积极分子。外表儒雅，才学兼备，是大家对他的评价。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材料储备，对耿彦波的事迹如数家珍，还特意去模仿耿的口音。他通常使用一些与众不同的词语，如古诗、名句、传奇故事或者押韵的顺口溜，针对听众感兴趣的议题针砭时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听他演讲几乎成了粉丝团的保留项目。“我那天先到的市政府，人们在半路走的呢，我就过去给人们讲了一段时间，有的人们就在那儿停下来。那天我说我有两个联子啊，大家共同过来听一听我说的对不对。‘耿彦波以一己之念，取历史之材，借文化之力废寝忘食事必躬亲建大同古都弘扬中华文明，***大年初一乔装打扮，闯进民宅，系上围裙包饺子假戏真做愚弄父老乡亲’。人们听完了都在鼓掌。实际我当时是冒着风险说的，人家说你攻击省委领导。但是就我一个人敢说，别人他也说不来。”当有人奉劝或警告他可能会涉嫌诽谤国家公职人员时，他会敏捷又狡黠地回应说“叫***的人太多了，他是老婆亲戚她二舅啊，我必须撇清这个事情。”
类似L经常演讲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位，他们的风格也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喜欢讲述自身的故事，以真实感带动大家的情绪；有的人喜欢收集如照片、书籍等民间资料，制作出精致的作品给大家解说；还有的人肢体语言丰富，经常绘声绘色地说上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华严寺开光的时候，包括台湾星云大师在内的中国所有的高僧都来了。那一天一直是阴天，好几个领导上台发完言了，最后轮到耿彦波讲。耿彦波就绕着这些高僧们走了一圈，高僧们立刻稽首祈祷。当人家走到讲台上的时候，突然天上开了一道光，阳光就射到人家身上了。高僧们马上就齐声喊，阿弥陀佛……”（访谈对象G）持国旗，唱国歌
国旗、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每个子民对他们祖国的认同感。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已将这种情感内化到人们心中，使得所有国人看到国旗的颜色或听到国歌的旋律，都不由心潮澎湃。尤其是在人群密集、情绪高涨的场合，这种行为不仅能引发在场者的社会唤起效应，完成一些非理性的任务，也能使他们的个体身份模糊化，顺从于群体规范。“唱唱国歌完全也是下意识的，在那么庞大的队伍里，唱大家都会唱的国歌，这不大家都聚在一块了”（访谈对象G）
之所以将这几种行动策略用隐藏的文本来概括，是因为它们都含有“隐藏”的介质在内。古城尚未完的建设工程，一半壮美一半荒芜的城市景观，满目苍夷的拆迁残迹，妥善安置的空头承诺，尚未拿到地却提前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悬而未决的工程欠款……不同的群体各自怀有自身的担忧，但是集体认同感——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把不同的情感或利益诉求聚焦于对市长突然被调离的埋怨与不解。行动发起者为了获得更多的盟友或动员更多的参加者，有意对话语策略进行一定的修订，以能联合那些原本与他们的情感或利益出发点均有一定差异的组织或个人来支持或加入这一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重复的口号与标语、煽动性的演讲、慷慨激昂的国歌等动员策略充分展现了民间智慧，不同程度地避开了政治决策的逻辑，小心翼翼地遮掩起本质内核，为他们的诉求套上了一层隐形的文本。“大多数的市民，咱们不能把他说成当时是挺耿，当时只不过就是大同市市民对省委这一决定——耿突然调离的一种抗争。”“主要担心后续工程谁来干呢？人们害怕后续工程谁来了也不会建，谁来了也是说假话，不办事，还搞破坏，因为每个官员的政策理念和后任是不一样的。应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这才能把一个有传统文化的古城挖掘出来，才能对老百姓有个交待，也是对中国的一种贡献。”“不管干得好与坏，既然干到一半儿，你起码让他干完。”（访谈对象L）(2) 情感或利益的诉求与表征——弱者的武器
詹姆斯·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的农民反抗进行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反抗形式都充满了暴力与抗争。公开的、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反抗的日常形式来理解弱势群体的抗争武器，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开小差、偷盗、装傻卖呆、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宜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
“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本身的目标指向是地方性的政治主体，相对于政府而言，运动主体的结构构成属于弱势群体，在表达情感或利益的诉求时会谨慎地采用一些策略，即弱者的武器，以避免极端的直接对抗。下跪
在笔者的视频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市政府门口时，约有数百余人跪倒在地上，在几个积极分子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高喊“耿彦波，回来”、“耿市长，大同人民需要你”等简洁有力的口号，手中拿着耿彦波的照片和各式各样的条幅、标语，甚至有人还提着几样年货。“他一下子走了，人们感觉像是大同的灵魂一下子走了，大同人失去了方向。有一部分人说是给耿拜个年吧，完了就拜年，人们在跟前的也跪下了。”（访谈对象L）表面上看似拜年的下跪，实则传达出了众多行动者们的一种普通情绪——希望政府有人出来表个态。正如彼时有人喊道，“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市政府倒是给个说法”。中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仍然处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过渡阶段，伦理道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其中下跪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礼仪，民间有“一跪天，二跪地，三跪父母”的习俗，老百姓给官员下跪是表示对皇权的臣服。虽然跪拜礼已被国家以政令的形式予以废除，但是文化传统仍然以尊卑有序的礼俗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所以，当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象征权力的政府门前表达自己的诉求时，会不自觉地通过下跪这么一种符号性极强的行为，是一种弱者武器的典型形式。
“在压力型维稳体制下，抗争者绕开直接的抗争对象，避免了直接的政治冲突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同时也就避免了直接的打压；抗争者转向非直接抗争对象甚至转向牺牲自己的尊严或者生命，用悲情方式表达诉求，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更加强有力的打压，表明自己并不是为了破坏稳定，这样就可能找到新的机遇。这也许可以称为‘弱者的逻辑’”。搭便车行为
“搭便车”是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的核心定义，他认为集体行动并非总是像勒庞假设的那样，随着人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越大，集体行动爆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他将每个行动者都假设为“理性人”，在追求公共物品时，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想别人都在为达到目标做出贡献，而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游行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当时有承包商、地产商，他们一看耿走了以后自己的工程也不好说了。看见事儿弄得这么大，他们后来也就加入了。有的出车搬运物资，有的给买水，有的花钱条幅印传单，还有的打旗、打着横幅走到市政府的。”（访谈对象Z）开发商们都把集体行动视为一个表征自身利益诉求的绝佳场域。此外视频资料中还清楚显示，游行队伍里有一些“另类”群体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队伍的最前方有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年轻人，举着耿彦波的大幅照片，跟着人群中呼喊的口号他的嘴里也在嘟哝着。笔者特意再三向若干访谈对象询问，但得回来的反馈都不尽相同。有的说是他的父母也在队伍当中，带着他凑热闹的；有的则推测说是开发商花钱雇来的……真真假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弱势群体的出现本身就是弱者最好的武器。裸体抗争
弱者的武器作为一个行动资源库，行动参与者不仅从中拿取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且会依据弱者自身的智慧创造更加行之有效的形式。L在游行当天，突发灵感地运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裸体抗争，顺利化解了他遇到的困境。“初八那天，天没亮我就起身准备去和阳门。没走出小区门口，就让几个便衣拦住了，说是要搜我身，并且要带我去所里讯问。我一开始不让搜，几个警察说是上级的命令，他们也没辙。僵持了一会儿，我看脱不了身，就想了一个办法。等八点的时候，小区的人慢慢多起来了，我就开始脱衣服，跟他们说‘我什么也没带你们还想要干嘛’。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几个便衣一看我不好惹，就灰溜溜地走了。”（访谈对象J）3 没时间看分析，直接看结论好啦
通过对大同“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进行历时性的描述，本章简要勾勒出导致其爆发的社会背景及因拆迁获利机会不均而生成的利益群体的结构图谱。集体行动中的参与者，大致可以划分为拆迁受益者、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市民和工程款未结清的施工队在内的利益受损者、临时动员的普通百姓。当市长突然被调离这一导火索迅速点燃大同民众情绪时，行为动机原本迥异的各个群体把不同的情感或利益诉求纷纷聚焦于对这一政策的埋怨与不解，如一名中央党校的教授在评论这场集体行动时所言，“有对三十年来城市发展停滞不前的压抑，也有对城建规划可能改弦烂尾的担心；既有对人事任免草率霸道的不满，也有对党政公示儿戏欺骗的愤懑；既有对大同崛起梦想破灭的失落，也有对自身利益无法兑现的恐惧；既有对精神偶像猝然离去的不舍，也有对继任者胆魄担当的疑虑”。
在游行过程中，集体认同感和情感利益诉求的表现形式不断被行动修辞策略建构。行动组织者没有采用直接表达诉求的话语体系，而是使用包括口号、演讲、唱国歌、下跪、“搭便车”等属于“隐藏的文本”和“弱者的武器”的行动策略，不断摁下一个个的修辞按钮以吸引大多数人的参与，表达民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
隐藏的文本和弱者的武器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它们的拟合程度很高。正如斯科特所强调的那样，“隐藏的文本至关重要而又未足够强调的方面是，它并非仅包括语言行为，而是包括整个的实践过程。对许多农民来说，诸如偷猎、盗窃、秘密地逃税和故意怠工都是隐藏的文本的组成部分”。同样，“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的诸多修辞策略，如签名、口号、演讲、下跪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充分展现了民间智慧，不同程度地避开了政治决策的逻辑，小心翼翼地遮掩起本质内核，为他们的诉求套上了一层隐形的文本。既是增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工具，也是弱者表达自身诉求的同时避免公开对抗风险的必然之举。
好 纪 录 片
， 推 荐 观 看。 首先，好的纪录片只是用镜头纪录，相对的不带作者观点和想法。这部片子做到了。 客观、公正、无立场、仅拍下来、让人看。 至于观者看完后的所思所感，就像 说的，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不同。 其次，说影片的摄影，即很好的运用了纪实语言、拍出了尖锐并平实的临场感，又毫不缺乏艺术性和镜头美，其很多构图、用光等都很有讲究、乃上乘之作。剪辑，也是很不错，从开始铺开多线同时展开，到最后所有多线都相交在一起，之前的所有人物都相遇；并非碎片化的记录、而是有很好的故事性。最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作为我只是评价这部纪录片本身（问题为：如何评价纪录片《中国市长》？）。评价片子不评价人，评价人是最幼稚且无用的事情。整天在人背后对其议论纷纷，现实中就算了况且还是在互联网上、像蚂蚁一样叽叽喳喳的说某某某的作为怎么怎么样、发展下去既然还能吵出正反两派，我也是服了。记得有句话“对事不对人”可能就有这么个意思。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片中的几个细节：1.片中出现了很多流浪狗的影子，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耿的结局埋下伏笔了，更是对片子定下了基调：耿的孤独与无奈，好比一条丧家狗，上面有压力，市民有压力，家庭有压力种种。2.耿早晨都是从大同军分区司令部出发上班的，因为他住在那里，那是大同这个城市对于他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他被逼到如此地步？我们都知道这样大的城建工程，最需要的就是钱，省政府的拨款就是九牛一毛，所以他就从当地企业家的腰包里掏，用一些手段来让他们出血。这些企业家自然对耿是恨之入骨，甚至是雇一些黑社会取他的命。这下你就可以理解耿的妻子为什么会说出那些话，她是承担了多大的压力：丈夫甚至是儿女的生命。从这个角度上看，耿就是在“劫富济贫”，利用富人的“支持”来建设城市，让尽可能多的穷人来享受城市资源，享受这种福利。只可惜一些市民终究不明白耿的良苦用心。3.耿说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一位作家。但在我看来，他还是当一名市长更能体现他的价值。他有想法，有点子，但这种想法点子更需要权力来实现，而不仅仅是一支笔头。智者更需要权力。从耿最初的理想可以看出，他是想做一些事情的，他没有选择当市长也许是不想踏入官场这趟泥水吧：太多的身不由己，太多的孤独误解吧。4.耿去工地查看工程质量，仅仅几眼就看出其中的偷工减料行为。这说明他对城建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理念上，更是在施工质量的细节上。这是一般市长无法做到的。之前的大同市长在电视里出现的场合是会议厅，宾馆会议室，几乎没有下工地去质问敲打施工人员与承包商。5.耿在即将离职时，在欢送宴会上，仍不忘去交代他人一些善后事宜，说明这次调动突如其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想在这片土地上改变一些在体制内无法改变的事情，可终究还是被现实打败，这种打击是戳心之痛。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同人，自从耿来之后我就很注意他，我经常在坐出租车的时候问司机们对他的看法以及其他乘客对他的看法，有褒有贬，毁誉参半。耿来的时候我高三，之后我出国求学，一年回一次大同，这座城市所迸发出来的朝气，所焕发出来的活力前所未有，我甚至一度不认识回家的路。。。这种震撼如晨钟震耳聩一般难以平复。大同城建，实质上已经算是一种改革了，耿一手拿着手术刀，另一只手也不忘拿着一支笔。改革总是伴随着血与泪、苦与痛的，目的就是为了未来会更美好，让后来人更舒服更荣耀地生活在这片土地，就像为人父母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会青出于蓝。肯定会有人说我这些话太主观，尽是些荒唐之言等等，我都理解，可能你们不生活在这里，无法切身体会到吧。我感觉我很幸运作为这次改革的亲历者，这部纪录片的观看者，因为它们带给了我太多的思考与启迪。
这tm不是文化名城，什么是文化名城，当时看到这里我就惊呆了
深夜看完，留给我的震撼许久不能散去。一时间无数的情绪和回忆翻涌上来，不知从何说起。看过的纪录片不多，但是让我如此感同身受的恐怕只有这一部《中国市长》影片的主线很简单，围绕着耿彦波拆城这件事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阶级断层。影片中老百姓和政府的冲突，就是现今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副缩影。在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许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被以一个高尚的理由无情的剥夺，而面对这种事情，他们的反抗却是如此的无力，最终只能无奈的接受妥协。而另一方面，看似手握江山高高在上的市长，却也面临着人生的另一种窘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日子也许更加的艰难。在影片里多次被拍摄到的丧家之犬，暗喻的真是流离失所的百姓吗？还是，那才是耿彦波真实的人生写照？更为深刻的是，影片在不动声色之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官僚体系，每个看过这个影片的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耿彦波在做的是一件多么痛苦且无奈的事情。市长二字，是责任，更是压力。一个草根市长，透支城市未来30年的财政收入，在一个并不算发达的城市中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这是何等的荒谬，这是何等的魄力，这是何等的勇气！耿彦波，这个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个城市命运的人，无论好坏，一定会被铭记入当代中国的史册。而将来回顾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大同一定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标杆。在他的身上，我们无法将他二元化的去形容为一个好人和坏人，因为他的身上有着太多彼此矛盾却又自洽的标签。一个理想主义的实干家一个好大喜功的务实派一个不择手段的好市长一个蔑视规则的体制内人员一个扎根草莽的精英主义者对于耿的争议，本质上源于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自身对于社会的思考。与我个人而言，耿彦波符合我对于当代社会能吏的所有期望，很多领导人曾经碾过这样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避趋之。耿是真的做到了，所以我很佩服他。但是，同样我也认为这样的人只适合作为一颗棋子，一个高层改革的打手和走狗，若是他身居高位，只怕国家将会陷入水火。我曾经在两年里代表学校两次拜访过大同，两次给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不知是否和耿的离任有关。12年第一次去大同，我本没有很高的期望，当时的大同在我心里基本上跟煤炭挂了等号，以至于我的想象中都充满了煤灰色的味道。可是刚到大同界，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就完全的被颠覆了。3辆尾号是001 002 003的丰田陆巡警车已经等在了高速出口，带着我们的大巴一路开着警灯不停的到了市府招待所，路边的交通全部被值班交警截停。当时我的心情是，这TM是在搞什么，不是只有中央领导才会有这等待遇吗？而我的外国小伙伴则是已经被彻底震惊了，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照。表示中国政府真的是wonderful，我只能尴尬的陪笑……一次简单的学术交流活动被搞的像奥运会一样。这个市长真的是很下功夫啊。而13年的时候再来，则完全的是普通的待遇了，没有警车，没有红毯了。这让我想到了影片里那个书法展览，对于耿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排场的人，只要是能对他的事业有所帮助，他愿意不惜代价拿出超规格的事情来接待你，什么志愿者，礼仪小姐，红毯，警车开道，开幕式，只要能让你感受到重视，他都在所不惜。哪怕这些事在很多老百姓看起来完全是面子工程。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耿自己其实是一个深居简出，对于物质没有太多欲望的人。12年另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当晚的招待晚宴，本来以为就是吃点东西就算了，没想到居然是在影片里耿离任的那个大厅中，摆了满满50桌。然后还居然有个开幕式，当然，压轴的就是耿彦波的演讲。但是很可惜，口音太重，我什么也没听懂，就觉得这人土里土气的。本来以为演讲结束了，就可以安心吃饭了吧？结果，他居然下来挨桌敬酒了！！！50桌啊！！！他每次都是一小杯的汾酒直接干下去……我当时觉得，这个市长简直是豁出去了啊！！！到了我们桌，他让礼仪把他的酒杯满上，然后点头示意我们每个人拿桌上的高度汾酒满上，一开始还有几个同学想蒙混过关，看这个样子也不得不满上，只有一个女生因为酒精过敏，打算以茶代酒。耿就站在那里，晃着杯子，看着她，最后没办法，她也只好满上，一桌人在cheers的声中一口喝干。耿倒了一下他的酒杯，没有一滴酒漏下，再看着那个女生一直红到脖子的脸，心满意足的离开了。不知道为何，我从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身上竟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儿。13年的时候再来拜访大同，耿已离任，没了那么隆重的接待，倒是也轻松自在，我自己也在休闲的时间到处逛了下大同。这座城市跟我一年前来之时，又发生了巨大改变。新城区的建设基本完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合理的规划，超尺度的公园和广场，郁郁葱葱的绿化，让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东南沿海的某个开发区。虽然当时人气不算很旺，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片的建设为大同的腾飞扎下了基础。但是，老的城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巍峨的城墙，在城墙的里面，四处可见没有完工的残垣断壁。站在城墙脚下，我仿佛听到了古老城墙下面一个男人壮志未酬的叹息。一场风雨过后，道路泥泞一如当初，谁又会想到，他曾经为了古城的排水系统不佳而茶饭不思？那时候，我想每个大同人心里应该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如果耿市长还在，今天会是怎样？分割线-------------------------------------------------------------------------------------------后记：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在现行的体制里，政策完全源于领导的个人意志，缺乏长期的规划和延续性。城市的命运不能只是依靠于几个不世出的能臣来改变，应当有一套完整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体制保障。然而在中国，老百姓们心里都知道这不可能，一朝天子一朝臣，人走茶凉。这种对于继任者的不信任才是老百姓们挽留耿的根本原因，傻子也不相信新的市长会继续推行他的政策。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太多的耿彦波并非好事，少几个好市长，多几套好政策才是长远的解决办法。
毛概老师给我们放完以后做了如下总结:1.整个纪录片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复杂中国。 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中国极其复杂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政治想要整合或者彻底的了解中国政治却一直失败的原因，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2.外国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有三件:一是为什么中国人民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支持的人做市长，而上面的一纸调令就可以让自己的市长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当市长。二是为什么那些人们要在政府前面跪下来恳求市长回来…[我也有点不能理解这个…]三是最后耿彦波问记者你到底拍了些什么，记者说我不是一直跟着你吗…难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这部片子很吊… 怎么觉得拍的人有种未卜先知的功能…这么有情节戏剧化的故事正好就在拍的过程中发生了呢！大爷说:文革时期的安东尼奥尼那里我笑了一阵，真是有阿Q精神啊…
这部纪录片在它获奖之前就已经看过了。
我第一次接触周浩的纪录片是因为他也拍过一部纪录片《书记》拍的是我们前县委书记郭永昌。当时看完了，就想着怎么可能，之前的县委书记怎么可能让一个记者这么拍摄（其中有我们前县委书记受贿退款的镜头，虽然还有音频）。我就很好奇的搜了周浩这个人，没想到百科居然没有...不过在豆瓣还是找到了这个导演和他的作品的简介。　周浩，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报》任摄影记者。　　1998年，其拍摄的图片专题“中国西南地区工业污染状况”获美国“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专业摄影记者新闻摄影比赛(北京站)第二名。　　2002年，其获得IPS（Inter Press Service）的奖学金资助，沿湄公河流域考察沿岸各地人民的生活与经济状况，并重点考察了上湄公河河道开通，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考察历时一个月的时间，相关报道迄今仍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湄公河流域生活与发展状况的报道。　　2002年，其在中国长江三峡大坝蓄水前，耗费两月徒步穿越三峡地区，详实地报道了当时三峡地区移民的真实生活。在其近10年的职业生涯里，曾为台湾《大地》地理杂志拍摄了十余个专题，题材涉及民俗、人文、环保等，成为该杂志在中国大陆最佳图片摄影师之一。　　2001年下半年，尝试纪录片的制作。2002年，完成处女作《厚街》。2003年5月，此片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同年，该片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4年，《厚街》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厚街》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此片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　　2006年，其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在看周浩的《龙哥》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说他想拍各种各样人的生活，他确实在朝他的目标前进。
看大家都说链接没了，我把迅雷链接放在评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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