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炼利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凤凰博报 由你开始
你确定要删除此博文及其所有评论吗？
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王炼利*将“指导思想”诠释得不知所云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反复复强调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定下的。不过，迄今为止，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中的源头，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并没有交出一份足够“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答案。对此没什么不可理解。因为欲研究“继承者如何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先需要认真象样地研究马克思，吊诡的是，当今中国恰恰是研究马克思越有名的学府，研究得越不像话。当然，若对以下课题研究项目“望题生义”，应该就是在解答“继承者如何发展马克思”的问题——譬如2013年国家第一批社科资金重大立项项目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 （北京大学）、有“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与改革攻坚研究”（中央党校）、有“中国梦理论与实践研究”（清华大学）、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问题研究”（武汉大学）；2014年国家第一批社科资金重大立项项目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思想精髓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研究”（清华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列重要论述研究”“（中科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华南师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中央财大）。这些项目的国家资助经费一般为每项80万元。如果真能解答“继承者如何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化钱不算多。可是，恕我直言，我看了这些“社科资金重大立项项目”的课题，能联想到的就是四个字：“急功近利”。有限的社科资金（那也是纳税人的钱，或者说，是人民的血汗）是这样在应用，我相信这不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本意。而以上的课题资助资金，难免不打水漂——不要理由，仅根据“从来如此”。做任何研究，“实事求是”应该是学者的基本素养。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独立思考的产物，学术研究文章如到了批量生产的地步，就遑论“学术”也不叫“研究”了。在中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样，答案是无穷多。左的、右的、不左不右的；读过马克思和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反对马克思的和捍卫马克思的。。。。。。都可以说出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答案纷呈，恰恰暴露了中国的危机所在——名义上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一个，但这个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竟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亦在说他们反对得有理！将一个国家的领导党的指导思想解释得如此不知所云，世界上找得出几个国家？思想的混乱是根本的混乱。中国不稳定，首先是“指导思想”被解释得极为混乱造成！而“指导思想”是不能被混乱解释的，指导思想本身更加不能混乱。混乱就要酿成国祸。都铎王朝的第二个君主亨利八世原先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就是当时的英国指导思想。1534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新教就成了英国的指导思想。此后，在英国国君的嗣位上，天主教与新教始终势不两立，这是指导思想的势不两立；指导思想不同，无法和平共处，指导思想更加不可能“百花齐放”，每个正常国家都如此；否则必然天下大乱。因此，在中国，必须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有关“指导思想”的基本概念问题。说来也不可思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六十多年，有关“指导思想”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竟然还是一笔糊涂账！看来，越是涉及到国家大政的基本理论问题，越不能搞实用主义，越不能搞唯上主义，搞实用主义搞唯上主义只能培养投机者，从而排斥真正的研究者，给国家造成祸害。能对以上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概念问题进行正本清源、消除歧义、纠正误区的，中国有的是一批“板凳一坐十年冷”的认真的学者，即时下人们所称的“学院派”。他们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他们贡献的是能称得上是“研究成果”的东西。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来“左”和“右”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在“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可惜，恰恰是这些真正的学者，极其缺乏发声通道。各网站挂着的时事政治类的知名博主有好几百，绝大多数与这些真正的学者无关；网路上关心时事政政治经济的人有成千上万，却不知道思维宝藏的珍珠埋在堆积起来的五颜六色玻璃弹子的最下面。。。。。。当学术造假成风、“研究成果”成了转瞬能盛上盘的快餐，真正的学者擅长的谈事实，讲理论，遵循逻辑等职业素养早已不被欣赏；严谨、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也早已不受欢迎。更何况当今中国的人文类学术论坛不是越有学养就越能将声音放出去，而是先要加入到派系中去，才可能提供你发言平台，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以至于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国家中谈论马克思，也同样这个路数！一位谙熟多种欧洲语言，有着极深厚人文类学术功底的老学者看了争论双方都是“理论名家”的文章后，给一位中年学者的信中这样说：“难道我们中国一些所谓‘理论家’（不管是‘左派’、‘右派’或其他什么派）就是这样的水平？无论是理论观点、思维逻辑以及对历史事实的解释都十分浅薄，经不起推敲。”“根本不值得去读这些人的‘作品’，他们无非是翻来覆去，老生常谈。也不必花费精力去同他们争论。时间终将证明这些人的论断背离了真理。”不过，我们不能再等“时间终将证明……..”了！良币必须驱逐劣币，对于十四亿人口大国的“指导思想”，需要有根据、合逻辑的解读，以消除思想混乱。为此，也认真读过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人，愿意推荐中国几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业的教授的部分观点，由于这些观点深深启发了我，我相信，多少也能启发大家。 **请鉴别：是玻璃球还是珍珠？ *（一）、*中央党校经济部教授陈文通写于2011年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我认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文指出十几种当今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存在明显的误解”，也提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必须也只能实行市场经济的理由。理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都有着相同的生产方式，正是相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同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这里的“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陈文通认为，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错误的。这混淆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混淆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而马克思提及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出现，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出现过。对于中国曾经实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陈文通认为“是超阶段的产物，是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力图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号入座的产物。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变成了实际上的统制经济或命令经济，这种统制经济。。。。。。不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有低级形态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必然是名不副实，按劳分配必然变成平均主义‘大锅饭’，计划经济必然变成国家垄断、国家指令和行政控制。”他还认为，宪法规定的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主要是从政治权利和全民所有制资产法律所有权的角度来说的。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不仅不是主人，而且不能不受资本的剥削。某些经济学家说，实行市场经济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比起计划经济时代“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陈文通斥为“纯粹是无稽之谈”。他认为。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劳动力都在产生着剩余价值，不过市场经济社会剩余价值被企业主无偿占有了，计划经济时代则是被国家占有，并转化为新的国家投资。在当今中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继续在起作用，因为剥削仍然存在，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工人不能分享企业的利润、为什么企业主们异口同声竭力反对《劳动合同法、为什么富士康公司那么多的青年工人跳楼自杀。陈文通还指出：《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但批判的矛头所指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指向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包含着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最终必将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它不仅是“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巨大的历史功绩。*我读了陈文通的论述，受到如下启发：1.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有制经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2.不用否认也否认不了当今中国在对劳动力使用的过程中存在剥削，包括公有制企业。3.工会应参与保卫工人利益的立法。在保护劳动者的立法上，中国还做得远远不够。4.用法律解决劳动纠纷问题应形成一套完整制度并严格实行，有了这个基础，舆论不易渲染中国因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必然会存在的剥削。4.如何让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工人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主可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里共同作出探索和努力。*（二）、*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光明博士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他总结“苏式社会主义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是“它不但没有建成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甚至也从未显示过向这样的方向努力的意愿”。它虽然把生产资料最大限度地收归国有了，但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去代管生产资料以及一切社会事务的，是斯大林式的“慈父领袖”之类的特殊人物及其下属。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最根本规定——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却完全被弃置一旁了。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形似而神离，内在地包含着与创始人的理想目标恰好相反的发展趋势，它必然导致管理者蜕变为享有特权的特殊集团或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关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该如何研究，张光明认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作者科拉柯夫斯基一段话值得参考。科拉柯夫斯基说：“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还有他们的反对者们，全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即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与制度是不是马克思教义的合法后裔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会有三个回答，第一种回答肯定它，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给人类带来解放和幸福的希望，第二种回答反对它，同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但它是导致奴役、暴政和罪行的教义；第三种回答则否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而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科拉柯夫斯基同意哪一种回答呢？科拉柯夫斯基的观点是：这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的，是不值得予以回答的。因为“摆在思想史家面前的问题不在于拿某一特定思想的‘本质’与它在各种社会运动中的实际‘存在’作比较”，而是需要研究“这种思想本身中间存在着哪些模糊不清、彼此冲突的倾向，导致了它在实际中的那种发展？”张光明赞同这种研究方法。他说，类似科拉柯夫斯基列举的三个解题答案，“这里面隐含的前提是，一旦马克思学说出现，现实历史从此也就终结了，此后的事情就只剩下在终极真理的最高法庭上去审查、去裁判实际发生的事件了。”张光明批判了这种观念：“按照这种历史观，势必把‘好的’或‘坏的’历史进程的形成归因于正确的‘理论’或‘谬误’的理论，归结为人们、特别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动机、意图、认识和道德，从而把活生生变化着的‘人民的生活史’追溯到观念的、思想的、心理的……最终追到无数细小的偶然性那里去，用一小撮好心人和野心家的对立去代替对历史矛盾的客观分析，马克思大声向人们呼吁的、要求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根本原因的基本方法，在这里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当人们这样把马克思干净彻底地驱赶出去的时候，却自认为是在维护他的学说的正统！依我看，这表明了我们的论者对马克思的方法的认识还需要从头开始。”“大量事实证明，世界社会主义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基本性质。。。。。。。社会主义运动在自己的演变进程中。。。。。。它们的产生、作用和演变，其实仍然是受到隐藏在背后的现实历史条件的支配的。不论运动的参加者自己怎么想，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因素仍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和由此而产生的需要与利益。而由于这些环境、需要和利益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人们便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理论或修改、或取舍、或抛弃，或故意歪曲。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只不过在社会主义运动这里，意识具有了比以往历史上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以为由于自己的作用，历史发展的动力颠倒过来了。”张光明将之称为“意识形态假象”。他认为，要破除这种假象，“最重要的是对从近代到当代的世界历史演变有新的深刻全面的认识”，“正是变化中的世界历史，才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演变发挥其根本决定作用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如此重要——“不仅仅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与派别，而且马克思学说自己，也只有放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认识清楚，也才能做出合理的、批判性的历史评价。”*我读了张光明的论述，受到如下启发：1.社会主义运动是受到现实历史条件支配的、不断在变化着的“社会存在”。研究这个“社会存在”，“概念先行”是行不通的。必须将真实的历史当成研究的背景墙。中国研究马克思的专家成千上万，但鲜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果，就是他们的研究从动机开始就富有太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假象”。他们太专注官方“官方观点”，将官方观点当成自己整个研究的背景墙，这种出发点就带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并将这种目的性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了众多“中国特色学者”的“研究特色”——但愿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能少些这样的“中国特色”。但愿2015年的“社科资金重大立项项目”，能更多些实质性的研究内容！2.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形似而神离，需要研究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的问题。我认为是带有必然性的。理由正如张光明所说，“它不但没有建成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甚至也从未显示过向这样的方向努力的意愿”，“它必然导致管理者蜕变为享有特权的特殊集团或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研究员李延明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涉及到好几个现实层面。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研究，我认为有相当现实的意义。流行的说法，“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李延明认为，这是对民主集中制和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两者都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李延明这样对“民主集中制”溯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初创时，列宁提出，“集中制思想”应该 “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应该由“十来个”富有天才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党中央；中央委员会“处理一切全党性事务” ，每个地方组织和每个党员“有服从中央的义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这样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列宁认为党内的民主原则要等到社会民主工党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党内职务能通过选举产生时，才可实行。到了1905年革命时期，列宁就提出了“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把民主原则引入组织制度，由此就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把民主与集中结合到一起，造就了一个既不同于民主制也不同于集中制的新事物。那么这个新事物究竟是什么呢？ “民主集中制”创始人列宁并没有对此作过概括性表述。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概括：“（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上到下按选举产生；（二）党的各级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上级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执行。”同年，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归纳为（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将“四个服从”看作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至此，李延明提出了“中央服从谁？” 李延明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和他们参与制订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章程里，“我们只看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看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属于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内含了“集中”，这是民主本身所内含的集中，是平等成员之间的横向集中。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它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延伸）则是不平等成分之间的纵向集中，“与少数服从多数”不同，这是民主本身所无法包含的那种集中。李延明认为，不同性质的集中是权力系统中主权位置不同的反映。主权的位置决定着系统内权力从属和行使的方向。当权力是自上而下逐级授予时，下级的权力既然来自上级，自然就要服从上级，即实行纵向的集中；当权力是自下而上逐级授予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来自全体选民，就得服从下级即全体选民。而全体选民决定事务的方式只能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即实行横向的集中。纵向集中的表现形式是下级服从上级，这是主权在君的特征；横向集中的表现形式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主权在民的特征。两种性质不同的集中分别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相联系。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内，虽然存在着选举制度，但是选举对权力的形成和转移并不起决定作用，即使党的各级委员会多数是由该级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但是不经过上级委员会批准就无效；而没有中央的同意和安排，全体党员是没有能力举行代表大会的。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地逐级授予的。　在中国，不但是执政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成了民主集中制，基层政权权力也是自上而下地逐级授予的。在实行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不可能决定国家权力机关上层人员的命运。国家上层人员的命运是自我决定的。国家上层人员是否忠于全体公民，能否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主要地取决于他们个人觉悟、品质和能力等个别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政治制度中的选择机制。这样，一个不受选举制形式约束的、全体公民无法监督也无法影响其命运的特权阶层产生就在所难免。这个特权阶层才真正拥有主权。东欧和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垮台有多种原因，其在政治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没有实现。公民在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在这种制度内，上级比下级多享各种利益。一个人要想得到自我实现，除了在等级的阶梯上向上爬以外别无它途，向上爬又要依靠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来实现。这是“纵向集中”的民主集中制所决定的。“纵向集中”的民主集中制是个需要“英主”的制度，“英主”出现，民主集中制可能会起好作用。但民主集中制本身却保证不了产生“英主”，不但保证不了，还因为它是上级选拔下级的制度，还在实际上还排斥了真正优秀的人进入各级领导岗位。李延明指出，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时代背景是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 1920年7月，列宁亲拟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十三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利、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服从”，也是在战争年代。战争年代要夺取胜利，非如此不可。但是，当共产党的工作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不应该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人民对民主集中制就难以忍受了，由于公民在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相当多的公民并不把这个政权看成自己的政权，而看成当权者们的政权。李延明认为，这也是苏联垮台时不但绝大多数公民袖手旁观，不少人还参加了反政府行列的根源之一。*我读了李延明的论述，联想到7月9日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应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邀请做的访谈，很是感慨。姚增科副部长访谈的题目是“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姚增科说，“如果说政治纪律重在讲‘忠诚’，廉政纪律重在讲‘廉洁’，那么可以说组织纪律则重在讲‘服从’。”“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请示报告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是组织生活必须遵循的根本制度、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违反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姚增科的发言是讲给八千万党员听的。也是讲给所有共产党的干部听的。不过此发言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党员和党员干部范围。路透社和&联合早报&都在倾听这个访谈。路透社和&联合早报&都挑了六千多字访谈中的二百来字，做了专门文章。这二百来字是：“苏联解体之前，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不少苏共党员甚至是领导层的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思想混乱最后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就眼看着哗啦啦地轰然倒下，不能不发人深思啊。”于是路透社这样做文章：“路透社报道称，中国领导人与官方媒体反复强调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显示北京当局担心中共统治权威受到挑战。”&联合早报&这样做文章：“（北京综合讯）中共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昨天说，前苏联共产党允许党员发表异见、成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中国必须引以为鉴。”在中国基层社会，关心时政的人们议论纷纷：不能乱说话了。如果是颠覆政府、推翻执政党的言论，不许乱说，那是肯定的，是对的，哪个国家都如此，哪个国家的言论都不可能自由到任其危害政权的存在。但是，当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确已经被解释得极为混乱，允不允许让学者和专门家们展开大讨论大辩论？姚副部长的访谈内容是有关加强党的纪律，但为什么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诸如“党要管党”之类的正常感受，而是马上与“整肃言论”挂上了钩？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是否必须要“四个服从”才能保障？“四个服从” 这个应战争年代而诞生的铁律，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是否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下去？李延明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有没有道理？这些，都是应该可以讨论的，姚副部长的这个讲话，不应该是“封口令”。至于说到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原因有多种，姚副部长的讲话会使人误会苏共和苏联是因为党员发表了不同意见而被葬送的，但事实不应该是如此，也不会如此。也许，姚副部长看了某些共产党员发表的措词行文不够理性的文章，产生了些许误判。在中国学界，认真严谨的学者对以上问题都有过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只是如今中国浮躁盖世，急就章的跟风文章和互打意识形态仗的文章因为能吸引眼球，被网媒争相传播，而真正深刻的有助于党和国家吸取经验教训的思考，很多被喧嚣的话语声所淹没。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在“指导思想”的根本问题上，极其迫切地需要展开一场类似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才是中国稳定的根本。这次应该是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开展大讨论。中国既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上了宪法和执政党党章，对指导思想的实质内容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在说不过去！这个大讨论，必须覆盖网络，除了一直在网媒纸媒露面的知名学者，更需要将中国还处在沉默状态的真正以治学为己任的专家学者吸引过来。良币必须驱逐劣币！
有不一样的发现
<div class="num1_b" id="commend_num_
上一篇&&&&
下一篇&&&&
1952年12月出生 ，
。上海人，祖籍浙江宁波。
日在南方网广东发展论坛发表首篇网络文章《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从此步入网坛。
2006年4月，在《博客中国》开博。
日，在《凤凰网》开博。两个月后，博客名前添了前缀：VIP
博主最近发表的 10 篇博文
凤凰博报微信　　此题目有些尖锐，但非常说明问题。
　　教师，作为职业，谋生手段，一般业者都希望把工作做好。
　　问题在于，做好某项工作，需要很多必要条件，比如，足球运动员，必须有强悍的体魄，惊人的速度，猴子一样的灵活，机灵的头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因此，足球运动员会在这几个方面提高自己的水平。
　　同样，作为教师，需要在哪些方面提高自己呢？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业者，能否有勇气挑战一下自我呢？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呵呵...
　　一切都是梦。我只想知道教师的工资怎样调正...
　　1、收入太低。不能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2、压力责任过大。影响人成长的、成绩的因素太多了，不能全归教师。
　　3、工作量过大。不少的一线教师都在十几节课每周，甚至二十节以上也很多。
　　　　但是别忘了更多的时间要备课、批改作业、早自习、晚自习。很多老师同时还要承担班主任工作。
　　4、应付性工作太多。每年来自上面的检查很多，都要老师去完成各种基础资料。
　　　　学校的常规工作中，无用、无效的工作也很多，因为上级定期检查各种资料、汇总、报表等。
　　建议：
　　1、切实提高教师收入，一边吸引人才，发展教育事业。
　　2、实事求是的评价教师工作。
　　3、要求班主任工作计入工作量。
　　4、减少上级、外部的检查和干扰。
　　焦灼的心态。
　　@水心老十 沁阳老民科，你好像还有些历史问题没解决呢。
　　培养好的足球员需要什么投入？饮食？锻炼的时间，设备？各种配备？这些是不是都需要钱？
　　老师自我修炼提高需要什么？时间，金钱，无后顾之忧的环境，请问这些都有了么？
　　当每个老师都忙于应付各种所谓的工作，
　　当每个老师都要忙于养家活口，为五斗米折腰，为赡养老小，为老人孩子看得起病，读得起书来煞费心神.
　　老师也只有一个脑袋两条手臂，老师一天也只有24小时，试问，这样如何提高自己呢？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应试制度不改，想必现状无法有多大改观　　
　　当我们都把教师当作一个社会正常的职业的时候就对了。
　　教师就是一种职业，不要自我认为是蜡烛，中国的市场经济改变了所有的国人，向钱看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现实。补课也是劳动所得，比腐败光荣，至少在行为、道德和法律上是这样的。　　再者，我们成天讲应试教育不好，如果没有了应试教育，我们连补课的机会都没了。同行们应知道，中国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应试教育不好，扼杀学生的成长和创造性，（如果去作过调查话我相信是这样），我们的领导，行政、乃至政府和最高抉择人，经常谈中国的教育问题要改善，并下达有关素质教育的文件和政策。但这么多年改变了吗，学校也用尽心思去应付这种政策，各种素质教育的形式与谎言欺上瞒下，并得到了认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太多太多，需要大量的学校和高水平的教师，需要大量的投入和钱，政府舍得吗，应试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第一投入少，一个教室就可容几十上百的学生，一张棹子，一本书，一个教师，教师的工资再给低一点，把中高以上职称名额少一点，这个成本就很低了，你说这样教育能花多少钱。第二应试教育以分论英雄，谁高就是大哥，应该得奖赏。而全中国老百姓都认为公平，不然中国就再没公平了。然而，教师工资低，就给你创造了补课的机会，明知不道德，而谁又会因此去受贫。中国人机会主义者多，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会改变的，最多是万变不离其中，好好把握机会，再换个新车。
　　教师的问题，有人把教师当农民工了，教师的工作不需要多少知识，不需要什么技能，如果不是有规定，让人上去讲课，就有人敢轰一口猪上去讲课。现在，教师收入高于农民工，因此，它们觉得已经很对得起教师了。
　　1、切实提高教师收入，一边吸引人才，发展教育事业。　　2、实事求是的评价教师工作。　　3、要求班主任工作计入工作量。　　4、减少上级、外部的检查和干扰。
　　现在做教师一点儿不吃香，就是说出去有点儿面子。　　
　　上面发牢骚的居多，我提一点建议：从本科水平和心理学提高比较有效果。
　　本科水平当然是你自己所教学科的业务水平了，总不能让学生的问题给难住吧？
　　而心理学则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了，如何让学生信服，如何让学生喜欢，如何增加课堂效率什么的。
　　中国教师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给的工资有点低，这个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没有尊严！我是海南医学院的老师，待着被院系领导整，辞职都辞不掉，简直匪夷所思。什么时代啦？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