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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女性“盲从减肥”的社会文化原因：全国成年总人口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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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 潘绥铭
摘要：本文从身体研究的层次上，使用2000年到2010年四次全国女性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按照女性实际的体重指数与她们的减肥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女性的“盲从减肥”这一概念（不超重却要减肥）。本文分析这些女性的社会阶层特征与文化动机，将其总结为：盲从减肥不是保健活动，而是对于以“身材”和“女人味儿”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其实质是顺从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形象的规定的一种实践。
关键词：身体、减肥、社会建构、女性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1．注意“身体”：减肥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管理
　身体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回顾身体的理论，“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个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一个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一个就是尼采、福柯的历史与政治身体观（汪民安，2003：21）。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身－心、主观－客观、个体－社会等基本问题而展现出来的不同的研究流派（Lock，1987）。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和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黄盈盈，2008）。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
　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Shilling，1993，转引自李康，2001：35）。越来越多的西方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文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中国社会的“身体”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冯珠娣、汪民安，2004）这些问题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思考“身体”，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ly
body）（Lock & Farquhar, 2007）。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
　（二）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像、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body
mass index）。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
　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局部地区。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性身体背后的理论背景、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减肥这一个经验性身体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一）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2000年的PSU是60个；2006年是120个；2010年的98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三次依次为50个、150个、124个）与农村的行政村（依次为10个、45个、36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
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3769人，总计8367人。复杂加权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
此外，笔者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在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女性763人），应答率为66.8％。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20％）。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二）核心指标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身高与体重的询问。以下提到的“体重指数”的计算公式均为：体重（公斤）除身高（米）的平方（kg/m2）。正常体重为数值18
& 25；超重为25 &
30；轻度肥胖为&30；中度肥胖为&35；重度肥胖为&40。
关于减肥意愿，问卷中的提问是：现在，您想减肥吗？回答是：很想减肥，有些想减肥，不想减肥。我们把前两个回答归结为“要减肥”。
三、研究结果
（一）减肥的性别差异：女人更瘦，却更希望减肥
表1：男女肥胖度与减肥意愿的比较（加权）＊
＊所有男女之间的差异的显著性均为.000。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50岁以下的男人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人，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人；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人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人更多；在最年轻的18－29岁组里甚至是男人的一倍。
减肥的年龄差异：少女的减肥更加狂热
从表１也可以看出，在14－17岁的少年中，女孩子的体重指数均值比男孩子更小（19.47对19.74），超重的少女也比少男更少（5.8％对9.9％）；但是居然有62.7％的少女要求减肥，而少男中却只有39.1％。也就是说，更瘦一点的少女的减肥意愿是更胖一点的少男的1.6倍。
从女性整体来看，少女的减肥狂热也是最强烈的，比18－29岁组女性多19％，比30－39岁组多34％，比40－49岁组多57％，是50－61岁组女性的整整2倍。
反之，在男性整体中，虽然少男也是最希望减肥的，但是与年龄更大的男人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仅仅在39％到75％之间。
尤其是，少女整体的平均体重指数刚刚到达正常的水平，其中还有34.8％的少女是过瘦，连正常标准都还没有达到。可是就在这些“豆芽菜少女”中，居然还有五分之二的人（39.8％）要求减肥。
从表1中还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真实肥胖程度（5.9%到14.3%到23.8%到38.1%）与她们的减肥愿望（52.8%到46.9%到39.9%到31.1%）成反比，也就是越年轻的女性越不胖可是越想减肥，而越老的女性越偏胖却越不想减肥。
盲从减肥及其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１．盲从减肥与抗拒减肥
本文并不否认那些真的身体超重的女性希望减肥的真实性，但是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女性。一种是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常体重或者偏瘦却要减肥，权且称之为“盲从减肥”。另一种女性是实际上已经超重却不希望减肥，即“抗拒减肥”。这两种情况在女性总人口中的分布如下。
表2：女性中的盲从减肥与抗拒减肥（加权，％）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之的女性依次锐减，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在成年女性中2010年虽然比2006年有所下降，却仍然是2000年的2.3倍；在少女中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61.3％。两者相加，在2010年中国14－61岁的女性中有将近三分之一（32.8％）的人其实是为社会文化所迫才希望减肥的。
２．盲从减肥的社会阶层构成
作为社会学论文，笔者并不否认减肥的个体原因的丰富多彩与千变万化；只是试图分析一下，哪些社会阶层的女性更加容易盲从减肥，也就是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强制规定，在哪些阶层中被执行得更加彻底。
表3：、2010成年女性盲从减肥与阶层的Logistic回归分析＊
Exp(b) 95% c.i.
没上学、小学
本科与以上
县城、县级市
已婚、同居、再婚
离婚、丧偶
有任何一种工作
不工作、待业、上学
较高收入的60％
最低的40％
比较喜欢、很喜欢
不太喜欢、不喜欢
少于一周一次
每周一次或更多
很好、较好、一般
不太好、不好
＊N＝三次调查中的8354人，缺失13人。因变量：是否盲从减肥（0＝不是；1＝是）；比例是加权计算；回归中不加权
从表3中可以依次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越年轻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与50－61岁的女性相比，18－29岁的是大约4倍，30岁组的是大约3倍，40岁组的也有2倍。其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
其次，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盲从减肥。与小学及以下的女性相比，一上初中就是约一倍半，上高中是大约2倍，上到大专及以上就是两倍半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仍然处于男性中心论的笼罩之下，因此与发达社会相反，学历越高不仅没有带来女性主体自觉的提高，反而使得女性越加顺从。同时，越是受教育多就越是准备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也就越是不得不遵从主流价值观与性别审美观。
第三，越是居住在大城市，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比村镇女性高出大约30％到40％。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城市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第四，与已经“有了男人”（同居、初婚、再婚）的女性相比，未婚女性在“嫁不出去”的社会压力下，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显著地高出30％。
其五，不工作、待业、上学的女性均为年轻女性，时刻准备着争取“好前程”，因此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0％。
其六，收入最低的那40％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下降16％。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是由于低层女性早已“上升”无望，所以追求上层社会审美标准的积极性就会显著地少。
接下来，关于社会交往的情况很有意思。凡是不出门、不喜欢社交、每周社交少于一次、不是流动人口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下降了。也就是说，她们既然没那么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也就不那么需要去顺从社会的规定。反之，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就成为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动力之一。
最后，在健康状况的三个项目上，我们看到：恰恰是那些健康不太好和不好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反而下降了大约40％。同时，女性有没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都没有影响她们的盲从减肥可能性。这就是说，女性并不是因为保健的需要才去盲从减肥的。这是文化病。
　　３．盲从减肥的文化原因分析
表4：2010年成年女性的心态与盲从减肥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盲从减肥的比例
Exp(b) 95% c.i.
有四个以下
有四个或更多
＊N=3361女性；不加权计算；控制变量：年龄、受教育年数、城乡（统计量不再列出）
从表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年龄、受教育年数、城乡三大社会阶层的影响相同的条件下，促使成年女性的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最显著因素是：
首先是怕老（增加1－2倍）。这是因为在社会的规定中，“人老珠黄”是女性全部价值的丧失，而青春靓丽又总是以身材苗条为标志，因此盲从减肥其实意味着挽留青春的努力。
其次，认为自己的女人味儿已经很足或比较足的女性，反而更加可能盲从减肥（认为很有女人味的减肥意愿是很没有女人味的女性的减肥意愿的1.666倍）。
第三个显著因素是女性自己的异性朋友超过3个（增加到40.2％,
其减肥意愿是异性朋友少于4个的女性的1.4倍）。可以说，异性朋友越多，我行我素的可能性越小，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要求越高。
四、讨论与小结
笔者简要地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研究问题：
（一）减肥：体现着社会因素的个体身体
首先，在社会性别这个问题上，女性无疑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盲从减肥的意愿。通俗地说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男人往往并不在乎自己肥不肥；而女人却倾向于希望减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
其次，大部分女性并不是因为身体真的肥胖而想去减肥。或者说，医学上、客观上所标定的“超重”与女性主观上所认定的身体的胖与瘦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换句话说，减肥不是保健，而是倾向于符合主流与时尚对于身体的塑造与管理。
与减肥意愿相关的社会因素，除了性别、年龄之外，女性的教育程度、收入、居住环境（大城市）、是否有工作、婚姻状况（未婚
vs　其他婚姻状态）、社会交往程度等因素都与减肥意愿出现显著性正相关。怕老、认为自己有女人味、异性朋友的多少也与减肥意愿呈显著性正相关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自己不太健康的女人，其减肥的意愿则显著地下降。、这就是说，女性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健康而要去减肥。
减肥意愿虽然不等于实际的减肥实践，但是表达的是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身体想象。进一步可以说，这些结果在实证的基础上说明：
第一，减肥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生理与医学现象。可以说，女性的减肥意愿，虽然是以个体身体为载体，但是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因素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身体。
第二，减肥，较之于以“健康”为中心的感受式身体，体现的更多的是中国成年女性对于以“身材”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黄盈盈，2008）
（二）减肥：呈现式的身体表达及自我管理背后的社会标定
笔者在以往的经验性研究中，曾经提出现代都市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三种身体：以身材为中心的外在呈现式身体、以健康为中心的内在感受式身体、以气质与气色为中心的精神体现式身体。如果以重要性来论的化，呈现式身体最重，感受式身体次之，精神“体”现式身体分量最小（黄盈盈，2008）。本文所验证的女性，尤其是大都市年轻女性的“盲从减肥”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减肥，作为一种呈现式的身体想象与实践，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
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自主性表达，但是，减肥所体现出的社会标定是非常浓厚的。
首先，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设置了强制的规定，体重指数就是所谓的苗条程度，就是社会所标定的“美”。如果女性不符合这个规定，轻则恋爱婚姻困难，重则连一个好工作都找不到。因此越是年轻的女性就越是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感受），拼命向这个规定靠拢。结果，“肥”就在被女性仇视之中成为了女性的污名，减肥则成了社会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50岁以上的女性已经完成了社会强加给她的人生使命：相夫教子；也因此获得了某种家内的老资格。她们可以更加不理睬社会对于年轻女性身体的管理，“胖着并幸福着”。
其次，所谓的“女人味儿”是社会规定的女性价值的第二判断标准。因此那些已经“达标”的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不能因为“肥”而因小失大。反之，那些已经认定自己的女人味儿不足的女性，更加可能“破罐子破摔”，更少地盲从减肥。在这种社会建构之中，男性文化、传媒时尚的影子处处可见。
现代中国女性的“减肥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人的“身体观”。黄俊杰在评介若干作品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作为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黄俊杰，2002）。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一种实体性的物质性身体日渐凸现，虽然微观意义上的“权力”色彩依然可见，但是以思维方式、“气”、精神修养为中心的身体则有所隐退，至少在都市的年轻女性之中呈现出了这个特点。而西方语境中的“身－心”讨论在这里更是渺然。而这种身体转向的背后因素则更为复杂，笔者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过分析（详见黄盈盈，2008），但是需要借助历史视角在更为多元的文化时空中作出进一步诠释。
参考文献（脚注中已经标明的除外）：
Lock, M., Scheper-Hughes,N. ,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6-41, 1987.
郑开兰：《》[J]. 《》， .
李康：《身体视角：重返“具体”的社会学》，载刘世定等主编：《社会转型：北京大&
学青年学者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徐敏、钱宵峰：《》，[J]. 《》，
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现代哲学》p55-66，2002年3月。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姜秀花：《》[J]，《》， .
（美）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汪民安：《日常生活、身体、政治》，《社会学研究》，第109期2004.1，p107－113，2004。
Lock, M. & Farquhar, J.(eds.) 2007, 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Duke University Press.
赵行专：《》[J]，《》，
黄盈盈，2008，《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比如汪民安：《尼采、德勒兹、福柯：身体和主体》，文化研究网，&&&
9。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叶舒宪：《身体人类学随想》，文化研究网（）；等等。
这方面文献比如：
笔者以“减肥“为主题词，以为时间跨度，在中文全文期刊网上搜索到一万多篇文章，绝大多数为以女性为对象、以保持健康、体形为目标的大众读物。如果在博士或者硕士论文库中搜索，则近６００来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医学类。笔者没有找到以减肥为主题的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章。也有不少文献关注儿童的肥胖对健康的影响。
2000年的调查对象下限是20岁，但是经过统计检验，18－20岁的人口的差别并不显著，因此三次调查的数据可以合并使用。
分别依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资助，项目号。
目前临床上使用最多的体重指数测量法是QUETELET指数法，亦称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简称BMI。BMI是通过计算人体身高与体重之间的比值大小来判断是否发生肥胖的一种方法。可参考：http://www.shxb.net/htm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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