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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方共同出资并由甲方以其名义“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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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方共同出资并由甲方以其名义“是什么意思
湖北 恩施州 发表时间：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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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善于倾听，循循善诱
善于倾听，循循善诱，既是任弼时的工作作风，又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
&&&&任弼时曾说：无论对于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为惧怕而畏怯，而疏远，而不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实情和澄清问题了。在革命年代，大凡接触过任弼时的，无论干部或群众都乐于接近他，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于把自己心里话尽情地向他倾吐出来。
&&&&大革命时期即到苏联工作的师哲，从1930年起几乎每年都到共产国际去找中国代表团，要求回国工作，但每次都被应付了事。1938年，他找到新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口气汇报完十几年来在苏联的情况和问题，最后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和以前大不相同，师哲的讲述不但一次没有被打断，任弼时还当即找来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核实情况，着手落实。这让师哲“觉得自己好似重新回到了母亲怀抱的婴儿，感受到无限的温暖”。不久，组织上安排师哲担任任弼时的政治秘书，1940年3月同任弼时一起返回延安。
&&&&1936年，丁玲刚到延安不久，就主动申请到彭德怀和任弼时领导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深入生活。那时，长征刚结束不久，红军在定边自卫反击，打胡宗南，彭德怀是前敌总指挥，任弼时是政治委员。
&&&&此前，他们并不认识，丁玲从来没有和任弼时在一块儿工作过，更没在一起打过仗，他们是文武两分的。作为年轻的文人，认识任弼时前丁玲只习惯和搞写作的文人交谈，和红军首长谈话的机会很少，所以总是首长谈得多，她只注意听。她和毛泽东在一块，就听毛泽东讲，她讲得少。和任弼时初次相识时，她觉得他样子蛮严肃，两只眼睛很有神，两撇短胡子，很有威风。可一接触他，却非常平和，很容易就接近了。他们从各自曾经就读的长沙明德中学、周南女中谈起，谈到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海阔天空，什么都说。任弼时喜欢提问，而且根据讲话对象所讲的一再提问。丁玲本来比较单纯，也很少世故，不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在任弼时面前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就把心里话都很坦然地倒出来了。以至于丁玲从来不称呼任弼时职务，而是直呼其名——“弼时”。
&&&&1938年康生在党校曾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被捕的那段历史有问题。1940年有人将这话告诉了丁玲，丁玲很生气，就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并要求组织上做个结论。不久，任弼时找丁玲谈话，同过去一样，丁玲说的多，任弼时丁是丁，卯是卯地一一发问，丁玲毫不保留地一一回答。他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习惯了和任弼时坦率交谈的丁玲当时一点没感觉到任弼时是在审查自己，更不知道是组织上委托任弼时来做这件事。后来中组部对丁玲的这段历史作了结论，陈云、李富春亲笔签名，结论作得很好，丁玲非常感激。
&&&&任弼时并不因为对丁玲政治上的了解就忽视她工作中的问题。抗战初期，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方工作，常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那里汇报工作。那时，国民政府只拨给八路军三个师的给养，八路军的生活非常艰苦，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演出一次也才有两三块钱经费。有一次，丁玲在演出费里报了几元钱虚账，包括炭火费、钉子费等。任弼时就问：“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丁玲说，“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是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妆需要烤火。”“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接着，任弼时又问：“钉子干什么用？”丁玲说：“挂幕布”。任弼时又说：“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吗？”丁玲说，“钉在木头里可不好拔哩！”任弼时仍旧是丁是丁，卯是卯。可见，和善亲切的任弼时，对于同志的要求是毫不放松的。
陈云：瓜皮帽·水烟袋·踱方步
陈云曾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过这样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经常踱方步。他所提及的这类人，指的是旧时代的一些有谋略的商人。
&&&&1955年1月，陈云先后赴天津、上海，考察市场、商业批发和粮食统购统销等情况。他发现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业务量很大，人手很少，分工太粗；在商品产销种类、统筹调配、商品销售地和季节把握等方面都有不足。了解到这一情况，陈云开始深思如何解决。1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上海局会议上讲商业零售与批发问题时，谈到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问题，提出要留用“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旧商人，利用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促进社会主义商业的发展。
&&&&日，陈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的讲话中又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看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陈云提醒人们，如果没有这种考虑战略性问题的“瓜皮帽”式的人，面对纷繁复杂的艰难局面，很容易陷入琐事不能自拔，甚至迷失前进方向。
&&&&陈云善于谋略或战略性思维，基于他深谙如何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延安时期，陈云曾仔细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电文，得出一个深刻的体会：“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总结了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里讲的，核心就是要学会从实际出发，全面而辩证地看问题。“踱方步”就是要“踱”入这样一个思维、研究和工作境界。不了解情况，就失去了“踱方步”的前提；不善于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就“踱”不出正确的结论。所以，陈云主张领导干部不仅要抽出时间“踱方步”，而且要善于“踱方步”。看问题既要全面，又要深入实质，不能只看局部，或者只看现象。因此，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用90%以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作出决策。
&&&&陈云特别叮嘱搞财经工作的同志：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内思考，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任务不相符，要立刻纠正。要有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对人力还是物力的调整，都要区别轻重缓急，多方考虑，统筹兼顾，以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他要求搞经济工作的同志，特别要避免单纯经济观点，考虑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无论是从事经济工作还是其他方面工作，陈云始终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遵循唯物辩证的认识规律，具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切实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这也是陈云在各个重要历史关头反复提倡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陈云更是强调领导干部要注重思考战略问题。日，他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座谈时，又一次说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经常讲，过去的‘瓜皮帽，水烟袋’式的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而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却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要管这样的事。”陈云明显感到，面对新的复杂局面，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一些干部因公务繁忙，不太注意拿出时间进行战略思考。他认为，只有拥有一大批有远见的战略家，国家经济的腾飞和社会进步才大有希望。他认为在国家经济领导机关中，应该设有专门的机构，培养战略家去研究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1990年6月，已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到第二线、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某次同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时，再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但是，“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陈云的话，是他积数十年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之谈。
&&&&努力提高决策工作中的战略性，努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只有具备了战略思维能力，善于进行战略思考，才能科学判断形势、正确驾驭复杂局面。陈云要求干部“踱方步”，正是希望领导干部练就这样的本领和能力。
毛泽东为何荐读《郭嘉传》
90年风雨航程，波澜壮阔，澎湃出一曲气吞山河的正气长歌。回望源头处，巍巍身影屹立如山，几多故事流淌成河。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掌航向于骇浪之中，老一辈革命家们不但有救国强国的胸襟抱负，更有令人感佩的博大智慧。在党的九十华诞到来之际，我们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推出两块“革命家的智慧”专版，透过浩瀚卷帙，讲述精彩故事，感受革命家们留下的启迪。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的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典籍，常常是手不释卷，几能成诵。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常使他产生联想，引发深入思考。《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是毛泽东爱读的一篇史学著作，郭嘉就是他喜欢的三国人物之一。1959年，他多次推荐党的高级干部读《郭嘉传》，希望人们学习他的多谋善断，学习曹操的善于用人，进而引出谈“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工作方法的一番话来。
&&&&郭嘉，三国时期曹操颇为赏识和重用的一位英才。《三国志》记载，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经荀彧推荐，曹操召见了郭嘉，论天下事，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而郭嘉在袁绍麾下碰壁后见到曹操，也高兴地认曹“真吾主也”。君臣相悦，曹操委郭嘉以官衔“司空军祭酒”。
&&&&郭嘉果然没有辜负曹操的厚望。《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他“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以后历次作战，每临大事，郭嘉御前献计，神机妙算，稳操胜券，令曹操喜不自胜。不幸的是，郭嘉在38岁那年因病早逝。曹操闻听大哭，并表曰：“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及至赤壁战败，曹操又大哭着对属下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中国古代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是“智信仁勇”。在中国文化的词典中，“智”既是智慧，更是德行，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郭嘉“谋功为高”，是他受重用的最大资本。作为曹操的谋士，郭嘉堪当此任，而且相当成功。足智多谋，正是郭嘉成为一位流传千古的历史人物的最重要因素。
&&&&评说郭嘉，当然离不开评说曹操。曹操所处的时代，是谋求统一的乱世，“平定天下”为时代主题。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因受《三国演义》刘蜀正统思想影响历来不公。因此，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为曹操“翻案”。他曾说：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评说曹操和郭嘉，除了读书偶得缘由之外，更重要的是渴望党的高级干部中涌现一批像郭嘉这样的谋士。特别是在“大跃进”之后，他对国家建设人才的期望越来越高；一些实际工作中的失误，使得他更加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大谈郭嘉的历史缘起———喜欢郭嘉的才干和谋略，慨叹郭嘉的英年早逝，欣赏他评袁绍“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这番讲话，无疑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上世纪50年代末，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作为统帅的毛泽东特别思念党内“经济专家”陈云。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特意引用了《郭嘉传》中“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话。这里的“良将”，指的就是陈云。不久，他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
&&&&毛泽东推荐高级干部读《郭嘉传》，是借郭嘉的事告诉人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所谓“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关键在“断”。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毕生的大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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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是智慧的事”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谋过面的总统尼克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如果说，“诗人”是特指毛泽东的个性化特征，那么，“历史造诣很深”则适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不仅“历史造诣很深”，且读史、鉴史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志趣，也是他们独树一帜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智慧。
&&&&毛泽东：“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嗜书如命，史书为最。
&&&&早在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之“劝大家读历史”，并指出，。
&&&&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他得出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书为伴，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不仅自己重史、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学习历史。延安时期，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
&&&&周恩来：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周恩来早在童蒙时代，就史书不离左右。到南开中学后，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积极开展斗争。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回忆说：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日，他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两周前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见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磨练和提升品格修养的不倦追求。
&&&&刘少奇：“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
&&&&刘少奇幼年时代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方圆十里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他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长沙宁乡纪念馆保存着他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从其批注内容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依然持之以恒地研习历史，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1951年秋天，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每天戴着老花镜，一边读，一边思考，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地读书。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他的假期也结束了。
&&&&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掌握理论须先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朱德：找到“了解过去和现在的钥匙”
&&&&朱德一生戎马倥偬，却笃爱历史。他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1916年护国运动结束后，朱德驻防四川泸州，随即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时间阅读史书，至今泸州市图书馆还收藏着1900多册他当年购置的经史子集。后来到德国和苏联留学，他特意购买一部德文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汇编，并研习苏联军事历史和理论。作为战友的徐向前说：朱德在“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通过读史、研史，朱德深刻地体会到：“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在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保存的一套33册的线装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中，留下了朱德的大量批划，每册均写明阅读时间。如第33册末页用红笔写道：“自日至日阅完，共18天……建议同志们都看这本书。朱德。”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点时，朱德的这些批注依然彰显出以史育人、借史资政的革命家情怀。
&&&&大致说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读史，早年是出于天然的主观兴趣，一种求知若渴的少年抱负；走上革命道路后，主要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航向；步入晚年后，他们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如毛泽东、朱德等在身体状况已不允许的情况下，还要请工作人员帮着念书。这种“生命不息，读史不止”的精神状态，古今罕见。读史，是伟人与古人的对话与交流，是他们思维方式保持活跃的精神养料，也是他们感受生命律动的独特方式。
周恩来处理“跃进号”事件&日，中国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沉没。消息在第一时间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部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命令相关部门迅速组建调查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迅速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外交措施。这种部署，生动体现了周恩来善于抓大事、抓关键的领导智慧。
&&&&首先，他抓住了事件的关键环节。据我方幸存船员报称：“跃进号”是被三发鱼雷击中沉没的。周恩来据此分析：“如鱼雷发自潜艇，则此事必为美帝所为，因台韩两方均无潜艇；如发自快艇，则可能为美蒋合谋。”同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比如，有没有可能遭遇海上风暴？有没有可能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操作不当？为慎重起见，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赴现场调查小组经过仔细分析研究，5月7日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极大可能是触礁。周恩来认为报告分析得有道理，但仍谨慎地认为：“最后判明，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
&&&&同时，他盯住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求“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日，周恩来飞抵调查“跃进号”事件的“前线指挥所”上海。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就关切地说：“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却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出了机场，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情况汇报会。当海军负责人汇报出海舰队编队的领导干部组成情况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得到的回答是“一把手”没有被列入。周恩来再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强调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他当即作出规定：“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再次，他把握住了调查活动中的每个重要细节，一一督察。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深海潜水探测取样是个重要环节。周恩来非常关心潜水员的安全问题。他亲自到加压试验现场，检查潜水员的准备情况。在试验现场，他问随行的几位负责人：“‘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以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几位负责人没想到总理会想得这么细，惭愧地承认“没有考虑到”。周恩来第三次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周恩来连续用“这么大的事”来强调关键环节和细节问题，这种细密和高度责任心，给现场的每个人很大的教育。为确保出海工作万无一失，周恩来第二天还亲自前往吴淞口，登上舰艇一一检查出海舰只的准备情况。
&&&&最后，他善于抓住事件，教育干部。经过几天周密的现场潜水调查，“跃进号”终于被确认为“因触礁而沉没”。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周恩来发现的深层问题：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次之海军系统也有一定责任。”就在“跃进号”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一些部门还连续发生了多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此，他告诉中央各系统的干部：“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在评论周恩来时，常有人简单地将他归入“举轻若重”一类。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在抓住大事和关键环节的前提下，他有时“举轻若重”，有时则“举重若轻”。无论“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都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领导风范中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在周恩来的领导风范中，可以经常看到这两个侧面的有机结合和交互作用。
邓小平：“问数字”、“爱算账”&邓小平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数字”、“爱算账”。
&&&&日，邓小平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汇报。邓小平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他请谭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的统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翻两番”后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当听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当省长李丰平说到1982年浙江人均收入名列全国第七位时，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
&&&&3月2日，邓小平回京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具体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邓小平“问数字”、“爱算账”的调查研究方法，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
&&&&邓小平“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
&&&&二、“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邓小平在参与作决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喜欢问问数字、算算细账。他认为，只有这样，所作出的决策才是慎重和可靠的。他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
&&&&三、算账里面有作风，“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
&&&&调查研究中如何看数字，如何运用数字，还有一个立场、方法和作风的问题。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数字。因此，如何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准确可靠的数字，极为重要。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数字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还十分注意用询问数字的方法来纠正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注意从算账里面探出工作中的虚实。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之所以盘问数字和亲自算账，就是为了准确地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他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事求是的作风往往就体现在摸清真实的数字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往往就体现在注重算账的学问之中。
智慧之巅是德行孔子到周去求教于老子，一见面，老子就给了他当头一棒。这事对孔子而言，似乎不够体面，所以，司马迁没有把它记录在《孔子世家》里，而是记录在《老子韩非列传》里。
&&&&记录在《孔子世家》里的，是老子送给孔子的临别赠言。
&&&&老子说：“送别么，有钱的人送财物，仁德的人送教导。我没钱，就冒充一下仁德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老子送的第一句话是：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一个人聪明，明察秋毫，很好。可是这样的人，往往比那些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因为他好议人。
&&&&一个人知识广博，能言善辩，很好。可是他却因此时时处在危险之中。为什么？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呗。
&&&&聪明会使人对别人的缺点一目了然，善辩会使人对别人的毛病一针见血。
&&&&笨人倒并不一定不好议人，不好揭人隐私，而是眼拙，嘴笨，没看出来别人的毛病，无从议起。即使议论别人，也不得要领，不至于戳在痛处。
&&&&老子在告诉孔子什么？单纯的智力如同没有柄的刀片，让握住它的人自己受伤，且越是锋利，握得越紧，伤得越深。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到此时，三十而立，就是一个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的人。
&&&&老子提醒了孔子：人生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让自己聪明起来；第二个过程是要善于把聪明藏起来。
&&&&接着老子又对孔子讲了两句话：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做儿子，不要太坚持自己。做臣子，也不要太坚持自己。
&&&&谁不是人的儿子呢？谁不是别人的从属呢？后来庄子直接说，这就是我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之网。在这样的网里，我们要学会谦恭，学会听取并欣赏别人的主张，学会服从权威。
&&&&其实，我一直想把这两句话中的“子”和“臣”两个字去掉，变成一句话——“为人者毋以有己”。
&&&&这不是我自作聪明，删改前贤嘉言。庄子早就这样改了，他的句子比我的更简洁，只有三个字——吾丧我。
&&&&吾——即自我的本体，本来的自我。
&&&&我——附寄于“吾”的自以为是的观念、知识、经验、是非、好恶等等“成见”、“成心”。
&&&&“我”总是遮蔽着“吾”，不仅使“吾”不能与世界赤诚相见，无法互相洞开，反而使得“吾”认“我”为“吾”，“我”把“吾”李代桃僵了。
&&&&所以，人之智慧的根本，在于呈现本来的“吾”，汰除附寄的“我”——吾丧我，与他人赤诚相见。
&&&&谁没有“己”？谁没有“我”？每个人都固执“己”见，每个人都“我”行“我”素，世界将被切割成无法互相包容与理解的碎片。
&&&&老子的“无己”，庄子的“无我”，是道德的境界。智慧的顶端，就是德行。&
一公斤辣椒多少钱？先请看这样一道数学题：
&&&&已知一公斤白菜四毛钱，一公斤黄瓜两块钱，请问，
&&&&这个题目，可以说非常简单，也可以说非常之难。
&&&&按惯常思维，题中给出的已知条件总是为解决其后的问题服务的；但本题中给出的条件却与问题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既无必然联系，为何还要给出“已知”条件呢？这正是命题者“用心险恶”之所在：他正是想利用由“已知”到“未知”的惯常思维，诱使我们掉入“一词多义”的语言陷阱。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形同义异的词语，比如题目中的“钱”，既可表示货币，也可用作重量单位——10分等于1钱，10钱等于1两。命题者正是利用“钱”的多义性，用“价格”来干扰我们对“重量”的思考。一旦我们识破了陷阱，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1公斤=2斤=20两=200钱，最终答案：“1公斤辣椒200钱”。
&&&&阅读至此，你也许不以为意：“不就是道脑筋急转弯吗？”是的，但就是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却可以严密我们的思维，聪明我们的大脑；正因为如此，类似的题目也曾出现于高考中。解放前，北平（北京）的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即有这样一道数学题：
&&&&三角几何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
&&&&这道题让很多考生如坠云雾，苦思冥想而不得其法，结果得了零分。同前述题目相似，此题也是利用“形同义异”来设置语言陷阱的——命题者故意把数学名词“三角”、“几何”与表示价格的数量词“三角”、表示疑问的代词“几何”放在一起，造成一种重叠混同的假象；倘若考生抱着“数学”不放，不能将思维发散到“语文”之中，其结果只能是钻进了死胡同。而一旦我们发现了题中语言陷阱，这道题便可谓简单之极——我们不妨用标点符号将“形同义异”的词语予以区分，原题便是：
&&&&《三角》《几何》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
&&&&《几何》几何（多少）呢？小学生肯定也知道：五角。你看，多简单的一道算术题！<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性格即智慧《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孔子自鲁远道而来见老子，有两个目的:一是到老子这里来印证学问，所以，他一见老子，就慷慨陈词，纵论古人；二是想听听老子的学问，以俾广益。
&&&&没想到老子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孔子的学问，大袖一挥，把孔子心目中的古圣先贤轻轻掸去。接着,他淡淡地说道：君子么，如果天下太平，官场干净，就出来坐坐公车做做官。如果时运不济，官场贪腐，那就做野外的蓬草，在乡下随风而行安步当车吧。
&&&&当时孔子三十四岁，志向远大，才能卓越，有一股子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劲头。老子这样的话，一定让他惊诧莫名，如遭棒喝。
&&&&一个人，如果有才干，再有志向，雄心赳赳，气势汹汹，雄辩滔滔，逼人咄咄———他此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当头一棒。
&&&&老子提醒他的，不过是：这世界比你的额头坚硬得多，不要正面撞上了……
&&&&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
&&&&我们看看此后的孔子吧———读《论语》，读着读着我们会突然觉得碰见了老子：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这些“子曰”，是孔子曰，也是老子曰啊。
&&&&老子接着教导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不动声色地点出两个字：藏和愚。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藏不是没有，不是放弃，是一种含蓄而坚定的保持，却并不咄咄逼人。《老子》中“愚”字共出现三处，全是褒义词。为什么？因为老子的“愚”，不是智慧的缺乏，而是智慧的“收藏”。
&&&&接下来，老子还对孔子这样教训：戒除您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您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
&&&&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得到：三十而立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胸怀博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充满自信。
&&&&这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注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
&&&&此时的孔子，学问有了，志向有了，眼界胸襟都有了。但是，还缺乏一种东西：弹性的性格。
&&&&老子告诉孔子的，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点将台&老鲍谭古①
&&&&“点将台”登场了，欢迎读者从您喜爱的各界学人中“点将”，讲述他们的思悟与心得。您可发送电子邮件或登录光明网智慧互动专题留下建议。第一位登台者，上海电视大学教授，“老鲍”鲍鹏山是也。今后一段日子里，他将与您分享古代贤哲的智慧。<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一加一”为什么这样难哲学课堂上，教授让学生们回答“1+1”等于几，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
&&&&学生们紧张地揣摩着教授的用意。有学生回答说，答案应该是零，因为譬如，在黑暗里拉一下电灯后再拉一下电灯，结果等于回到从前，效果为零；有的说，答案应该大于2，因为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凝聚成一个团队时，整体的效力大于两个个体效力之和；也有的回答小于2，还有的回答是3，10，无穷等等，每个人的回答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最后，教授说：“我很钦佩你们的聪明，但我也很失望，全班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把最原始、最公理化的答案说出来。大家都把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是一个故事，更像人生的一课。
&&&&？因为，久经历练之后，我们习惯了复杂，害怕简单。对于一件事，我们不会从简单的情况入手，反而经常把简单等同于幼稚甚至是错误。即使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完成了一件事，内心也会长时间不安，认为事情的了结是无奈和敷衍。相反，试图用高深的方法、完美的技术去解决一件事，不管结果怎样，我们心里都会无比欣慰和踏实。这就是我们处理事情的心态和思维，宁愿复杂也决不屈从于简单。&
&&&&在为人上，我们更是崇尚复杂。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周围的人看得老练、深邃、不可捉摸，认为他们的内心如同一潭深水，幽幽不可量。这就是我们做人的态度和原则，看自己简单看别人复杂。&
&&&&让生活简单一些吧。我们应该学学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的幼稚简单、透彻干净，是那么让人羡慕和嫉妒；我们也应该学学安详的老人们，他们拿得起、放得下，用一生的经验化做简单的公式，教给后辈。他们行动迟缓，生活单调，但他们的内心如安静的湖水，宽容博大、处变不惊，他们真正掌握了简单这门艺术。&
&&&&简单是一门艺术，也是门哲学。越是聪明和自以为是的人越不能驾驭，只有单纯淡定的人才能拥有它。<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也谈古人教子&光明日报“智慧”版第七期刊登了《向古代母亲学教子》一文，读后很受启发。
&&&&早在秦汉，我国已有如《太公家教》、《诫长子严教书》、《诫子书》等家教著作，宋朝时家训已很普遍，明清时家训更是繁荣昌盛，可考者有60余种。其精髓如下：
&&&&一、淡泊名利的情操。如明朝姚舜牧说：“凡势焰熏灼，有时而尽，岂如守道务本者，可常享其荣盛哉！”南北朝颜之推说“仕宦不可过两千石，婚姻勿贪世家”，又说“良田十顷，堂室方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
&&&&二、学习才艺的勤勉。南宋陆游遗训后人，“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颜氏家训》中有专门的《勉学》篇。很多家教除勉励学习儒经外，还要求学习书法、绘画、音乐、医药和骑射等“杂艺”。
&&&&三、选择朋友的谨慎。姚舜牧说：“交宜亲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则诱之佚游而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枝，甚则淫欲以丧其身命，可畏哉！”明代杨继盛告诫儿子：“拣着老实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人，你就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信，逐日与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不入下流也。”
&&&&四、珍惜丝缕的作风。历代家训都告诫后人厉行节俭，如“始于俭，卒于奢，自然之理也”、“治家舍节俭，则无所经营”等。
向古代母亲学教子&一曲“虎妈战歌”，啸动了美国教育界，也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家长公众的深思与热议。诚然，“虎妈”之道未必是好的范本，一位母亲的家教方式，也不应如美国媒体所言，成为“中国式教育”的典型代表。但，这场事关孩子成长与快乐的论争，却给了我们反观中国家教史，重温“中国母亲教子智慧”的契机。让我们在专家的讲述中走进历史，走近那一位位为后人称道的中国母亲，从她们身上，体会真正的言传与身教。&&&&——编者
&&&&重视家庭教育,这是中国历来的传统，翻检史册，故事无数，其中，尤以母亲教育子女成材的事迹最为生动深刻、流传久远。细品众多“贤母”的教子故事，对于今天的教育仍不失启迪。
&&&&宽严相济巧劝学
&&&&孟母“断织喻学”的举动，可以算是体现中国母亲智慧的典型例子。孟子小时无心向学，一次还没放学就跑回了家。孟母正在织布，见他回来，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闻言，举起剪刀一把剪断了织好的布。“读书犹如织布，累丝成寸。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还能接得上吗？”孟子顿有所悟，从此手不释卷，刻苦攻读。
&&&&与孟母一样，东晋名将陶侃之母也曾借助纺织教儿爱惜光阴，用功读书。她让小陶侃观察织布时梭子飞快穿梭的情景，温言启发，循循善诱，从此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个字印在了陶侃心里。此外，宋朝欧阳修母画荻教子识字、唐朝诗人元稹之母从不体罚子女的佳话，都为人们称颂。
&&&&著名作家茅盾八十寿辰时，写了一首《八十自述》诗，深情地回顾了童年时母亲的精心培育：“……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课儿攻诗史，岁终勤考绩”，述说自己小时贪玩，母亲虽然生气，但也不忍心打骂，而是说服教育，循循善诱。邻人颇有微词，认为她对孩子太“姑息”。母亲一度也困惑，但她经过深思，坚定了自己的教育方法：“只要抓好大节教育，孩子偶尔贪玩点也没什么。”这与古人宽严相济、劝学有方的教子智慧一脉相承。
&&&&点评：“知识改变命运”，古今一理。古时的母亲们都十分重视促子学习，千方百计地教子读书。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母亲自有一种天然的睿智，在教子时不是举起棍棒，而多以巧妙的方式喻学，晓之以理，以情感化。
&&&&防微杜渐敦品行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由婶母一手抚养长大。顾炎武从小聪颖，常被夸赞，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婶母觉察后，让他背诵并解释《卖柑者言》。这是一篇寓言杂文，用形象的比喻，揭露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达官贵人的腐朽本质。顾炎武解释得很清楚。“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婶母追问。顾炎武无言以对。“文章的讽刺对一般人不也很有教益吗？如果做学问刚有一点进步就骄傲起来，满足于一知半解，那不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顾炎武闻言大窘，从此立志进德，勤于修身。
&&&&三国人孟宗十岁时，母亲送他到河南南阳求学，临行前，特意为儿子做了厚褥大被。南阳气温较高，用不着厚褥大被，邻人感到奇怪，便问为什么。孟宗母说：“我儿年幼无知，不懂得怎样和同伴们相处，不会帮助别人。我想，求学的同伴中难免有缺衣少被的，我是要他和那些家境贫穷的同伴同铺一条褥，同盖一条被。这样，可以‘听声相应，同气相求’，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用心良苦的话语里，闪现出朴素而高明的智慧。
&&&&再比如，孟母三迁，是防微杜渐，看到了环境对人品性的影响；春秋时文伯母教子克己自励，春秋时江乙母、东汉范滂母教子刚直不阿，岳飞母刺字励子“精忠报国”等等，均体现了不俗眼界与高尚德行。
&&&&点评：与重学崇文相比，历代母亲更注重对孩子品性的培养。她们都把良好行为规范和优秀品质视为做人的根本，巧妙地输送到孩子心里。
&&&&行正品端身为范
&&&&《礼记》中说：“幼子常视勿诳。”意为小孩子常在父母身边，父母不要说谎。孟轲母正是这样严于律己，不打诳语。
&&&&有一次，小孟轲看到邻居家正在杀猪，便问母亲：“他们杀猪干什么？”孟母信口说：“杀猪给你吃肉呗！”刚说出口便觉失言，非常后悔：“孩子刚刚懂事我就欺骗他，这明明是在撒谎，真不该信口开河。”为了不给儿子造成言而无信的不良影响，孟母咬牙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从邻家买回猪肉，炖好给孟子吃，兑现了无意中的许诺。
&&&&此外，陶侃母甘受贫困，退鱼劝子为官清廉；唐朝郑果母周济穷困亲友，教子自励，秦末王陵母视死如归教子坚持正义，东汉赵苞母以死励子保卫国家，均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点评：严于律己，重视以身作则，是中国母亲们教育子女的一剂良方。在古代社会，妇女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最底层，形成了诸如吃苦耐劳、勤勉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慕名利等高尚情操。在中国母亲身上体现出的传统美德，一直是子女教育最为宝贵的教育资源。<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古今如何重“母职”&我国古代虽然讲究男尊女卑，却一直很重视母亲在教子中的作用。
&&&&西汉思想家贾谊《新书》中指出：“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可见对母亲的重视。
&&&&也是在西汉，经学家刘向写作《列女传》一书，专为各界知名妇女立传，其中就有《母仪篇》。所谓“母仪”，即母亲的榜样。该篇序言中说：“所取乎母仪者，为其守礼知义，端严善教，以为后世法者也。”是说这些母亲遵守礼法，通晓道义，端庄严谨，善于教子，可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后人又陆续增写了《续列女传》、《列女传增广》等不下数十部妇女传记，每部都设有《母仪篇》，介绍了中国历朝历代百位教子有方的母亲的事迹。
&&&&现当代中国也非常重视母亲的作用。1931年至1948年，先后印行了欧阳溥存撰写的《母道》、绿萍的《母亲日记》、熊芷的《母亲学》、傅琴心的《母教》、张天麟的《中国母亲的书》等。母亲被视为子女教育主要的践行者。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他说：“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的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万代子孙，我们极需尊重母职，提倡母职。”
&&&&1958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说几句话》。她说：“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蒂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她要求母亲具备爱、劳动、勇敢、诚实、集体主义等人类最优秀的品质，给孩子做出榜样。
&&&&随着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极大提高，母亲，这个温良而智慧的形象，更是毫无疑问地成了子女的“第一位老师”。
东方朔：嬉笑中有锋芒提起西汉人东方朔，最为后世乐道的是其滑稽行状。司马迁在《史记》里给予他“滑稽之雄”的封号，明人吴承恩甚至把“东方朔偷桃”的逸闻写入《西游记》，使其化身为东华帝君的门下仙童。实际上，在东方朔另类诙谐的性格之下，隐藏着难得的智慧与眼界；而嬉言笑语掩不住的，又是怎样一种志趣抱负无以伸展的痛苦。
&&&&要理解这点，先要从他两度自荐的故事谈起。
&&&&汉武帝刚即位，就召集选拔天下有才智的人。东方朔上书一封，称自己“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引得武帝啧啧称奇，这样，他和吴郡的朱买臣、赵国的吾丘寿王、蜀郡的司马相如等人一起来到皇帝身边。汉武帝安排他们跟大臣论辩，最后总是公卿大臣们认输。其中司马相如因为擅长文辞歌赋而得到皇上喜爱；而东方朔经常逗得皇上很开心。
&&&&让东方朔郁闷的是，汉武帝把他们当戏剧演员看待，虽然时有赏赐，但不给实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再度“自荐”的办法。当时皇宫里有一批给皇帝养马的侏儒，东方朔哄骗他们说：“皇上说你们一不能种田，二不能治国，三不能打仗，准备把你们杀了呢。”侏儒们听了吓得要死，见到皇帝嚎啕痛哭，磕头求饶。汉武帝问清事由之后，第一次专门召见东方朔，严辞责问。东方朔说：“那些侏儒身高不过三尺多，每个月有一袋粮食，二百四十钱；我东方朔身长九尺多，也只有一袋粮食、二百四十钱。真是有人撑死，有人饿死！皇上要是觉得我对朝廷有些用，总得让我的薪水比侏儒们多一点吧！要觉得我不行，就放我回家，别留着我在这里吃白饭。”汉武帝听了哈哈大笑，提高了他的待遇。&&
&&&&东方朔之所以挖空心思地接近武帝，是因为感到了被“边缘化”的痛苦。“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在其名作《答客难》中吐露了怀才不遇的心结。他明白，在至高的皇权面前，一味耿介是行不通的，披上滑稽的外衣，反而更能得到施展抱负的空间。
&&&&三伏天的一个祭祀之日，汉武帝下令赏赐肉给身边的官员和侍从。主管分肉的大官丞迟迟不来，东方朔对大家说：“大热天应当早点回去，我这就接受武帝的赏赐。”于是拔剑割了一块肉走了。第二天，武帝要他自责。东方朔拜谢了汉武帝，说：“东方朔啊，你接受赏赐不等命令，多么无礼啊!你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啊!你只割了一小块，多么廉洁啊!回去把肉送给妻子，又是多么仁爱啊!”汉武帝听了笑道：“我让你自责，你反倒夸奖起自己来了！”说罢，又赏赐给东方朔一石酒，一百斤肉，要他带回去给他的妻子。
&&&&渐渐得到武帝赏识的东方朔，终于有了官职——常侍郎，“观察颜色，直言切谏”的机会多了起来。
&&&&一次，汉武帝在他姑妈馆陶公主刘嫖家遇到了刘嫖的情夫，一个贩卖珠宝的小贩董偃。汉武帝很尊敬他，特许他穿上官服，叫他“主人翁”，让他陪酒。董偃从此经常陪汉武帝游乐，他跑马、斗鸡、踢球、逐狗样样精通，皇帝对他喜爱得不得了，各封王甚至连驸马都争相追附他。
&&&&有一天，武帝又在未央宫前殿正堂摆酒席宴请姑妈，派礼宾官迎接董偃。东方朔立即阻止武帝：“董偃犯了三条该杀的大罪，怎么让他进皇宫?”汉武帝问是哪三条罪，东方朔说：“董偃以臣属地位私通公主，这是第一条罪；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有损国家的法律尊严，这是第二条罪；陛下年纪轻轻，正在专心学习六部经书，崇尚‘唐虞’，效法‘三代’，而董偃不知道敬重经书，反而仰慕豪华，纵情犬马，热衷于歪门邪道，是国家的奸贼、君王的吸血鬼，这是第三条罪。陛下如果不对董偃加以注意，总有一天会拿他没办法的。”但是汉武帝仍然认为酒席已经摆好，要改也得下次再改。东方朔据理力争：“宫室是先帝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跟国事无关的人，不能进去。要知道，使淫乱继续发展，一定会变为篡夺。”接着东方朔又举出竖貂、易牙、庆父等人谄媚作乱的历史教训，这才迫使汉武帝下令把酒席改设在北宫，让董偃从未央宫东门内的一个杂工出入的侧门进来。从此，董偃受的宠爱逐渐衰退。&&&
&&&&东方朔不玩幽默的时候其实很多。阻止汉武帝扩建上林苑、赞扬汉武帝杀婿执法等等，都令人看到了他堪称正统的价值标准。既不放弃操守，又以巧妙的方式劝谏君王，这正是他被后人喜爱且推崇的原因所在。<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说“智生于忧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代哲人用江河比喻历史的流程，确实十分贴切而生动。历史“江河”的水文状态，一如自然的江河。有的河段宽缓，有的河段狭急，或则“潮平两岸阔”，或则“激湍涛汹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生活节奏的速率不同，历史创获的总量不同，文明之光的亮度不同。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人类智慧宝库所增益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历史上智慧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智慧史”也许是文化史、知识史、科学史和发明创造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一个主题。
&&&&回顾历史，智慧的生成，智慧的发挥，智慧的积累，可能有复杂的因素。考虑这样的问题，宋代文化巨人苏轼的意见或许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他在《东坡易传》卷六写道：“凡人智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说智慧因忧患而生，愚昧因安佚而生。另一位宋人李昭玘也，然而与其对应的，是“祸见于已形”。南宋人张九成则说：“抑又闻之，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九成的话，推想源出《孟子·告子下》语：“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苏轼等人指出“智生于忧患”，已转孟子之意，注意到“智”之生成的条件在于“忧患”，也算是对智慧的历史表现的一大发现。
&&&&先来看“智生于忧患”的第一层涵义。就社会个体来看，“忧患”可以磨砺意志、锤炼精神、修养心性，激发个人内心的智慧。张九成在发表“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论点之后，又说：“故德慧术智乃起乎疢疾。”随即阐发《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语意。接着又写道：“顽嚚傲很，乃成大舜。险阻艰难，乃出晋文。岂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为造化乎！”司马迁亦早已有关于忧患困苦可以“成就”智慧的论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谓“智生于忧患”的第二层涵义，也许是关心历史的人们应当更为重视的，这就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而言，“忧患”可以激发社会智慧的发生和盛起。通过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经过社会历史的动荡，激烈的锻淬，往往使得社会广大层面的智慧得以焕发。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所谓“人才辈出”，就是说社会智慧的闪光点其亮度和密度都十分可观。
&&&&《庄子·缮性》发表“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的理念，又提出所谓“以知养恬”，主张“知与恬交相养”。“知”就是“智”。宋代文学家杨万里又说：“智生于仁。”这些意见似与“智生于忧患”有所不同，然而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发生学的思考。“以恬养知”之说和“智生于仁”之说，指出了智慧应当有道德的基础和文化的氛围。只是这些认识，较之“智生于忧患”的历史发现，毕竟是另一层面的理解。
第一次的力量有一个容器，里面装了一层冰冷坚硬的厚蜡，它的表面很平滑。拿一壶热水，倒一些在蜡上，热水会在平滑的表面上自由流动，水到之处，留下浅浅的沟痕。
&&&&这时，如果再倒热水到容器里，会发生什么事呢？不管水倒在哪里，热水都不会像第一次一样自由流动，只能顺着先前留下的水道流淌，使得水道加深一点。如果倒进更多的热水，水道只会变得更深，但还是不会再产生其他水道。
&&&&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暗指第一条道路、第一个印象、第一次创业……而这些“第一”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世间无数的小溪、小河、大江和峡谷就是这样形成的，时间只是再把轮廓加深而已。
&&&&一条道路一旦形成后，我们可以改变它吗？当然可以。但是，越深洼的水道、越强劲的水量，就需要用越多的方法和越大的力量来改变。有句西谚说：“人只有一次机会让人留下好印象。”的确如此，然而，我们却常常低估“第一次”的重要性。“第一次”往往是成败的关键，只要我们能够真的了解“第一次”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更重视、更注意每一个新开始、每一个第一次。更值得深思的是，人生里到底有多少个“第一次”呢？或许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多。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善待遇到的每个“第一次”。<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不会变甜的苦瓜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
&&&&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他们说：“你们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经过的圣河里，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放在圣桌上供养，并朝拜它。”
&&&&弟子朝圣时，走过许多圣河和圣殿，都依照师父的指示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
&&&&晚餐的时候，师父吃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泡过这么多的圣水，进了这么多的圣殿，这个苦瓜竟然没有变甜。”
&&&&弟子们一听，立刻顿悟了。
&&&&苦是苦瓜的本质，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人生的悲苦何尝不是这样？不会因你得到什么地位、获得什么学位或是拜谒了某位“尊神”而改变。人活着，不是期待人生完全没有悲苦，而是期待自己能从悲苦中成长、感悟，那么悲苦就不再是悲苦了。就像吃苦瓜一样，不必去奢求苦瓜会变甜瓜，而是去了解并超越苦瓜的苦，品尝出苦涩滋味后的甘甜。<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当美德成为智慧&●利己主义者的智慧是一种小聪明，虽然可以暂时得利，但这种利总是有“害”相跟随
&&&&●有美德的人，是在爱人中爱己，在利人中利己，在使众人快乐中获得自己的快乐
&&&&●“因民所利而利之”的德政是惠而不费的。使美德成为每一个人的操守，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美德荡然不存，“智者”只能是丛林中的狐狸与狼
&&&&说美德是一种智慧，很可能有一些人不同意。他们或许会认为，有美德的人是可爱的，甚至是令人敬佩的，但不一定是智慧的。
&&&&“智慧”是什么？在有些人看来，智慧要靠这样的结果来检验：能否赚钱赚到大款，做官做到大官，做学问做到名家。做大款的智慧，就是如何在非常安全的前提下抢先占有优势资源，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正所谓“赚钱不费劲”是也。做大官的智慧，就是建好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干好面子工程，不惜任何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升迁，最后还要能占尽公家的便宜。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做学问的智慧，就是不一定自己吃苦钻研，但一定要善于占用别人的研究成果，还要善于借助机会给自己造势成名。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是也。
&&&&“美德”是什么？在有些人看来，就是埋头傻干而不计报酬多少，与人交往而甘愿事事吃亏，不考虑个人得失而时时奉献。你傻干，正好可以让我多歇一会儿；你愿意吃亏，正好可以让我多占点便宜；你愿意奉献，正好可以让我来享用。你讲美德，你丧失的是好处；我不讲美德，我赚到的是钱财。到头来，你仍是穷光蛋一个，我却成了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看看别人瞧得起你还是瞧得起我？因此，讲美德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在市场经济时代则似乎行不通了。谁如果在市场经济时代还讲牺牲、讲奉献，那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智者”只不过是把美德在口头上讲讲，或者当做口号装装门面而已，没有谁是真想实行的。把美德说成智慧，让人讲美德，嘿嘿，不过是糊弄老实人罢了！
&&&&上述想法，让我们想到了热带丛林中的狐狸和狼。这种所谓的智慧，不过是丛林之中狐狸和狼的智慧。这种对美德的看法，也不过是没有任何感恩之心的“小人”的内心独白。对狐狸和狼来说，甚至对只图利益的“小人”来说，美德确实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到底是要把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建设成一个美好的人类世界，还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热带丛林？
&&&&那些所谓“智者”的行动原则，就是抢先得到实际的好处和利益。正是他们时时处处都不择手段地“抢”，就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崇尚“抢”的世界。在交通路口，我们看到了抢着闯红灯的行人、自行车和汽车，在凡是排队的地方，我们看到总有试图加塞的人，使得队不成形，老弱病残只能无助地叹息。在医院看病、送子女入学……“智者”们积极地用钱开道，好像没有办不了的事。“智者”们要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讲“抢”的丛林，大家能不累吗？
&&&&在大家都讲规则、讲秩序的时候，“智者”们的“抢”是能占便宜的；当大家都奋起“抢”的时候，“智者”有时也不得不望洋兴叹了。强者抢不过更强的，人少抢不过人多的。俗语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在丛林之中，没有谁永远都是强者，即使老虎狮子也不例外。当那些信奉丛林规则的“智者”成为“更智者”爪下的一块肉时，他的智慧在哪里？
&&&&美德泽后长远，有德则人心坦荡，人际谐和
&&&&在美国波士顿“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铭文：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却再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箴言。在那个法西斯主义处于强势、毫无正义可言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所谓的“智者”可能会为了眼前的利益选择去做法西斯的帮凶和奴才，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总归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俎上之肉。
&&&&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利己主义者的智慧是一种小聪明，虽然可以暂时得利，但这种利总是有“害”相跟随。因为占了别人的便宜，固然可以一时得意，但当被千夫所指的时候，他的得意也就不再了。前乐而后苦、开始得意而日后途穷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高妙的智慧。
&&&&拥有美德,也就拥有了人生的智慧。
&&&&其一，美德是对利己欲望的一种超越。在有德之人看来，有损美德的利益不是一种利，反而是一种害。正如孔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避开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也就避开了它可能导致的害。爱好美德的人，善于约束自己，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心里坦坦荡荡，安宁舒畅。能使自己愉悦幸福一生的，莫过于美德。爱美德的人，才是真正爱智慧的人。
&&&&其二，美德是对人际对立的一种超越。有美德的人尊道而贵德，一事当前，先问是否合于道义，而不以一己之好恶对待人和事。有美德的人讲仁讲义，乐于助人，乐于成人之美，这有助于消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对立，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与邻为壑与互助合作之间，哪个更为智慧，是不言自明的。
&&&&其三，美德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力量。有美德的人，是在爱人中爱己，在利人中利己，在使众人快乐中获得快乐。因为他行事以德，故服人不靠威势武力；因为他爱人利人，故能把自己与大众连为一体。因此，孟子才说“仁者无敌”。
&&&&其四，美德是可以惠及整个社会和子孙万代的精神财富。孔子曾提出“惠而不费”的君子智慧。在他看来，“因民所利而利之”的德政是惠而不费的。如果我们能把孔子思想发挥一下，使美德成为每个人的操守，社会将更加美好。做父母的有慈的美德，天下儿童就都幸福了；做子女的有孝的美德，天下老人就都幸福了。同样，每个社会位置上的人都有美德，天下就会是一个大道流行、人人幸福的世界。我们这一代能够讲美德，下代人潜移默化，也会崇尚正义和美德。如此善善相因，“富二代”和“富三代”的问题就不会出现。美德泽后长远，如果真想让社会更美好，那就把美德看成永恒的智慧来追求吧！
既“杂”且“多”的传统读陈冠中讨论“杂种文化”的文章，他说，被称为“杂种”的“多文化主义”加上“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大城市应有的文化品格。这让我想起日本加藤周一的“日本杂种文化论”，记得十几年前，在东京神田神保町的旧书店里买到他一册《杂种文化》，就相当惊讶，加藤对日本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和锐利解析，远比那些固执于“万世一系”的日本文化原教旨论者让人敬佩。
&&&&看别人也会想自己，坦率地说，也让我联想到近来的“国学热”。有时候，原本是一“国”之“学”，当它被窄化为一“家”之学的时候，就有点儿异样。如今，内有儒学院外有孔子学院，还有到处开花的“国学经典”或“传统智慧”讲习班，加上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使得儒家或五经四书之学，不仅成为汉文化“脊梁”，甚至放大成了整个中国的“肉身”。有人说要恢复“中华传统”就是要“回到孔子”，我曾看到一个穿了据说是“汉服”留了山羊须的汉子，手持折扇坐在官帽椅上，向大众反复申说，国之兴必有学，而五经之学，是为“国学”。他忘记了“国学”本是清朝将崩时才造出来的新名词，就像忘记了他坐的椅子来源于胡床一样。也有人说捍卫“中国传统”就得要“记得祖先”，我也曾看到，某省祭祀了黄帝，某省便祭祀炎帝，女娲、蚩尤、大禹纷纷上了祭台，传说的先人分身不开，被各处撕掳得仿佛“五马分尸”，到处接受叩拜和飨宴。有一天，电话突然来自某地，说要祭祀“葛天氏”了，让我这个有幸也姓了葛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偏偏忘记了这些走红的祖先，大都是后人为重建民族国家认同，对传说记载的重新诠释和夸张阐扬。
&&&&其实，文化常常就像一条河，上游涓涓汇入百川，不免也携带泥沙，到得下游，才宏大恣肆，滋养整个流域，甚或冲积成洲，扩大了疆土。前段时间应一家杂志的邀请，写文章讨论佛教新知识与道教旧资源在中古时期对儒家知识世界的冲击和补充，我就引了中古一些言论证明，就算孔子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可单靠儒家还是支撑不起中国这片天。像南朝人宗炳就说周公、孔子两位老人家没出过国，所以没有见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没有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没有见过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怎么可以说，儒家已经穷尽了知识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现成饭”呢？
&&&&文化如此，民族亦如此。现在的人对汉、唐有无限自豪，不过，汉唐之间恰恰是民族混融而成就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随着魏南迁便成了“河南之民”，随北周到关中便成了“京兆人”，那时的首都人好多就是“胡种”。说来也无奈，古代经典里面虽然一再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事实上“中国”仍是“杂种”天下。以唐代为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就连刘禹锡也是匈奴裔，元稹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当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来混沌，就算他们“仅就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但经过通婚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就是一直害怕以夷变夏，担心“被发左衽”的孔子，在蒙元和清朝也曾经被塑成“薙发左衽”的蛮夷模样，看到这一现象的朝鲜人大惊，说这是“斯文之厄会”。可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一直到现在，孔子还是华衮峨冠，照样坐在大成殿里享受祭拜。
&&&&我曾经写过一篇“复数的传统”，说我们得认清文化传统既杂且多。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融合，中国绝不是“滥觞初起”时的“杯盏之水”，而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大江大河。其实，就连居于海中的日本，大潮来后，也都一面和服、鸟居、萨西米，神道婚礼加佛教葬俗，一面西服比西服还西服，拿了西洋词就上片假名。当然，他们也许在祖先时代就把中国的律令制国家、汉字、佛教和儒家学说统统学了个十成十，所以“杂”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亿日元保卫日本贞操”那种焦虑，现在已经成为笑谈。加藤周一《杂种文化》一书，副标题是“对日本文化小小的希望”，他不忌讳出身“杂”，反而寄希望于以“杂”取胜。
&&&&那么中国呢？有人说，现在是崛起的时代了，大国崛起就要有“国学”，可一国之学怎么就只剩下了孔子之学？还有人叮嘱，素质教育就要鼓励熟读经典，但“经典”难道只剩下了儒家五经四书么？回看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如果它被窄化为孔子和儒经一脉单传，你不觉得咱们的传统有点儿形单影只么？写到这里，抬头看窗外，一片云遮雾罩，据气象台说，明天上海又有一场雪，这个时候追忆历史，不知怎地，也像窗外风景一样，有一种穿不透的迷茫感觉。<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赫拉克勒斯的选择古希腊智者普罗狄库斯在其名著《季节》中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故事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青年时，曾为自己的人生道路苦苦思索。一天，他坐在僻静的树下读荷马的《奥德修斯》，这时候，走来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浓妆艳抹，穿着华美的袍子，体态袅娜，一副懂得享用生命的样子；另一个则端庄典雅，质朴恬美，身穿白袍，装饰纯净。她的眼睛带有湿润的忧伤，好像刚刚哭过三天三夜似的。
&&&&“我叫幸福，恨我的人则叫我邪恶女神。”第一个女人对赫拉克勒斯说：“跟我走吧，我愿意向你提供各种快乐，并保证你终生不受辛劳。”
&&&&“如果你走我指出的这条路，将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但我不能保证你享受荣华富贵。你只能得到自己给予自己的东西。”另一个女人说。她的名字叫美德女神。
&&&&邪恶女神打断了她的话：“多么漫长而崎岖的道路！看，除了艰难时光之外，美德不会许诺给你任何东西。”
&&&&美德反驳说：“你引诱人们奢侈、懒惰和睡眠，受你迷惑的人贪得无厌，下场悲惨。相反，我是工匠和善行的赞助者，家庭关系的维护者，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忠实同盟者。在我的庇护下，人们履行义务，享受工作的乐趣。即使死了，人们也会记住他们光荣的名字。”
&&&&赫拉克勒斯感觉到：这两个女人，正是自己要面对的两条道路，一条通向美好，一条通向罪恶，尽管它们的名称，都是幸福。最终，他牵起了美德女神的手，走上了拯救世人的英雄之路。
&&&&邪恶女神与美德女神的“幸福”都以美为本，但是，“美德”以美的心灵作底，“邪恶”却以美的身体为基，其质地完全不同，肉体的感觉也不同——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可见，幸福不是毫无重量的享乐，而是沉甸甸的承担。
&&&&人类历史中有很多幸福的灵魂，他们之所以最终获得了幸福，是因为他们对责任的坚决承担。当我们背负着沉重走向幸福的灵山时，难免步履维艰，只有不动摇的人才会最终懂得，这种担当，有纯净美好的真幸福为回报。
轻叩智慧之门&●哈佛的校徽有三本书，两本是打开的，一本是扣着的。这是说，智慧是不能只从知识里得到的
&&&&●我们的心灵必须超越感性，进入知性，进而提升到理性，才能为智慧创造契机
&&&&●在社会资本、文化能力和伦理智商呈现出普遍下降趋势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更需要培养做人的智慧
&&&&2007年，印度的文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合办了一个以“印度和中国从哲学角度审视知识,智慧与精神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印边界冲突以来，这是两种文明的首次哲学对话。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印度国家哲学学会资深学人就已开始协商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了。当时我的构想是以“知识与智慧”为主题，他们友善地建议加上“精神性”。我同意了，可是并不十分理解智慧与精神性的关系。至于知识与智慧，我确有些想法，但自知并不深刻。
&&&&今天，因为传播科技的突飞猛进，掌握信息很容易，对人文学（文学，历史及哲学）的冲击非常大，与之同步，青年人中也出现了“把信息混同于智慧”的趋向。曾几何时，博闻强识是学养的标志，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教授曾对我说，他所发表的论文从来不涉及两汉以后，因为他坚信必须把握“全部”资料才有发言权。那时只有饱学之士才能凭记忆指明某一文本出自何典、何章。但在搜索系统完备的今天，这种前人以皓首穷经的功夫所取得的学识已经成为连普通大学生都具备的基本功了。但，毫无疑问，信息究竟不是知识，如果不能把散离的数据形成有系统的概念，即便运用电脑的技术很纯熟，也根本无法进入人文学的世界。熟读、细读、精读核心文本的基础训练还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和智慧也属于不同的层次，好像掌握知识的多少和智慧的深浅没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少“文盲”却很有智慧。譬如，世界各地没有书写文字的原住民，就是靠他们的长老口传心授，把长期凝聚的智慧一代代承接下来的。就连公认的、极有智慧的人物也有不识字的，比如传闻中的六祖惠能。你看哈佛的校徽，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有一本却是扣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智慧是不能只从知识里得到的。现代科学认为，随着我们理性的发展，无知也随之向前发展。儒家传统里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但是，智慧和知识确有密切的关系。宋代的张载说“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有本质的分别，但“德性之知”并不完全脱离“闻见之知”，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知识并非智慧，但智慧不离知识。我们的心灵必须超越感性，进入知性，进而提升到理性，才能自我净化，才能客观地摄取知识，才能为智慧创造契机。前面提到的原住民的精神领袖和惠能都不只停留在感性的层次，他们都有知性和理性的能力，不过他们的境界更高，因为他们还体现了由悟性而开启的智慧。
&&&&那么，智慧和精神性的关系如何呢？一提到精神性，就很容易和宗教联系起来。但我对印度思想家提出精神性的原因颇有“了解之同情”。自从2004年我应邀到印度担任“国家讲座”，在五大城十所高等学府发表一系列有关儒家人文精神的讲座以来，结识了数十位当代印度的哲学高人，芭拉苏柏拉曼尼亚即是其中之一。他所强调的精神性不仅适用于“核心文明”的五大传统——犹太教、兴都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和希腊哲学中突出德性伦理的精神有关。
&&&&从儒家的心学，也就是“身心性命”之学，可以体察他如此表述的意义。人类有三种从远古就赖以生存的基本智慧，其中之一就是听的能力。中文“圣”的繁体字有一个耳，意思是能听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后的“耳顺”，即是突出精神性的“听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把实然和应然融为一体，也就是艺术自由和道德律令的合一，充分体现了人格成长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从孟子对自我实现的描述中窥得几分信息：善，信，美，大，圣，神。这里的“圣”和“神”都是描绘至善人格的价值。“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凸显了转化自我而又转化世界的人文精神。
&&&&陆象山曾说过，“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这至少表明了人格的培养不能全靠知识的积累来完成。在经济全球化导致同一性，而文化全球化又加深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信息时代，世界各地都有物欲释放和诚信缺失的现象。在社会资本、文化能力和伦理智商呈现出普遍下降趋势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更需要培养做人的智慧。这种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智慧，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经历，并用心去体验，没有捷径可循。<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泥土还能干什么一个人如何从一个直径两米、高四米，且内壁光滑无比的金属圆桶中徒手爬出来？
&&&&这乍一听起来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可的的确确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测试科目：每名即将毕业的学员，都会被扔进装着这样一个金属桶的深坑中，一夜的时间里，如果不能爬出来，那么，不仅他的测试成绩是零分，而且还将受到惩罚——届时，坑外会抛下一铲铲泥土，直到把他埋至齐腰深……
&&&&25年来，没有一个毕业学员能够徒手爬出圆桶。这道题，不知令多少经历过“魔鬼式训练”和严格考核的军中骄子，折腾一宿后无一例外地变得灰头土脸，束手无策地接受“泥土的洗礼”。以至于人们慢慢以为这本身就是道无解的题，或许只是这所军事名校为彰显个性而弄出的一个恶作剧的传统罢了。
&&&&直到有一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现了。
&&&&这个后来成为美国五星上将的年轻人，终结了该测试科目设立以来的“零分纪录”。可以想象，那一夜，麦克阿瑟也像其他同学般，经历过绞尽脑汁、竭尽所能、终又无计可施的煎熬。可当惩罚性的泥土抛掷下来时，他却并没像同学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而是迅速闪动身体，把落下的泥土踏实在了脚下。最终，那些泥土被他精心堆砌成了高高的土堆，站在土堆上，他用手够到圆桶的边缘，终于翻身脱离了圆桶，得到了满分。
&&&&不禁要为想出这道测试题的人拍手叫绝。这是道测试一个人身陷困境能否急中生智的智力题，更是一道关于如何对待惩罚的哲理题。有时，我们不得不面对“金属圆桶”般的困境，必须接受挫败后肉体上、精神上、物质上、情感上的诸多惩罚。但惩罚，可能是上苍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脱困的途径或道具。
&&&&所以，当惩罚来临的时候，别一味怨天尤人、沮丧屈辱。别忘了，可以埋没人的泥土，还能用来垫脚——把惩罚踩在脚下，没准就搭起了一个助自己摆脱困境的高台。<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悠悠夜航船月光如水，江南的微风清波里，漂来一只夜航船。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江南水网交错，便得舟楫之利，人们出行都要坐船。长夜漫漫，航程遥迢，夜航的人们坐着无聊，便以闲聊排遣寂寞。船客中有文人举子，也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乡民。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张岱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于是，他便编写了一本列述中国文化常识的书，取名《夜航船》，目的在于使人们不至于在类似夜航船的场合丢丑，“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矣”。
&&&&《夜航船》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广采博收，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个条目，涉及学科广泛，是一部比较有规模的古代百科全书。这不是一本高深莫测的古书，而是作为文化人应该了解的人文知识。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大致一窥江南古代文人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
&&&&张岱时代的江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今天知识的增长及人们对知识的掌握，比之张岱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当下知识总量剧增，知识衰变速度加快，人们时时会产生知识相对匮乏的焦虑。如果缺失了张岱那般对知识的渴求，不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氛围里细细爬梳，认真鉴别，怕是会被挤得无“伸脚”的空间。
&&&&除却知识总量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知识的润泽力量缺乏切实的体悟。不知是学问分化的影响，还是社会压力加大的局促，当代人很少有时间坐下来静心把玩这些看似无用的学问。虽然依然有学问之富如“两脚书橱”者，但由于奔竞于功名利碌，“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没有时间和心情体味知识之义理的深邃与幽远。人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于是，商学院门前的董事长总裁如过江之鲫，社会上的各种培训如烈火烹油，似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可以直接变成金钱。但如果不重视文化润物无声的涵容，不重视知识日月精进的滋养，对知识的掌握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敲门砖，那么面对万丈红尘和浮世喧嚣，我们便会失却心的方向和智的力量，即使是有“伸脚”的空间，却依然会安于“拳足而寝”。<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吾不如”汉高祖刘邦有段名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载《汉书·高帝纪》）。”此话可以说是刘邦知人善任、一统霸业的重要经验总结，其中的“吾不如”既显露了刘邦得天下后的愉悦心理，也彰显了其谦虚大度的态度，渗透了“谦受益”的哲理。
&&&&“吾不如”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不失为一种温暖的激将法，可以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之中，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激发个体最大的潜能。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吾不如”同样堪称金玉良言。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如果我们能低下骄傲的头颅，时常想想“吾不如”的道理，或许可以省却很多烦恼，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好。<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驴子的困惑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
&&&&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它作午餐。这下可把它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挣扎在两堆草料之间，竟然饿死了。当然，这头驴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杨朱泣途”。杨朱是先秦时期的哲学家，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他竟哭了起来。
&&&&布利丹的驴子之所以会饿死，正是因为它是自由的。自由的它总想给自己找一个在两堆草之间选择其一的理由，但它没有找到。而杨朱站在岔路口，同样是想找一条让自己不后悔的道路。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千里眼，无法超越时空，所以只能以眼泪回应自己手中的选择权。
&&&&自由之所以如此沉重，是因为自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承担。人们不愿意自由，其实是不愿意承担。
&&&&据说，在某国首都曾举行过一个妇女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妇女代表。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会上发表了她对选择爱人的看法，并说明她的丈夫就是她父母为她选定的，这使她至今都很高兴。有位妇女不理解她的观点，问她：“为什么？”
&&&&“因为，”她说，“如果是自己选择的，我将悔恨终生。”<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致读者“能足智者，天不能穷。”写下这句话，作为对您的诚挚祝愿。愿这第一次的见面，成为我们共赴约定的开始。
&&&&共赴一个品读智慧的约定，共度一段开启智慧的航程。在这里，您既能看到带给人类生活最大益处的实用性智慧，也能悟得探究事物最终本质的哲学性智慧；既能纵览古今中外具象的智慧结晶，也能领略着眼现实、深层解析的精妙思考。
&&&&通古今，去蒙蔽，启心智，这是我们的企望与追求。在这个丰盛而繁忙的时代，让我们放缓脚步，从人文社科的宝库中拾取思维灵光，从自然科学的奥秘中寻求智思妙想；让我们静下心来，拿起智慧的透镜，明察当下、预见未来、启迪人生。如果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愿孜孜培土，让它变得更加强韧。
&&&&相约每周五。期待您走进“智慧”，共品一杯回味悠远的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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