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妈妈帮] QQ:
<div id='news_number' class='round20 round_ie8_pie number老舍怎么写他的母亲_百度知道
老舍怎么写他的母亲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本文赏析：文章通过记叙母亲一生的身世、经历、性格及遭遇，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母亲的无限敬爱和无以报答母亲恩情的愧疚之情，也塑造了一位有着典型东方女性性格特征的平凡而伟岸的母亲形象。首先,这篇文章多处运用了刻画人物的写法,使母亲的形象活灵活现.此文章能感动我,是因为文中列举了老舍母亲的生前往事.没有普希金的波澜壮阔,也没有闻一多的特殊见解.有的,只是对母亲一颗真切的心. 　　从&我&生下来的那刻开始,母亲就与我相依为命.一句&把我端在怀中.致未冻死&,体现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同时也表现出了老舍母亲对老舍的重视．在父亲的死后的日子里，母亲非常穷苦，但她还要养着自己的儿女，她整天为人们洗衣服，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从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天天为人们洗服装，母亲为了什么？母亲为了儿女的生活，甘愿受苦，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又如”我这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此句写出了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的无尽关怀,指明了我的人生道路,让我成为了一个素质人格品德都健全的人. 　　本文采用口语与书面语相结合的形式，既流畅朴素生动，又凝练含蓄隽永，抒发了对母亲的敬仰感念追怀和永世不忘的深情。叙述语言流畅、朴素、亲切，极富表现力。这也是老舍文学语言的基本特点。如“史不到十岁……一直到半夜”这一段记述就把父亲死后，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含辛茹苦，日夜劳作的经历与精神写得很充分了。而所用语言则是唠家常式的朴素、流畅、亲切的语言。议论语言凝练、深情、隽永，蕴有哲理意味。在文章中，老舍经常在叙述到一定的时候，便适时地插进议论文字，这对于深休全文题旨，抒发浓郁的感情，都发挥了如点睛般的作用。例如“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心里是安定的”，这段话是作者在抗战时期被迫躲到四川成才见不到滞留在北平的母亲，无比思念又担心年迈的老母遭遇不测所表达的忧惧、思念交织的复杂感情的一段话，是人处在特定的环境中时才会有的感觉和想法，作者以其凝练的文字表达出来，其隽永意味是颇具启发性的，所以，足以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来自（百度百科）
参考资料：
其他类似问题
按默认排序
其他1条回答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老舍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已有天涯账号？
这里是所提的问题，您需要登录才能参与回答。
"天涯问答"是天涯社区旗下的问题分享平台。在这里您可以提问，回答感兴趣的问题，分享知识和经历，无论您在何时何地上线都可以访问，此平台完全免费，而且注册非常简单。
我母亲是精神病我是个女孩我以后生孩子会遗传吗
我没出生我妈就又精神病了，但是我现在很健康，如果我生了孩子会会隔代遗传到我的孩子吗
09-09-01 &匿名提问 发布
网上有一种传言，就是斯大林定律。所谓斯大林定律，即“持不同意见者则等于精神病患者”。但斯大林时期这样的例子似乎不多，斯大林是个极端现实主义者，更喜欢直接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异己者，绝不会为改变异己者的思想而浪费精力和粮食。相反，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倒是有很多案例。其实，不单单在前苏联，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事情，开个玩笑讲，精神病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精神病以及精神病学能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有伪装患精神病逃避政治迫害的情况，而且有把政敌说成是精神病人加以迫害的情况。前者在历史上不乏实例，如孙膑佯狂。佯狂者虽然不很磊落，但并不阴毒，他毕竟是在保护自己，可以理解。而把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硬说成精神病人，动机就必定是很险恶的。在标榜自己保护言论自由、不便于直截了当地镇压政治异端的国家，如何处理不肯改变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何使他们不能继续发表政治性反对言论，是一个令统治者头疼的问题。肉体消灭式的手段可能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实在是下策。编织罪名将他们投入牢房，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宣布他们是病情严重且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效果会怎样呢？第一，可以说明他们的言论是精神障碍支配下的胡言乱语，从而使公众不再相信；第二，可以在“人道主义”和保卫社会利益的旗号下，光明正大地将他们送入精神病院，使他们无限期地与世隔绝；第三，通过长期隔离“治疗”，迫使他们转变立场，或者使他们丧失思想的能力。第四，确定强制治疗，无须经过类似于司法审判那样的过程，可以不公开、无辩论地进行，避免了社会舆论的监督。这确实是一个精明的手段，因而也常常被人使用。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精神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　　　　 对精神病学史和监狱史都有深入研究的米歇尔·福柯，对精神病院以及精神病学的政治应用——“精神病学政治”或“政治精神病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他认为皮内尔不是“解放”而是“异化”了精神病院的病人，皮内尔的精神病院虽然不对病人使用司法中的刑罚，但是把医疗方法当作惩罚手段来使用，“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对苏联利用精神病院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福柯也给予了批判，并曾声援一个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符拉基米尔·波里索夫从列宁格勒精神病专科医院解放出来的运动。　　　　 苏联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不知克格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精神病学运用于政治斗争的。我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似乎斯大林时期不怎么爱用这种手段。有资料显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才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用精神病学方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像他的前任一样对异己毫不留情，但他改变了策略，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对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法律惩罚，而是更多地把那些人关进精神病院。1967年，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精神病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报告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列宁的石棺；杰久克，一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在这之后，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1978年，苏共中央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人的数量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开除。　　　　 在70年代末，群众出版社内部翻译出版的《谁是疯子》叙述了一个实例。《谁是疯子》的作者是苏联遗传学家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在这本书里，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讲述了自己被精神病学家诊断成精神病人的过程。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著有《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李森科兴衷史》、《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等书。也许是这些书触犯了一些人，1970年5月的一天，一小队民警和两名医生一起来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家里，医生说他有接受诊断的必要，于是将他带到精神病院。以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伦茨博士为首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诊断，他们发现的症状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从事本专业科学之外的研究，表现出双重人格；自身评价过高；近年来科研成果质量降低，而其它写作则过分繁琐，缺乏现实感，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表现出“固执的寻求真理的妄想”，“思维周密但对现存情势缺乏批判态度”，“偏执狂性的改革妄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时讲话很多而且讲得很热情，驱使对方相信”，“具有专制者的派头”，“行为突出，积极……把一些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叫喊要为民主和真理而斗争”。结论：“带有偏执狂性改革妄想的、病程发展缓慢的精神分裂症”，需要隔离治疗，以体现政府对不幸者的关怀与爱护。幸好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弟弟，历史学家罗伊·亚·麦德维杰夫积极奔走，一批苏联科学家纷纷对上述结论的置疑。因为他们“有损于苏联精神病学的声誉”的“非爱国主义行为”，终于使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获得释放。　　　　 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转变。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99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过去曾发生过将精神健全，但表现出异己思想的人，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这曾引起国际上民主舆论界的谴责。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关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　　　　 其实，在俄罗斯，克格勃并不是“政治精神病学”的始作俑者。在沙皇俄国，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被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俄国著名学者恩·弗列罗夫斯基（别名瓦·瓦·别尔基，）就有这种遭遇。1861年，弗列罗夫斯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向沙皇请愿，但其整个抗议活动被当局宣称为精神病发作所致，他被关进疯人院。不过还好，他在那里只呆了6个月，并最终被公认为精神健全的人。顺便说，马克思1858年在《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一文中曾猛烈批评把没有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并称之为“罪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所描写的一个沙皇时代的精神病院，里面关押的人中也有对社会不满而并不真正疯癫的。“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愤怒地说：“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白地写着，不经审判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专横！”列宁看过这篇小说后说：“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本文资料来源于《天涯社区网站》再给小毛头贴篇文章，好了解一下一些企业领导者的思维。“一 阔 脸 就 变”————读书读史随笔乱想《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可以说是18世纪英国平民的代言人，他一面从商从政，一面为报刊撰写评论，反对专制，宣扬民主。。由于他文笔犀利嘲讽权贵，曾经被判处枷刑示众，四次被捕入狱。但人民把他当成斗士，称他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1701年肯特郡派了5名代表到伦敦情愿被关押，笛福仗义执言，将一份备忘录递交议会，引起舆论沸腾，不得不把代表释放。笛福在备忘录中强调指出，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就是专制。特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笛福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人生善恶变化的发现，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他在《肯特郡的请愿书.附录》中指出：“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笛福这一见解，为权力亟需解决制约和监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但我认为人性中既潜藏着善心，也隐含着兽性，关键是素质教育和社会条件给人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专治是最容易调动残暴兽性的刺激因子。“文革”中那些毒打以彭德怀、吴晗、老舍……些造反头子和红卫兵小将们，他们不就是最活生生的小暴君们吗？在“造反有理”的蛊惑下，他们人性中最卑劣的虐待狂欲望被调动了起来。被虐待者越权威、优秀、高尚，他们越感到满足、荣耀、乐趣无穷。再看一些小国之君，甚至包括某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小领导干部，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把老百姓、属下、同僚当成自己的奴仆，顺者昌、逆者亡，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谁要反映或者揭露他滥用职权的肮脏勾当，甚至说出不同的意见，立即会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和诬蔑陷害，必欲置死地而后快。这种人一旦有了更大的权力，就会由小暴君变成大暴君。鲁迅有一首戏赠日本友人内山的幽默诗，说在上海住了20年，每天都看到中华的怪现状。最为精辟警策的是这样两句“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这一伟大发现，与笛福所言“只要有独断专横的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的见解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这些现象和现象透出所谓的规律，其实都和权力---绝对的权力，即不受监督的权力有关。康德曾言：“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思维。”马雅基费利在《君主论》中说：“久握权力，必至腐败。”孟德斯鸿进一步指出：“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在封建社会，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而在现代中国，其实应该讲是所谓现代中国，封建的意识形态依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所谓的帝王情节不过是登峰造极的表面现象，民主在中国没有肥沃的土壤。想想看，要不怎么会出“反右”、怎么会出“文化大革命”？怎么会依然存在着“一言堂”现象？而且被欺辱的人们居然会不出声、居然会认为这是应该的。中国人，咱们真的是很悲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心隔人心，人心的变得诡异，人们的脑筋也不得不极速地旋转着，揣测着上级和别人的心理。常言道，人心难测。其实，君心（包括领导）的心最难测。古今中外封建帝王统治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绝无政治透明度可言，尽量掩饰真情，故弄玄虚，将臣民当成敌人，以便随时出其不意主动出击。他是孤家寡人，思想、言论和行动极其诡秘，任何人无法对他实行监督（谁敢？？）。就难怪《圣经。箴言》都说：“将事情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专治独裁一旦公开、公平、公正，那还有什么垄断可言。可惜，我们现在的好多领导就是这个样子。咳————————
应该说斯大林倾向于将这些人肉体上消灭或者关进集中营。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间谍和破坏分子。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批评斯大林搞大肃反，他们自己当然要掩饰一下。所以倾向于把这些人说成是非政治性的问题。说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当然是不错的选择。
投入精神病院总比 流放远东或者秘密枪决好吧？
投入精神病院总比 流放远东或者秘密枪决好吧？ 都不好，无限期的等待就会明白生不如死的感觉了。。。
就像现在把上访者投入精神病院一个道理你不喜欢某人，可以把他投入精神病院，斯大林多好的发明啊巴东的那个女服务员不是第一时间也送进精神病院了吗
为世界历史增添教训！为人类指明出路：千万别与当权者斗气！
简单一句话，斯大林搞大清洗。要搞专权。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