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急流勇退 激流勇退还是激流勇退

重读历史:曾国藩何以激流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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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曾国藩何以激流勇退?
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之道可称大智慧。其核心,就是韬光养晦,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辟。
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面临一生的重大选择。其时,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旗下,拥兵三十万,已占中国半壁江山。这支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培育的。湘军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由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担纲。“兵为将有”,乃湘军一大特色。所谓的湘军,其实就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此时的曾国藩已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满清入主中原以来汉族官僚权力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如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均竭力劝进。有的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有的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人更直接,直截了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当然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帝临死之时,其有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是,慈禧太后管束下的年幼的同治帝,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候”,而且,同治帝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催命一般要求从速复命。这无异于过河折桥。因此,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便秘密活动,力劝曾国藩不如反了,坐了天下。他们还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请见,要曾国藩“速作决断”。此时的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话。他只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算是作答。
不过,私底下,曾国藩曾与其九弟曾国荃有过对话,极有意思。曾国藩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种掉脑袋的话,你怎么也能形诸笔墨?你们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再遣李秀成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军降兵不在话下。三十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怎么回答呢?他说,人共患难的时候大多是朋友,同富贵的时候往往成了敌人。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的人就是左宗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现今,湘军已呈老态,谈不上什么精锐!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就算是帝王之人,又有多少骨头可扔呢? 一番话,说得曾国荃哑口无言。
其实,曾国藩是深知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我查到同治三年五月的一则曾国藩日记。当时,南京还没有攻克。但是,时局之变化,危机之潜伏,曾国藩已感觉到了。
同治三年五月廿五:
早饭后因身体患病,谢不见客。旋改告病摺一件,又改近日军情片,是日凡改三次。围棋一局。幕友来见者数次。巳刻,庞省三来久谈。午刻核科房批稿,写对联六付。中饭后,唐中丞来话别,渠于本日回籍省墓也,谈约一时有半。阅本日文件甚多,核批札各搞。酉刻出城送唐中丞之行,傍夕归。发报三招、五片。夜阅《古文·书牍类》,二更三点睡,倦甚。日内因户部奏把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前面一段,都是“起居注”而已。下围棋,批文件,与人谈话等等。这则日记,透出一个细节,“日内因户部奏把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这是说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响,户部居然也准了。要知道,这江西总督,可是曾国藩辖下之人啊。于是,曾国藩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则写得明明白白。“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总之,他是要有动作了,要向朝廷“以明其志”。
曾国藩的预感是对的。湘军克南京,朝野表面弹冠相庆,私底下,针对曾国藩的动作多起来了。“尾大不掉”的道理,慈禧当然是知道的。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欣。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应该“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很有心计,她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剧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欣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这就叫敲山震虎。此外,朝廷之上,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幼天王下落、及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李秀成从被捕到被曾国藩处死,只有短短16天。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犯,按常规当然是要递解进京的。况且,李秀成已写下洋洋数万言供词,“心悔莫及”,有“乞降求抚之意”,曾国藩竟然还是将其杀了。其原因是简单的,曾国藩生怕李秀成进京,说出湘军在南京纵兵抢掠之劣迹。
曾国藩是一位熟读四书五经之人。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是,真正能把握其要害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多少权臣,都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最终身败名裂。曾国藩在家丁忧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过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还曾经写下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裁?”“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此时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打仗的时间很长了,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曾国藩的意思是清楚的:本人无意拥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致沅弟季弟》。他还说:“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曾国藩还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此诗相当有名。抄录如下: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常怀“临深履薄之惧”,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日(同治11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据说,当日曾国藩“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千夫所指,竟然无疾而终,也是幸事。此前,其有遗嘱,要求其兄弟子侄“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并说“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要求兄弟们“记之行之”,“传之于子子孙孙”,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苦心,也算是“至死不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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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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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短期内频繁买人卖出股票的短线投资者不同(他们的行为明显具有投机性质),巴菲特认为,只要公司的权益和资本预期收益令人满意,公司管理层诚实能干,并且股票市场并未高估该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无限期地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巴菲特的内心充满着对持续性的渴望。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喜爱得根深蒂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股票后,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常常让他不好决断,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巴菲特购买的美国捷运持有到1967年时已经涨到180美元/K,在最高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美元的利润。除了偏好长期持有,巴菲特还偏好业务简明易懂的公司,他的偏好与当时疯狂炒作高科技股的基金经理们简直格格不久。然而巴菲特的偏好自有他的道理。巴菲特认为他的投资行为是与一家企业如何运营有关的。如果人们不是被企业经营而是被某些肤浅的了解吸引到一场投资中去的话,他们更有可能在刚一看到某些不对或损失的苗头时就吓跑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人很难有什么出息。而投资者成功与否,是与他是否真正了解这项投资的程度成正比的。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所投资的企业有较高程度的了解,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他自己的理解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巴菲特忠告投资者:“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理解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能力有多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正确了解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正是因为巴菲特给自己设置的这些限制,使他无法投资于那些收益潜力巨大的产业,比如高科技企业。但巴菲特坚信投资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在于真正明确你到底不知道什么。“投资者只要能避免大的错误,就很少再需要做其他事情了。”在巴菲特看来,超乎寻常的投资成就,往往只是通过普通的事情来获得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普通的事情处理得异乎寻常的出色。
  1968年,美国陷入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达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听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美元的赢利,也就是赢利率59%,他的资产增加到1.04亿美元。由于市场达到了顶峰,即使在巴菲特缺乏灵感的情况下,仍然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了道?琼斯指数整整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许多股票的市盈率达到了40倍到46倍之高,有的甚至达到了100倍,尽管如此,基金经理们仍乐观的认为人们在特定的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巴菲特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年5月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担心自己陷人对苦难不幸的哀叹之中,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已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他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他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隐藏在巴菲特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然而巴菲特却那样做了。其实他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其换成现金,然后等待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惟~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就在1969年的6月份,巴菲特隐退的决定开始被认为是英明的了。道?琼斯指数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这只是一个下降的开端――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年初下降50%。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益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指数18个百分点。事实上,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这样,每个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在巴菲特看来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这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时,把它当做~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举措,巴菲特只是表明,他将长期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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