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孔子新传》修订版目录及选刊（一）
何新《圣者·孔子新传》（修订版）
博主ws的说明：
何新先生的《圣者·孔子传》2012年4月北京同心出版社出版，收入三卷本之《何新论孔子》，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半年来已经重印两次。近期何新先生对这本书的文字及内容有所修订，书名拟改为《孔子新传》明年再出新版。为不负读者，何新先生特授权网易何新博客和新浪何新博客陆续发表该书之部分章节的修订稿。
（2012年4月出版)
& & & &何新著：《圣者·孔子新传》
（新修订稿的部分选载）
【原书目录】
何新著《孔子传》一书目录
及第一、第二章
第一章　家世与出身&
一&&& 孔子生年&
二&&& 孔子家世&
三&&& 鲁国在周代有特殊地位&
四&&& 三桓治鲁&
五&&& 庆父之乱&
六&&& 政归私门&
七&&&& 勇士孔纥&
八&&& 孔子是野合而生的私生子&
九&&&& 野合风俗的起源&
十&&& 史书中的“野合”&
十一&&& 孤儿与弃子&
十二&&& 关于“五父之衢”&
十三&& 孔颜二族的特殊关系&
十四&&& 擅自合葬父母的惊世之举&
十五&&& 孔子的少年理想&
十六&&& 儒者起源于傧相&
十七&&& 孔子论“冠礼”&
十八&&&& 挑战主流社会&
第二章 “贫而贱”的早年生涯&
一&&& 子曰：“吾少也贱”&
二&&& 多能鄙事&
三&&& 圣人无常师&
四&&& 丰富的人生体验&
五&&& 娶妻生子&
六&&& 季氏赐我千钟&
七&&&& 问礼郯子
八&&& 问答齐景公&
九&&&& 孔子论管仲&
第三章　远游与经商&
一&&& 三十而立&
二&&& 仁者乐山&
三&&& 闻“韶”忘肉&
四&&& 访杞得《夏小正》&
五&&& 收伏子路&
六&&& “上士杀人用笔头”&
七&&& 德行以利益为基础&
八&&& 观海羡东夷&
九&&& 孔子与儒商&
十&&& 殷商人多精商道&
十一&&&& 私学的兴起
十二&&& 授徒讲学&
十三&& 孟釐子的遗言&
第四章　问礼东周&
一&&& 洛邑的由来&
二&&& 入太庙每事问&
三&&& 克己复礼&
四&&& 学乐于师襄&
五&&& 问道苌弘&
六&&&& 观《大武》之舞&
七&&& 孔子论《大武》&
第五章　问学老聃&
一&&& 孔子拜会老子&
二&&& 获得周王室典籍文献&&
三&&& 老子的机锋&&
四&&& 老子论阴阳&&
五&&& 六经皆先王陈迹&
六&&& 老子的临别赠言&&
七&&& 老孔之异同&&
第六章　礼教与上古之神道教&
一&&& 中国上古之神道教&&
二&&& 礼乐仪式&
三&& 封禅大典&&
四&&& 卜筮与巫术&&
五&&& 孔子担任司祭官&&
六&&& 孔子改革礼教&
七&&& “礼”的人文性意义&&
八&&& 东方礼教与西方基督教之不同&&
第七章　儒者是一个政治党团&
一&&& 归鲁立学&
二&&& 斗鸡之变&
三&&& 豪族乱齐&
四&&& 齐名相晏婴&
五&&& 齐田氏的兴起&
六&&& 孔子得罪晏子&
七&&& 孔子支持田氏&
八&&& 鲁昭公之死&
第八章　阳虎之变与孔子治鲁&
一&&&& 季氏家变&
二&&& 阳虎与孔子&
三&&& 阳虎奔晋&
四&&& 季氏重用孔子&
五&&& 孔子再见老子&
六&&& 中都宰&
七&&& 杀少正卯&
八&&& 反对不教而诛&
九&&& 施政大纲&
十&&& 郏谷之会&
十一&&& 不辱君命&
第九章　摄鲁国国相&
一&&& 孔子摄国相&
二&&& 孔子的朝仪&
三　问人不问马&
四　“堕三都”&
五&&& 季武台之战&
六　“堕三都”的失败&
七&&& 离开鲁国
第十章　流亡生涯&
一&&& 客居卫国&
二&&& 拒谈军事&
三&&& 卫国内乱&
四　受困于匡&
五　蒲邑的叛变&
六&&&& 贤大夫蘧伯玉&
七&&& 卫太子政变&
八&&& 求仁得仁&
九　鲁定公之死&
十&&& 孔子的悲歌&
十一&&&& 晋公室变乱&
十二&&&& 子在川上曰&
十三&&& 击磬有余音&
十四&&& 子夏从师&
十五&&&& 卫灵公去世&
第十一章　落魄四方&
一&&& 失意于宋国&
二&&& 丧家之犬&
三&&& 中庸之道&
四&&& 为尊者讳&
五&&& 冉求归鲁&
六&&& 楚昭王欲封孔子&
七&&& 昭王之死&
八&&& 绝粮陈蔡&
九&&& 松柏之后凋&
十&&& 君子之守节&
十一　非兕非虎率彼旷野&
第十二章　游历楚国&
一&&& 叶公好龙&
二&&& 与叶公问答&
三&&& 捕蝉之技&
四&&& 渔樵问答&
五&&& 宰予使楚&
六&&& 与楚惠王谈论&
七&&& 隐者之讽&
八&&& 楚国内乱&
九&&& 与白公胜的密语&
十&&& 子贡使鲁&
十一&&& 再会老莱子&
十二&&& 狂人接舆&
十三&& 必也正名&
十四&&& 自我祈祷&
第十三章　子弟的成长&
一&&& 孔子居卫&
二&&& 关于孔子的原配夫人&
三&&& 子路问政&
四&&& 齐人攻鲁&
五&&& 子贡出使&
&六&&& 子贡使齐&
七&&& 子贡使吴&
八&&& 子贡使越&
九&&& 子贡使晋&
十&&& 抱瓮老人&
十一&&& 艾陵之战&
十二&&& 季氏要礼聘孔子&
十三&&& 孔子归鲁&
第十四章　归鲁为“国老”&
一&&& 鲁国的“国老”&
二&&& 反对季康子&
三&&& 颛臾失国&
四&&& 治国之道&
五&&& 支持鲁君&
六&&& 天下失道&
七&&& 齐政归田氏&
第十五章　“礼运——大同”&
一&& 仁与礼&
二&&& 孔子论儒&
三&&& 儒者的节操&
四&&& 儒与侠&
五&&& 失子丧徒之痛&
六　悲麟与《春秋》&
七、子路之死&
八　会见盗跖&
九　盗亦有道&
&十&& 盗跖批孔
十一&&& 孔子狼狈&
十二&&& 《礼运》记述孔子的社会理想&
十三　哲人之萎&
十四　最后的梦&
十五&&& 哀公之诔&
第十六章　孔子的学说&
一&&& 素王与宗师&
二&&& 儒家社团是中国最早的政党组织&
三&&& 儒学成为一种运动&
四&&&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文主义&
五&&& 中庸之道&
六&&&& 君子的修养&
七&&& 礼与仁：孔子思想的核心&
八&&& 选贤用能：孔子的政治路线&
九&&& 祖述六经&
何新著作《孔学研究四种》： & & & & & & & & & & &
&2、& & & & & & & &
4、 《论语新解》 &&
坊间讲述孔子生平之书甚多，但多为面貌相近因袭之作。对于孔子生平之了解，莫不沿袭20世纪初构建之旧说，视孔子为一不得志且不识时务之私塾先生而已。民国遗老硕儒如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堪称力作，但所著《孔子传》则舛谬殊多。
余著《孔子传》而对孔子之新认知，可概括为以下：
一、孔子不是先秦诸子之一子，而与老氏同为诸子之大宗师。盖战国后出现之墨、法、名、兵及术数阴阳等百家学皆可溯源于孔氏，这是孔子所以伟大以及高于先秦诸子，而于两千年间高处圣者地位之原因。
二、孔学在汉武帝后分道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端。两家倾轧势同水火，实质不仅是因为关于“五经”文字、版本诠释之歧异，更是由于所据利益集团及政治立场之分野。
盖崇“今文”者，主张学为政用，大一统，攘夷狄，尊君权，抑贵民，选贤良，废世袭——乃以今变古之改革派。今文学派认为孔子是所谓“素王”，是“托古改制”之“革命家”。其政术在孔门秘传言教之“微言大义”中，故以其秘传学说（所谓“家法”） 为圣教。①
崇“古文”者，则主张学、政两别为异途，行封建，和夷狄，尊世家，优贵民，不尚贤，世官世禄——乃以古非今之守旧派耳。古文学派认为孔子仅为一教师，所传乃周礼之道。古文派以周公为更尊，主张复古法周公崇周礼。古文学派的孔子是一个复古守旧尊贵族之礼的孔子。
故历史中实有两个不同面貌之孔子，一为今文派之“素王”（布衣之王者即政治领袖），一为古文派之“师尊”。余窃以为，真实的孔子是两个孔子的合一。
春秋中后期，当时之主要大国几乎都相继发生了“庶子”——边缘贵族篡夺“嫡子”——宗法贵族之经济政治权力的“庶子”革命。如晋国的赵简子、齐国的田氏、楚国的白公胜、鲁国的“三桓”及阳虎等。
由于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所以一般人们往往以为，孔子是一个保守派。其实，孔子作为一个私生子，其在40岁以前，曾经是各国社会变革、“庶子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50岁以后，才逐渐成为现存社会秩序（周礼）的维护者、保守派。
晚清廖平《今古学考》指出：“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廖平将孔子思想划为前后期，是对的。但他认为孔子前期保守，后期革命。康有为受廖氏启发，作《孔子改制考》，亦谓孔子后期著述思想，主张变法即“托古改制”。
孔子思想确实包含着变革与保守的两个矛盾方面，也的确可以划分为前后政治主张不同的两个时期。但是，我以为这两个时期的分野与廖氏及康氏的主张恰恰相反。
盖孔子之早年出身微贱，其用世变法之理念乃为“今文”一派所传承。得其旨者，子夏、荀子及战国法家以及西汉董仲舒、刘彻及近世之康有为也。孔子中年在鲁变法失败，其后因反对“三桓”而被逐离鲁国流亡多年，颠沛流离。归国后，被鲁君聘为“国老”，年事已高，政治态度取妥协模糊之术，遂慎言政治。教诲弟子注重修身人格及君子之仪，所谓“克己复礼”。其修身人格之学则传之曾参、子思一派，战国后其最著名之传人即孟轲，于是而有所谓“曾、思、孟”一派的儒家人格伦理学派。
孔子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唯孔子尚武而知兵学，则为世人所鲜知。孔子曾指挥过实战（曲阜武子台之战）且大胜。其流亡时，齐、卫、陈、楚君均曾问以兵事。而且其弟子冉求、子夏皆知兵事。冉求打了胜仗，自称其兵学受之于孔子。战国著名兵法家吴起乃出子夏之门下，而为孔门隔代弟子，有《吴起兵法》传世。
韩非云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实则孔道之大端实传于子夏及曾参二流，而其旁流则演变于法、名、墨、兵、农诸子也。
本书对于孔子生平，多有揭秘之研究，而为前人所不述者。所立说及史料之根据，则均在拙著之《孔丘年谱长编》及《史记·孔子世家正误》中，可与本书相参证。
本书对近人关于孔子之陈说多所驳正。但是在微观上则必须感谢诸前辈大师如：丁山、蒙文通、杨树达、徐中舒、杨宽等诸多先贤对于先秦史及语言文字方面之研究成果。若无前人拓荒植树之功，则任何所谓立新说必为无本之木，徒增荒谬耳。是为序。
&何新&& & & & &&
2002初稿于上海云间居 & & & & & & & & & &&
& 日记于京东滨河花园 & & &
日再订 & & & & & & & & & & &&
2012年10月补记 & & & & & & & & & & &
第一章&&家世与出身
一&&&&孔子生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陬，字又作邹，在今山东曲阜附近。①
孔子宗族本为“子”姓，“孔”是其高曾祖分族的别氏，所以孔子又称“子孔子”。②
据《春秋·公羊传》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十一月庚子。《谷梁传》则记为同年十月庚子（当夏历8月27日）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由于三书所说不一，以致二千余年来聚讼不决。
关于孔子生年所以发生上述说法之不同，原因是因为使用历法不同，又在换算中发生讹误。颛顼历之正月，在周历及夏历各为十月及十二月，有旧年、新年之别，则纪时序必有一年之误。实际《史记》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纪年中，多次发生过这种类似的历法换算之讹误。盖《公羊传》用颛顼历，③《谷梁传》用周历，《史记》中则混合用之，而主要多用太初历。颛顼历（建亥）十一月，正当周历（建子）之十月。④至于“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异，也是由于不同历法换算中造成了纪年舛误。⑤
［按：夏历（太初历）之十一月，用周历在旧年（二十一年）十月，用颛顼历则为新年（二十二年）之正月。］
今人计算孔子纪年，多依《史记》的“孔子世家”，但实际仍应以先于《史记》的《公羊传》、《谷梁传》为准，则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9月9（庚子）日。①
二&&&&孔子家世
孔子祖上曾有一个颇为显赫之殷商王室血统的贵族世家背景。②
孔子直系先祖可以上溯于殷商王族之名人微子启及微仲。③微子是商纣王的异母长兄。④但他只是庶子而非嫡子。依父系宗法制，庶子与嫡子之别非常重要。所谓“庶子”又称“余子”或“孽子”（汉代以后成为骂语即“竖子”），乃相对于嫡子而言，指王家或贵族家非正妻所生长子以外的诸儿子，特别是诸妾所生的诸子（即小老婆们生的孩子们）——他们没有王位或爵号的正式继承权。⑤
注重嫡子、庶子之别，实质是在父权制度下维系母系继承关系的反映——在多母中，只承认一个母亲（大母）的一个儿子（长子）有继承父亲事业的权利。
［《礼·内则》：“适（通“嫡”）子、庶子，见於外寝。”郑玄注：“庶子，妾子也。”
《礼记·内则》：“嫡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孔颖达疏：“庶子，谓嫡子之弟。”
《左传.宣公二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杜预注：“余子，适（嫡）子之母弟也，亦治余子之政。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
《礼记.内则》：“适（嫡）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韩非子.说难》：“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髦老，晚置太子可也。”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
周武王克商后，未绝商祀。因商人族大，人口、势力均多及强于周人。周之克商，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也。战胜商朝后，为了治理商族，武王封纣之嫡子武庚为公爵领国奉守于殷人之故邑，以继承商祀。
周武王死后，幼子成王即位，武王幼弟周公摄政。封于管、蔡的周武王两个异母兄弟管叔（公）、蔡叔（公）不服周公及成王，遂联合武庚反叛周朝。这一次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其后周公率师东征，镇压了叛乱。平乱之后，周公封纣之庶子微子启，改迁商祀于商丘，国号“宋”（实仍为“商”之音转），仍以子为姓。宋国封地不大，但宋君之爵级则高列上公，与周公之子鲁公伯禽、武王之弟卫公康叔、齐太公姜尚等并列，爵位高于中原一般诸侯。
（子）微子启死后，兄终弟及，其兄弟（子）微仲继宋公位。
孔子的高祖即是宋公族子弟之（子）弗父何。弗父何是宋君愍公之嫡长子。如依照父系宗法制度，则弗父何本应继位为宋君。①
但是，虽然商朝也早有父死子继的传位制度，但一直并未奉守严格的父系宗法制。在商亡国而宋立国以后，由于宋君微子本身是庶子，因此自微子以下，其继统也长期仍杂用殷商传统的“兄终弟及”，即以母系传承君位的制度。②
故宋愍公死前，并未将王位传于嫡子弗父何，而传于自己之弟。弗父何有庶弟名叫鲋祀，对此不满，他就发动军事政变弑杀了宋君（其叔父）。政变成功后，鲋祀假意要将王位归让给其兄弗父何，但弗父何拒绝接受，鲋祀就自己登上君位，此即宋厉公。
弗父何以下的三世，皆以世卿担任宋国之大司马。
孔子之七世祖正考父，曾任宋国太宰。③正考父是公室名臣，历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世为卿。有人认为《诗经》中的“商颂”，就是正考父所制作的。④
史传记述正考父为人谦逊。庄子曾说，正考父为士时，见人躬着背。任命为大夫后，见人则弯下腰，任命为上卿后，见人更谦恭地俯下身子。总之，地位愈高，谦卑愈甚。
至孔子之六世祖孔父嘉，复任宋国之大司马，主持军事。此前孔氏诸祖皆不标“孔”氏。从孔父嘉一代后，始别族命氏称“孔”。⑤（孔，或为其采邑名。）
孔父嘉时代，宋国再度发生内乱，孔父嘉后来被宋太宰华督所杀害。①
(《左传》记此事谓：宋殇公九年（前711）孔父嘉任大司马，主持军事，多次与邻国的郑国作战，战争引起国民不满。孔父嘉有美妻。太宰华督使人宣言国中曰：“国君即位方十年，却对外打了十一仗，民生痛苦不堪，都是大司马孔父嘉的责任。我们应该除掉他以安定民心。”不久，华督发动政变，杀死孔父嘉，夺去其美妻。后来华督又弑杀宋君，另立宋庄公。)
孔父嘉之子，即孔子之五世祖孔木金父②，为避华氏迫害而逃离宋国，迁居到鲁国。
孔木金父生孔铎夷。孔铎夷生孔防叔。孔防叔，就是孔丘的曾祖父。根据周代的命名风俗，“叔”是指行次（长曰“伯”，次曰“孟”或“仲”，少曰“叔”，末曰“季”），“防”是其所出生的氏地。
鲁国、宋国及卫国公族之间世代有婚姻之亲。所以孔氏一族此后有多枝繁衍在鲁国、卫国，其后人世代担任鲁、卫的大夫或家臣。
孔子晚年流亡，其主要滞留地是卫国，曾依附卫国的孔氏家族，原因也在于此。
三&&&&鲁国在周代有特殊地位
公元前11世纪之前1064年（成王元年），周武王壮年早逝。其幼子成王诵继承周天子位。武王幼弟、成王之叔父周公辅政。
在武王朝中，周公是主持宗教祭祀的法师“大司祝”。武王死后，成王幼冲，周公作为摄政王主持周朝大政。正是以这一身份，周公制订了对后世影响殊为深远的宗教、礼乐及宗法制度——“周礼”。
唐（虞）、夏、商、周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并不是君主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上千个小城邦联盟组成的一种王朝制度。作为元素的各邦国，都是以某一座城邑为中心的一个小城邦。
这种多城邦王朝制的共同点，是各邦国共同尊礼周天子为“宗主”，对其朝聘和贡奉。邦国内实行贵族共治（共和）制度和井田农社（农业公社）制度。各城邦君主在本国领域内拥有相对主权，国家内政则由各邦国的贵族集体论议决策（此即所谓“共和”制度，即大夫议政的贵族政治体制）。
周公将鲁国封给自己的儿子伯禽。先秦鲁之地名有二——伯禽始封地原在河南之鲁，即“西鲁”，地点在今河南鲁山。三监之乱后，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为了加强对东部殷商旧地的控制，伯禽受周公之命东迁，改建都城于曲阜，此即“东鲁”。此曲阜，自上古以来就是华夏东方之重镇名城，乃少昊族之旧墟，殷商朝诸“亳社”之一。
鲁国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政治代表，代表周天子统管东方事务。鲁国在规模、体制、礼仪等方面都高于当时东部的一般诸侯国。鲁君之爵位在五等爵制中为最高的公爵，享有仅次于宗周的崇礼地位。鲁国还据有周边的十几个作为其附庸的小国。
但到东周时代，鲁国的地位已经严重地下降。春秋时代的特点是，中原国家包括周王朝（宗周）以及作为宗周王室嫡脉宗亲的几个大国如鲁、郑、卫等世族旧邦，与宗周王室均相继削弱和没落。同时，原来居于中原边缘区域的一些国家——如齐、晋、楚、吴、秦（所谓“五霸”）则相继兴起。
鲁国的东边邻居是齐国。齐初封时地域远比鲁国辽阔，但其地理生态乃是海滨滩涂盐碱之地，是莱夷及东方羌人（先周之羌人有东西两支）的渔猎游牧区域。齐桓公时代管仲改革制度而变法，兴工商而富民，齐国国势遂日益走向强大。
鲁国西邻是晋国。晋国本来也是与北戎诸狄杂居的边缘国家。在晋文公重耳之后，乃实施改革而成为霸主之国。此外还有鲁国南面的楚国，自楚庄王以后兴起，问鼎中原而称霸。①鲁国的东南面为吴国，夫差之后亦兴起称霸。齐、晋、楚、吴这四个环绕鲁国周边的霸权国家通过兼并周边的小国之领土及人口，经济、军力不断增强。而鲁国则一直恪守旧礼，抱残守阙，虽仍高居公国地位，但若以经济、幅员、人口及军事实力论，自东周以来，鲁国已日益沦降为一个处于弱势之小国。
由于鲁国处在中原与山东半岛及吴越平原相交汇的特殊地缘位置，位居交通要衢，而周边乏险可守，是所谓“四战之地”；因此在春秋以后列强争霸的角逐中，鲁国苟且地生存在晋、齐、楚、吴四大军事强国的夹缝中。
鲁国居民的构成，来自三种成分：（1）来自宗周的殖民贵族（“西人”之子）。（2）被赐予鲁君伯禽作为附庸的殷商旧族。（3）鲁地原生的土著蛮族（即“东人”，莱人、莒人、东夷等）。
鲁国初封时作为陪臣，随同伯禽的公族还迁入了一批殷商遗族。卫国大夫子鱼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因为鲁国多殷商遗族，所以，作为殷商王族之后的孔氏在宋国内乱时期奔鲁避难，并不是偶然的。
孔防叔在鲁国曾做过鲁公室贵族臧孙氏的家臣。所居住的防邑也是臧孙氏的封邑（位于曲阜之东）。孔防叔曾任防邑宰（防邑总管）或防大夫，以地命氏，故称“防叔”①。
孔防叔生孔伯夏。孔伯夏之子即孔纥，又称（孔）叔梁纥②，此人就是孔丘的生父。据此，孔子乃是宋国孔氏一族迁移鲁国后的第六代移民。
关于孔子父亲孔纥的生平，先秦史料中记述很少，关于其生年亦无可考。③
但关于其卒年，史料之中则有明确的记载，谓孔纥死于孔子三岁时，即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据《左传》记载，孔纥还曾做过鲁贵族孟献子（蔑）的家臣。而孟氏家族，不仅是鲁国最显贵的贵族家族“三桓”之一，也是后来传播孔孟之道的亚圣人孟轲的先祖。
四&&&&三桓治鲁
在孔子时代，实际统治着鲁国的，并不是鲁国的国君，而是被称为“三桓”的三个贵族世家，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
春秋时代，鲁国国势衰落，国君失权，政出私门，内乱频发，三桓左右着鲁国的政局。
季孙、孟孙、叔孙三个家族与鲁国国君桓公（？—前694）是同血公族，皆出姬姓，而分别以季、孟、叔别氏。
鲁桓公名姬允。④乃惠公之子，隐公之弟，是鲁国第十五代君主。“三桓”原是鲁桓公的同父兄弟。此“三桓”贵族对于当时的鲁国政治以及后来孔子之一生，关系影响至为重大。
按照周公所制订之宗法制，君主传位有两条基本原则：
（1）立嫡不立庶（所谓嫡，即正妻之长子。庶，则是妾妇之子①）
（2）立长不立幼。鲁隐公名息姑，与姬允（后之桓公）同为惠公之子，但姬允是嫡子，息姑则是庶子。桓公本应立为太子，但惠公死时，姬允太小，所以由息姑代为继位，是执政为隐公。
但隐公因非嫡脉，故不是正式被授之君主，而只是临时摄政之君（《春秋》经云：“不书即位，摄也。”）。隐公死后，王位仍应归还给姬允，是为桓公。
桓公生四子，嫡脉公子名“同”继位为庄公，其同母（嫡支）弟为季友。庶脉则是庆父及叔牙。②庄公有嫡子是公子（姬）般。庄公患病将不治，考虑继承人的问题。然而公子（姬）般年尚幼。
为此，庄公向自己的三个兄弟——即“三桓”咨询由谁来继承君位。叔牙提出，应当传位给庄公之兄庆父，因为庆父虽是庶脉，年纪最长，又有势力。季友则反对，他主张依据宗法制度应传位给公子般。
在三桓兄弟中，季友最小，但他与庄公是嫡脉兄弟，且位居司马，掌握着军权。庄公死后，季友遂扶持公子般即君位。而叔牙表示不服。季友就派医士送毒药给叔牙，威胁他说：要么服毒自杀，要么就废其族氏。（“饮此，有后于鲁，不然，死且无后。”）叔牙被逼饮鸩自尽，叔牙之后代即叔孙氏。
五&&&&庆父之乱
叔牙死后不久，庆父即发动一场政变，刺杀幼君子般，掌控了政权。季友在变乱中仓促出逃。于是庆父扶立了庄公的儿子公子开，即位为鲁闵公。
季友逃亡到齐国。第二年夏，齐国对鲁国施加压力，迫使庆父同意让季友返回鲁国。鲁闵公因早已不甘于做庆父的傀儡，所以也欢迎季友的归来。
季友回国后，鲁国政局高度紧张。齐国派卿士仲孙湫出使鲁国观察形势，他回国后对齐君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鲁闵公二年，庆父又发动一次政变，刺杀鲁闵公。庆父连杀害两位鲁君的暴行，引起了鲁国士民之公愤。于是，季友组织贵族联合行动，驱逐了庆父。庆父仓皇间逃亡到莒国。季友另立庄公之幼子公子申，是为鲁僖公。
季友要莒人交出庆父，莒国把庆父送回。庆父派儿子公子鱼请求季友宽恕，被季友拒绝。公子鱼哭着返回，庆父在远处听到哭声，叹息道：“此奚斯之声也。”（公子鱼字奚斯）于是自缢。
庆父死后，庆父的后代即鲁国之孟孙氏。
季友是一位具有治国能力的贤臣。季友以后，鲁国大政实权掌于季氏家族。孔子曾评论说：“鲁国乱，见季友之贤。”“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
鲁僖公封授季友为上卿，赐予费邑及齐鲁边境的汶阳田。僖公季友时代的鲁国相当强盛，《诗经·鲁颂·袐宫》就是歌颂这个时代的。
自季友执政后，鲁国君位的继承权遂取决于季氏之门。季友去世后，其后代子孙即季孙氏。①
季友的孙子名季行父，史称季文子。季孙氏自季文子（季友之孙）以后，历季武子（文子之子）、季平子（武子之孙）、季桓子（平子之子）、季康子（桓子之庶子），数世居正卿，一直掌控着鲁国执政大权。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作为鲁君的亲族被称为“三桓”，成为鲁国贵族的领袖，分掌司徒、司马、司寇（或司空）三卿。三桓家族在政治上互相依托，而鲁国国君，则成为没有实权的虚君。
鲁国还有其他多家世卿贵族，如臧氏、长孙氏。但是，“三桓”因是公室宗族，地位高居于其他贵族家族之上。
六&&&&政归私门
周代诸侯国，君王身边只有臣仆、奴隶。军队由车士以上的贵族和农夫组成。车士即战车武士，驾驭战车，随车带有属下的农夫作为徒步兵（徒兵）出征。这些农夫不是正规军士兵，而是武士的仆役和徒众，称为“徒”，或“夫”，身份是井田制下的族社农民。秦汉以前军事制度是寓军于农，军农合一。
当时军队的编制和社会的编制是一致的，农民平时为武士耕田，战时参加到军队里去服役。如果没有战争，这些农夫也要定期按时为公室服劳役。如果不愿服役，就要缴纳一定的资费来作抵偿。因此，这些农夫的人身是隶属于贵族武士阶层的，实质是农奴。
鲁国主力军队的主要成分由战车武士组成。战车武士皆为有份地之地主、贵族、农奴主。周礼，鲁君直属领地的农夫，称作“公室”、“附庸”。周天子有六军，而诸侯中的大国如鲁国，可以设置上下二军。此所谓“军”，不仅是战时的军队也是日常的编户行政单位，直接隶属于鲁君。“三桓”也各有自己的领地和服役农夫（农奴）。
但是在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季武子想瓜分鲁君的公室田地和领地农奴。他从改编军队制度入手，宣布将原隶属鲁君的二军扩充改编为三军，而三军则由三桓各领一军。①
这样一来，原来鲁君直接领有的领地和农奴就被三桓所控制，鲁君成为一个徒有虚名、没有任何军队的国君了。
三桓在取消了鲁君直属军队之后，则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和人口。鲁昭公五年（前537）三家进一步瓜分鲁君的剩余领地资产，使鲁君仅保有一个宗主的空名。
季氏让那些被编入自己军队的、原属鲁侯公室的农民向自己缴纳地租。如果有人仍向鲁军纳税，就加倍征收其军费。换句话说，就是强迫农民承认其真正的领主不是鲁君，而是“三桓”。②
东周春秋时代，不少国家都出现了与鲁国相似的局势，这就造成史家所谓“公室卑弱，私家强大”。
齐国在景公时代，晏姓、国姓、高姓、田姓等贵族强大，国政也落入豪门贵卿手中。内政外交大事不待与国君商议贵卿往往擅自施行。这种情况，即人们常说的“政出私门”。
晋国自成公“宦卿之嫡子以为公族”以来，知、范、荀、赵、韩、魏六家贵卿宗族占有广阔的地域和人口。三军正副帅之职也皆由六姓家的武士出任。
晏子访晋时，晋大夫叔向曾经对晏子批评时政说：
“我国的公室，现在已进入末世，离灭亡不远了。战马不用来驾战车，卿士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百姓饥困，而公室反而更加奢侈。饿死者的坟堆一个接着一个，而公室宠姬家里财富多得没地方存放。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纷纷躲避如遭遇仇敌。”
“乐、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子孙已经沦为低贱吏役，政事出于私门，百姓无所依靠。”
“国君仍不知道改悔，就知道寻欢作乐。公室已经如此衰落，还能再维持几天？”
晏子说：“那您打算怎么办？”
叔向说：“晋国的公族都要完蛋了。我的宗族，只有羊舌氏还在。我也没有好儿子，公室已经没有法度，能够得到善终也算是侥幸了。”
当时不仅在齐、晋两国，各国的宗法制井田制都已经坏败。大批农奴逃亡托庇于私家，君权失位，政出私门，大夫执掌国命，贵族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及经济实力，而且利用新出现的铁器及新的农业技术，大规模开拓土田，建立新的城邑。①
——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七&&&&&勇士孔纥
孔子的生父孔纥是一位勇猛的武士。
鲁襄公十年（前563），晋国、吴国组织联军围攻地处今江苏安徽交界处的小国福阳②。福阳，又称偪阳、付阳，其故地在今江苏徐州之沛县（沛、偪古音通）。③
福阳国是东夷诸族中的妘姓诸小国之一。
福阳之战是春秋中期的重要一战。福阳是吴国与中原交往的必经通道，春秋时已从属于南蛮族的楚国。而楚国是吴、晋之共同宿敌。晋吴联军合攻福阳，欲将东方与中原沟通的干道打开。领导吴、晋联军的统帅是晋国之将军荀偃及吴将军士匄，鲁国、卫国作为晋之盟友都派军队协助。
孔纥随鲁军参加了攻打福阳的攻城战。福阳的狄人奋力坚守。战斗中，守城者故意打开城门，放进联军一部分军队，然后突然放下城关闸门，企图聚歼攻进城的联军。当闸门就要落下时，孔纥正好身处门下，他用双手托住沉重的门关，使攻进城的联军武士得以及时后撤。门关据说有数百斤重，孔纥竟能以手承起，表明孔纥是一位力气非常强大的壮武勇士。④
七年后，即鲁襄公十七年（前556）秋，齐国侵犯鲁国。齐将高厚率军围攻防邑，将臧氏家族困于城中。一天夜里，孔纥率甲士三百人突围而出，护送其家主臧纥逃到城外的鲁援军营地。由于援军到来，齐人遂退兵。①
此战后，臧纥任孔纥为陬邑宰。陬邑在防邑以南十余里，原为狄族小国邾国的都邑。鲁文公十三年（前614），邾国在鲁人压迫下弃邑东迁，此地遂被鲁国吞并，而由臧氏家族控制，附属于防邑。
孔纥后来即定居于陬邑，其族属乃以陬邑为氏，故孔纥又称“陬人纥”②，而孔子成年后也被称为“陬人之子”。③
八&&&&孔子是野合而生的私生子
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孔丘是武士孔纥与一位贫家少女颜氏“野合”而生的一个私生子和弃儿。
这一事实是司马迁实地访察孔子家乡后所了解到的孔子身世情况，并记录于《史记》之中：“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④
所谓“野合”，直解之即在田野中性交。清儒桂馥《札朴》云：“《史记》记梁父野合而生孔子。按‘野合’，言未得成礼于女氏之庙也。”此说最得确解。换句话说，所谓“野”合，亦即未婚姻而有交合。
野合之地在尼丘，又称尼山，地在今山东东部，乃沂水之发源地，距曲阜之陬邑约十余华里。
仔细审核《史记》的有关记录，在《史记》原文及先秦、秦汉文献中除记录孔纥与颜征在的野合故事外，并没有关于孔、颜曾建立正式婚姻关系的记载。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关于孔纥与颜氏女子存在婚姻关系的描述，都是汉以后的儒士（代表者如魏人王肃），为神化孔丘而根据汉以后常规的婚制所臆造。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传中关于孔子父母“野合”的事实讲得十分清楚，可以断定，孔丘父母的关系实际是一种非规范性的“非礼”关系。
中国从上古至满清的历史，大体可划分四大时代：一是原始人类自然而生的血缘族群随意游迁的原始时代（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二是前文明时代，在工具上是新石器（渔猎）时代至金属文明（渔猎农牧，文明时代）时代；三是多国多族会盟朝贡于君王朝廷的王朝时代（夏、商、周）；四是大一统天下的帝国时代（自秦至清）。春秋四百年，正是由第三时代跨向第四时代之过渡时期。
对于汉唐以后帝国时代的人来说，野合似乎是一件非常奇怪而不可思议之事。所以对司马迁关于孔纥与颜氏女野合的记载，司马贞《史记索隐》即批评云：“野合，不合礼仪。”“野者，不合礼也。”
然而，所谓“野合非礼”，这只是对于秦汉以后的礼制婚俗而言。而在春秋以前，“野合”却正是上古之“礼俗”，是一种颇为流行的集体风俗。
九&&&&&野合风俗的起源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野合”习俗发生的原因，是上古血缘族团体内，男女两性于成年后即实施隔离，“男女授受不亲。”
早期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起源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图腾族组织。这种“图腾族”是一个血亲（共同血缘）组织，出自共同的祖系，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崇拜共同的神灵并具有相同的神异徽识（即图腾/totem）。
这种原始性血缘图腾族，有两种类型；一是母系血缘族（简称血族），一是父系血缘族。
世系按女性一系（母亲—外祖母—高外祖母）传承是母系血族。母系血族，是由一个高辈级的女性作为核心，统率她的子女而组成。统治这一血族的权力和图腾由女性掌管，一代一代传女不传男。因此母系族是一个围绕于女性及其子女的大家族。男子在这个家族中之地位如同“赘婿”。这种母系血族，传统极其悠久，这与女性生育人类以及对后代的哺育，以及女性在以植物为主要食物链的采集时代和早期农艺（农艺很可能由女性发明）时代发挥重要作用有关。
世系按男性一系传递是父系血族。男性之成为社会制度主体，与人类食物链及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关。在冰河期的冰天雪地中，地球北方之人类必须改变为不能再以植物为主要食物的生活方式，成为摄食渔类、肉类的渔猎者。在猎人的群族中，男性必然成为食物生产活动的主体。
无论父系或母系的原始血族，族内的男性与女性通常都分裂为阴/阳两半，即妇女族（包括生养的幼儿）与成年男性族。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成年男子不能在本族内寻找异性配偶，而必须向外族寻求性的配偶，这就产生了所谓“外婚制”。实际上，“外婚制”这个词是一个错误名词，确切的称名是“外偶制”，即族外择偶制度。因为男人找的只是性伙伴而不是妻子。“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此时还没有产生。
这种必须向外族寻找配偶——即性伴侣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三种基本制度：（1）“强掠性伙伴”（所谓“抢婚”）；（2）“走访性伙伴”即“赘婿制”；（3）两个氏族之异性定期举行性爱集会的“野合”性伙伴关系。
“野合”作为一种两性关系的较原始制度，大约从前文明时代发生，直到晚期春秋以至秦汉时代，仍有遗俗。
十&&&&史书中记载的“野合”风俗
男女成年后，一个图腾族之男女与另一个图腾族之男女，定期（通常在春秋两季节）举行部族的集体约会，以情歌舞蹈为媒介，在集会中自由择伴，发生性爱关系。这种异图腾族两性的欢乐聚会，就叫“野合”①。
野合后有女子会受孕，所生子女即由女子的血族集体养育，子女“知母不知父”。“野合风俗”，颇盛行于春秋前，到秦汉之际仍有遗俗。《诗经》中的所谓“风歌”不乏野合之歌，“风歌”中有不少“对歌”，都是野合中男女对唱之歌。
在贵州云南少数民族中，野合风俗甚至一直存在到较晚近的现代。二十四史书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中，也有不少野合风俗的记载。例如《魏书·高祖纪》记南北朝时鲜卑族，在每年仲春有野合之俗：
“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则以礼会（合）之。” “男女怨旷，务令媾会。” “男女怨旷，务令会偶。”
民俗史家孙作云指出：农耕时代氏族这种野合“朋会”，类推于《礼记》中的“高禖之祭”。是为祭祀农神（先农、后稷），在神前举行性交的礼俗。“隐涵一种求年的意思。北美印第安民族现在还有一种风气，欲瓜果禾黍结实业盛者，则在田中举行性交。”
《吕氏春秋·仲春纪》及《礼记·月令》记述：“是（春）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大牛）祀于高禖（高母女神）。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迎）。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祈子）。”
民俗史家李玄伯则解释说：“弓、矢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所以祠高禖一事，在周为求子与嘉祥男女的典礼，其原始也必是祠农之祭。今贵州某些地方尚有此种习俗之残迹可寻，江浙亦还有‘春季二月，以纸做一对生殖器，送在郊野去烧了，以求年’的事例。这种例子，在现今的民俗中，尚时时有残迹可寻，玄鸟似乎即是农事之神。”
从《诗经》中的记述看，在西周时代井田制的农业族社制度下，专偶制的私我小家庭尚未从农业族社的大集群下分化定型。农业族社内成年男女集体居住，男女分居隔离，“授受不亲”。在井田制的农业族社内部，男女不混居，男有男社，女有女社。房屋集体建造，集体居住，集体劳作。一夫一妻制的小农户尚未完全从族社纽带中分化形成。
野合关系的进一步演变形式，是夜来昼去走访性的男女入赘关系（类似纳西族的婚配形式）。成年男性集体居住于公舍（大房子），只在春秋两季的盛大农事节日时期，作为“昭穆”异分族社的男女们才能交往，而发生“野合”的关系。
直到东周初叶，井田制族社尚是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春秋中后期，以私家为单位的个体性小农经济才从农业族社组织的脐带中解脱分离出来。但直到春秋时代，男女交往的野合习俗在一些华夏邦邑中仍很盛行。②
《左传》说战国初期楚国的贤明令尹子文，是贵族公子斗伯比与一个采桑女野合的产儿。故《天问》有“是淫是荡，爰出子文”的问语。
《诗经》中收录着大量关于男女爱情之歌唱以及与野合风俗有关的诗篇。而编删《诗经》的孔子，并不以为这些诗篇是非礼。相反，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记述“野合”的《诗经》作这样积极正面的肯定评价，这很可能与孔子自己的出身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①
十一&&&&孤儿与弃子
商、周时代的中国，政治、宗教、宗法三位一体。王者、君主既是军事领袖、宗族宗主，也是宗教祭司。当时之宗教是敬祖、事天、祭社的神道教。先祖、天神、地祗是天地人三大宗教系统的神主。此种神道教即孔子所说的：“圣人以神道设教。”
据《史记》说，孔纥在一次神道教的春祭期间，在曲阜附近一个名叫“尼丘”山谷的春日狂欢节集会中，与一个平民少女颜氏（名征在）发生“野合”。其后，颜氏女受孕而生出的私生子即孔丘。②
古代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可信证据能够表明，武士孔纥知道自己有这个孩子。在这次野合之后，孔纥似乎再没有与这个贫穷的少女颜氏（征在）见过面。故《史记》说孔子少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孔子出生后居住于母亲颜氏的家族中，此地即陬邑（今曲阜郊外）的“阙里”。阙里，是主持丧葬执役之“相”者聚居的乡里。孔子之母颜征在世代居住于此。在这里，幼年孔子成长至十六岁。关于孔母颜征在的出身及身世，先秦文献中未见详述。可知的只是颜氏家族绝非鲁国之显族。实际上，颜征在乃是一个贫家女子。在那次尼丘之会后，颜氏似也终身未嫁。生下孔子后，颜氏是独自抚养孔子——她生前并没有把孔子的出身来历告诉少年的孔子。
［据《史记》孔子传：颜母未对孔子讲她的父亲是谁，而“讳之”。颜母为什么对孔子讳言其父？据汉儒郑玄说：“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就是说，颜征在对于“野合”受孕一事，感到有所耻辱。①然而，颜母能向孔子隐瞒其父亲的事那么久，说明她生前一定是远离孔氏家族而居。由此可以肯定，颜氏及孔丘与孔纥的关系，事实上在孔纥及颜氏生前，并未得到孔纥家族的承认。否则作为一个邑大夫（贵族）的公子，孔子在少年时的生活也就不会那样地贫贱了。］
春秋时期直到西汉，特别是在存留殷商文化传统的一些邦国中，一直仍有母系制度的遗俗，从母居，并不被习俗认为很奇怪之事。
十二&&&&关于“五父之衢”
由于家世孤寒，实际上，孔丘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贫穷与卑贱中度过的。
当孔子三岁时，孔纥已去世（去世时孔纥大约五十至六十岁左右）。
但当孔丘才十五、六岁时，母亲颜征在也弃世了。由于颜氏只是一个贫家寡居之妇，所以她死后只能被草草地埋葬（“薄殡”）于陬邑附近的一个野葬之地——“五父（夫）之衢”。
“五父之衢”位于今曲阜之东南，是鲁国一处著名的墓地。其所以著名，并非因为它是吉地，相反，根据《左传》中的记述，“五父之衢”乃是鲁国一处被认为不祥而经常遭受诅咒的墓地。《左传·襄公八年》记：季武子与叔孙穆子盟誓，“诅（誓）于五父之衢”。定公七年记：阳虎与鲁君及三桓盟于毫社，又“诅（誓）于五父之衢。”
所谓“诅”，即“诅咒”，今语谓之“发恶誓”。两人相盟，彼此相约信守承诺，否则就不得好死。这种誓词，就叫“诅”。因此，“诅”是一种发恶报之誓的宗教仪式。诅于“五父之衢”，即立誓使背盟者遭横死，死后埋葬于“五父之衢”之谓也。
由此可知，“五父之衢”是鲁国野葬横死无主之鬼的葬所，乃一处不祥之地。②五父之衢，本字原应作“忤夫之衢”，“五”、“午”古字通用。午，忤也。忤者违逆也。父，夫也。忤夫即恶人。所谓“恶人之衢”，即乱葬岗也。“忤夫”被改为“五父”，似是汉晋后尊儒者（王肃一类）所为，欲避其本义中的恶名也。
周代制度，城邑居民皆须依据职业及社会身份、地位而分类居住。世业世居。生前不能轻易迁移改变居所，死后也只能依据死者生前之宗族及等级贵贱，而被葬入不同之墓地。①郑玄《周礼》注指出：“古者万民墓地不同处，分使其地各有区域，得以族葬，使不相害。”②
《礼记·檀弓》记述孔子母亲颜氏死后葬身于“五父之衢”，仅由此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孔母颜氏生前之身份是多么卑贱。
十三&&&孔颜二族的特殊关系
&根据上古的命名风俗，作为一个无父的孤儿，孔子的姓本应当依从母族之姓为颜氏。换句话说，孔丘之母党为颜氏之族。由此我们知道，何以颜氏一族与孔子关系密切，孔子所钟爱的学生即是鲁人颜回。
颜回的父亲颜路毕生贫穷，但很早就已侍从追随孔子身边，号曰“弟子”。实际颜路在孔子身边的角色，似乎更像孔子的一个仆役。
颜回字渊，是孔子最心爱的弟子，以“德行”闻名。但平生事迹则没有显示出颜回有特别出色超众的才能，然而，颜回一直受到孔子如同子侄般的特殊关爱。
孔子晚年，不幸丧子。在独生子孔鲤死后不久，颜回也早夭。因之孔子悲痛欲绝，③呼天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父亲颜路对孔子提出要求，希望孔子卖掉马车，为颜回买棺椁助葬。④棺木之外套加木椁，这是贵族之士的葬仪。这个要求被孔子拒绝。他说：“我拿弟子们当自己孩子看。但我儿子孔鲤死时，他也只有棺木而没有配外椁啊！”
孔子又说：“我不能没有马车而出门步行。因为我常常要与大夫们一齐外出，不能没有马车！”又说：“颜回事我如父亲，但我却不能将他当儿子看。我并不是不爱他，是怕弟子们议论啊！”①
但由此可以看出颜孔关系之深。颜路为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表明颜氏一族应属没落贵族之序。邾国西周未得封国，周公封鲁，但邾子为鲁之附庸。颜氏为邾（邹）国君族别系（庶族）之后，世居于邹（后入鲁国称陬邑）。叔梁纥曾为陬邑宰，故与颜氏女相遇合。②
由《论语》中的记述，可以看出颜氏父子与孔子必具有某种较特殊的关系，远超乎一般师生关系之上。我猜测，颜氏父子很可能是孔子母亲颜氏的族党。
还值得注意的是，孔门七十二弟子中，颜氏一族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颜氏家训》记：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焉。”
《颜氏家训》赵曦明注列举孔门弟子中的颜氏八人云：
“颜回，字子渊，鲁人。颜无由，字路，回之父。颜幸，字正柳。颜高（即颜刻），字子蹻。③颜祖（即颜相），字襄。颜之仆，字叙。颜哙，字子声。颜何，字冉。皆鲁人。”可知孔子身边弟子中，姓颜氏者实为最多。④
十四&&&&擅自合葬父母的惊世之举
孔子的母亲颜氏死后，有一位与颜氏相邻的“輓父（或记作“曼父”）①之母”告知孔子，其生父是贵族孔纥。
所谓“輓父”，即“挽父”或“挽夫”。輓者，輓车也，即运送死者之丧车。挽车之夫，也就是为死去的人拉丧车送往墓地者。这位輓母之夫可能曾为孔纥拉过送灵的挽车，所以知道孔纥一族之墓地在“防邑”。
孔子之曾祖父孔防叔曾任防邑大夫，“防”乃孔氏故邑，因此孔氏之族的墓地在防邑。
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十七岁的孔丘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他来到防邑的孔氏墓地，找到了孔纥的墓穴。孔丘未经过孔氏遗族的许可，就掘开了孔纥的坟墓，将自己那位身世卑贱的母亲之遗骨与这位贵族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②
无论从殷商礼俗还是从周礼看，青年孔丘的这种做法，即将一个完全不具有任何名分的一夜情人（甚至不能称为正式的“妾”），与一个世系显赫的贵族武士掘墓合葬，这都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我们应当能够想象：当此事发生之时在鲁国社会所必然引发的冲击和震动。
据《礼记》记，当时孔子周围已经有一群追随他的伙伴——“弟子”。在孔子合葬父母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孔子说：“虽然我知道，古代的礼俗是不建坟丘（“不封不树”）。我孔丘，从今以后要周游四方，成为无国无家的‘东西南北’之人。我要为父母之墓作一个标记！”于是就用土石堆垒起了一个高四尺的坟丘。
立坟之后这天下大雨，刚垒好的坟丘就被水冲垮了。弟子们告知孔子。孔子沉默不语。弟子问：“怎么办，要不要回去重修？”孔子流泪回答：“这莫非是天意吗？依殷商族人的礼俗，先人之墓“不封不树”，是不应该修建坟丘的。冲就冲了吧！”
据《史记·索隐》记述，孔纥的嫡妻乃是施氏，无子，但生有九个女儿。除施氏外，孔纥尚有一妾，此妾生一子名“孟皮”。孟者，长也；皮者，跛也（孟皮即孟跛，今语即大瘸子）。盖孟皮自幼因病坏足（小儿麻痹症？）。根据周代之宗法制度，由于孟皮是妾所生，虽然居长子位，他也只是孔纥之庶子。
以殷商礼制，决定贵族公子的继承权首先论母系之贵贱。而若以周之宗法制，妾所生子，乃是“庶子”，庶子不能继承贵族身份的爵号。
孔纥与颜氏野合而生的孔子，事实上只是弃子。即使后来归宗得到孔氏一族的承认，也仍然是一个没有贵族权利的外庶子。但是，由于其兄孟皮也是妾生之庶子，因此，孔子与孟皮处于同等之庶子地位。
这次掘墓葬母事件发生之前，孔丘并未与孔氏家族发生过任何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在此合葬父母事件之前，孔子未归宗于“孔”氏，那么他的本姓仍应当从母姓为“颜”氏。在归宗于孔门之后，才可改为孔氏。①
十五&&&&孔子的少年理想
&周代风俗，居处以职业相为分别——相同等级身份、相同职业、相同种姓的人在同里而居。
孔母颜氏其居处地与輓车夫为邻，则其居里中人之所常业，自然多是为人执办丧事者。所以据说孔子在少年时期，也曾做过丧礼上为死者执绋吹打的吹鼓手。
根据周礼，凡贵族子弟（国子或君子），八岁应当入“小学”集体居住，学习识字、读写、计算。但孔子生活中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②
《史记》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以演习祭祀之礼仪作为游戏。如果不了解孔子当年的生存环境，那么一个少年人对于“祭祀礼容”的这种早熟，就是非常奇怪可惊异之事。
先秦时代这种执办丧礼的司仪人，当时称为“相”或傧相。而孔子的少年理想，就是长大后成为一个为贵族主持丧祭之礼的傧相。
这种傧相，在《周礼》中也称为“胥”。“胥”字在先周又作“諝”、“须”（顼）或“需”。所谓“胥”（需），就是后世所说之“儒”。③
根据《周礼》的记述，周代的“胥”/“諝”/需，即后世之所谓儒者，乃是智者与知识者之称，是乡里的乐官、祭司和书吏。①
十六&&&&儒者起源于傧相
&《墨子·非儒》中曾这样谈论儒者：“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时）随。子姓（孙）皆从，得厌（有）饮食。……富人有丧，乃大说（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根据这一描述，可知当时所谓“儒者”实际上是以从事丧礼之事为职业的傧相。
人们会注意到在儒家的主要典籍《礼记》和《仪礼》中，都特别详于贵族丧礼之相关制度及各种衣冠服用之描述。《论语》及《礼记》中，也多有孔子曾为人执丧以及关于君子居丧之礼的详细记述。
孔子青年时代曾赴周朝王都洛阳，拜访老子。据《礼记》说，老子带着孔子，一同主持了一场重要的丧礼。
孔子流亡齐国时，吴国王子季札带儿子出访齐国，他的儿子死于赢博，孔子曾专程赶去观摩这位吴国亲王为儿子主办的丧礼。②
后来孔子流亡在卫国时，已经六十多岁，还亲自为卫大夫司徒敬子的丧葬担任司礼。
成年后的孔子曾自述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③
孔子这里所说，正是一个丧礼司祭者的责任。由上述话还可以看出，在主持丧礼之后，孔子是能饮一些酒的。（但“不为酒困”。）
周代称为“胥”或“相”的司祭头戴特殊的礼帽，身着特殊的礼服。孔子学生公西华曾说自己理想是“愿为小相”，戴上“端章甫”之冠。“端”，顶也。据汉代学者记述，“章甫之冠”本来是殷商族人一种礼帽之名，用黑色织物制作，故又称“玄端”或“缁布冠”。④
《礼记》记古贵族男子年二十而“冠”。①“冠礼”必须在宗庙举行，以“尊先祖（《礼记·冠义》）。所谓“章甫”之冠，原可能是商朝士子的丈夫之冠。在周代，则成为胥相们司仪时的专用礼帽了。②
相礼主持者身穿特殊礼服，用黑色织品制作，名“玄襦”。《说文》：“襦，短衣也。”“襦”与“儒”同音通假。襦字从需、衣，会意，字源或即来自儒者之短衣也。头戴“章甫”之冠，身穿“襦”衣——在丧葬及祭祀之礼仪上活动的司祭者们，其实就是后来之“儒者”的前身。
十七&&&&孔子论“冠礼”
&在知道自己的出身之后，因父母都已不在，所以，孔丘将自己的姓氏由颜氏改为孔氏，并且自我命名为“丘”，命字为“尼”。命名礼，即成年礼，对古代的贵族家庭是很隆重的。依古礼，贵族男子（士“阶层”）十七到二十岁成年而受“冠礼”，经冠礼宣告成年才能有“字”。非贵族身份的男性，是没有资格“命字”的。但孔子父母已双亡，又贫穷，所以只能自我命名。
孔丘选“尼丘”这个地名，来作为自己的命名，显然与孔丘父母那次浪漫奇妙的尼丘幽会有关。因为正是这次幽会才导致了孔子的降生。③
尼丘者，野合之所也。孔子自称“尼丘”——意味自己是尼丘之子，即野合尼丘所生之子。这一命名具有幽默感，而且对主流宗法社会其实是具有某种挑战性的。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孔子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究竟是否举行过“冠礼”呢？从《礼记》的记述看，在周代，一个贵族士子，只有在举行了冠礼这一入社成年仪式后，才成为成年人、一个“士”，从而被士族贵族社会所正式接纳。事实上，以孔子的卑贱出身，本来是没有资格举行冠礼的。
但在《礼记·郊特牲》中，记述有孔子关于冠礼所发表的一段异常突兀的议论。孔子说：“冠礼”之义，“吾未之闻也。”又说：“冠礼”正确的意义是，“人人都有资格举行冠礼，不是只有‘大夫’才能举行。”——这显然是针对有人认为只有“大夫”才能举行“冠礼”而发的感喟。
孔子说：“依照古代礼俗，人到五十岁后，才能凭功劳或美德而得到‘大夫’的称号。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功德，不应过早得到大夫之称号。所以，凭什么只有‘大夫’才能行冠礼？”
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只允许贵族举行冠礼这种制度，不是上古之礼，而是夏朝（“私天下”之始）以来所立的陋俗（“夏之未造也”）。孔子说：“天下无生而贵者也。”在古代就连天子之元子（太子），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国家不应以人的出身，而应该根据才能和道德授人以称号和爵位，这才真正合于古礼。“礼之所尊，尊其义（意义、实质）也！”
《礼记·檀弓》中孔子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二千年来从未被古代儒者所引述，也从未被后来之研究者所重视。事实上，只有了解孔子的卑贱出身和上述社会背景，才可以理解《檀弓》中孔子上述议论的真正涵义。作为贱民之子的孔子，反对“生而贵之”、世亲世贵的贵族等级体系，这才是历史中那个真正的孔子，也是汉代“今文”学家讲传的“微言大义”之一。
十八&&&&&挑战主流社会
&青年孔子在做出了合葬父母这一举动之后，随之又做出了另一件惊人之举。
前面曾言及，当时在鲁国真正执掌着政权者，并非鲁国之国君，而是三个世袭的显贵世家。此三家贵族之高祖是鲁君桓公的三个儿子，因此史家称之为“三桓”。“三桓”之首，是季氏。在孔子青年时代，季氏的家长是季平子（字），名意如。
有一天，季平子（季孙意如）在其封地的采邑中举办酒宴，宴请全鲁国的贵族及其子弟，即所谓“士君子”。
出身微贱、年方十七岁的孔子，虽然是个出身不明的孤穷小子，但他竟然想去参加鲁国贵族士子们的这个宴会。据司马迁的记述：当时，孔子刚刚重新合葬了父母，正在为母亲服丧。他腰系一条麻绳（“腰绖”）身穿着丧服，前往赴会。①
当孔子来到季氏宴会的会场试图进入时，他受到了阻拦。季氏家族中有权势的大总管（“家大夫”）阳虎①守在门前。
阳虎审视孔子，傲慢地对孔子说：“这里所招待的人都是‘士’，不是你这种人，你没有资格参加！”（“季氏享士，非敢饷子也！”）结果，孔子蒙受一场羞辱而告退。
阳虎，故书中异文或作“杨虎”、“阳货”。据《史记·正义》阳虎乃“孟孙氏庶”，是三桓中之孟孙氏的庶枝。本应姓“孟”。鲁定公七年，齐归郓邑、阳关，阳虎占据之为己邑。以氏为号，遂改氏为“阳”也。阳关，地在今泰安东南。
有趣的是，季氏这位管家阳虎，其实与孔丘具有许多共同之点：
第一，据说阳虎、孔子二人相貌极为相似，“孔子状类阳虎”（《史记·孔子世家》）。为此后来孔丘在流亡年代在匡邑遭人误会，还差点吃大苦头。
第二，阳虎、孔子身世相近。阳虎也只是出身于孟氏家族中的一个“庶子”。在贵族家世中，庶子相对于嫡子也被歧视，但是庶子仍是士族，从属于低端的贵族阶层。
第三，史称阳虎“勇猛过人，智计百出”，与孔子皆为一时之俊杰。
上述事迹均见诸司马迁《史记》的孔子本传，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它不仅确切地表明了青年孔子出身身世的卑贱，而且表明青年孔子曾被当时鲁国的贵族主流社会所拒绝接纳。显然——如果阳虎承认孔子真是一位具有贵族家世背景的贵公子——前陬邑大夫孔纥之子，那么他就不会不承认他也是一位“士”，而那样地轻蔑和侮辱他了。
第二章 “贫而贱”的早年生涯
一&&&&子曰：“吾少也贱”
&各种史料记载均表明，孔子的少年、青年时代——“贫且贱。”
孔子自己也曾经自述说：“我幼年生于贫贱，不得不自谋生活，所以会做许多下等人才做的事，而士君子就不可能去做这么多事！”①
孔子幼年家境出身于贫贱，所以他很早就领悟了人生及世态。
据儒家经传，周代极为重视贵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建立了成熟的学宫制度。周礼规定：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但是少年孔子却没有入这种贵族之学的资格。
孔子成年以后曾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于学”，就是有志向往学习。但由此可见在十五岁以前，孔子没有机会接受当时贵族子弟必经的成为“君子”的正式启蒙教育。
事实上，如果说孔子“十五志学”是向往学习，那么十七岁后孔子则曾发愤苦学。将这种励志过程同孔子的出身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如下的因果关系：孔子幼年无父，少年丧母，十七岁时由于出身微贱而遭受阳虎拒门的羞辱。于是孔子明白了自己虽有“贵人”之血脉，但并没有“士”的资格，不能得到贵族社会的承认。因此孔子立志要自我修养学习本领。
《史记》说孔子身材高大，“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荀子说：“仲尼之状，面若蒙魌②”。（《荀子·非相》）孔子之头特大，而且头部特大有如戴着面具。
总之，孔子仪容魁伟，相貌与众不同。那么世俗所传鞠躬佝偻、谦和平庸之孔子像，盖多失真矣！
二&&&&多能鄙事
&孔子在少年及青年时期，为谋生计，曾从事过多种卑贱职业——所谓“鄙事”或“贱事”，以至备受侮辱和歧视。
成年后孔子曾对弟子们这样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①
此语中所谓“贱”，是指社会身份的卑贱②。所谓“能”，有耐受之意，③也有技巧之义——多技曰“能”，善忍曰“能”。所谓“鄙事”——即卑贱之事。
孔子还说自己“吾不试，故艺。”《说文》：“试，用也。”《诗·小雅》：“私人之子，百僚是试。”《传》：“试，仕也，职事也。”艺者，才艺也。这话的意思以今语解之即：我未当过官，所以我有多种才艺。试通仕，即当官。
由先秦两汉留下的许多传说资料看，孔子确乎有多种谋生应变的本领（“艺”）。
孔子平生，既能享受珍馐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能忍受清贫生活——“饭疏食，饮水”，吃粗粮，喝凉水，而且“乐在其中”。
如果困乏，孔子可以弯起胳膊也能当枕头入睡。④《礼记》说：孔子的爱犬死了，按当时的习俗，至少也应该找一张旧车伞盖把狗的尸体包裹埋掉。可是那时孔子很贫穷，没有车，连一张旧伞盖也没有，只好用一条破席子卷着死狗埋掉。⑤
由于自幼从事体力劳动，孔子锻炼的力气很大，据说能用双手折断城门的门闩。孔子奔跑起来速度很快，据说能追上狡兔。但孔子却并不以自己的力气大作为炫耀。“孔子之劲，能拒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列子·说符》）⑥
孔子青年时代曾经为贵族季氏管理粮仓和牧场，懂得牛羊之习性——少小时候可能做过牧童。孔子善于驾御马车，会使用弓箭等武器，也会弹奏各种乐器。
孔子曾演射于矍相之圃(地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观者甚众，如堵墙。”可见他精习射艺。⑦（《礼记·射义》）
孔子也善于驾御之术。孔子故乡的达巷党人曾讽刺孔子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谓：大而无当的孔子，号称博学却没有一术精通成名。孔子听说以后，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艺也）？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意思是说，什么是我所擅长的呢？驾车？射箭？我善于驾车！
此外，孔子精通乐理。孔子善鼓琴，而且知音律。据说孔子甚至能从妇女的哀哭声中会意出曲调的格律。
三&&&&圣人无常师
&从十五岁至三十岁这十五年间，即孔子的青年时代，正是他学习知识、培育理想以及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可惜，史料中有关这段时间里孔子事迹的记载，却几乎完全是空白。我们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若干片断记述，对此作出一些推测。
孔子自言，他是从十五岁起，开始励志自学。后世说孔子学无常师，他自己也说：其师无所不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实际意味着，孔子毕生都坚持着励志自学，博采多师，自我修养。
卫国大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孔子究竟自哪里从学？”子贡回答：“文武之道并没有丧失。因此，高明者自能习得大道，不高明者也能学习小道。孔子在哪里学习？难道非要有专门的老师吗？”①
公孙朝是卫国的高门贵族，他提出这个问题颇有挑衅性。而子贡的回答十分智巧——“大道自在，无所不能学”。但其实这只是一种遁词。既然大道自在，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学而领悟文武之道，那么他子贡又何必拜孔子为师呢？
事实上，孔子平生曾参拜过许多私淑之师，见诸文献的如郯子、子产、老聃（老莱子？）、孟苏夔、苌弘、靖叔（乐）、师襄子等②，皆为当世之达人，是当时贵族阶级中的佼佼才俊及有德者。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平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贤，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又说孔子：“学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
然而，有一点是重要的：孔子并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孔子少年时没有资格进入当时各国为贵族子弟（“国子”们）所专设的国立学校——“社宫”、“泮宫”、“辟雍”。①孔子一生，主要还是依靠刻苦自学而转益多师，最终成为一位大学问家的。
四&&&&丰富的人生体验
&孔子年轻时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只会向隅苦读的书呆子。这种经历和阅历，使他能应对三教九流，甚至能同社会上的无赖之徒、社会上的小流氓打交道。实际上，孔门子学团诸弟子的社会来源和成分也是颇为复杂的。
楚人东郭子思曾问子贡：孔门内三教九流之徒都有，孔子何以什么人都收呢？子贡回答：“木匠门前多杂木，名医门前多病人，智者身边多愚氓（眯）。”孔子听说这个问答后却说：“我以大道教诲天下，什么样的人都不拒绝，所以人员自然很杂啊！”②
当时横行鲁卫之间有一位著名的江湖大盗颜涿聚（子路之妻兄），孔子也收于门下而作为弟子。③
孔子一生曾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仍然经常保持着乐观心态和坚强的人格力量。这种耐受力显然都是从他早年的艰苦生涯中磨炼形成的。
孔子认为做人必须具有原则，这个原则一是“仁”，二是“义”。根据孔子对“仁”的诠释，“仁”的原则就是利人、爱人、助人，而“义”的原则就是仗义，要承担责任。
［据孟子的诠释：“义者，宜也。”所谓“宜”，即“应然”，即“当然”。略相类于德国近代哲人康德所谓“道德理想”之“责任感”。“义”，就是要承担责任。］
孔子认为，若违背仁与义的原则而贪求富贵，还不如一无所有地系身于清风白云。④
从《论语》、《礼记》、《说苑》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人生具有极其深刻的感悟和体验。孔子留下许多警句格言，后来成为历千百年而不朽至今仍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例如：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云云（均见《说苑》）。这些格言警句的提炼，显然与孔子复杂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
孔子晚年曾说：“先知道礼乐的，就是野人。后知道礼乐的，就是君子。如果讲实用，则我宁愿追随野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这一段话两千年来未得到经学家们的正确读解。只有了解孔子之上述的出身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以“后进礼乐”来贬抑“君子”，反而愿意追随有“实用”价值、“先进于礼乐”的“野人”。
五&&&&娶妻生子
&二十岁左右，孔子曾回到祖籍所出的宋国。孔子祖先是殷商人。回宋国，他可能是为了寻根，也是要认祖归宗。
宋国是殷商亡国后建立的殷商族人之封国，保留着殷商的文化。但是孔子却感到奇怪，当时即使是一些号称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于殷商王朝的历史，也竟然一无所知了。数百年前辉煌的殷商王朝久矣不存在了。殷商帝国那些精美的青铜礼器，曾经包含着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在漫长岁月里所创造出的辉煌；而殷商帝国南怀百越、西逾秦岭、北抵大漠、东临大海的土地，也曾蕴藏着无数金戈铁马、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
孔子曾感叹道：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在宋国，孔子寻访殷商旧礼，得到了商代的《易经·乾坤》之书。
孔子在故乡结识了宋国主管文书档案的“记（亓）官氏”，并且娶了他的女儿（“亓官氏之女”）。①
第二年，孔子与这位新婚之妻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关于孔子与这位出身宋国一个文官家庭的结发之妻以及他们的婚姻生活，典籍中记载也很少。
但是，在《礼记·檀弓》中却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孔子的家庭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因此孔子后来“出妻”，即与这位妻子相离异（离婚）了。当孔子中年时，这位被离异的妻子早逝，儿子孔鲤悲伤欲绝，却受到孔子的责备。①
古人的记述中没有告诉我们孔子离婚的理由（主观）和原因（客观），也不知此事发生在何时。我推测，这种婚姻的不幸，也许与孔子长年在外漂游的不安定生涯有关。
孔子曾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狎（轻慢），远之则怨（抱怨）。”
他又说：“如果一个士人一心只知道依恋于家居生活，那就不配承担士的责任（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②这些话虽仅只言片语，却反映了孔子对于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看法，也应是孔子个人婚姻生活颇为坎坷的反映。
六&&&&季氏赐我千钟
&从宋国回鲁国后，孔子得到季氏的擢用。而当时季氏之家长季平子，正是当初拒绝他入门赴宴的那位季氏大人。
青年时代的孔子做过季氏门下的家吏执事，这种执事的身份并不高，地位在家臣（家大夫）之下。据《史记》记：“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孳（何按：畜，牧畜。蕃孳，即繁滋、繁殖）。”
孟子评论此事说：“为人做事不一定都是由于贫穷，但有时也正是由于贫穷。所以孔子曾经做过季氏的司计小吏，还曾经做过（季氏门下）的牧倌（‘乘田’）。”③
也就是说，孔子年轻时由于贫困，为谋生计，曾为他并不喜欢的季氏家族做过掌管升斗、记账簿的小吏（司计“料量之吏”），又曾做过为其管理牛羊的“司职吏”——“乘田”。①“乘田”职名不见于《周礼》。春秋时牧放牛马的奴隶叫“牧人”或“圉人”（即“虞人”）。“马有圉，牛有牧。”（《左传》）“养马曰圉，养牛曰牧。”（杜预注）所谓“乘田”，地位似高于作为牧竖之奴的牧人、虞人，应当是管理牧人、圉人的执事小吏。
司计及乘田的地位，是从属于卿大夫私属的卑臣、小吏。而在这些职任上，据说孔子干得还不错，账目清楚，牛羊强壮。
后来，孔子得到了提升，一度在季氏家邑中担任管理工役的小司空。②
司空之“空”当读为“工”。在先秦时，“司空”是各国管理工程及徭役的官职。不仅周天子朝中有司空，各国朝中有司空，贵族家邑中也有司空。周制，贵族与家臣之别，在于贵族有爵号、有世袭的采邑。而家臣则无爵号、采邑，而由家主赐发口粮，谓之“食禄”。
在做了季氏家族的家臣后，孔子得到俸禄——“年禄千钟”，从而得以摆脱贫困，衣食无忧！孔子用这些俸禄结交了许多友朋和徒党。所以孔子后来曾感念说：“季孙赐我千钟，而友益亲。”
七&&&&&问礼郯子
&鲁昭公十七年（前525）秋天，以博学多知闻名于当时的郯国之君郯子来鲁国朝谒（郯国是鲁国的附庸小国，故地在今山东省郯县境内）。鲁君宴请郯子。席间，叔孙昭子故意以东夷之俗问故于郯子，谓：听说少昊氏竟然用鸟的名字来为职官命名，是这样吗？
郯子答：少昊氏是我先祖，我还能略知一二。上古之习俗，黄帝氏以云为灵物，职官就用云来命名。炎帝氏以火为灵物，职官就都以火来命名。共工氏以水为灵物，职官就都以水来命名。太昊氏以龙为灵物，职官就都以龙来命名。
我族高祖少昊③登临君位时，恰有凤鸟降临，所以就以鸟为灵物，以鸟名作为季节气象的象征来为不同时季的职官命名。
所以，就以凤鸟氏作为总管年历之官。以玄鸟氏司春分、秋分之事。以伯劳氏司夏至、冬至之事。以青鸟氏司立春立夏之事。以丹鸟氏司立秋立冬之事。以四种鹃鸟（又作鸠鸟）：以祝鹃氏掌司徒（宗社），以鴡鹃（即杜鹃）氏主司马（军事），以鸤鹃氏主司寇，以鹘鹃氏主司士。①此外还以五种雉鸟之官主司种姓和百工的事业，以九种扈鸟之官主司农业。但是这种制度近古以来已经消亡，百姓之官皆以日用职能为纪，古礼已丧失矣！
孔子为此前往拜访郯子，向他专门请教关于古代职官制度的问题。事后孔子评论郯子说：“我听说当今天子不已知古礼，其遗存只保存于四方在野之人的礼俗中。”②
周代之郯国，是偏僻东夷地区的一个异姓小国，属于少昊之族，与西北的秦人为同祖，其始封君主则是商汤时著名的贤相挚即伊尹。③所以郯子对上古古礼及古制尚有许多了解。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今日朝鲜？）《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鹘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得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八&&&&问答齐景公
&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前522），齐景公与齐之执政大臣晏婴造访鲁国。
据汉人刘向《说苑》中记述，齐景公曾向孔子询问关于周礼及古代历史的一些问题，这次交谈应发生于这一年。
齐景公问孔子说：“过去那位秦穆公，国家并不强大，又处于落后偏远之地，却竟然能称雄中原，为什么？”
孔子回答说：“秦穆公的国家虽然小，但他的志向高远，政治清明，办事果断，政策得人心，法令都能得到贯彻执行。秦穆公从俘虏中发现百里奚，仅与他交谈三次，就决定授以治国之政。这种作为，即使称雄于天下也不难。做个‘霸’，实在太委屈他了！”④
齐景公又问孔子，齐桓公能否称得上是“仁”君？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主，是齐景公的先祖，距孔子当时已逾一百四十年。孔子评论说：
“齐桓公实在谈不上‘仁’。因为他是靠杀死自己的哥哥篡位而成为国君的。这种行径不仁又不义。此外，齐桓公私德也不检点。他竟拥抱着女人同乘一车，招摇过市。
齐桓公家内门户也不干净，几个姐妹女儿都嫁不出去，因为她们名声不好——还是姑娘时都已不是处女了，甚至还传说她们与齐桓公也有不干不净的事情！这三者都是荒淫不道的行为，而齐桓公兼而有之。这样的人还谈得上什么‘仁’吗？”
齐景公听人这样评论其祖宗，自然很不高兴，于是质问孔子：“依你这么说，那么如何解释——既然是如此不‘仁’的一个人，齐桓公何以能成为一代霸主？”
孔子回答：那不是由于齐桓公的仁善，而是由于他善于选拔有本领的贤臣。例如，齐桓公重用了管仲，所以终能称霸于天下。①
许多人（包括后世之儒家）认为，孔子是一位道德史观的信奉者，主张以道德是非评定历史人物。由孔子上述对齐桓公的评论，可知实乃不然。
实际上孔子是一位务实的实效主义者，而不是道德完美主义者。在他看来，历史政治的评价完全不等同于政治家个人私德的评价。孔子说，用以评价政治家的忠信之标准，不能等同于小民百姓那种小信小誉！
孔子承认齐桓公管仲都有私德不检之处，谈不上“仁善”。但他又说，这是另一种意义的“仁善”。②
孔子认为齐桓公的重大成就来自善用贤人，而评价政治好坏的关键，正在于看君主能否知人善任。孔子后来用同样的观点评论他所熟悉的卫君卫灵公。他说卫灵公也是一位无道之君。“那么，为什么卫国没有亡国呢？”孔子说，因为他会用人，举用了一批贤能之臣。③
九&&&&&孔子论管仲
&管仲是齐桓公的国相，是春秋时最杰出有为的政治家及思想家。以今日的观点观察之，管仲实际也是一位政治改革家。
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阜阳东南）人。管仲出身卑微，曾经经过商，而商人是当时贵族所看不起的贱业。年轻时管仲曾三次求仕为吏，都被官府拒于门外，认为他不具备仕的资格。管仲曾三次被征役去打仗，但管仲都临阵脱逃，因此管仲被当时的人们看不起。
管仲有一个朋友，是齐国宗室贵族鲍氏家族的公子鲍叔牙。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家臣，他知道管仲很有本领。
齐国国君死后，公子小白与其异母兄公子纠争夺君位的继承权。结果是公子小白获胜，即位即齐桓公。而在争夺王位的这场政争中，管仲是公子纠一方的人。公子纠试图发动反对齐桓公的政变失败，支持公子纠的管仲也被囚禁。
于是鲍叔牙营救管仲，而且将他推荐给齐桓公。齐桓公释放管仲，起用管仲担任齐国之国相。管仲执政后，对齐国内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管仲在内政上削弱贵族，将公社井田土地划分于私家，承包给农民。
西周晚期，中国周边大陆地区发生持续性的旱灾，导致北方、西北及东北草原的荒漠化，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戎狄东迁南进于中原，压迫周王朝以及中原地区的华夏各国。
周幽王时，周王朝在戎狄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都城长安而东迁洛阳，建立东周。春秋四百年间，蛮戎夷狄大规模入侵中原，当时其人数及军事力量都强大于华夏诸国。自东迁以后，周王室即没有军事能力率领诸侯对抗蛮族的入侵。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管仲最重大的国策，就是扶助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尊王，即尊周天子，借周天子号令联合统领华夏列国。攘夷，就是率领华夏族联合起来抵御周边夷狄的入侵。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率领华夏联盟，存卫救邢，伐戎拒楚，打退了进逼中原的夷狄蛮戎，使中原华夏族各国免于被夷狄游牧民族所蹂躏。①
孔子高度评价齐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政策。虽然他批评齐桓公为“不仁”，但他认为这只是私德之小节。桓公重用“管仲为相，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益”；这才是政治之大节。①
孔子以同样的历史观念评价管仲。弟子子贡与孔子论史，子贡认为管仲不是好人。因为他背叛了旧主人公子纠，又反过来辅佐旧主人的仇人齐桓公。
孔子回答说：“正是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称霸于诸侯，挽救了天下，使我们至今受其恩惠。如果不是由于管仲，我们现在可能都披散头发，露出左胳臂（指穿夷狄之服），成为夷狄之属民了。”②
孔子在评论管仲时还阐述了他关于“仁”作为政治价值的独特见解。
孔子批评管仲富拟公室，筑“三归之台，塞门，反坫”。他认为，根据周礼，这些都是诸侯才享有的待遇，而管仲却僭越了。所以孔子说：管仲不知“礼”。若“管仲知礼，孰不知礼？”但是，孔子却说管仲知“仁”，管仲是“仁人”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孔子之所谓“仁”，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价值观念。对门人子路、冉求、公西赤以及令尹子文、陈文子等一时贤达，孔子都不曾称许其为“仁”④。只把“仁”的评价授予管仲——这就是因为管仲辅佐了齐桓公，救援了生民百姓！
孔子对管仲的这种评价，弟子们感到不理解。子贡与孔子辩论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他做了不少坏事！”（“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但是孔子回答说：如果连管仲这样的政治家都不能算仁者，那么世间还有谁能算仁者呢？因为管仲施政大济天下苍生，救万民于水火，为生民立命！他的大仁是千秋万代的楷模！①
西周之宗法制，是一种世亲制。官爵父子相承，并且只能传给嫡长子，出身贵族而非嫡长子的庶子没有官爵之继承权。
东周以后，社会上的庶子们的人数增多，要求在政治上与贵族中的嫡长子们分享权力。由此发生了用贤与世亲之争。在上述孔子的谈话中，实际反映出选举、选贤制（禅让的本质）与世亲世贵的世袭制（即家天下、私天下）两种制度的对立。反映出用贤与世官制的对立，即平民民主观念与贵族世袭体制的对立。
& 在曲阜与孔子的这次谈话，使齐景公对孔子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欢迎孔子来齐国，或许他也会像先祖桓公那样重用这位年轻的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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